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风 || 黄寿成：回忆父亲黄永年教授

唐潮杂志

2024-09-14

回忆父亲黄永年教授

黄寿成

▲黄永年先生

父亲黄永年教授（1925—2007），江苏江阴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复旦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七届代表，享受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他学识广博，视野开阔，其深厚的文献功力，当世学界罕有其匹。除专于中国古代史外，还兼及古文献学、书法史等研究，特别是在古籍版本研究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他几十年潜心精研，著作等身，在历史学、中国古代文学和古文献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均有精深造诣，不仅是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北朝隋唐史及唐代文学、古典诗词小说的著名研究专家，更在版本学、目录学、碑刻学、古籍整理等领域内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是古文献学学科的一代宗师。

一

父亲早在中学期间就受业于吕诚之（思勉）先生，接着又认识了与吕先生同编《古史辨》第七册的童书业先生。抗战胜利后又认识了顾颉刚先生，投入他们门下。在复旦大学入学考试时，国文课程考试取得了100分的满分成绩，深得时任中文系主任陈子展先生赏识。据言陈先生曾向时任历史系主任的周谷城先生提出将其要到中文系就读，被周先生断然拒绝。195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被统一分配至上海交通大学任教，1956年随校迁至西安，1978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他在大学就读期间，买到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使其跳出了以人之忠奸贤愚来论史的窠臼。他对前辈学者满怀敬仰之情，但并不盲目崇拜权威。其间先后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涉及中古史、考古学、文献学诸多方面。其中，《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补论“狐”与“胡”之关系》得到陈先生赞赏，还纠正了罗振玉先生的“魌头”之说，后被所有博物馆采用。他大学毕业论文讲唐代河北藩镇，也与陈先生以昭武九姓胡为安禄山主力之说不同，认为安史叛军主力为契丹、奚等东北少数民族。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父亲主要从事唐史研究，兼及古典诗词和小说。研究玄武门之变、武周政权及其影响、宦官与禁军、肃代朝政局、泾师之变、二王八司马事件、元和后期党争。弄清楚这些无非是权力之争，而并非如通常所说庶族士族之争。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又上溯北齐、北周和杨隋，探讨这一时期的史事。弄清楚北周实较北齐落后，周之灭齐惟恃府兵之强实为落后吞灭先进，但府兵缘隋开皇时“垦田籍帐，一与民同”而失去战斗力，文武合一之关陇集团在隋至唐初亦不复存在。其中，仍多有与陈寅恪先生旧说之异同之处。至于古典文学方面，则写过《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正义》《长恨歌新解》等文字，并发现了仅存的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一张残页，使得中国古小说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还点校了《西游证道书》并考知《西游记》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纠正了作者为吴承恩的旧说。他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指导学术研究，注重解决历史研究中的实际问题，诸多研究成果以史料扎实、考证细密、见解精卓，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瞩目和推重，他的学术论文多收在结集出版的《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文史存稿》《树新义室笔谈》《学苑零拾》《学苑与书林》等著作中。尤其是凝聚他数十年心血研究中古史的力作《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以历史上北朝至中晚唐一系列影响巨大的事件和制度为重点，进行了系统考察。他以敏锐的历史洞察能力、全面深厚的文献功底、缜密娴熟的考据方法，不仅厘清了诸多千古疑案，大大扩展了对这一时期某些重大史实的深入认识，填补了北朝及隋唐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以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提出若干独具创见的新观点，代表着研究这一时期政治史的最高水平，充分展现了一代史学大家的风范。他参与了古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创立和建设，撰写了《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古文献学讲义》《史部要籍概述》《子部要籍概述》和《唐史史料学》等多部著作，享有很高声誉，被国内多所著名大学选作教材，为培养文献学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积极从事古籍整理事业的实践，精心标点校勘《类编长安志》《雍录》《西游证道书》等多种古代典籍，均以质量精良而被视作权威版本。他对古代文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十分尽力，主持完成国家教委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二十四史全译》中的《旧唐书》《新唐书》全译工作，并为《祖国丛书》撰写了《旧唐书与新唐书》《唐太宗李世民》，还承担了《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内《旧唐书》《北齐书》《周书》《颜氏家训》《韩愈诗文》等6种的选译，成为该类读物具有典范性的佳作。

二

父亲1956年随交通大学西迁至西安，且于1978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但始终没有离开西部。其间虽然复旦大学等经济发达地区的著名高校力邀其加盟，可是他秉承“西迁精神”及“西部红烛精神”，婉拒了对方的盛情邀请，坚持在西安这一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任教，不离不弃，堪称教书育人的楷模。

他还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的创建人。自1979年起招收中国古代史隋唐史方向硕士研究生，1982年起招收历史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得其亲传的及门弟子已近百人，有多人成为学术名家。他先后开设目录学、古籍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简介、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旧唐书》研究、《太平广记》研究、《吴梅村诗》研究、隋唐史专题等课程。后为他的学生所传承，在国内外许多高校讲授这些课程。特别是日本明治大学气贺泽保规教授，曾于20世纪80年代到陕西师范大学跟随先父进修，其间恰逢先父给研究生讲授碑刻学课程，他深受影响，对此学投入其中，现已为举世著名的碑刻学名家，出版多部碑刻学著作，其中《复刻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附解说》对郭玉堂的原著做了全面的校勘整理，堪称《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最为精审的版本。此外，气贺泽教授还将先父《碑刻学》译为日文，介绍给日本学者。父亲不仅在学业上对学生多加指导，还秉承孔老夫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对任何一个向他请教的学人都倾其所能地进行解答。特别是对年轻学子更是极力帮助，如杭州师范大学马雪琴教授在入学前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可是先父仍然坚持将其收入门下，多加指导，使其在学术上不断进步，著述颇多，成为该校著名教授。泰山学院的周郢教授虽然最初只有中学学历，可是先父也愿意让他报考自己的研究生，后虽因外语成绩不理想而未能遂愿，不过此后先父还在学术上对他多有关心指导，最终使其破格评为教授，且成为泰山文化及石刻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此外，先父还在生活方面对学生多有关心，甚至可以为他们的入学、住房、职称等问题与学校相关部门据理力争。在子女教育方面，虽然父亲对笔者这唯一的子嗣在学业方面的关照远不如学生，不过很早就指导我阅读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均是无标点断句本），为我打下很好的历史学及古代汉语基础，亦不至于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误入歧途。此外，在我就读硕士研究生之后，父亲对学业很少过问，可是对我毕业后撰写的学术论文几近苛刻，毫不留情面，甚至对几篇还不错的论文也是高标准严要求。而且对于我的职称他基本不予关注，副教授是在他退休后数年通过的，正教授是在他去世后七年多才评上的，并未受到他的荫庇。这从另一方面也培养了我独立治学的精神，撰写出版专著两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有关北朝乃至隋代选官制度的论文在学术界颇有影响。

总的来说，父亲不仅是经师，亦为人师，更是我们在学术与为人方面学习的榜样。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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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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