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秋天，我从东海之滨的厦门大学，作为厦大招收的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来到西北古都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进行硕士研究生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习，以及准备进行硕士论文答辩。
为什么厦门大学的研究生会到陕西师大学习和进行论文答辩呢？1979年，我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读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我入学厦大的时候，研究生才刚刚恢复招生，各项制度还不完善，还没有明确大学专业学位的授予资格。各个大学只要有适当的师资，都纷纷招收研究生。但是在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以后，1980年颁布了第一部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建立了学位制度，1981年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大学授权招收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历史地理专业，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列入第一批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授权单位，因此我作为1982年毕业的研究生，就无法在厦门大学授予硕士学位。我的导师，福建历史地理专家庄为玑教授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为我联系了有历史地理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陕西师范大学，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硕士博士点的负责人是史念海先生，因为当时国内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学者很少，庄先生和史先生虽然一在东南，一在西北，但在学术上都有密切的联系，彼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很快就答应了庄先生的委托。史念海先生是山西人，1912年出生。1936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从20世纪40年代起，史先生历任复旦大学副教授、兰州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教授；从50年代起，到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授，后兼系主任。西安师范学院在1960年改为陕西师范大学，在庄先生为我联系到陕西师范大学跨校授位时，史先生正在担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他是我国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撰写了《中国运河》、《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中国古都和文化》、《唐代历史地理研究》、《河山集》等二十余部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发表重要学术论文二百余篇，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史念海先生的大作《河山集》第一集，早在1963年就已出版，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历史经济地理论文集。收入文集的文章，论述了唐代以前，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主要经济区域的历史经济地理变迁过程，我在研究生的第一年早就拜读，对史先生深感钦佩。史先生编的《中国历史地理》，也被庄为玑先生选为我读研究生的教材。庄先生为我联系到史先生那里授学位，真是让我既高兴，又增加了无形的压力。史先生当时同时担任陕西师范大学的副校长和唐史研究所的所长，事务繁多，非常忙碌。他接受庄先生的委托后，让他的硕士研究生费省和我联系。陕西师大和厦门大学虽然都有历史地理专业，但学业课程和考试有一定的差别。要在陕西师大授学位，必需达到对方学校的授位要求。由于9月份我的硕士论文还要首先在厦门大学通过毕业答辩，因此我请费省为我开列他们所学课程和考试情况。9月下旬，硕士毕业答辩由历史系的韩国磐教授主持，得到顺利通过。毕业答辩通过后不久，1982年10月中旬，研三下期开学后，我在厦门大学接到了费省的来信，信中说：
遵嘱罗列课程安排情况如下：1、外语课；2、政治课；3、上学期的专业课是“中国历史地理文献”，导师每周讲两小时，我就每周学习的内容要写一篇札记，暑假中写学期论文一篇。……本学期是学“历史经济地理”，所用教材是史念海先生编写的讲义，油印稿，约一百五十页。本学期要写几篇短文，但至今仍未开始写。下学期预计要请陈桥驿先生来讲历史自然地理。选修课是本学期听“古籍目录学”，由本校黄永年副教授主讲，不发讲义。收到费省的信后，我很快从厦门来到西安，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完成研究生最后的学业。1982年的陕西师大位于西安的雁塔区，距离西安的城市标志大雁塔不远。校园广阔，主干道上高耸的法国梧桐黄叶灿烂，十分气派。虽然从动乱年代恢复不久，建筑有些老旧，但图书馆楼和教学楼群中西合璧，古朴庄重，显示出学校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学校东望千年的大雁塔和曲江池，西近隋唐长安国门明德门遗址，南临唐长安城天坛遗址。由东南沿海的侨乡鹭岛厦门，来到了汉唐古都的长安城之中，使我仿佛有穿越历史时空之感。在费省兄的带领下，我先到历史系办公室，呈交厦门大学跨校授位的介绍信报到后，到唐史研究所见到了史念海先生。先生身材敦厚，四方脸，神情严肃，虽已届古稀之年，但思维非常清晰，说话简炼。向我问询庄为玑先生的近况后，我向史先生呈送了我在厦门大学的研究生成绩册，以及我写的两篇小论文。史先生当场阅过，就让费省安排我住在研究生宿舍，等待通知。第二天费省来对我传达史先生的指示说，陕西师大承认厦门大学开具的研究生课程成绩，所以主要的课程，如政治、外语和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地理等均不用再重新考试。史先生对我的两篇学期小论文也比较满意，因此只有两三门陕西师大特色的专业选修课，本学期课程还未结束，要我去旁听后，需要写读书札记上交。这对我是莫大的喜讯，体现了史念海先生对我的厚爱和对庄为玑先生的尊重。
八十年代初期，陕西师大虽然也是百废待兴，但对研究生还是竭力提供较好的条件，每间寝室是三至四个人住，比本科生七八个人挤一间要宽松得多。史先生又对我格外优待，让我单独住在研究生宿舍中，上一届唐史研究生毕业后暂时空出来的一间寝室，这间房子原为费省临时在住，因我的到来，费省又让给了我，使我莫名感动。费省后来与我多次通信，也曾到成都游历。他在硕士毕业后，继续在陕西师大读博并留校工作，以后到广州大学任教，直至退休。费省当时和郭声波、辛德勇都是史先生的硕士生，在历史地理专业读研二，住在我的隔壁。大家闲暇时，除了一起上选修课和聊专业话题外，尤其喜欢比较厦门和西安两个城市里大学的不同风物和文化差异，郭声波和我都是四川人，所以更有亲近之感，他毕业后先到四川大学，后来又转到暨南大学任教，在历史地理领域成果丰硕。辛德勇在陕西师大唐史研究所博士毕业后，先后在陕西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和北京大学任教，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大家。由于我到陕西师大时，学期已将近过半，没有能够亲聆史念海先生的讲授，当时听的是曹尔琴和黄永年两位先生开的选修课。我印象最深的是黄先生，人虽瘦，却精神十足，声音很大。黄永年先生专研唐史，讲的是唐代史料学，对唐代文献的源流与价值如数家珍。他善于从史料中找出线索，条分缕析，探寻历史的真相。我把黄先生的文章找来拜读后，对黄先生的唐史发微尤其佩服，他上承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下能发扬新文化运动后的科学分析，文章旁征博引言而有据，确为唐史大家。曹尔琴先生是讲中国古代政区沿革，虽然有点枯燥，但娓娓道来，对千年政区变迁条分剖析，同样使人难忘。上课读书之余，我喜欢到学校周边去逛逛。陕西师大距离西安繁华的小寨商圈不远，周边书店很多。八十年代初期，各种新潮书籍纷纷出版，学风也盛，与师大和其他高校的学子们一起在书店中徜徉，这边翻翻，那边看着，虽然许多书都买不起，也是这时难以忘怀的乐趣。到1983年元旦放假后不久，各项课程相继结束，系里通知我准备研究生答辩。答辩在一间大教室里举行。答辩委员会由史念海先生亲自主持，委员会成员还有黄永年、牛致功、赵文润和曹尔琴几位先生，庄为玑先生还委派林汀水老师专程从厦大赶来旁听。因为我是史先生亲自主持答辩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在陕西师大也开了先例，所以大家都很好奇，一些系里的老师和许多同学纷纷涌入旁听，整个大教室满满地挤了七八十个人。我一看这个阵仗，心里有点忐忑。但看到几位老师都对我笑，心头也就踏实了。我答辩前也作了准备，就论文中可能问到的问题准备了好几页纸。虽然只有我一个人答辩，时间非常充裕，但答辩委员们所问的问题大多数都在预料的范围内，并没有刁难的问题。答辩的过程很顺利，最后全体通过建议授予硕士学位，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三年读两校的求学努力，今天终于结出了成果。可惜当时没有相机，没有记录下这个对我无比重要的历史时刻。在陕西师大的学习虽然仅有短暂的三个来月，但师大的严谨学风，名师的言传身授，结识的同窗学弟，使我终身受益非浅。特别是由史念海先生主持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我想也应是忝列史先生门墙，成为史门弟子中的一员了吧。差不多四十年后，在西安开会时，遇到陕西师大的王双怀兄和介永强兄，攀谈之下，才知道彼此皆出史先生门下，蒙双怀兄把我纳入微信的“史念海先生弟子群”中，使我不禁有终于回归组织之感。
我研究生毕业回到成都后，进入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不久，收到了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处寄来的硕士学位证书，史念海先生以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是授予人之一。我虽然考上的是厦门大学研究生，但拿到的却是陕西师大的硕士文凭，觉世事之难以预料，莫过于此。
1984年秋天，我再次考上了厦门大学韩国磐先生的隋唐史博士生，并在1985年4月再赴厦大读博。我把这个情况向史先生作了汇报，当年6月，接到史先生的回信鼓励说：连收到你寄来的两封信，知你已安抵厦门，并从韩国磐先生攻读隋唐史，这确实是一宗喜事。国磐先生为海内名家，你又勤恳努力，可谓两美兼备，将来成功是指日获得的。1982年在陕西师大时，史先生正在编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告诉我说第二辑会以地名变迁为主题。1983年回到成都后，我把与庄为玑先生合写的《福建古今县市命名的规律》一文寄给他。1985年12月，我在厦门接史先生来信，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二辑已经出版，并把稿费173元寄到庄为玑先生处，这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1985年夏天，我又把自己的两篇论文《晚唐至宋初蜀中绘画艺术的兴衰》和《论扬一益二》寄给史先生，向他请教，史先生让我作一些补充和修改。1986年1月，史先生回信说：大著《扬一益二》是否已经修改过了？如已修改好，请即寄下，以便在《唐史论丛》中发表。《唐史论丛》是此间唐史研究所的不定期成果汇报专集。目前已编成第一辑，第二辑拟于二月份集稿，三月份编成。虽说是不定期，今年拟编四辑。此后每年均按四辑出版，由我亲自编辑。以后就请你按期撰文，最好每辑至少一篇，多撰当然更好。后来这两篇文章分别在《唐史论丛》的第二辑和第三辑中发表。
1987年10月，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已经完成，即将进行毕业答辩。史先生为我写了论文评阅意见，对论文作了肯定。答辩通过后，我把这篇博士论文的打印本再寄给了史先生，当即他来信说：收到你的来翰，大著《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亦一併收到。大著粗翻一过，体大思深，具见功力，容再细细详读。你毕业后，听说要回四川师大历史系。不过此间唐史研究所可以无教学的烦扰，当能从容进行唐史的研究。今年又成立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甚盼你能来此共同进行研究工作，未知亦有意否？史先生对我的博士论文作了肯定，也邀请我去陕西师大工作，使我深感惶恐和荣幸，但我当时与四川师范大学签订过委培协议，如毁约不回去，会面临高额罚金，同时妻子也眷恋成都，不愿意去西北生活，所以未能接受先生的邀请。如当时去了陕西师大，直接在先生门下工作，也许后来会有完全不同的局面。
1988年，我校释的宋代成都历史地理典籍《岁华纪丽谱等九种校释》在巴蜀书社出版。这部包括《岁华纪丽谱》、《笺纸谱》、《蜀锦谱》、《楮币谱》、《钱币谱》、《氏族谱》等九篇记载宋代成都民俗、家族、手工业和货币等内容的著作，对于研究宋代成都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价值极大，历来未有注释本，我首次对其中重要的篇目作了校释，并且考证其作者并非元代的费著，而是南宋时人所作。我把这本书寄给史先生，向他汇报，并说博士论文出版很困难，找了好几家出版社都屡屡碰壁，先生不久回信说：大札及尊著皆已奉到。当前社会，学术著作是出版社所不愿承担的，因为不能赚钱，反而还会赔上几文。这是学术界的大问题，好在各方都在注意，也提出了若干改革办法，甚愿早日有所改革。史先生对出版界与学术界现状的担忧与期盼，在信中流于笔端。在这二十来年中，与史念海先生也有几次见面。最难忘的是在1989年，中国唐史学会第四届年会在陕西师大召开，我从成都到西安参会，见到了史先生。他坐在主席台上，神彩奕奕。当时我已从韩国磐先生的隋唐史博士生毕业，这次会议韩先生也参加了，想去拜访史先生，我自告奋勇给韩先生带路。两位先生会面后出门，在史先生居住的宿舍楼下合影，我也在侧陪同。这可能是我和两位先生唯一的合影吧，真是无比的珍贵。1980年代，著名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白寿彝主持编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这是一部巨著，按时代分卷。其中第六卷“隋唐时期”，他约请史念海先生作主编。虽然仅是一卷，但构架宏阔，分为甲乙丙丁四编，甲编介绍基本史料及考古资料；乙编包括历史地理、行政区划、民族迁徙及隋唐兴亡；丙编论述农业、手工业、交通与都会、赋税田制、科举制、官制、兵制、律令、礼俗；丁编是人物传记及科技介绍。由于内容涉及面广，史先生邀请若干学者参与撰写。1990年中，我曾到西安开会，去拜访史先生，先生要我承担撰写《中国通史》隋唐卷丙编中的官制和兵制两部分。我回到成都后，先生的信函不久即来，其中说：
前日台驾在西安时，曾面请撰写多卷本中国通史隋唐卷第三部分中的官制、兵制两部分。承允诺，感甚。此书的撰写，白老处本来印有一份撰写要求，兹复印一份寄上，请参阅。……如能先写出提纲，作一次讨论，当然更好。兵制的写作后来另有人承担，我承担的官制撰写任务，大约在1992年中完稿，寄给史先生。1994年9月底接到他的来信说：有一宗旧事，谨略事陈述。若干年前，白寿彝先生倡议编辑中国通史，海受托起草隋唐卷，当时曾请左右撰写官制一章。其后一些参预写作的友朋，间有拖拉，海亦未能抓紧，以改换延时日，未早毕功。年来寿彝先生一再催促，不允再缓。旬日前晋京，即将手头积存文稿，送请寿彝先生鉴阅。寿彝先生对尊著颇加称道，惟尚稍有陈说，其一是未曾道及隋代，其二是篇幅稍嫌长些。……由于全书大部分皆已付排，只有隋唐卷尚未交稿，已与寿彝先生商酌，至迟于年底以前完全交上。尊著一章，如何修改增添，还请有以见示。按白先生和史先生的要求，把官制一章修改将完时，在1994年12月又接史先生来信，让我承担撰写隋唐的商业和货币一章：中国通史隋唐卷中典制部分原分十章，其中隋唐的商业和货币一章，迄今尚未动笔，寿彝先生又催稿甚急。兄台手笔很快，甚盼能承担这一章的撰写工作，也不必推辞。不仅不要推辞，还须快马加鞭，篇幅最好在三万字以内，不要超过。此书已印出数本，书首例由寿彝先生介绍作者生平，甚盼寄稿时，附上兄台简历，包括出生年月，就读学校，工作单位，著作等项。当时我刚担任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各种麻烦事务很多，遂向史先生请恕，但先生要我承担之意甚坚，只能勉力为之。到1995年中，官制与商业货币两章最后终于完成，寄给史先生，我这才松了一口气。1997年12月，《中国通史》隋唐卷出版，分为两册，共140万字。到1998年底，这部1400万字，共12卷22册的《中国通史》，于1998年底编纂完成。1999年3月，全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上起远古时代，下迄新中国成立的巨著，被学术界称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这部《中国通史》，除白寿彝先生任总主编外，有22位分卷主编、近500人共同撰写，是迄今参与编纂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中国通史。堪称是20世纪最大的史学工程之一。白寿彝先生呕心沥血20年，完成煌煌巨著《中国通史》后，也在2000年3月病逝，享年91岁。我能在史念海先生指导下参与这部巨著隋唐卷的撰写，实为幸运，他是史先生对我的关爱与提携。《中国通史》撰稿事竣后，1998年1月，又接史念海先生来信，说承担了撰写“中国古籍提要全书”地理卷的工作，并希望我也能参加，信中说：兹又有一事，还盼再度予以赞助。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小组发起鸿愿，要为现存古籍皆作提要，就连四库已作过的也须再作，每类古籍的提要即作为一卷。现已规划十余卷，以后可能还有增添，显示这是一项大工程。其中地理卷交由海组织同志担责。初步从各种书目查出，地理古籍不下两千种，可能还要更为多些。特为驰书，深盼能再度合作，使此项工作，得以早日完成。……古籍整理小组为了能统一规划，已由各卷已写出的提要，各选五篇，作为样本。其他写作就可以此为规格进行写作。地理卷五篇是由海撰写，在各卷集体会议上，经过斟酌修改确定的。如荷同意合作，当叧行寄上。此后史先生又陆续来信述及古籍提要地理卷的具体安排与撰写细则。在当年4月的来信中说：古籍提要不是长篇论著。长者为一千二百字，短者只有八百字。翻阅一部书后，即可提笔撰写，并非过于艰难，能写几篇就写几篇。总共两千二百篇，不是任何人独力所能完成的，现在共同合作的已有十人，还打算另行约请一些同志。这两千多部书，位何地方都难说得全备，只能就各方面都有此类的古籍当作。希望兄合作的，以蜀中和西南方面为主，甚盼能就类例以及成都图书馆能有的古籍开出一篇书目，再从容续作。为中国古籍中的地理类典籍撰写提要，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工作。我当时虽然事务比较忙碌，但史先生有此安排，遵嘱到图书馆查阅多日后，开列了一个西南地区地理古籍中拟撰写的书目，寄给史先生。赓即得到先生的复信说：奉到五月十二日大札，喜甚。提要工作十分繁重，不是三几个人所能完成。兄台能撰写多少，就是多少，不敢过分勉强。提要各卷全部撰就，远较四库提要的篇幅为多，肯定是可以传世的。如有可能，还盼兄台能够多写，写完，才能望早日付印。……兄台所提的书目有55种，已很不少，除去上面所涉及到(不必撰写)的几种外，还有四十余种。总编处对此很重视，要海分别复印，送上参阅。甚盼继续开列，按照先开列出来的先写的办法，省得与别人冲突。信中还附上先生新撰写的《汉书地理志补注》、《唐两京城坊考》、《蛮书》三种的提要印张，作为参考样本。1998年，唐史学会在西安开第七届年会，主题是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又一次见到了史先生。他虽然已经白发苍苍，但精神依然很好，会议组织去法门寺参观，他仍然不顾劳累，一同前往。我和史先生在法门寺合影，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一瞬。唐史年会后回到成都不久，1998年11月28日，先生又来信再次解读古籍提要的撰写条目内容范围说：古籍提要，盼于暇时多所撰写。据总纂处规定，方志另立一卷，不在我辈撰写之中。其中又有丛书卷，一些地理撰著，收在丛书之中，亦不必代为撰写。次日又再接到先生的来信说：昨日奉陈芜笺，以匆匆书就，间有误之，今待再作更正。中国古籍提要全书中有丛书卷。此丛书卷当就各丛书为之分别撰写提要，不能涉及丛书中所收各书，故所收各书亦应分别撰写提要。地理各书自应由我辈为之撰写。史先生对学术的严谨由此可见。但这却是我接到先生的最后一封信。此后长久未得先生来函，虽写信去问候亦无回音。是史先生身体欠安吗？1999年后，与古籍提要撰写的组织方也失去联系，直至今日，仍未闻中国古籍提要全书问世，可能此项工程后来也终止了吧。2001年3月底，突然接到陕西师大史念海教授治丧委员会的来函，称史先生因患病久治无效，于3月27日逝世，享年九十岁。这个消息如睛天霹雳，让我悲从中来。由此回想先生的来信，越到后来字迹越潦草，尤其是最后几封更是如此。那时应是先生带病坚持工作时写的。先生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在病中来信，仍不忘撰写地理古籍提要一事，其言谆谆，犹在耳边，而先生却已仙逝，悲夫！我给陕西师大发出唁电，寄以哀思：惊悉吾师逝世，悲从中来。二十年教诲，都上心头。恩师爱护，永世难忘，虽隔千里，遥寄哀思。史念海先生秉承老一辈学人的风尚，在来信中往往称我为 “兄台”、“吾兄”甚至“先生”，令我惶恐不已，也足见史先生的高风亮节与谦逊风范。史先生已去世二十三年了，惜自已辜负先生期望，未能做出更多成绩。但在陕西师大短短的三个月学习，以及后来不多的几次重逢，以及三十余封来信，先生形影，犹在目前；先生教诲，时在心中，先生之提携与督促，终身难忘。秦山苍苍，渭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