吕亚虎《出土简帛文献与数术信仰研究》出版图文来源/“中古史”公众号责任编辑/杨洪金审核/冯立君、胡耀飞、王子烨

吕亚虎《出土简帛文献与数术信仰研究》出版图文来源/“中古史”公众号责任编辑/杨洪金审核/冯立君、胡耀飞、王子烨

于赓哲、彭李晓：新罗牛黄入华与唐罗关系——医学史视角下的外交西岳史著

郭海文把爱撒进学员心田郭海文的课一直赢得学员们的喝彩，但她仍然不敢丝毫懈怠，惟恐对不起每次课后那发自内心热烈而长久的掌声；她是目前全校惟一的文学博士，但很少有人知道她是推着姥姥、背着妈妈、抱着女儿趟过博士之路的；

页数：438出版时间：2024-07-01内容简介本书以出土战国秦汉简帛数术文献资料为主，结合其他出土文字资料（如玺印、封泥、金石等）及相关传世文献、民族志、民俗学史料，利用多重证据法及文化人类学、

新罗牛黄入华与唐罗关系——医学史视角下的外交药物在人类交往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香料贸易促生大航海时代、鸦片由药物蜕变为毒品进而引发战争影响中国、清朝试图以大黄左右中西外交、人参贸易影响东北亚政局等等。自唐代以来，牛黄在中原和朝鲜半岛的交往史中担任重要角色。中国自古以来对牛黄产地的认知，有一个逐步向东转移的轨迹。在唐朝的土贡体系中，山东半岛牛黄地位日渐提升。就在此时，与山东半岛气候、地理接近的新罗所生产的牛黄，借着新罗与唐朝外交关系的迅速升温进入“国礼”范畴，成为两国关系的“润滑剂”。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维系与周边国家、地区或民族关系的纽带和象征是贡赐，明清时期，牛黄是朝天使、燕行使入华后重要的外交礼品，具有重要作用。陈明认为，正是高丽牛黄这一地道药材的功效，才使得清心丸在时人眼中具有非凡疗效，“‘真真高丽丸子’（清心丸）在人们的心目中，之所以具有非凡的疗效，其原因就是此处所谓的地道药材——高丽牛黄。晚清时，高丽人参和清心丸的知识流传在北京仍余音不绝，并传入法国军医之书中。人们对高丽牛黄和清心丸的称许，甚至延续到了民国时期”。在日韩交往史上，牛黄也曾是朝鲜半岛对日输出的重要物品。可以说，东亚地区存在着对朝鲜半岛牛黄的“普遍信任”。实际上此类认知肇始于唐代，尤其是新罗统一战争期间。在唐与新罗的关系中，国礼的往来是深思熟虑的，目的是加深两国情谊，对付共同的敌人。朝鲜半岛的牛黄借此登堂入室，成为中国医药界公认的精品。此后千年，它在中原“道地药材”观念中地位的起伏变化，始终跟外交密切相关。汉唐时期的牛黄认知及其产地变迁新罗首次向唐朝赠送牛黄起自新罗统一战争时期。据《三国史记》记载，文武王二年（662）春正月，“唐使臣在馆。至是，册命王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乐浪郡王新罗王。拜伊餐文训为中侍。王命庾信与仁问、良图等九将军，以车二千余两（辆），载米四千石，租二万二千余石，赴平壤……（二月）六日，至杨隩，庾信遣阿餐良图、大监仁仙等致军粮。赠定方以银五千七百分，细布三十匹，头发三十两，牛黄十九两。定方得军粮便罢还”。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唐与新罗牛黄交流的最早材料，也就在此之后，新罗牛黄逐步登堂入室，成为中国传统药学公认的精品。新罗牛黄得到认可，借助了汉唐以来中国牛黄道地产地逐步东移的势头。牛黄在中国的药用历史悠久，汉代《神农本草经》中已将牛黄列为兽部上品之一，可见古人很早便认识到了其药用价值。唐及以前医籍和敦煌文书中对于牛黄功效的记载如下（表1）。表1

《草木子衿》序开场白人生在世，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一是活得明白，二是活成人样。想活得明白，首先要学历史，略知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有点难，因为史家追求真相，而有人却想掩盖真相；中学教材只能介绍梗概，中学教师就有条件明辨是非，释疑解惑。所谓活成人样，就是不同于禽兽，不同于牲畜，也不同于宠物，是能够说人话的人。“人话”的基本要求是合逻辑，讲真话，那最高的境界是诗歌。序言历史课本很枯燥，不能满足我们的兴趣爱好。语文课本中的古典诗词，让我们发现古人语言表达的高雅和优美。

杜文玉解读《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通典》出版图文来源/“唐史论丛”责任编辑/杨迦馨审核/冯立君、胡耀飞、王子烨

孤独充实、励志的留学生活——读拜根兴教授《负笈海东：韩国留学日记》有感王建宏拜根兴教授是海内外知名的隋唐东亚史研究专家，在古代中韩关系史暨唐朝与新罗关系研究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是中国—朝鲜•韩国古代史研究的杰出学者。在拜教授的花甲之年，他的《负笈海东：韩国留学日记》（以下简称《日记》）近期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无论是对于他个人，还是中韩史学界来说，都是一件可喜可贺且富有意义的事情。20世纪末，中韩建交不过数年，中国人对韩国的了解还极为有限，赴韩留学的学者主要限于东北地域及东部地区的高校和研究机构。而地处西部内陆的西安，与韩国的交流远非今日的规模和频度，赴韩留学者更是凤毛麟角。作为在陕西师范大学成长起来的隋唐史研究学者，拜根兴教授是目前所知陕西地区首位赴韩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史家往往有记录的意识和习惯，而撰写日记是一个人的心灵独白，能较为客观地反映作者的心境和当时所处的环境。从古代异域僧侣求法巡礼之记录，使者出使的报告，周边政权到中原王朝朝贡出现的“朝天录”“燕行录”“漂海录”，到近代国人前往日本或欧洲留学的“鲁迅日记”“胡适留学日记”等数量庞大的私人记录，均成为学界研究当时社会文化及不同地域间人文交流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而这部《日记》却是独一无二的。尽管近代以来曾有梁启超、陈独秀、黄炎培、金毓黻等学者留下了不少有关朝鲜半岛的著述，也有中韩建交之后在韩旅行、从教者等撰写、记录的文字，但多为短期停留或间接“修饰加工”后的作品，而非长时段数年间的切身体验之作。《日记》收录了拜根兴教授1998年5月26日至2002年8月27日四年多留韩期间完整的学习、生活、学术考察经历和感想，兼具“实录”性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作者是以成熟的隋唐史专家身份赴韩攻读博士学位，频繁与韩国史学界众多知名学者交往，对韩国各地的文物古迹、风俗民情、学术样态的考察着墨甚详。特别是十余篇跟随指导教授团队考察韩国古都庆州、扶余等地的考察记，成为这部《日记》最具学术性的文字。作者对考察中涉及的诸多历史问题，提出自己精深独到的见解，堪称一部汇聚思想火花与学术精华，通俗易懂的中韩学术交流史。因此，该书的公开出版，不仅对于了解中韩关系，尤其是新世纪之交的中韩人文交流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掌握这一时期陕西与韩国学术交往状况，乃至中韩整体学术交流史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近三十年前网络、交通不够通畅的年代，出国留学好比将自己置身于一座“孤岛”，尤其是对于已经成家立业，离开熟悉的环境，远赴一个异国的中年学者来说，不仅要克服语言、生活习惯的差异，还要面临抛家舍业、繁重学习的压力，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拜教授敢于走出这一步，着实令人钦佩。“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日记》中，思乡恋家之情常有表露：“晚上做梦梦见妻儿，醒来竟是梦，颇为惆怅”（1999.12.03）；“拿着儿子的照片看，心里苦戚戚的”（2000.09.12中秋假期）；“红叶夹在书中，给妻寄去”（2000.10.28）。而在返回韩国离别之际，“几次亲吻儿子，与妻话别，妻已眼泪盈眶”（1999.08.18）。这些思念牵挂、离别情动的文字，读来令人凄然动容。我相信，每一个孤身在外的人，都会有相同的感受，产生共鸣。尽管留学生活困难重重，思乡心切，但在日记中作者并没有抱怨和气馁，而是以昂扬的斗志规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新的一年开始了，本年度应再写3-4篇论文，学好韩国语，将涉及的史书过一遍。”（2000.01.01）看到此，读者自然会明白“一个优秀的学者是怎样炼成的”，才能体会这位“真正要拿学位”（2002.08.16）的学者付出了多大的心血。尽管“看书、写论文、学韩语”是作者的日常，但他仍然保持着观球赛、踢足球、追剧、上网等广泛的业余兴趣，为“贫寒枯燥，让人揪心的留学生活”（2001.05.10）增添了不少乐趣。通读全书，其中“励志”的色彩非常浓厚，读后使人深切感受到拜教授的留学生活“孤独而充实”。一个人的成功来源于自身的辛勤和努力，但也离不开机遇的垂青和“贵人”的襄助。《日记》中除对家人的思念、愧疚之外，几乎每一页都有对韩国师友、同学，国内同事帮助的感激之情的表露。“常怀感恩之心，常念相助之人”，这应是这部《日记》中的又一大特点。例如对韩国导师朱甫暾教授，对三次邀约共度春节的金善昱教授，对日常提供诸多帮助的尹在硕、任大熙、李玠奭、朴汉济、高明士等教授，韩国的同门师兄弟同行，还有国内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作者均在不同的时间表达自己的感谢和感恩。有关这一点，在《日记》“跋”“后记”中也可清晰看到。《日记》还关注到如1998年我国长江流域大洪水，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国庆五十年阅兵，朝韩友好互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如1999年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使馆，作者提到“看报纸，心里颇多愤怒不平”。对于国庆五十周年阅兵式，作者写道：“气势恢宏，在座的中国留学生无不欢欣鼓舞”。《日记》中还提及刚到韩国一个月的留学生在聚餐时，极为认真地说到她思念祖国（中国），“具体谈起国内每天早上司空见惯的油条、豆浆，以及各种好吃的东西”，如此，作者“才真正知道祖国是留学在外者心中各种东西的综合体，其并不抽象，而且十分具体”（2002.08.18），这种说法很令人信服。或许正如有人说的那样，“越是身在国外，越能体会何为爱国”。有关此类文字，即对国家家乡的思念依恋，在《日记》中比比皆是。作为赴韩留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后辈，我对这部《日记》的问世是充满期待的。两年前，拜教授受邀到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做学术讲座，期间他曾提及整理出版留学日记之事。当时我脑海里产生了两种想法：一是日记是一个人的心灵独白，公开个人日记需要极大的勇气，拜老师愿意公开自己的留学日记，那需要多大的胸襟和气魄！二是我也很想知道“一个优秀的学者是怎样炼成”的，并以此为镜，检视反思自己的留学生活。如今祈盼成真，承蒙拜老师惠赐佳作，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读完了全书，历历往事不断浮现在脑海，掩卷而思，我不禁提笔谈到了以上自己的感想，并与读者们共享。作者：王建宏，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2010年8月至2016年2月曾在韩国建国大学留学，主攻韩国近现代史。往期推荐：西岳史评

《粟特人与敦煌莫高窟营建》出版沙武田新著《粟特人与敦煌莫高窟洞窟营建》出版，《石窟考古专题丛书》，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24年。郑炳林先生作序，葛承雍先生推荐词。目录沙武田教授对粟特人在敦煌的聚居活动关注已久，他对粟特人在莫高窟洞窟营建的研究，涉及胡人供养像、胡商胡舞胡俗，各国王子举哀图及外来宗教的美术特点，远达中亚粟特和萨珊波斯，让世人重新认识莫高窟文化多元一体的特性，从中感受到各种文明汇聚，这不仅仅是史海钩沉，填补空白，更是为了客观地将粟特人的故事载入敦煌辉煌的文化史册，从而使历史的轴线再延伸，让民族脉络的信度再增强、让中华文明的场景又活起来，提升了中国学者的话语权，展现了敦煌艺术融合的总体格局，我们相信他会继续揭示敦煌外来文明的奥秘，沿着丝绸之路网道走出自己独特的学术之路。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敦煌壁画外来文明属性研究”首席专家

《史林新苗》第四十一期目录及内容摘要上半年刊01目录学术论文·儒学嬗变视野下周穆王形象的历史书写陈之先（江苏师范大学）·从移民垦荒到改土归流：清代前中期云南永北的“边疆内地化”进程袁子明（山东大学）·以俄为师：康有为对彼得大帝改革的认识与书写流变(1894—1905)苏咏曼（西北大学）·外压内缚下的烟草业专卖困境：以1936年烟叶专卖事件为中心王艺锦（陕西师范大学）·列宁在华形象变迁研究(1917—1924)凤志浩（西北大学）·17—19世纪英国精神病人安置问题探析孟佳璐、黄滢滢（西北大学）·“新人旧体”：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对英国现代女性观念的扬弃王介君（西北大学）札记·读两件“同名异文”箴体敦煌文书S.2165、S.5692陈文萱（南开大学）·白居易《胡旋女》“梨花园中册作妃”一句二旨发微王华欣（西安交通大学）·《宋史》辨误一则吴慧（安徽师范大学）·“粪人”小考：中古卫生之一瞥杜力遥（北京师范大学）·《括地志》“渭州华城”考廖柯为（湖南大学）·从“权力”到“权利”：尼伯龙人宝藏神话在德意志帝国重建下的意象嬗变姚冠桐（北京师范大学）综述·形象构建·地位辨析·女神映照——国内古埃及妇女研究的三种路向何鑫博（西北师范大学）长编·徐邦宪年谱长编阮云舒（西北大学）译介·政策人类学：张力，时间性，可能性曹欣颖、陈语墨、邵宜嘉

—從“渡海求仙藥傳說”到“東渡日本說”的演變》（《跨語言文化研究》第13輯，3-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19年12月；27.《也說《李訓墓誌》中的“朝臣”》

《史苑》第一期征稿通知《史苑》是由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主办，湖畔学术交流会承办的全国性学生学术类刊物。在中华大地百花盛开的学术园林中，《史苑》致力于促进历史知识的普及与历史学研究，为人民服务。西南大学的徐松岩教授曾为《史苑》题词：“探索真相，传播真知”。本刊为半年刊，本期为复刊后第一期。本刊将设置中国史、世界史、史学理论与历史教学等多个板块，涉及本科生在有关领域的最新论文成果、专著书评、读史札记、译介等。欢迎全国各大高校学生惠赐稿件。壹：征稿对象全国各大高校历史学及其相关专业本科在读学生贰：征稿栏目（一）学术论文本刊征收中国史、世界史、史学理论与历史教学方面学术论文字数要求：6000字至20000字（不包含空格、注释）（二）书评本刊征收各种史学专著书评字数要求：1000字至5000字（三）札记本刊征收各类读史札记、考证字数要求：1000字至5000字叁：征集评选与奖励我刊将在收到稿件10日之内告知评选情况。所投稿件经我刊采用后，我刊将赠送样刊一份。肆：投稿日期征稿日期：2024年6月26日—2024年7月31日伍：投稿方式邮件名请注明“《史苑》投稿+作者姓名+单位+文章名”，并在邮件正文中注明姓名、作者单位、联系地址、手机以及常用邮箱。为保证投稿文章内容无误，投稿时请务必提供Word和PDF两种格式的电子文档。陆：来搞要求与规范来稿要求观点鲜明、尊重前人成果、遵守学术规范。稿件应为原创的、未在他处发表过的学术成果。切勿抄袭、拼凑或一稿多投。注释采用页下注，具体格式参照《历史研究》2018年版引文注释规定。柒：投稿邮箱邮箱：15054800335@163.com捌：联系方式联系电话：15054800335联系微信：a15054800335联系人：冯同学附：本刊之论文格式要求往期推荐：《唐潮》第63期征稿启事西岳史学

技术与权力汉唐时期胎孕知识的性别选择作者简介：焦杰(1964-)，女，汉族，辽宁海城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妇女史，文化史。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古妇女文化研究”（19FZSB047）摘要：中国传统医学在汉唐时期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胎孕知识,主要集中在《胎产书》《产经》《诸病源候论》和《千金方》等医书之中。除了不孕症和孕期疾病的治疗、孕妇营养、养胎和接生的方法之外,还包括与生男生女有关的理论、医方、方术和胎孕禁忌等。受父权制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的影响，汉唐时期的胎孕知识带有明显的男性中心色彩，存在着强烈的性别选择倾向，本质上反映了权力与知识建构之间的关系。关键词：汉唐时期；胎孕知识；生育技术；男性权利汉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定型时期，传统医学大抵形成于斯。基于人类繁殖的目的和医者仁心，汉唐时期的人们依然努力探寻生命的奥秘，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胎孕知识。据《胎产书》《产经》《诸病源候论》和《千金方》等医书方书记载，除了不孕症和孕期疾病的治疗、孕妇营养、养胎和接生的方法之外，胎孕知识还包括生男生女的理论、医方、方术和胎孕禁忌等。由于传统文化是在父权制社会基础上构建并发展起来的，汉唐又是儒家伦理体系由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渐渐缊化为社会心理文化的时期，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背景无疑会对当时的胎孕知识产生影响。关于汉唐时期的胎孕知识，李贞德已经从妇产医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宏观讨论，涉及生理学、药物学和生殖学的内容，并且指出当时的求子方术“大多涉及求孕、求男、求好男等三个方面”，存在着性别选择倾向。但胎孕知识在漫长的七八百年里是否有发展变化，其具体方法如何，李贞德的研究并没有涉及。王孝俊从宏观角度探讨了古代生育的性别选择问题，涉及到求子的方法，指出溺女是“主要表现形式，也是最有效的形式”，却未能从性别角度对古代尤其汉唐时期的胎孕知识展开分析。王晶的研究涉及到汉唐医方中的生育技术与性别权力，但她却认为生育技术的局限与女性身体的自我感知使得“妊娠早期的生育权力合法地让渡到了女性手中”。对此观点，我不敢苟同。总之，学界关于汉唐时期胎孕知识的研究相对薄弱，从性别视角探讨权力与胎孕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更是不足，因撰此文对汉唐医书中的胎孕知识进行梳理，阐释性别、权力对传统胎孕知识建构的影响，从而为当代妇产医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一两汉时期重男不轻女的胎孕知识与经验《胎产书》是现存最早的记载古代胎孕知识的方技类古籍，成于先秦，世无传本，今所见本出土于马王堆汉墓，为汉代抄写。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先秦至秦汉时期医经七部，医方十一部，房中术七部，神仙学著作十部。与胎孕和求子有关的只有佚名的《妇人婴儿方》十九卷和《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东汉以后，与胎孕有关的医学著作又出现了张仲景的《疗妇人方》和张仲景弟子的《妇人胎藏经》，但这几部书均佚。所以，《胎产书》虽然出现在先秦时期，是秦汉以前胎孕知识和经验的总结，但其内容一直影响到汉代，其中的知识与经验也为汉代社会所继承。《胎产书》所记内容皆与胎产有关，既有关于胚胎如何形成并生长、产母如何调养的理论，也有如何求子和如何安胎保产的医方，此外还有预测产期、推算胎儿命运与避险趋吉、埋藏新生儿胞衣的方位图等。无论是产孕知识与经验的总结，还是迷信禁忌的内容，都与汉代的产育习俗和产育禁忌一样，充满着性别选择倾向，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求男的医方远多于求女。而且为了确保所产为男，孕妇在怀孕期间，尤其是前三个月，一定要遵守某些禁忌，或者采取某些干预措施，或者食用某些特殊的药物，达到转女为男的效果。关于如何生男孩，秦汉时人有着一套自己的经验。首先，人们相信，夫妻同房的日子与生男生女的关系密切。《胎产书》第一条就讲道：“禹问幼频曰：‘我欲殖人生子，何如而有?’幼频答曰：‘月朔，已去汁x，三日中从之，有子，其一日男，其二日女也。”人们相信女人月经停了之后三日内同房就可以怀孕，第一日同房所怀为男，第二日同房所怀为女。单日怀孕为男，双日怀孕为女，这一经验明显受到男阳女阴观念的影响。天为乾为男为一，地为坤为女为二，故单数代表男性，偶数代表女性。其次，人们相信，同房之前服食一定的药方可以保证所怀为男。《胎产书》又讲道：“求子之道曰：求九宗之草，而夫妻共以为酒，饮之。”九宗草是什么草后世并不得而知，李建民认为“大概近于瑶草、菟丝，恐亦是媚药之流”。估计应该是繁殖生长迅速之草，故名其九宗。趋吉的心理使秦汉时代的人们相信单日同房并服食九宗草药酒可起到双保险的作用，不但所怀一定为男，而且将来肯定开枝散叶。经过双重保险怀孕之后，若不能确定是男是女，还可以采取一定的干预措施，即服食一定的药物，或者施加一定的方术，使胎儿的性别变成男，这在民间称作转胎。在汉代，这种方法已经被写入《胎产书》里。转胎的时间最好是怀孕的第三个月。《胎产书》言道：“三月始脂，果隋肖效，当是之时，未有定仪，见物而化。是故君公大人，毋使侏儒，不观沐猴，不食葱姜，不食兔羹，x生男，置弧矢，x雄雉，乘牡马，观牡虎；欲生女，佩簪珥，绅珠子。是谓内象成子。”“见物而化”观念的产生，缘于古人对胚胎的认识。“古人认为妊娠第三个月是胚胎定型的关键时刻……孕妇在此时期所接触到的各种外界因素都可直接影响胎儿成长的变化。”为了防止“物化”的结果不好，孕妇必须遵守许多禁忌，比如不能见侏儒，不能看猴子，不能吃葱姜，不能吃兔子肉等，以免胎儿生下后会有缺陷。接触不好的物事会影响胎儿的正常发育，接触好的物事当然有利于胎儿向理想的方向发展，多见“君公大人”就是让胎儿沾染富贵之气，以便将来在仕途上飞黄腾达。同理，采取一定的积极措施，就可以使胎儿“物化”成男。弧矢是男子射猎工具，在孕妇的房间放置弧矢，让孕妇食用雄雉、乘牡马、观牡虎等，是为了让胎儿沾染雄性的特质以转胎为男；簪珥、珠子都是女人的装饰用品，接触女性的物品是让胎儿感染女性的特质使其成为女形。这些方法本质上属于交感巫术中的触染律，即接触巫术。这些干预措施在今天看来极为荒谬，但是秦汉时代却被奉为圭臬。除了这种方术外，汉代还发明了一些特殊的具有“转胎”效果的药物，孕妇在前三个月服食就可以保证生下男孩。《胎产书》又讲道：“怀子未出三月者，吞雀瓮二，其子男也。一曰：取雀瓮中虫青背者三，生吞之，必产男，万全。一曰：以方咀时，取蒿、杜、蜱蛸三，冶，饮之，必产男。已试。一曰：遗溺半升，xx，坚而少汁。一曰：取蜂房中子、狗阴，干而冶之，以饮怀子，怀子产男。一曰：×鲜鱼××食之。”雀瓮是毛毛虫，蒿、杜是两种草本植物，蜱蛸是蟑螂卵，都可以入药，但药性却与生子无关，不知为什么被古人视为具为转胎的功效。书中还有一条缺文甚多，仅有“令·…产男”字样，但明显可见也是生男孩的秘方。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妇女生育功能很强，但接二连三地总是生女孩。针对这一现象，人们相信通过实施巫术的方法也能达到生儿子的效果。《胎产书》又讲道：“女子鲜子者产，令它人抱其x，以去x×濯其胞，以新布裹之，为三约以敛之，入x中，令其母自操，入溪谷，x××之三，置去，归勿顾，即令它人善埋之。”按照《胎产书》的说法，女人生产之后，可以让其他人帮着洗濯新生儿的胞衣，按照一定的方式用新布将胞衣包裹起来并进行一番处理，然后由新生儿的母亲拿着胞衣进入山中，再举行一系列的仪式，将胞衣放到山谷间，头也不回地返回家去，胞衣则由他人仔细埋藏起来。如此这般，产妇多生女儿的特质就被扔掉了，人们相信下一次怀孕一定是男孩。虽然《胎产书》中的产孕知识与经验的性别选择倾向十分严重，重生男不重生女，但它并非一味只讲如何生男，也会讲到怎样才能生女孩。除了月经绝后双日同房之外，还有转胎为女的方法，即“欲产女，取乌雌鸡煮，令女子独食肉歌汁……”《胎产书》还说，如果某些人家生的儿子多而想要个女孩的话，还可以将胎衣按照一定的方位埋起来，下一次一定会生女孩。但在重生男的同时，也不完全忽视生女。《胎产书》之后汉代医书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是书经宋人整理而保留下来，里面记载很多饮食方面的禁忌，与胎孕有关的内容主要孕妇的饮食禁忌，大体继承了《胎产书》中的说法。比如《禽兽虫鱼禁忌并治第二十四》：“妇人妊娠不可食兔肉、山羊肉及鳖、鸡、鸭，令子无声音”“麋脂及梅李子，若妊妇食之，令子青盲”“妇人妊娠，食雀肉，令子淫乱无耻。”《果实菜谷禁忌并治第二十五》：“妊妇食姜，令子余指。”Ⅲ文中的“子”应该是泛指男女，不论生儿生女，都希望他们非常健康、品德端庄。不过，《金匮要略》中是否有胎孕知识与求子的方术和医方并不清楚，因此也无法从中一窥东汉时期胎孕知识的性别选择是否与西汉一致。另一部载有汉代求子方法的是房中术著作《素女经》，里面也谈到了如何生男生女、如何转胎为男的问题。这本书大约成书于战国和两汉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被重新整理过，该书继承了《胎产书》所载夫妻同房求子的方法并有所发展，其假借彭祖之口言道：“求子之法，当蓄养精气，勿数施舍，以妇人月事断绝，洁静三五日而交，有子则男，聪明才智，老寿高贵，生女清贤配贵人。”《素女经》认为，要想生男孩，一定要减少性生活的次数，即养精蓄锐，待妇人月经干净后的第三日或第五日同房，如果怀孕肯定是男孩，而且这个男孩既聪明又能干，将来会高寿且富贵的。即便生的是女儿，女儿的品行也绝对出色，将来也是贵不可言。相比于《胎产书》《素女经》对生育的认识不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也相对理性，减少性生活次数可以提高精子密度与质量，的确有利于妇女受孕，但怀男怀女并不一定。不过，为了满足大众生男的需求，《素女经》提供了一个转男的方术：“妇人怀子未满三月，以戊子取男子冠缨烧之，以取灰，以酒尽服之，生子富贵明达。”二魏晋南北朝重男轻女的胎孕知识与经验魏晋南北朝胎孕知识在《胎产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先后出现了很多医书和方书。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各类医学书籍十多种，本草二十多种，医方一百六十多种，针炙十多种，胎产、养生、服食之类约一百种，合起来共有三百多种，平均一年产出一种。比较有名的有葛洪的《玉函方》《肘后备急方》，陶潜的《陶潜方》，萧纲的《如意方》，姚憎垣的《集验方》，陈延之的《小品方》等，专讲妇女胎产的医书有德贞常的《产经》。这些医书和方书载有很多求子和转胎的药方与方术，也有很多胎孕禁忌内容。与两汉时代相比，求子和转胎为男的方法越来越多，重男轻女的色彩更为鲜明。南北朝时期的求子、转胎的方法越来越丰富，除了单纯的药方、方术和房中术外，还有一些将医方、方术和房中术结合起来的方法。关于求子，《医心方》中一共收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治无子法九种，其中三种与房中术有关：第一种是葛洪的《葛氏方》所载：“以戊子日，令妇蔽胫卧，上西北首交接，五月七月庚子壬子日尤佳。”第二种是《新录方》所载：“常以戊子日，中时合阴阳，解发振立得。”前者既有时间的要求，也有方位的要求；后者只有时间的要求。第三种是《玉房秘决》所载：“治妇人无子，令夫人左手执小豆二七枚，右手扶男子阴头纳女阴中，左手纳豆著口中，女自男阴同入，闻男阴精下，妇仍当咽豆，有效万全，不失一也。”这是房中术却带有明显的模拟巫术的色彩。求子药方有三种，其中两种为《僧深方》所载，即男子服食的庆云散和妇女服食的承泽丸，另外一种药方则带有方术性质，见于《葛氏方》：“桃花未舒者，阴干百日，捣末，以戊子日三指撮，酒服。”此外还有“正月始雨水，男女各饮一杯，有子”“炙中极穴”，前者是方术，后者是炙法，都收录在《新录方》里。最后一种方法明显是佛教的宣传，见于《耆婆方》：“常以四月八日、二月八日，奉佛香花，令人多子孙，无病。”另外，陈延之的《小品方》第七卷有“治妇人无儿诸方”可惜内容已佚。与汉代相比，南北朝时期的治无子方法不但沾染了许多道教神仙色彩，也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关于转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方法就更多了，绝大多数都属于方术性质，通过让孕妇接触带有男性或雄性特质的物与事，并将其特质传染给腹中胎儿，从而达到转胎为男的效果。德贞常的《产经》载道：伊尹云：盖贤母妊身当静，安居修德，不常见凶恶之事，宜弄文武兵器，操弓矢、射雄雉，观牡虎，走马犬，生子必为男也。又法：妊身三月，取杨柳东向枝三寸，系著衣带不失，子为男。又法：妊身三月，取五茄置床下，无令母知，子为男。又法：始觉有胎，服原蚕屎一枚，勿令母知。又法：取石南草四株置席下，勿令知之，必得男。此外，葛洪《葛氏方》中有“觉有妊三月，溺雄鸡浴处”，“密以大刀置卧席下”，“新生男儿脐，阴干百日，烧，以酒服之”。《如意方》中有“食宜男草花即生男。一云妊身时带之即生男”，“用乌鸡左翼毛廿枚，置女人席下”，“取雄鸭翅毛二枚，着妇人卧蒋下，勿令知”等，都是转胎为男的方法。上述转胎方法只有服原蚕屎属于药方性质。原蚕屎具有祛风除湿、活血化瘀的功效，可以用来治疗风湿痹痛、肢体不遂、风湿瘙痒、腹部受凉、脚软、皮肤麻痹、上吐下泄、闭经、崩漏等状况。可能因为经常入药，且对人身体有益，故而被认为具有转胎的作用。其余的方法大都为方术，发生作用的原理是交感巫术。比如文武兵器、弓矢等是男人的用品，操弓矢、射雄雉、观牡虎、走马犬等都与男人活动有关，乌鸡左翅毛、雄鸭毛在文化观念上也象征阳性。此外，杨柳、五茄(五加皮)、石南草和宜男草等植物被认为具有转胎为男的效果也与接触巫术有关。杨柳在民间观念中一直代表着生殖和避邪，东向枝被赋予生男的神秘力量是因其吸取了太阳初升的阳气；“石南”即“十男”；“宜男”的意义更明显，而妇女戴宜男草求子习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宜男草被写入医方是吸收了民间观念的结果。这些东西要么置于孕妇席下或床下，要么佩带在身上。有些方法需要秘密进行，不能令孕妇得知。虽然以酒服新生男儿脐带勉强可算做药方，但只有男儿脐带才能达到转胎的作用，其本质也属于交感巫术。与两汉时代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南北朝时期，胎孕知识又增加了两个内容：其一是对胎儿性别的探究。《产经》载有很多种判断胎儿性别的方法，按其性质可分为三类：一是以脉知胎男女法；二是占孕男女法；三是以母年立知胎子男女法。除了号脉是传统的中医诊疗方法外，其余两种方法纯属方术，应该与南北朝时期的神仙道教有关。其二是增加了胎教的内容。胎教的概念最早可上溯到先秦时代，第一位践行胎教的便是“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的周文王之母，其次是“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的成王之母。汉代的儒家学者认为母亲的言行与子女的道德品行关系密切。贾谊即主张：“凤凰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戾之心，两者不等，各以其母。呜呼!戒之哉!无养乳虎，将伤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书之玉版，藏之金柜，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具体做法则以控制孕妇的欲念为主：青史氏之《记》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七月而就蒌室，太师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太卜持蓍龟而御堂下，诸官皆以其职御于门内。比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抚乐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调，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这些胎教内容见于《新书》和《大戴礼记》，主要反映了汉代儒家学者的胎教思想，即“儒家的‘礼乐’是胎教的核心”。胎教的目的是“无养乳虎”，避免“将伤天下”的恶果出现，故而只实施于国家庙堂，用于储君的培养，只是汉代皇室是否实施并无明确记载。随着儒家正统地位的巩固与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普及，儒家的胎教思想无疑会对胎孕知识的建构产生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医书已经引入了胎教的内容。德贞常《产经》的“妊妇修身法”即云：妊身三月，未有定仪，见物而为化，是故应见王公、后妃、公主、好人，不欲见偻者、侏儒、丑恶、瘁人、猿猴，其欲生男者，操弓矢、射雄雉，乘牡马走田野，观虎豹及走马。其欲生女者，著簪珥施环佩。欲令子美好者，数视白玉美珠，观孔雀，食鲤鱼。欲令子多智有力者，当食牛心，御大麦。欲令子贤良者，坐无邪席，立无偏行，是谓以外象而内化者也。《产经》的胎教内容明显缘于《胎产书》中的“见物而化”理论，本质上是从胎孕禁忌发展而来。但早期的“物化理论”注重胎儿的性别选择和身体的健康，以禁忌的形式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而此时的“物化理论”除了关注性别和身体健康外，又增加了对人品、道德修养和外貌形象的考虑，而关于人品、道德修养的考虑明显受到贾谊“素成”思想的影响。与《胎产书》相比，除了欲生男生女有不同的要求外，《产经》将“君公大人”的范围扩大到“王公、后妃、公主、好人”，既关注到男孩的品貌，也关注到女孩的品貌。另外，还增加了“令子美好”“令子多智有力”“令子贤良”的内容，希望孩子不仅长的端庄好看，而且有才智和能力，品行出众。虽然《产经》所云之“子”可为男也可为女，但“多智有力”和“贤良”传统上是对男子的期望，故南北朝时期的胎教理论性别色彩鲜明，完全继承了两汉时代胎孕禁忌的性别选择倾向。除了医书之外，许多术士似乎也掌握有妇女生产和接生的技术。北齐术士许遵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不但“明易善筮，兼晓天文、风角、占相、逆刺，其验若神”，而且还懂得妇女产孕知识。他的儿子许晖对术数感兴趣，想求父亲教授，但许遵认为儿子天资不够好，“唯授以妇人产法，豫言男女及产日，无不中。武成时，以此数获赏焉。”只是许遵的妇产知识多与方术有关，主要预言生男生女和生产日期，是否擅长接生并不得而知。尽管如此，拥有这些知识的人往往会得到上层社会的青睐。北齐时还有个叫赵辅和的术士也能预言生男生女和预判产期，他与许遵一样也精通周易卜筮之法，天文历术相宅相墓之类无所不精，他因此而官运亨通。《北齐书·方伎传》载道：赵辅和，清都人。少以明易善筮为馆客。高祖崩于晋阳，葬有日矣，世宗书令显祖亲卜宅兆相于邺西北漳水北原。显祖与吴遵世择地，频卜不吉，又至一所，命遵世筮之，遇革，遵世等数十人咸云不可用。辅和少年，在众人之后，进云：“革卦于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象辞云：‘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显祖遽登车，顾云：“即以此地为定。”即义平陵也。……和大宁、武平中筮后宫诞男女及时日多中，遂授通直常侍。其实，许遵、赵辅和之流所掌握的产孕知识非常有限，除了预判生男生女和出生日期外，他们懂的并不多，而这两项技术并不十分复杂，通过长期的观察与经验总结，大概率会有一定的准确性。卜筮只不过是为这种观察与经验蒙上了神秘的外衣，使他们的技术显得高深莫测。尽管妇女本身于生产有更多的观察与经验，许遵、赵辅和所拥有的经验与观察更多的可能是来自于她们，但是因为她们很少有机会学习并掌握周易卜筮之法，所以她们宁愿相信那些不会生孩子的男人而并不敢相信自己。《北史》载道：颜恶头，章武郡人也。妙于易筮。游州市观卜，有妇人负囊粟来卜，历七人，皆不中而强索其粟，恶头尤之。卜者曰：“君若能中，何不为卜?”恶头因筮之，曰：“登高临下水洞洞，唯闻人声不见形。”妇人曰：“妊身已七月矣，向井上汲水，忽闻胎声，故卜。”恶头曰：“吉，十月三十日有一男子。”颜恶头精通周易卜筮之法，每卜必中。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妇人背着一袋粟米来问卜，问了七个卜者都没有卜中，可他们却索要女人的粟米作报酬。颜恶头看不过眼，忍不住说了他们几句，那几个人不服气，反激恶头卜一卦，结果恶头一卜而中，不但说妇人腹中胎儿为男，而且说出了具体的生产日期。三隋唐时代重男倾向强化的胎孕知识与经验隋唐时代是汉魏南北朝医学知识的集大成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医学著作。不但有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和孙思邈的《千金方》，同时也出现了《医心方》和《外台秘要》在内的医学总集。唐末还有昝殷的妇产专著《经效产宝》。《诸病源候论》撰于隋大业六年(610)，总结了隋以前的医学成就，叙述了各种疾病的病因、病理、证候等，但不记载治疗方药。《千金方》约成书于唐永徽三年(652)，集唐以前诊治经验之大成，既有治疗方法，也载有药方。这两部医书均载有许多与妇女胎孕有关的知识和禁忌，《千金方》还载有许多求子的内容。从两书内容来看，隋唐时代胎孕知识的重男倾向更为强化。《诸病源候论》中与妇女胎孕有关的知识基本继承了前代医学著作的内容。比如“欲得男者，操弓矢，射雄鸡，乘肥马于田野，观虎豹及走犬。其欲得女者，则着簪珂环佩，弄珠玑”的说法就来自于《胎产书》。关于转胎，《诸病源候论》不但认为是可行的，而且著《妊娠转女为男候》一章，从理论上对转胎原理进行解释，主要观点与《胎产书》相同，但又融入了阴阳理念：“阴阳和调，二气相感，阳施阴化，是以有娠。而三阴所会，则多生女。但妊娠二月，名曰始藏，精气成于胞里。至于三月，名曰始胎，血脉不流，象形而变，未有定仪，见物而化，是时男女未分，故未满三月者，可服药方术转之，令生男也。”巢元方则认为，怀孕是阴阳结合的结果，因为夫妻性生活多发生在夜晚，而此时正处三阴之时，所以生女儿的现象较多。不过，在怀孕的前三个月，是男是女还没有定型，完全可以利用药物和方术进行转胎。但是，服食哪些药物或实施哪些方术可转男胎，《诸病源候论》没有具体讲，却提供了两种判断胎儿性别的方法：又，左手沉实为男，右手浮大为女，左右俱沉实，生二男，左右俱浮大，生二女。又，尺脉左偏大为男，右偏大为女，左右俱大，产二子。又，左右手尺脉俱浮，为产二男，不尔，女作男生。俱沉，为产二女，不尔，男作女生。又，左手尺中脉浮大者，男，右手尺脉沉细者，女。又，得太阴脉为男，得太阳脉为女。太阴脉沉，太阳脉浮。欲知男女，遣面南行，还复呼之，左回首是男，右回首是女。又，看上圊时，夫从后急呼之，左回首是男，右回首是女。妇人妊娠，其夫左边乳房有核是男，右边乳房有核是女。第一种方法是号脉，即《产经》提出的“以脉知胎男女法”，但《产经》只载有两条，理论相对简单，均以左脉右脉的脉象来确定男女。其一曰：“妊身妇人，三月尺脉数也，左手尺脉偏大为男，右手尺脉偏大为女，俱大有两子。”又云：“妊身脉，左疾为男，右疾为女，左右俱大，有两子。”《诸病源候论》对脉象的记载更为详细，理论比较系统，除了脉大脉疾之外，还有脉沉、脉浮、脉实和脉细之分。号脉是传统中医诊疗手段之一，经验丰富的中医能根据脉象判断是否怀孕，也大体能判断出是男是女

讀薛愛華《閩國》——兼議魏應麒的《五代閩史》計劃胡耀飛近年來，我國學界對於國外漢學著作的引進日益增多，不僅引進速度日益加快，即國外的漢學著作出版不過三四年就有了中文版；更是將目光上溯至晚清民國時期的漢學著作，將這些早已塵封多年，甚至只有學術史價值的書翻譯過來。這些現象，自然有好有壞。就新書而言，很多書需要時間的沉澱方能看出其價值所在，故而一些剛剛出版的書，不一定值得引進，特別是目前國外漢學普遍衰落，很多新作其實不如國內學者的前沿研究；就舊書來說，大部分未能得到翻譯，也未在後來學者的著作中得到提及的書，其水平確實不高，原本就沒有必要翻譯。話雖如此，對於早期漢學界的許多經典之作，還是應該多多整理出版。其中，薛愛華（Edward

周晓薇：君子之儒行而为教——牡丹园怀念黄永年先生图文来源/小程序“京东购物”、公众号“档案学家的日常”责任编辑/刘笑甫审核/冯立君、胡耀飞、王子烨

张寅《西戎：东周时代戎族史迹的考古学探索》出版图文来源/豆瓣责任编辑/刘笑甫审核/冯立君、胡耀飞、王子烨

史念海教授追思（日本）妹尾达彦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去年（2001年）3月28日，我在住处接到了来自中国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发来的一份传真获知该中心名誉主任、中国唐史学会名誉会长史念海先生于前一天（27日）的早展不幸逝世。于是，我立刻打电话给和史念海先生同居一处的该中心主任朱士光先生，得知了史念海先生在此前一年中与顽疾抗争之后病逝于西安的陕西省人民医院的情况，其享年虚岁90岁。自1985年夏到史念海先生门下作短期访学之后，直到1997~1999年间围绕黄土高原历史与史念海先生一起进行的日中共同研究为止，我始终以史念海先生的研究为指向而学习。此时此刻，回忆真是汹涌澎湃，感慨万千。在此谨以此悼念之文祈祷史念海先生天福，并对其生前的真情关照深表感谢!照片说明：1997

张寅《西戎：东周时代戎族史迹的考古学探索》出版西岳史风

张寅《西戎：东周时代戎族史迹的考古学探索》出版西岳史风

西安史学新潮论坛第一分会场上午场会议纪要2023年6月8日上午8点40分，第十四届西安史学新潮论坛第一分会场上午场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17室举行。本场会议由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董淑琦同学主持。西北大学徐文轩、吉林大学薄佳林、西北大学卫浩然、兰州大学缑宇航等四位同学分别汇报了自己的文章，本场的评议老师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红亮老师和田秋棉老师。第一位汇报人是来自西北大学的徐文轩同学，他的论文题目是《再生产：先秦秦汉文本公共性的文献生成透视》。他首先介绍了文本公共性的三个体现方式，即公共主题、公共框架与公共片段。紧接着，他围绕“从牍到简”“从简到简”“先贤名士言行录”等几个方面讨论创作者如何采用“公共文本”，分析文本的获取与理解。随后，他从热点问题、文本典型化等方面对文本的反思及创作展开说明。最后，他对如何规避文献对比研究中的“大而空”问题进行反思，并提出从出土文献的考释与研究入手，将其与相应的传世文献进行对读、比较与分析。薄佳林同学认为徐同学的文章非常有新见，让他想到了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观点。文章层层剖析文本的现象以寻找本质及共性，使人耳目一新。同时，薄同学也提出他的两点思考。一是反思后世所叠加、所赋予文献的东西是否一定是虚假或无价值的。二是在“简”和“牍”的讨论中所用的史料《论衡·超奇》等，或还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红亮老师推荐了刘娇《言公与剿说——从出土简帛古籍看西汉以前古籍中相同或类似内容重复出现现象》一书。老师首先肯定了徐同学的选题，建议在前续学者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按照文献和时代对比来发现逻辑脉络。关于标题，王老师建议需在在行文中对“再生产”有所解释。文章内容方面，对“牍”的分析和理解可以进一步分析。另外，对于文章的小标题尚需考虑，内部逻辑有些紊乱，尚需考虑。第二位汇报人是来自吉林大学的薄佳林同学，他的论文题目是《楚令尹屈昜為考》。他首先从名、氏、字方面考释屈昜為其人。其次，薄同学结合出土史料对屈昜為活动时期的楚王纪年、“莫敖”“令尹”称谓共存等相关重要问题进行讨论。之后，他对屈昜為史事年表的编联进行说明，认为该人物应作为划分简王时期史事之重要标志。同时，对《包山简》及《上博简》所示与屈昜為有关之史事展开说明。徐文轩同学认为薄同学文章的问题意识很好，同时，文章用了大量简牍，古文字基础扎实。另外，徐同学也提出一些看法，例如，关于“屈昜為”的讨论已有一定成果，如何梳理学术史和回应已有学者的观点，仍有讨论的空间。而在对“郚公子春”的讨论中，所举理由可能不是十分得当。此外，对“莫敖”官职的讨论可以进一步加强，如通过屈昜為“莫敖”“令尹”官职并称的现象再深入讨论。等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田秋棉老师认为薄同学的文章写得非常扎实，同时，田老师也肯定了文章的选题，结构比较完整，基本逻辑清晰，语言凝练。此外，田老师也提出了部分建议。例如，题目中“令尹屈昜為”的说法尚需考量。同时，文章中间涉及纪年问题相关讨论已较多，对近年来新的体系化成果也需有所关注。另外，部分重要史料如《左传·哀公十五年》等还缺乏关照，行文上似有所疏漏。王红亮老师也分享了《魏文始侯年代辨证》（《魏文始侯年代辨证》，《文史》2023年第2期）一文。同时，王老师指出，文章在考虑“昜為”和“令尹子春”是否为同一人时，所举的上博简例证可能不够充分。另外，对于一人同时担任“莫敖”“令尹”二职，王老师指出可能尚需商榷。第三位汇报人是来自西北大学的卫浩然同学，他的论文题目是《鬼方、周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西土》。他首先对晋陕高原的考古学脉络进行梳理，重点说明了李家崖遗址及寨沟遗址。紧接着，他对卜辞及传世文献所示“鬼方”进行具体分析，并探讨周人与鬼方之间的关系。其后，他讨论了商王朝的西土与商对西土的经略，对西土的形势变化、商王朝的制衡战略等进行分析。最后，他结合多篇铭文具体阐说了西周对鬼方的因应表现。缑宇航同学认为卫同学文章对考古资料的重视、出土文献的关注值得学习，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比较合理严密的解释。同时，缑同学也提出了部分疑惑和看法。例如，小盂鼎的文字记载或许仍需斟酌。另外，晚商时期，周和鬼方的关系在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存在一定差异，文章对这部分的解释或还需加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红亮老师指出，文章的标题可以再考虑，如当前文章大标题可以加个副标题等。同时，文字表述可以再清晰，文章第四部分标题中的“因应”，表述不很明确。史料运用方面，文章引用《尚书·康王之诰》等文献时仍需小心，需要进一步阐说、佐证。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田秋棉老师认为，字形问题可以稍微留意。文章第二部分涉及到“鬼”的两种字形，需要有一定的说明。同时，对于文章所涉的先周文化方面，田老师补充推荐了雷兴山《先周文化探索》一书。第四位汇报人是来自兰州大学的缑宇航同学，他的论文题目是《从“盟”到“约”——先秦秦汉时期“约”的社会史考察》。他指出，文章受到了增渊龙夫先生《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一书的启发。他首先介绍了西周春秋时期“盟”“誓”的含义、“盟誓”程序及其意涵、“盟誓”性质及特征等内容。其次，他对战国秦汉时期的“约”进行讨论，围绕“约”与政治秩序的维系、民间社会中的“约”、对外交往中的“约”等方面阐说。最后，他结合贵族政治与平民社会、神明信仰与功利精神、传统人际结合关系与新型人际关系几组因素之间的关系变动，阐释了从“盟誓”到“约”的语词转变之背景。卫浩然同学认为缑同学的文章选题很新，结构清晰。文章运用了大量的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特别是文章还提到了侯马盟书。总体看来，行文比较严谨，层次分明，视角独特。同时，对于“誓”的解释，卫同学指出，文章还可以补充白川静等学者的看法。另外，文章所涉铭文较少，对于先秦时期“盟”“誓”的考察可以结合铭文再深入讨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田秋棉老师认为，缑同学的文章选题有意义，涉及时段较长。文章特点突出，论文结构及排布清晰，史料运用比较丰富。同时，田老师也提出了一些文章可以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史料方面，文章所涉春秋之前的材料运用较少、不够典型，文章重点或可放在强调周秦之交的变化方面。内容方面，田老师建议或许可以从法律史的角度考虑惩罚可能具有一定的诅咒性质，关注诅咒及神明（祖先神或自然神）的关系，从而对文章部分史料进行调整和补充。另外，第三部分涉及血缘、地缘关系方面，田老师指出二者在先秦时期可能并非是单线性化的状态。同时，“盟”“誓”的演变问题可能并非一刀切，先秦时期“盟”“誓”所具有的含义在两汉时期未必完全消失。行文方面，文章的脚注、标点、引文文字等细节还可以再完善。往期推荐：《唐潮》第63期征稿启事第十四届西安史学新潮论坛入选论文名单公布第十四届西安史学新潮论坛日程安排西岳史著

《李光弼：落寞的名将》著者：马驰定价：76.00元出版时间：2024年6月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从书：溯源书号：978-7-203-13316-2字数：210千字页数：312页装帧：精装锁线李光弼是纯粹的军事将领，工于征战而拙于谋身，在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面前，缺乏应对周全之策，终难免被皇权猜忌的悲剧宿命。李光弼是平复安史之乱、挽救唐朝命运的重要将领，其实际战功在郭子仪之上，而其生前境遇和身后声名却落寞寂寥，远不能与郭子仪相比，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不同的结果？性格、身世、做事风格？本书将一一揭晓。李光弼是唐代著名的“蕃将”，马驰先生是唐代蕃将研究的专家，《李光弼》及附录“唐代蕃将考论”，将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唐代的蕃将群体。内容简介本书是唐代名将李光弼的传记，也是研究其生平事迹的学术著作。作为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李光弼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论实际战绩，李光弼在郭子仪之上，“战功推为中兴第一”，他指挥的太原保卫战、河阳之战、怀州之战精彩绝伦，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然而，相比郭子仪的风光无限，李光弼的际遇则显得落寞冷清。唐史专家马驰先生致力于唐代蕃将的研究，本书为其代表作之一。书中考订了李光弼的家族世系，纠正了史料记载中的错误，并满含同情地叙述了这位名将光辉而落寞的一生，对其生平事迹及兵法战略作了严谨的考证与评述。全书叙事严谨、行文简洁，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李光弼的个性与行事风格。书后还附有五篇关于唐代蕃将的专题论文，有助于读者更为深入地了解以李光弼为代表的唐代蕃将群体。作者简介马驰（1941—2019），河南省鲁山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曾任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和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唐史学会秘书长、副会长。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事中国民族史和隋唐史等方面的研究，曾与同事合编《清实录藏族史料》《明实录藏族史料》共15册400余万字，双获国家民委于1989年颁发的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他20世纪90年代主持国家教委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民族融合与发展（隋唐时期）”，出版专著《唐代蕃将》《李光弼》，其中《唐代蕃将》获陕西省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被中外学者誉为蕃将研究的权威专家。名家推荐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功最大的自然数到郭子仪和李光弼。论实际的战绩，李光弼往往独当一面，所获更多。可是后来的际遇却并非相同，郭子仪位极人臣，李光弼仿佛与王朝还稍有些嫌隙。马驰同志以其多年研究心得，使旧史不稍详尽处得以充实，李光弼当年荡平叛乱的功绩，不致多所湮失。同时澄清了有关李光弼父族、母族及其本人诸多历史迷雾，纠正了两《唐书》、《资治通鉴》诸书籍中的某些错误，是值得称道的。应该说，马驰同志此书并非等闲的作品。

教授日期：6月15日（周六）19:00地点：教育博物馆西附楼N301室主办：陕西师范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往期推荐：《唐潮》第63期征稿启事西岳史学

西域·敦煌·长安石窟与丝路图像研究新视野工作坊上半场发表人：山部能宜：文献，美术和实践桧山智美：6世纪中叶龟兹石窟艺术变化与汉地佛教美术的关系田有前：吉尔吉斯斯坦红河古城佛寺遗址的发掘李瑞哲：龟兹石窟中的释迦菩萨与龟兹说一切有部的菩萨观与谈人：田林啓、于春、石建刚、房子超、沙武田下半场发表人：田林啓：十世纪敦煌佛画制作于春：日藏“黄花石”造像调查石建刚：陕北宋金石窟观音造像调查与研究房子超：莫高窟第465窟喜金刚曼荼罗研究——基于汉、藏、夏、梵多语种文献与图像之解读与谈人：桧山智美、山部能宜、田有前、李瑞哲、沙武田召集人：沙武田时间：6月14日（周五）8:30——12:00地点：陕师大长安校区文汇楼A段409往期推荐：《唐潮》第63期征稿启事西岳史评

我的大学潘芷茵“大家看，我们陕师大的图书馆在哪里?它在校园的中心地带，因为图书馆是知识和智慧的宝库。现在是春天，大家还可以看到，我们学校的树林里开满了花，有很多小鸟，甚至有兔子、松鼠这样的小动物。为何这么多小动物愿意来到我们学校?因为这可能是西安最好的地方。University，Uni是一，vers是转，就像行星绕着太阳转，西安的小鸟绕着陕师大飞，一切都围绕着大学这个‘一’而转动……为什么一个城市愿意将最好的土地、资源让给大学，因为人们相信，这里保存着人类永恒的财富，这里将诞生为人类而沉思的人……”美学课上，老师为我们这样解读大学。图书在思念幽香的书架，飞鸟在向往成荫的密林，灵魂在思念它曾栖居的地方，城市在向往一架精神的天梯。我也许独自读书，也许独自在校园漫步，以寻找我的大学，我渴望阐释并守护它的意义……我所在的大学，是陕西师范大学。说起当初为何报考陕师大，我的想法真是太天真、太单纯了——因为我喜欢陕师大的图书馆，再则是因为我在中学时听说过史念海、黄永年、霍松林、尤西林这些前辈的名字。我天真单纯地相信：他们一定使这所学校拥有着良好的传统，也将使我与这样的传统发生一种精神联系。如此天真单纯的我，现正在陕师大，领受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幸运。比如——我永远记得，当我聆听尤西林老师严肃而激情地谈论学术与思想时是怎样一种如身在桃花源般的感受——我生有幸，能在这里见到真正的知识分子，见证了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有以学术为生命、以生命追求真理的人。尤老师总是对我们陕师大学生说：“进入大学，就像进入了柏拉图所说的学院(academy)。进入大学之门的人是幸运的，他可以不再单纯为谋生而活动，而是能自由地沉思，去追求智慧与意义——这在古希腊人看来，是人类最高级的生活。我们应当珍惜自己在大学这段自由求学的时光。”古时，每当张载、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大儒在书院讲学时，各地学子便跋山涉水，来一闻先生之教，即使是那些不懂学术的贩夫走卒、愚夫愚妇路过，也会驻足旁听——他们，也许正如那一群群飞来陕师大的鸟儿们一样，寻着最美好的一方土地，停憩或栖居。诗人荷尔德林有言：“哲学，就是怀着永恒的乡愁，到处寻找家园。”我常想，这里对“哲学”的定义，也可改换为人们对“大学”的言说——我们对大学的渴望，乃是一种乡愁，我们在到处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学者艾伦·布鲁姆曾深情地描写他的母校芝加哥大学的风景：“组成芝加哥大学的是一群仿哥特式的建筑物……它们指向一条路，这条路通向伟人会面的地方……这是一个最沉溺于实际生活的民族向沉思生活表达的敬意。……由于这些殿堂被赋予了先知与圣人的精神，因而有别于其他的处所。”而当我漫步陕师大，无论是古朴雅致的图书馆，还是墨香幽幽的畅志园，无论是清泉流水间的不高山，还是笛声阵阵的曲江流饮——似乎都分享着一种独属于大学的精神气息，“有别于其他的处所”。这里，是霍松林先生唱赋过诗词的风景；那里，是黄永年先生题写过牌匾的地名。这里，老师读书思考；那里，学生诵诗奏乐……在平日的闲暇时间里，我最喜爱登上学校的不高山，远眺静思，还曾与诸多师友一起在山顶的小亭子里朗诵诗歌。我们口中飘出的念诗声散落在傍晚的天空，我们手中发出的灯光照亮四下的林野，似乎还有归家的鸟儿盘旋于不高山间——就在那样的时刻，我也似乎诗意地感知到了大学的形象。我们的大学，也正是这片土地上的精神高地，是照亮远方的光吧。无论日后行走到何方，陕师大校园都将勾起我的乡愁，召唤着我永恒的追寻。往期推荐：《唐潮》第63期征稿启事西岳史风

韩中义《丝路文明互鉴：中世纪南波斯历史地理研究》出版西岳史风

《丝路文明互鉴：中世纪南波斯历史地理研究》作者：韩中义著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ISBN：9787573210548出版时间：2024年5月1日页数：170字数：274000内容简介本书是系统研究南波斯历史地理的一部专著。南波斯法尔斯地区是波斯文化的发祥地，本书从不同地理区域比较详细考察了法尔斯地区历史地理变迁、城市分布、河流山川、道路交通、物产人文、名胜古迹、生产生活等内容以及东西丝路交往互鉴的历史发展概况。作者简介韩中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出版专著2部：《西域苏非主义研究》（2008年）、《欧亚与西北研究辑》（2014年）、《大食东部历史地理研究》（译著，2018年）。先后在《西域研究》《西北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世界民族》《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刊物发表80余篇学术论文。现主要从事亚洲史、中亚史、西域历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编辑推荐本书全面展现了法尔斯地区（南波斯）的历史地理风貌，这些内容从整体上反映法尔斯地区的地理环境，城市面貌，历史传承，由此我们对这一地区总体宏观把握，有助于我们对这地区的深度了解。目录第一章

第十四届西安史学新潮论坛日程安排2024年6月8日，第十四届西安史学新潮论坛将正式开幕。本次论坛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唐潮》编辑部承办。论坛将在学术本位的宗旨上以更高的规格，更丰富的形式，更激烈的思维碰撞为各校史学新秀们带来一次难忘的交流经历！让我们共享这“学术的饕餮盛宴”。1会议议程2分会场安排往期推荐：第十四届西安史学新潮论坛入选论文名单公布新潮回顾

《精一学刊》征稿启事为促进文化传播与交流，推动青年学人对于文、史、哲领域重要问题的思考和讨论，精一文化传播与研究中心拟于2024年创办《精一学刊》（内刊）。学刊编辑部现特向海内外广大高校师生征稿：01本刊设置的基础栏目有：特稿、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文学研究等。基础栏目涉及的内容与领域包括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世界史研究、中国哲学研究、外国哲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体裁与形式包括学术性研究论文、读史札记、史实考订、史料评介、书评、文评、学术争鸣、学术综述、学术动态评介、科普短文等。02本刊不对作者身份、职称、学历、学位等预设门槛，内容上注重思想性、学术性、原创性、前瞻性和时效性，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倡导探索创新的学术研究和相互尊重的学术争鸣。来稿论文应在立论和论证严谨的基础上突出新意：选题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新。凡学术研究论文，应在文章引言部分概略说明前人主要的研究成果和当前研究状况。因学刊初拟办，收稿暂限中文稿。03来稿要求原创、遵守学术规范，无抄袭、剽窃、伪造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文责自负。本刊不接受已公开发表过的作品（包括在公开刊物、公开网络平台上发表过的作品）；不接受一稿多投或多稿一投。04来稿学术性论文应以8000—15000字为宜，其他类文章以6000字以内为宜，特别优秀者可适度放宽。具体格式应严格按照《〈精一学刊〉来稿技术规范》，对于没有注释、注释不清及其他不遵守《〈精一学刊〉来稿技术规范》的文章，本刊一般不予采用。来稿要求观点鲜明、内容详实，来稿配图需由作者完成。05征稿截止日期为2024年6月30日，来稿请投学刊编辑部统一采编邮箱，勿寄个人。邮箱：jingyixuekan@163.com。06本刊有权对来稿做文字表述、配图删改及其他技术性修改，如不同意修改，请在来稿时声明。收到稿件后，编辑部将在3个月内告知审稿结果。稿件寄出3个月后，如未接到用稿通知，可另投他处。07本刊从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组稿或代收、代转稿件，从不以任何名义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稿件一经采用，学刊采取以刊代酬的方式，不另外支付稿费。稿件被采用者，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参与精一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其他活动，如读书班、学术论坛、研讨会等。往期推荐：西岳史风

纪念杨德泉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杨德泉(1934.3.14~1991.2.12)，原名杨清淼,笔名侠夫，陕西蒲城人。1951年至1955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1955年至1958年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古代史研究生，并获硕士学位。1958年9月至1970年10月在江苏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中文系任教。1970年11月至1978年6月在陕西省蒲城县文教局、县委宣传部工作，曾任宣传部副部长。1978年6月至1985年12月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任系副主任、研究生导师。1985年12月至1991年2月任陕西历史博物馆筹建处主任。1987年评为研究馆员，兼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杨德泉先生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成绩斐然，著述颇丰，并担任中国宋史学会理事、陕西历史学会理事等社会学术团体职务。《杨德泉文集》后记任鹏杰德泉先生赍志以殁，著述未竟，就学者这层意义来说，无疑是学界的不幸，也是他终生最大的憾恨。因而，将他最好的遗著汇集成册付梓刊行，把他的渊博学说广传于世，以益于文化科学事业，似乎也成了对他的最好纪念。如今，可以告慰德泉先生的是，《杨德泉文集》终于问世了。文集共收论文23篇30余万言，只是德泉先生遗著的选编。限于篇幅，其余部分都只能割爱了。遗著的整理结集是由我来完成的。由于时间仓促和限于水平，编选时大致只稍稍注意了德泉先生学术活动的特点。经济史是他一生独有所钟的研究主题，而他在人物史、地方史和农民战争史等领域的研究也多有建树，文集所收论文便是据此选取并粗略分类加以编次的，失妥之处，有以幸鉴。由于先生手稿已佚，结集时所据基本上都是正式发表过的文章，因当时排校不善，还有不少误漏，故重新勘雠的任务非常繁重，尽管我校读了全部文稿，订误补罅，做了一些努力，但未尽原意之处定还不少。倘见此种不韪，尚请读者见谅。不管怎么说，这本文集是德泉先生在史学领域辛勤耕耘的结晶，嵚崎磊落的笔触，血汗痕深的字句，处处都映照着他嵚崎磊落的为人和严谨求实的学风。这一切，与他艰难曲折的治学经历和人生旅程是无法分开的。1934年德泉先生出生于陕西蒲城，1951年开始攻读历史学专业，先在陕西师大读本科，后入东北师大读研究生，据知者言，他求学七载如一日，手不释卷，常至不暇寝食，患过贫血病，白了少年头，坚实了治学基础，因而刚走上工作岗位，便能教学科研并举，独当一面。他的履历表上还显示出，1958年研究生毕业后开始在扬州师院工作的12年里，编写了50万字的《宋元史讲义》，完成了《中国十大农民战争史》专著中5万字的撰写任务，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其中如洋洋5万言的《唐代后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市民等级的成长》，还是国内研究市民等级历史的第一篇力作，方家至今仍称之为空谷足音。在扬州工作的最后几年里，他学会了喝酒，他的同学告诉我，那是时势使然，内心苦闷无告的折照。1970年，他返回家乡蒲城，度过了自认为没有发表过一个字的极度平凡的八个春秋，学界也以为他失踪了。但生活的极端艰困没有改变他嗜学的初衷，上侍双亲，下养妻儿之外，没有忘记秉灯夜读，他固执地期待着重返讲坛。1978年调入陕西师大历史系，80年代初担任系副主任，繁杂的行政事务占去了他不少时间，而重操旧业的喜悦似乎给了他无穷的精力，心织笔耕屡屡继烛以至深更不辍，勤苦不减当年，于是有《唐宋行会制度之研究》和《张浚事迹述评》等十几篇力作接连问世，博得海内外史家交口赞许，而他却每称惭愧，视之为对自己的更大鞭策。1986年，他奉调筹建现代化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出任筹建处主任），从此，他把它当作生平又一最重要最严肃的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夜以继日地操劳，简直成了“工作狂”，实在已没有多少暇隙来深读著述了，当时他给我说，建馆是首务，但废学如断织，俟馆建成，一定要尽快完成关于市民等级历史的第一部专著《唐宋商品经济与市民等级》，他说这个题目他已经思考了几十年了。谁料天厄其人，万恶的肺癌夺走了他的生命。在绸缪病榻的日子里，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决然强起，用读代药，思以有为，如是者几近两年，虽然思致日有所加，也愈臻深刻纯熟了，可这时的他哪有能力再挥毫立说呢！1991年2月12日，他离开了我们，终年58岁。他故去不足半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告竣开放，他为之尽瘁终生，可以问心无愧了，而他更多的学识却随着他的生命一起去了，遗憾悠矣。思慕之流闻噩，无不凄，为史学界失去了这样一位杰出人才而惋惜。整理德泉先生的遗著，我不禁想起了许多往事，百感交集，不免墨沉泪痕。德泉先生是我值得敬重骄傲的业师，忝愧师门八年间，我们由师生而至忘年交，情深意笃，溘然相离，感憾何已！八年来，我们经常朝夕相处，谈人生，谈治学，谈历史，谈时事，谈中国，谈世界，无所不涉，没有主题时，随意洒落，如行云流水，异趣无穷，有了主题，问难质疑认真起来，不至水落石出，往往不肯罢休，一切都出之自然，畅言无忌，根本不用考虑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他视徒如己，对学生爱护备至，以学生的是否进步为乐忧。譬如做学问，怎么读书，怎么思考，怎么选题，怎么写作，不论请教与否，他都娓娓不倦，举一反三，多方启发，纵为顽愚，也会乐听忘疲茅塞渐开的。有谚曰，与良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信矣。然而业师从来又是一个不尚空谈的人，他总欲实践为先，以身作则，把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和严谨求实的治学方法不失时机生动活泼地浸入学生的求学过程，严格督教学生在实践中自学自悟。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写作时间长达三年，先后八易其稿，所以如此艰难，固因后学不敏，亦由于业师要求之严格。三年间，他引导我反复苦读，反复深思，反复修改，逼得我为此昼夜无荒无怠，头生花发，同时他还细审了此文各稿，每次都提出了很多非常具体的修改意见，并亲自修改三遍，如此生动直接的诲教和一丝不苟的严格训练，足以使学生倏忽恍然，纰陋自儆，走出迷津，犹绝处逢生，别见一重天。正是在这种一而再、再而三艰难的实践过程中，我才渐渐发觉了许多自身过去难以发觉的不足，初步懂得了治学是怎么一回事。业师这种舍己为人，对学生的求学实践加以生动严格训练的施教精神，求之今古，都是极不易得，难能可贵的。我由衷感激业师，昔日的提耳之诲当永远引以为自豪和惕励。业师教学生如此为学，也教学生如此做人，他常常谆谆告诫弟子们为学要严，为人要正。1986年他曾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八个字书赠我，一语双关，意味深长，至今是我的座右铭，没齿难忘。往事历历，宛在眼前，知遇深情，渊海难较，笔端怎能尽意。师徒视听壤隔将近三年，我方始草此短记，断断续续，间延数月，撕写辄辄，岂啻是才智尽了，何尝不也缘嗟逝怀旧，思绪纷紊，哀恸无由自己。德泉业师去了，永远去了，可我不时觉得他似乎还活着，在整理他遗著的日日夜夜里，这种感觉愈发强烈了，文集的刊行，或许会唤起世间更多的同感，我企盼业师的诸亲诸友和诸弟子，能借此忍悲节哀，忘却天翁的冷酷，转而乐喜于人间的真情，因为，文集的出版过程，就的一确二地充满了这种真情，来自多方面的支持，来自诸多人的关心，把哀思和纪念融进了无限，业师倘真在天有灵，亦定会减许多憾恨，添无限慰藉，含笑九泉了。德泉先生的文集得以在他去世之后且出版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顺利问世，与陕西省文物局、陕西历史博物馆和三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是难以分开的。尤应特别指出的是，原陕西省副省长孙达人教授、陕西省文物局局长王文清先生、副局长张廷皓和李炳武先生、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陈全方先生、副馆长尹盛平和韩伟先生、馆科研处处长李西兴和张铭洽先生、省文物局办公室主任何锐先生对出版工作做了精心筹划安排；陕西师大史念海教授、华东师大裴汝诚教授、陕西历博韩伟研究员在百忙中挥毫赐序，嘉许德泉先生的德学，浓情厚谊，跃然纸上；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漆侠教授、河北大学姜锡东先生、陕西师大上官鸿南、杨礼未、刘九生、王育民、薛平拴、陆三强、肖太全诸先生、陕西省社科院张玉良先生、秦俑博物馆徐卫民先生、渭南师专刘树友先生等一大批学者，曾先后多次函商面议，为文集的编选工作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翟晓岚、文军、叶荣等几位同志则不辞辛劳，认真校对了全部文稿；通过其他方式对出版文集予以关心支持者则为数更多，他们主要来自中国宋史研究会、扬州师院、陕西师大、西北大学和陕西省史学界、文博界，尤其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团体和单位。在此，后学谨向以上各方贤达特致衷心感谢。我深信，如此珍贵的情义与功绩，将与业师文集一样不朽，昭垂后世。德泉先生已矣，但他将永生在道德文章上，也将永远活在我心中！后学

回忆父亲黄永年教授黄寿成▲黄永年先生父亲黄永年教授（1925—2007），江苏江阴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复旦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七届代表，享受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他学识广博，视野开阔，其深厚的文献功力，当世学界罕有其匹。除专于中国古代史外，还兼及古文献学、书法史等研究，特别是在古籍版本研究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他几十年潜心精研，著作等身，在历史学、中国古代文学和古文献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均有精深造诣，不仅是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北朝隋唐史及唐代文学、古典诗词小说的著名研究专家，更在版本学、目录学、碑刻学、古籍整理等领域内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是古文献学学科的一代宗师。一父亲早在中学期间就受业于吕诚之（思勉）先生，接着又认识了与吕先生同编《古史辨》第七册的童书业先生。抗战胜利后又认识了顾颉刚先生，投入他们门下。在复旦大学入学考试时，国文课程考试取得了100分的满分成绩，深得时任中文系主任陈子展先生赏识。据言陈先生曾向时任历史系主任的周谷城先生提出将其要到中文系就读，被周先生断然拒绝。195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被统一分配至上海交通大学任教，1956年随校迁至西安，1978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他在大学就读期间，买到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使其跳出了以人之忠奸贤愚来论史的窠臼。他对前辈学者满怀敬仰之情，但并不盲目崇拜权威。其间先后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涉及中古史、考古学、文献学诸多方面。其中，《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补论“狐”与“胡”之关系》得到陈先生赞赏，还纠正了罗振玉先生的“魌头”之说，后被所有博物馆采用。他大学毕业论文讲唐代河北藩镇，也与陈先生以昭武九姓胡为安禄山主力之说不同，认为安史叛军主力为契丹、奚等东北少数民族。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父亲主要从事唐史研究，兼及古典诗词和小说。研究玄武门之变、武周政权及其影响、宦官与禁军、肃代朝政局、泾师之变、二王八司马事件、元和后期党争。弄清楚这些无非是权力之争，而并非如通常所说庶族士族之争。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又上溯北齐、北周和杨隋，探讨这一时期的史事。弄清楚北周实较北齐落后，周之灭齐惟恃府兵之强实为落后吞灭先进，但府兵缘隋开皇时“垦田籍帐，一与民同”而失去战斗力，文武合一之关陇集团在隋至唐初亦不复存在。其中，仍多有与陈寅恪先生旧说之异同之处。至于古典文学方面，则写过《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正义》《长恨歌新解》等文字，并发现了仅存的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一张残页，使得中国古小说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还点校了《西游证道书》并考知《西游记》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纠正了作者为吴承恩的旧说。他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指导学术研究，注重解决历史研究中的实际问题，诸多研究成果以史料扎实、考证细密、见解精卓，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瞩目和推重，他的学术论文多收在结集出版的《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文史存稿》《树新义室笔谈》《学苑零拾》《学苑与书林》等著作中。尤其是凝聚他数十年心血研究中古史的力作《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以历史上北朝至中晚唐一系列影响巨大的事件和制度为重点，进行了系统考察。他以敏锐的历史洞察能力、全面深厚的文献功底、缜密娴熟的考据方法，不仅厘清了诸多千古疑案，大大扩展了对这一时期某些重大史实的深入认识，填补了北朝及隋唐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以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提出若干独具创见的新观点，代表着研究这一时期政治史的最高水平，充分展现了一代史学大家的风范。他参与了古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创立和建设，撰写了《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古文献学讲义》《史部要籍概述》《子部要籍概述》和《唐史史料学》等多部著作，享有很高声誉，被国内多所著名大学选作教材，为培养文献学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积极从事古籍整理事业的实践，精心标点校勘《类编长安志》《雍录》《西游证道书》等多种古代典籍，均以质量精良而被视作权威版本。他对古代文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十分尽力，主持完成国家教委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二十四史全译》中的《旧唐书》《新唐书》全译工作，并为《祖国丛书》撰写了《旧唐书与新唐书》《唐太宗李世民》，还承担了《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内《旧唐书》《北齐书》《周书》《颜氏家训》《韩愈诗文》等6种的选译，成为该类读物具有典范性的佳作。二父亲1956年随交通大学西迁至西安，且于1978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但始终没有离开西部。其间虽然复旦大学等经济发达地区的著名高校力邀其加盟，可是他秉承“西迁精神”及“西部红烛精神”，婉拒了对方的盛情邀请，坚持在西安这一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任教，不离不弃，堪称教书育人的楷模。他还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的创建人。自1979年起招收中国古代史隋唐史方向硕士研究生，1982年起招收历史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得其亲传的及门弟子已近百人，有多人成为学术名家。他先后开设目录学、古籍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简介、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旧唐书》研究、《太平广记》研究、《吴梅村诗》研究、隋唐史专题等课程。后为他的学生所传承，在国内外许多高校讲授这些课程。特别是日本明治大学气贺泽保规教授，曾于20世纪80年代到陕西师范大学跟随先父进修，其间恰逢先父给研究生讲授碑刻学课程，他深受影响，对此学投入其中，现已为举世著名的碑刻学名家，出版多部碑刻学著作，其中《复刻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附解说》对郭玉堂的原著做了全面的校勘整理，堪称《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最为精审的版本。此外，气贺泽教授还将先父《碑刻学》译为日文，介绍给日本学者。父亲不仅在学业上对学生多加指导，还秉承孔老夫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对任何一个向他请教的学人都倾其所能地进行解答。特别是对年轻学子更是极力帮助，如杭州师范大学马雪琴教授在入学前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可是先父仍然坚持将其收入门下，多加指导，使其在学术上不断进步，著述颇多，成为该校著名教授。泰山学院的周郢教授虽然最初只有中学学历，可是先父也愿意让他报考自己的研究生，后虽因外语成绩不理想而未能遂愿，不过此后先父还在学术上对他多有关心指导，最终使其破格评为教授，且成为泰山文化及石刻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此外，先父还在生活方面对学生多有关心，甚至可以为他们的入学、住房、职称等问题与学校相关部门据理力争。在子女教育方面，虽然父亲对笔者这唯一的子嗣在学业方面的关照远不如学生，不过很早就指导我阅读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均是无标点断句本），为我打下很好的历史学及古代汉语基础，亦不至于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误入歧途。此外，在我就读硕士研究生之后，父亲对学业很少过问，可是对我毕业后撰写的学术论文几近苛刻，毫不留情面，甚至对几篇还不错的论文也是高标准严要求。而且对于我的职称他基本不予关注，副教授是在他退休后数年通过的，正教授是在他去世后七年多才评上的，并未受到他的荫庇。这从另一方面也培养了我独立治学的精神，撰写出版专著两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有关北朝乃至隋代选官制度的论文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总的来说，父亲不仅是经师，亦为人师，更是我们在学术与为人方面学习的榜样。（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往期推荐：西岳史风

第十四届西安史学新潮论坛入选论文名单公布截至2024年4月10日晚24时，第十四届西安史学新潮论坛征稿工作正式结束。自征稿通知发出后，相继接到全国各地同学们的垂询，陆续收到各校同仁的积极投稿。经统计，本次论坛共收到稿件486篇，涵盖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古代、近代、现代史、文献、考古与文博等多个研究方向。征稿结束后，《唐潮》杂志编辑部严格按照规范对收到的稿件进行分类整理、匿名处理，并邀请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相关专业老师进行匿名评审。本次论坛最终确定入选论文共51篇，名单如下：（*以下每个分会场表格内的顺序，仅是根据文章内容做的初步编排。最终的发言顺序、互评对象，将在详细议程安排当中确定。）第一分会场（先秦秦汉史）姓名文章题目学校徐文轩再生产：先秦秦汉文本公共性的文献生成透视西北大学薄佳林楚令尹屈昜為考吉林大学卫浩然鬼方、周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西土西北大学缑宇航从“盟”到“约”——先秦秦汉时期“约”的社会史考察兰州大学王艺霖汉末三国孙氏治京口问题研究华东师范大学董淑琦汉初功劳制度探析——基于张家山M336《功令》简的研究陕西师范大学汤冉旭汉魏之际的禅代与革新——以散骑官为中心湖南师范大学房粱制造汉哀帝：论〈汉纪〉对汉哀帝形象的书写与重构山东师范大学第二分会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王亚茹内因与外趋——论南北朝时期吐谷浑的外交选择南开大学孟承儒西迁关陇：中古权力精英与地域政治集团的互动西南大学邱正涛构建正统：东晋成、康、穆三帝谥号的西周拟态论杭州师范大学郭夏婕早期西域契約中的“Sutro

《杨德泉文集》序史念海德泉同志捐躯后两年有余，海始执笔为其文集作序，感念前尘，往事历历，质疑问难，如在目前，为之泫然无已。德泉同志多年来皆从事高等师范教育事业，主讲大学教席，兼致力于科学研究。尤其是对于历史研究，锲而不舍，无时或已。虽间亦从政，然始终未能偶一忘情，稍有余暇，即执笔撰述，未尝片刻暂息。犹忆其卧床不起，病已垂危，海前往探视，见其神情如旧，依然不断以学问相质询，仍间出新意，超乎侪辈之上。而意态纵横，驰骋不休，时欲扶床强起，思有以见于笔墨。其强项之状，迄今每一念及，辄涕零不止。德泉同志早年就读，即已嗜乙部载籍。其后专攻宋史，尤其对宋代经济多所留意。其所钻研，并非偶然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欲究其间的得失，以期有助于当前的建设。宋代继踵隋唐，亦颇有所改革，往往与其前朝迥异。论者间有习焉不察，辄因循旧式，强为论述，故难免凿枘难通，不易索解。其实博览群籍，旁搜远绍，还是可以得其真谛的。德泉同志对于宋代城市的钻研，就是具体的例证。我国历代王朝对于都城所在地的选择及其建设，莫不博采众议，殚精竭思，期其亿万斯年，百世不坠。秦都咸阳，汉都长安，近在咫尺之间。后汉魏晋虽以洛阳为都，至于隋唐却复归于长安。长安再经隋唐经营，其规模的宏大，并世诸国殆皆未能与之相匹敌。洛阳位于殽函之东，距长安稍远，其间固然息息相通，所差未为甚多。后汉自仍遵循西京旧规，魏晋依然因袭汉氏前辙。拓跋魏南迁，虽是在废墟上重建新都，前朝遗迹所在，犹可依稀辨认。隋唐以洛阳为陪都，与长安东西并列。隋唐洛阳已非元魏之旧，却仍能循蹈本来规矩，未多改动。唐开元年间韦述撰有《两京新记》，虽已多所佚遗，然断简残篇犹可略见一斑。以之与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相对核，里坊之制前后如出一辙。形迹俱在，可以覆按。可见历经数百年之久，建设都城的主要构思所在，都还是一贯的。下迄宋代，相隔虽非甚久，都城建设就难免间有违异。北宋以开封为都，自是为了有赖于汴渠的漕运，以图消除都城粮食的困难。水上交通较之陆路驿运为便捷，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再加上人为的因素，开封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和隋唐的长安迥然不同。今传世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绘的舟车市桥郭径，其间的繁荣情景，殆非长安里坊中人所可想象的。正因为有这样显著的变化，都城的建设也相应有了改动。唐代长安十二街，如棋盘，如菜畦，方方正正，东西两市分列两侧，皇城宫城和外郭城依次罗列，颇具规模。宋代的开封却不是这样。开封城内外三重，最内的为皇城，皇城之外即为臣民居地。这本是五代以来的旧规，入宋以后，复有外城厢制之设，成为三重城。后来由于工商业发达，人烟密集，三重城池还容纳不下，因又特置厢吏，以统辖都门外的居民。前后差异若此，论者尚欲以古人所说的“日中为市”和“前朝后市”作说明，宜其扦格难通，与实际不相符合。北宋开封已和隋唐长安不尽相同，南宋临安更有新的发展，自难依样葫芦，企图作出新的解释。德泉同志为此指出：“对于宋代城市经济的研究，不过是对于当时城市‘本来面目的了解’，而‘不附加以任何外来成分’。只有依据丰富的史料，对于宋代城市经济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索，如实地还它的‘本来面目’，正确的结论就自然不难得出来了”。德泉同志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大量汇集宋人及其后来者对于开封和临安的记载与论证，作了新的研究。德泉同志本来就擅于博览群籍，因而征引史料靡有子遗，只要能够得到有关的史料，莫不备加采撷，至于力所不及之处，那是应另当别论了。由于广征博引，立论就皆有确据，也就能够引出新意。这是耳食皮相者所难于攀比的。德泉同志论述宋代城市的发展，开封、临安的繁荣自在首先论述之列。一般性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和全国范围内中小市镇的普遍兴起与繁荣也在所不遗。特别是中小市镇的兴起在宋代是和前代不尽相同的另一种现象。直到现在，全国已有许多的工商业城市，至于中小市镇更是屈指难数。促使这些工商业城市愈益发展，中小市镇愈益普遍，仍为当前各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追溯渊源，德泉同志已经导夫先路。德泉同志不幸作古，深愿后来者继续努力，不仅完成德泉同志的遗愿，对于当前的改革开放，也可以先后致力。德泉同志对于宋史的研究，城市经济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他在货币、行会、商税、盐法、农业、水利以至于农村经济各方面都曾作过深入的探索，而且都能道出新意。德泉同志这些研究，也和城市研究一样，并非都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着眼于当前国家的建设。无奈天不假年，德泉同志未能了其宿愿，赍恨而殁，这是永难弥补的憾事。当前国家改革开放，日新月异，为并世各国所称道和羡慕。德泉同志地下有知，当亦欣欣于其研究所得之能见用于世，而含笑于九泉矣。史念海谨序。时在一九九三年秋月。往期推荐：西岳史学

《史林新苗》史学札记栏目特别征稿启事✦✦✦《史林新苗》创刊于2001年，是由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面向国家历史学人才培养基地和各类高校历史学及相关专业学生的内部学术交流刊物，旨在搭建面向历史学本科生的学术交流平台。本刊物由张岂之先生、彭树智先生和黄留珠先生三位史学名家担任学术顾问，由历史学院各专业方向的老师组成学术指导委员会。本刊自发布全新改版公告以来，受到全国各地本科生的积极支持，反响热烈。为进一步优化刊物结构，引领新风气，提供更广阔、多元的交流平台，编辑部特此大力提倡和鼓励广大学友向史学札记栏目投稿。一、来稿不拘任何范围与形式诚如荣新江老师在《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中所言：“文章有时需要完整性，而札记则不然，是有新知、新意才有感而发的，所以内容不一定非常全面，但有时更有可读性。”我们鼓励广大本科生将日常学习过程中一闪而过的灵感捕捉下来，写成聚焦于1—2个学术问题的短小精悍的札记。没有古今中外的时空限制，也不存在严格的学科藩篱，只要与历史学相关，凡有价值皆所欢迎。字数在50字—5000字之间为宜。二、扩大栏目版面，鼓励札记发表本刊会根据来稿数量相应增加札记栏目的版面，凡是通过编辑部审核的札记应收尽收，尽量安排在当期刊物发表。尤其鼓励一位作者同时投稿多篇札记（对第二篇及以后所投札记的要求会提高）。史学札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两种：（1）梳理型。关注尚待进一步厘清的学术问题，梳理相关学术史、史料、研究的理论与方法。（2）考证型。以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扎实的史料为基础，推进对既有学术问题的认识。往期回顾1.【改版推介·史学札记】长平之战史迹钩沉2.【改版推介·史学短札】《旧唐书》《晋书》补正3.【改版推介·目录版本】殿本《礼记注疏》校札三则4.【改版推介·史学札记】罗塞塔碑译注三、全年征稿，所有来稿一律回复本着尊重作者的态度，不论采用与否，稿件自收稿之日起50个工作日内通过邮件回复录用情况。本刊物一年2期，分别于6月底、12月底出刊。四、投稿须知

✦✧《土耳其研究》（第4辑）出刊✦环黑海区域历史地生成一个多元共存的文化与利益复合体，商贸、人口流动、战争、疾病等多重因素加速推动了黑海文明的演进，混合发展是黑海区域演进史的最重要特征。当下，环黑海区域正在经历深刻而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这种演变甚至直接决定了国际格局未来较长时间的走向。环黑海区域文明和地缘政治之争引起了学界和政界的高度关注，急需相关研究成果。为此，本辑《土耳其研究》组稿“环黑海研究专辑”，在原有“土耳其外交”基础之上增设“黑海沿岸城市与国家”、“大国博弈下的南高加索”两个栏目，重点刊发环黑海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前沿学术成果。目录土耳其外交政商关系与外交政策:以土耳其和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关系为例段九州试析土耳其对外军售的内容、特点与影响忻怿黑海沿岸城市与国家敖德萨城市的早期发展与疫病防治研究杨松从对手到伙伴——俄罗斯与土耳其关系探析周杰

《史星》第3期征稿启事《史星》概况《史星》杂志创刊于1983年，复刊于2022年，是面向本科生的学术刊物。杂志由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主办，得到了暨南大学历史系学术指导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旨在为本系学生提供学术交流平台，同时欢迎全国热爱历史学研究的大学本科生积极投稿，切磋砥砺，求道问学。本刊为年刊，常设有专题论文、读史札记、书评、学术综述、调查报告、读书报告等栏目，主题包括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等领域。现竭诚向全国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发出征稿邀请，欢迎惠赐稿件，期待与各位学友遨游史海，共揽辰星！来稿注意事项1、本刊接收电子稿件，投稿邮箱：shixing2022323@163.com。请在邮件中标明投稿者的姓名、联系方式、院校名称、专业等基本信息，便于本刊后续联络。2、征稿日期：2024年4月21日-2024年7月31日3、篇幅要求：来稿以一万五千字以内为宜，请附200-400字内容摘要，3-5个关键词。4、格式规范：来稿注释体例须以《史星》注释格式规范为准，具体格式可扫描下方二维码提取文档。稿件须保证原创性，严禁抄袭拼凑、一稿多投。5、评审录用：收到稿件后，本刊编辑部将与本系老师组织评审，择优录用，录用结果将通过电子邮件告知投稿作者。杂志编印后，本刊将向文章作者赠送纸质刊物两本。若在截稿日期后一个月内未接到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稿件。《史星》注释格式规范【END】往期推荐：《唐潮》第63期征稿启事姊妹刊物

焦杰：从女性文献史观出发，梳理与发掘《奁史》图文来源/史学月刊公众号责任编辑/张梦晨审核/冯立君、胡耀飞、王子烨

陈峰教授论著目录陈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讲座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客座教授，陕西省社科联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获得国家级教学名师、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陕西省“三五人才”、陕西省教学名师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宋史、中国古代史研究与教学。已出版《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研究》《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宋代军政研究》《生逢宋代》《漕运与古代社会》等著作8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独著或主持成果先后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普及奖、陕西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及陕西省教学成果特等奖等。主编《（多媒体）中国通史》《中国通史教学纲要》（《新编中国通史教学纲要》），在高校广泛使用。代表性论文1.宋代的文官掌军制度及其效应《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2.宋太祖时期以史经世的考察《历史研究》2022年第4期3.宋太祖朝的曲宴及其政治功用《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4.宋代主流意识支配下的战争观《历史研究》2009年2期5.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的影响《历史研究》2001年2期6.宋太宗与平戎万全阵《历史研究》2006年6期7.简论南宋临安的市井乱象及其根源《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2期8.宋代武成王庙与朝政关系初探《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9.宋代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消亡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2008年4期10.从文不换武现象看宋代社会的崇文抑武风气

]．范祥雍，点校．启功，黄苗子，参校．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4］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陶宗仪．书史会要[

郑若葵：《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雷兴山：《论周原齐家制玦作坊的族徽与社会机构》，《古代文明》第1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25页。[22]

年，文学院历史系成功举办了两届“暨情史志”历史研习邀请赛，促进了不同年级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共同研习的良好平台，第二届比赛更是将参赛范围扩大到文学院各个班级，让更多同学感受到历史的美丽。2023

史念海《中国的运河》再版图文来源/高平平主编：《青年说:感恩中国科学家——仰望民族复兴路上的闪耀“星”光》，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责任编辑/叶韬审核/冯立君、胡耀飞、王子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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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师”到“军”：西周中央王朝军队编制的变革一、“西六师”、“殷八师”不是常备军二、《周礼》中的“王六军”三、“虎贲”、“旅贲”与“五隶之兵”第三节

守礼者”，子产在霸主面前据“礼”力争，维护郑国的尊严与权益；作为“知礼者”，子产又常常能打破一些相沿既久的仪式。在这个“礼”与

目录特稿土耳其中亚政策的历史继承性以及与中亚国家关系的演变李琪凯末尔在中国媒介话语中的形象:1923～1938年马细谱专题研究土耳其共产党的发展变化、理论主张与主要活动探析朱传忠以言为治:库尔德语在委任统治时期伊拉克的发展〔荷兰〕米歇尔·利森伯格

之一。宋朝脱胎于五代乱世，赵匡胤君臣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充分汲取了历史教训，在重建统治秩序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举措。其中针对因兵权失控引发的武夫跋扈、兵变频仍、地方割据以及兵燹不绝的痼

译《长安史迹研究》再版图文来源/王双怀责任编辑/张梦晨审核/冯立君、胡耀飞、王子烨

征稿岁月流年，史海浮沉，万象更新。生逢盛世，我等当执笔春秋，绘就千载历史图幅，细述万里疆域变迁，明晓历史之意，领略时代之变。古人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英才辈出，必有卓见。今《麓山史谈》杂志，诚挚相邀，盼君佳作。屈指算来，书籍为伴，笔墨为友。字里行间，尽显历史沧桑，挥洒笔墨，倾诉心中感悟。我们在此恭候，期待您挥毫泼墨，书写青春华章，共绘历史长卷。征稿栏目史谈纵论历史学学科的专业学术论文搁笔问墨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学科的专业学术论文人物春秋有关历史人物的介绍与解读来稿要求1、文章积极向上，杜绝抄袭。2、稿件以4000-8000字为宜，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要求。3、请务必在文稿后注明作者的学校、学院、专业、姓名与有效联系方式。（仅限在校学生，希望大家写上详细内容，方便我们联系获奖作者，否则视为弃权。）4、稿件字体统一为宋体，其中引文为楷体，大小为五号。标题为黑体，二号。5、注释规范以《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关于文献引证标注方式的规定》一文的规定为准。示例：[1]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8-103页。[2]R.I.RotbergandT.K.Rabb(eds.),HungerandHistory:TheImpactofChang-ingFoodProductionandConsumptionPatternonSocie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p.79.6、注明投稿栏目投稿事宜投稿邮箱：lushanshitan@163.com

张岂之：史念海先生的学术研究与“西北”情怀图文来源/谢元鲁责任编辑/张梦晨审核/冯立君、胡耀飞、王子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