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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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培三年 生死疲劳 | 正午

点击上方“正午故事”,设为星标,以防失联在经历了各种杂活和形式主义的行政工作后,她试着学习将医生视为一份普通工作,放下憧憬与期待。采写
4月2日 下午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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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劳作在猝死的边缘:短剧从业者的自述丨正午

点击上方“正午故事”,设为星标,以防失联短剧财富神话的背后,是演员、服装化妆师、导演等岗位的高强度劳动和艰难生存。采写
2月27日 下午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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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书人勇斗潜规则:一座临时图书馆背后的故事 | 正午

点击上方“正午故事”,设为星标,以防失联每座被塞了烂书的图书馆,都是某些人勾结拿回扣的结果。采写
2月2日 下午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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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鑫淼:看似“混日子”的职校生,有不为人知的伤痕与拼争丨正午访谈

点击上方“正午故事”,设为星标,以防失联为什么我得了这么多奖,这么努力地证明自己,你还是以职校生标签来歧视我?采访
1月12日 下午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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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兰州学做拉面:一个老外的中国美食奇遇 | 正午书架

点击上方“正午故事”,设为星标,以防失联我上过拉面学校,我知道很多关于拉面的事情,但我还是拉不出来。文|
2023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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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塔吉克斯坦修公路 | 正午视觉

点击上方“正午故事”,设为星标,以防失联成绩再好也没用,除非去中国或俄罗斯,年轻人才有出路。口述
2023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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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摇滚往事:万能青年旅店与华北平原的忧伤 | 正午

“旅店”像浮木一样,为这群年轻人提供了一个乌托邦。经过数年的波折与动荡,2002年,姬赓完成本科学业又回到石家庄,大家重整旗鼓继续,乐队更名为“万能青年旅店”。2002
2023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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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孩子:一座大都市的贫困、生存与希望 | 正午书架

安德里亚·埃利奥特编者按:耗时8年跟踪采访,参考了1.4万份文件,《纽约时报》调查记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德里亚·埃利奥特(Andrea
2023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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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杨方:重走丝绸之路,与玄奘在同一棵树下休憩 | 正午访谈

玄奘避不开这棵大杨树,他曾在此歇息,我和他看到一样的山、水和天空。进入活生生的现场,我和他之间有了莫名的血肉和感情联系。采访丨谭木声
2023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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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骗者口述:我在缅甸经历的生死逃亡|正午

“我现在是很幸运,遍体鳞伤总算回来了,但这份幸运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复制粘贴的。”记者
2023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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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乡,我与父母的战争 | 正午

只过了一个月,我的想法就从“回家也不错”,变成了“我为什么要回家?!”文|
2023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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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毅:行业消失之后,曾经辉煌的工人们如何自处?| 正午访谈

9787208179165——完——作者赵景宜,关心变化中的事物,以及不同人在时代之中的具体处境。题图:2021年4月,基隆港。来源:视觉中国点击标题再读点儿别的跟拍四年,我了解的镜头外的江秋莲|
2023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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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衣村的日与夜:重返广州疫情“风暴眼”康鹭片区 | 正午

五条人:我们的听众是玛丽莲·梦露那样的美女|张辛欣:我在美国的自隔离日记
2023年1月27日
自由知乎 自由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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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不再沉迷游戏,家长的烦恼却刚刚开始 | 正午

青少年之所以沉迷于虚拟世界,是因为他们在真实世界的家庭和学校里遇到了困难。采写
2022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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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苓:他们全力以赴,才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 正午访谈

贫困生不只一种颜色,他们的生活是五彩斑斓的,无论是远方还是在眼前。采写丨李晓红“你不是贫困生吗?怎么还穿着李宁的衣服?”一位学生把自己经历的责问告诉艾苓。艾苓感觉自己的心脏被重击了一下。她也记得另一个女生的故事:正在跟男朋友吃饭的她,内心却在自我拷问:“学费都欠着,你有什么资格谈恋爱?”艾苓任教于黑龙江绥化学院,这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来自贫困家庭。教写作课的艾苓发现,很少有媒体和出版物,长期并细致地关注过寒门学子的成长、就业和精神世界:他们来自怎样的家庭?困难的生活条件、贫困生标签会留下哪些心理烙印?经济条件是否会限制他们的职业发展?艾苓是绥化学院1987届历史系毕业生,毕业18年后,于2005年回到母校任教,此时的绥化学院已经从专科升为本科。从2017年开始,艾苓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贫困生调查说明》,让学生亲口讲述自己的命运轨迹。“这可能会冒犯到他们,或者再度揭开伤疤。”没想到学生们的响应特别热烈,即使多年前已经毕业的学生也参与进来,前后多达200多人。最终她的受访对象覆盖了从2000年到2020年一共21届毕业生。这个人群具有一定的样本意义:从2000年开始,中国高校全面取消分配,并大规模扩招。艾苓从200多人中选了56个孩子,追踪了他们从出生到上学,从毕业求职到结婚买房等人生关键阶段的经历,试图梳理出贫困和社会压力如何影响他们的职业选择和生活态度,当然,还有他们那看似平凡实则惊心动魄的努力。这些故事最后集结成《我教过的苦孩子》,该书于近日出版。在与正午的访谈中,艾苓认为,虽然经济条件是影响学生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但专业差异对眼界也有显著影响。一个学生和网络接触得越密,眼界就越开阔,他(她)往外走的勇气也更大。下面是访谈实录:标签带来的伤害正午:在此书的采访和写作中,让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艾苓:第一个触动我的是,竟然不止一个学生讲过自己的饥饿史。我原来觉着,饥饿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事情,除了那一代人,怎么还会有人挨饿?有一个学生讲了她小时候的故事。她父母和她爷爷奶奶分家后,除了分到的小房子,家里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父母不得不把唯一值钱的粮食卖了,再添置基本生活物品。当锅碗瓢盆勉强凑齐时,家里已经没米开锅了。姥姥心疼他们,每到午饭时就会在路口喊他们一家去吃饭,父母让她带着弟弟妹妹去吃,但他们自己不管多饿也不回去吃。第二是教育资源的落后。我常说,有些学霸全力以赴考上了清华北大;但我们的学生,全力以赴考上的却是绥化学院。除了黑龙江,绥化学院的学生大多来自中西部县城或农村,这些地方的教育资源比较贫瘠。在我的书里,有一个学生因为家长年纪大、体弱多病,他读到初三就辍学了。高中知识是自学完成的,25岁时终于考上了大学,也就是绥化学院。此外,我发现贫困生和非贫困生之间存在一道巨大的鸿沟。有个学生曾经和我说:我的世界,他们怎么懂呢?刚入学有个寝室文化节,就是宿舍评比。同学们提出将宿舍装饰一下。有人提议买块地毯,这个学生不同意;有人提议铺地板革,他也不同意;有人提议,那总得买个鞋架吧,他不得不同意。再不同意,宿舍就没法待了。这种窘迫,谁会懂呢?在贫困生评定时,他说,他不能讲家里住什么样的小黑屋、曾经挨饿的经历,也不能讲自己的过时手机还是爷爷借钱给他买的。这种状况似乎与同龄人的生活相隔甚远。我们对贫困生群体太缺少了解。贫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穷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对于贫穷的无知,与对物质富足的想象一样深厚。正午:即便都是贫困生,有哪些让人振奋的故事吗?艾苓:我写过一个学生的故事,叫“好疼好疼的高考”。这孩子本来成绩挺好,但高考时出了意外。高考第一天中午,她骑自行车赶考,在狭窄的路上避让车辆时翻到了沟里。尽管赶上了考试,但胳膊和腿的伤痛,伴随着失意的高考一直影响着她。从绥化学院毕业后,她连续3年考研均以失败告终。所有重要的考试,她屡战屡败。直到有个特岗教师的考试机会,她没花钱报培训班,仅靠自己复习,笔试和面试都排到了第三。(特岗教师一般在较偏远的农村地区,考上这个岗位后,需要在乡镇的中学或小学至少服务三年。)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愿以偿的考试。种种经历之后,平静,前所未有的平静。这场迟到数年的胜利也鼓舞着她。现在她正在准备2022年底的研究生考试。在我的学生里,有一对95后情侣北漂的故事也很有意思。从物质层面看,他们的生活可能是不堪的。这些贫困生来到大城市,往往从住地下室开始。但在聊天时,他们的幸福溢于言表。两个北漂居然漂出来某种仪式感:通勤一个多小时后做一顿热腾腾的饭菜,两个人一起去看大大小小、不需要门票的展览……这种乐观让我惊讶和欣慰。只有强大的内心、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工作全力以赴的投入,才会在艰难的生活里找到仪式感。这些故事让我发现,贫困生群体也是很丰富的,他们不只一种颜色,他们的生活是五彩斑斓的,无论是远方还是在眼前。正午:贫困或者说贫困生标签,是不是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包袱?艾苓:贫困或者贫困生标签带给他们的,是伤害。生活的贫困,除了物质的不富足,更让他们眼界、格局和选择受限。作为标签的贫困,让他们长期处在一种自卑的状态里。有人甚至觉得自己不配谈恋爱、不配幸福、不配拥有美好的东西。有个学生告诉我,毕业时她竟然非常开心。一般毕业生离开母校时,情绪非常复杂甚至有一些感伤。但她却说:毕业了,我就再也不是贫困生了,再也不需要以别人的眼光来约束自己。我总算能把这个标签撕掉,轻轻松松地生活。有些贫困生之所以觉得自己不配拥有美好的事物,是因为周围人群的压力。这个女孩告诉我,有人当着她的面说,“你不是贫困生吗?怎么还穿着李宁的衣服?”。很多人试图把他人禁锢在贫困生的标签里,用一个个“应该”与“不应该”将其钉在偏见的十字架上。有人看到她的李宁衣服,却没看到这件衣服上的破洞,也不知道这件衣服她从初中一直爱惜到现在。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个破洞,难道要把破洞展示给人家看吗?很多人强调,这些贫困生费劲地生长,才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但在我看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和家庭从泥泞之地到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也是一种成功。正午:为了让贫困生健康成长,社会和学校还可以做哪些事情?艾苓:我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提一点建议。目前贫困生的经济资助做得比较好,给这些同学的命运带来了转机,但同时也要注意资助的方式方法。除了经济资助,更需心理援助。每个人都需要完成自己的心理建设,普通学生可能比较顺畅,但贫困生一般在生活中承受了太多看不见的伤,在成长中长期处于自卑甚至抑郁的情绪中,所以应该进一步关注。另外,目前的职业生涯规划往往是普及性的,我希望政府、学校和社会等主体能为贫困生提供就业和创业方面的一些专业指导。艾苓绘制学生发展轨迹的手稿视野越小、格局越小,就只能看见编制正午:您曾在绥化学院读书,后来又回校任教。从您念书那一代,再到书中写的2000-2020年这些学生,有比较明显的代际变化吗?艾苓:代际变迁非常明显,不同时期学生们的选择不一样。我上学时,正是绥化学院的专科时代,那时候叫绥化师范专科学校。生源特别窄,学生全来自本地区,也就是绥化地区下的13个县市。我们那时读师范,没有学费和书本费,每学期还有22块伙食补助和5块钱的大米票。女孩子可以吃好,男孩子可以吃饱。到毕业的时候,各地方的用人单位甚至会到人事局、教育局抢人,不愁找不到工作。总的来说,那时候同学之间经济条件相差不大。条件好一点的是城镇孩子,比方说我;条件稍差一点的是农村孩子,比如我爱人。因为不需要交学费,我俩最明显的区别主要在零花钱上。到了新世纪,绥化学院的生源范围开始扩展,陆续有山东、河南的学生来上学。2004年专升本以后,招生范围逐渐覆盖全国,除了西藏以及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省份,中西部地区均有涉及。前十年的毕业生,贫困生在就业选择上特别谨慎,一般都会回到家乡或者离家近的地市工作。大多会在毕业之后考编、考研,找工作。而从2011年开始,我感到随着网络的普及,学生视野逐渐打开,选择更多样,走出去的人占比也更高,择业观念在不断更新。以前大家会说,宇宙的尽头是编制,尤其对于刚刚毕业的贫困生来说,确定性尤为重要。毕业之后考研、考编,注定是未来人生的一部分。但在后面十年,我看到择业观念的多样性在生长。有的学生自主创业,有的选择去南方开辟新天地,还有人告诉我,“老师,我现在必须在北京待着学本事,但不会待太久,我的理想是自由职业者。”正午:您接触的学生里,有没有人放弃公务员等安稳生活,坚持走一条不寻常的道路?艾苓:有这样一个学生,但不是贫困生。本科毕业后他按父母的安排考编,但没考上。此后他说要过自己的生活,转头去了南京,现在在南京的一家企业工作。见识过广阔天地后,他发现生活有很多选择:私企有什么不好?五险一金等福利,和事业编制也没有很大差别。走出去的同学观念更开放,访谈中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希望我传递这一声音,让我鼓励那些二本院校的贫困生往外走,长长见识,有更多的机会在等着大家。我觉着,越贫困,往往视野越狭窄,格局越小;格局越小,未来的生活选择就越少,使得他们经常只看到编制。正午:很多贫困生一毕业,就被期望着去反哺家庭,需要变成奉献者。这会不会让他们在职业选择上更趋保守?艾苓:家庭因素是很重要的原因,但专业差异对学生眼界也有显著的影响。我们文学院有三个专业:汉语言文学师范,以及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出版。最活跃的是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孩子,数字出版专业的考研率较高,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孩子则相对更热衷于考编制。网络新媒体专业的同学,与互联网、新媒体打交道比较多,见识了广阔的网络世界,也看得见更多岗位选择。这个专业的学生很少考编制,一般都跟着新媒体的市场,在省会或省会以上城市发展。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因为和网络接触有限,看到的世界就窄,选择也很窄。一个学生和网络接触越密,眼界越开阔,他(她)往外走的勇气也更大。经济条件的限制,肯定会左右他们的决定。同时起作用的还有他们的眼界。这和格局相关,有了眼界,才有格局。没有开阔的眼界,怎么建立自己的大格局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学生,进校时分数都差不多,但毕业时差别就很大。比如,有的同学经济条件较好,很小就有个人的手机或电脑,会比较早地接触互联网。在有些软件的应用上,往往是和老师直接讨论而非学习。但以同样的分数考进来的贫困生,因为接触科技少,互联网使用基础比较差。别人已经玩了几年微博,他们还在研究怎么注册微博。另外,接触互联网多的同学,往往专业技术能力提升得快,做出来的作品也漂亮。访谈时也有贫困生说,让他自卑的并不是经济上的贫困,而是自己在专业学习上因陌生而产生的愚钝。“互相打开,彼此照亮”正午:您在《我教过的苦孩子》之前写过一本书《咱们学生》,两本书有什么不同?艾苓:从形式来看,《咱们学生》的叙述主体是我自己,作为课堂外的教学笔记,可以将其理解为散文意义上的写作。而《我教过的苦孩子》的叙述主体是学生,我对贫困生做持续追踪,是一个非虚构意义上的写作。《咱们学生》写得特别快,因为平时跟学生交往较多,我把课堂上下交流的故事写到日记里,写作过程比较简单。而基于贫困生调查,追踪贫困生故事就不那么容易了。从2017年年初开始准备,到最终成书,经过了近5年的时间,可以说这是一本用脚走出来的书。正午:《我教过的苦孩子》为什么采用口述史的方式展开?艾苓:当我做完《苦孩子》的第二个采访,我就知道,我一定要让学生用自述的形式来讲自己的故事。采访遇到的一大问题是,谁愿意把当年的伤疤重新揭开呢?那种疼痛该如何描述?内心的声音如何表达?当我做完第二个访谈,我明白了,我要做的就是撤离。从他者叙述中抽身,让话语回归话语,这样才能够把他们的声音完整地传达出去。走近学生、让学生表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重新回顾那些不堪往事,需要巨大的勇气。上过我写作课的同学,打开比较容易,因为我们有交流的基础,我们彼此照亮过。而我没教过的学生,打开心扉会慢一点。我做过四年半的记者,我知道很多人对接受采访比较敏感,特别是当你拿着武器的时候,比方说摄像机、录音笔。当你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他就会心怀警惕。从某种角度上看,对于被访谈的贫困生,这些工具有点像武器,因为他(她)需要披露自己的过去。我的采访方法是最笨的,没有摄像机也没有录音笔。一个笔记本、一支笔和一个包,就是我的全部行头。开始聊天时,我把它们都放在一边,聊到火热了,就顺手记录下一些关键词,比方人名或地名。就像一个朋友在倾听,慢慢的采访对象才会把心打开,披露一些信息。所有的笔记,我都是采访之后根据记忆再整理和复盘,等到稿子完成,再请采访对象补充和修改。有学生说,非常感谢老师倾听,并把我的故事写下来,但我不希望它出现在你的书里,不希望大家知道我是谁。我特别理解他们的敏感和谨慎,对于我和他们的故事,我收藏到某个文件夹里,作为我们之间的秘密保存好。正午:教写作课是不是让学生更愿意和你坦诚交流?艾苓:在讲写作课的时候,为了能让学生打开,我会先把自己打开。15岁时我做过一件非常丢人、羞耻的事,在30岁的时候我把它写出来。我会在课后把这个作品分享给学生,告诉他们,我成长过程中也有过这样的不堪。当我坦诚相待时,学生就会有回馈。他们在提交作品时,也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讲述和分享出来。文字是什么?我觉得文字可以让陌生人彼此照亮。不是完全的照亮,但照亮过彼此。我和同学们在课堂上的坦诚相见,尽管谨慎而有限,但毕竟在这个场域下达成了一种信任。真实的文字才有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真实生活。你可以编故事,但是一定要来自生活。底层生活的细节是整日坐在书房里编不出来的。书里有个同学告诉我,2017年时,她四个多月的伙食费一共600多元。我当时觉得这不可能,但她非常认真的给我盘算:饭多少钱,菜多少钱,两块的菜有哪些……今后的写作,我希望继续走进真实的生活现场,用脚走出一本又一本书。——完——作者李晓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乡发展与规划方向研究生。题图:艾苓和学生们在一起。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点击标题再读点儿别的跟拍四年,我了解的镜头外的江秋莲
2022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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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发型师的消费自白 | 正午

Jen老师在和这位Tony老师沟通之前,我从未意识到,理发师也是一个讲究“面子”和虚荣的职业。用一首老歌来说,他们的工作也算是
2022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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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勉强结婚,只想要孩子 | 正午书架

“我想要孩子,但不想帮有问题的男人料理生活。”文丨井上词子编者按:日本人结婚难不是新鲜事,有人用“婚难时代”来描述这一社会现象。《婚难时代》一书由三位记者筋野茜、井上词子、尾原佐和子创作,她们记录了疫情前后的诸多婚恋难题与解决方案,比如寺庙举办活动促成相亲、AI帮助相亲、很多女性沉迷于恋爱手游、父母代理相亲……以及精子库、冻卵等新技术带来的社会问题。这些故事和思考想必也能在中国读者中找到共鸣,以下内容摘自该书第四章“盼望成为母亲”。如果想要孩子,却没有结婚的计划,“未婚生育”也是一个选项。在日本,人们通常认为“未婚妈妈”是因为有苦衷才被迫选择了不结婚。然而放眼世界,尤其是欧美国家,很多地方早已不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非婚生子女。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女性就开始倡导这种生活方式,并自称为“主动单身母亲”。近年来,日本女性越来越独立,不再有趁早结婚的必要,也有人表示“不想勉强走进婚姻,只是想要孩子”。我猜想,选择未婚生育的人也许会有所增加。了解到日本也有主动单身母亲群体后,我便决定围绕她们进行采访。“主动单身母亲”藤波塔子(四十八岁,化名)是我采访的第一位主动单身母亲(二〇一八年)。她一边经营自己名下的公司,一边养育独生女,强势的职业女性气质中透着一丝母性的柔情。她遇到了理想中的对象,决定生下属于他们的孩子。但由于双方都很忙碌,生活节奏难以协调,她最终选择了未婚生育。二〇〇七年二月,塔子生下了女儿。未婚生育的决定,是她与当时的男友岛田哲(化名)商量后最终做出的。塔子的父母离了婚,但一家人依然保持着不错的关系。因此她持有“家人之间的纽带不需要制度来维系”的观念,一直没有结婚的意愿,对生儿育女也并无兴趣。然而与男友相爱后,她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本能地爱上了他,觉得一定要留下他的基因。”但男友阿哲并不想要孩子。于是塔子开始了漫长的劝说。阿哲起初不为所动,最后还是被她的热忱改变了想法。他们也考虑过“事实婚姻”这种生活方式,却无法在工作、生活安排等方面为彼此妥协。最终,阿哲让步了,同意塔子在不结婚的状态下生育二人的孩子。孩子的名字是他们商量着取的。女儿出生几年后,他们分手了,但在确认父女关系、支付赡养费等方面二人没有闹过矛盾。阿哲经常去国外出差,所以即便在分手前,他与塔子母女相处的时间也有限。塔子当时刚创业不久,还要照顾婴儿,经历了一段非常难熬的日子,但她从未产生过“有丈夫帮忙就好了”的念头,而是认为:“如果我结了婚,就不得不做更多家务,反而会更辛苦。”女儿绫香(十一岁,化名)从小就听母亲说,她的父亲不和她们一起住,但这不是问题,世上本就有各种各样的家庭。直到现在,绫香每年生日都能收到父亲送的礼物。像塔子这样自愿在没有配偶的情况下生育的女性就被称为“主动单身母亲”。这个起源于美国的概念在日本不太有名,不过法人组织“女性与育儿研究所”的代表高田真里等人创建了一个主动单身母亲研究交流小组,近年来该小组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咨询量直线上升。该组织于二〇一八年三月举办了一次单身母亲交流会,共有七位三四十岁的女士参加,其中有的还在考虑,尚未有行动。大多数人与男友生下了孩子,也有人借助了外国的精子库。塔子对她的选择既自信又坦荡。这大概是因为她有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围着家庭打转。我时常听到女性朋友感慨,只要有足够好的抚养条件,即使单身也会考虑生育。然而,二〇一九年的厚生劳动省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日本单亲家庭的贫困率高达48%。单身母亲的家庭处境更是艰难,收入普遍较低,感觉“生活困苦”的家庭高达近87%。由于经济原因被迫放弃生育的人不在少数。我感到,日本有必要对工作方式和社会制度做出调整,以免独自抚养子女的女性陷入困境。为了要孩子而物色父亲塔子想与心仪之人生下孩子,有些人却是为了要孩子而物色孩子的父亲。二〇一八年,我认识了特立独行的加藤结子(三十二岁,化名)。她性格随和、待人亲切,毫不避讳地与我分享了自己那称得上令人瞠目结舌的生育经历。不过,她望向孩子睡颜的目光是那样深情,令我感到过程如何,也许并不重要。家住关西的结子在二〇一七年九月生下了大女儿。她没有结婚,但在二十九岁时有了生孩子的想法。之后的一年多里,她探索了各种可行的办法。如今,她在母亲和朋友的帮助下抚养孩子。萌生要孩子的想法时,结子正与当时的男友住在一起。但男友的生活方式很混乱,她无法想象和这样一个人走进婚姻。“我想要孩子,但不想帮有问题的男人料理生活。”几个月后,结子结束了这段关系,开始为孩子物色更合适的“父亲”。她先联系了一位是公司职员的朋友,提出以怀孕生子为目的与他交往。“不行!”对方断然拒绝。后来她又接触了几个人,然而在确定关系之前就提出想要孩子确实太过突然,容易吓退对方。她也曾和情投意合的人同居,但双方的婚姻观不合,没能走到最后。尽管又以失败告终,但她并没有放弃。二〇一六年秋天,结子遇到了小山真(三十一岁,化名)。他完全符合结子的理想型。结子决定:“就是他了!”第三次见面时,结子便对他表达了好感。根据以往的经验,她没有急于求成,而是谨慎地表示自己有生孩子的意愿。阿真的反应很平淡,但没有明确拒绝。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下旬,结子怀孕了。父母很高兴,他们知道女儿一直想要孩子。不过,尽管结子早就告诉过阿真,不会因为孩子的事给他添麻烦,阿真得知这一消息时还是惊愕又慌乱。后来,结子知道了孩子的性别,也更加真切地感觉到自己即将成为母亲。她心中的期待不断膨胀,激动地等待着梦想成真的那一刻。阿真起初对此比较消极,但在陪同结子做产检的过程中,他的态度有所缓和,最后还陪产了。另一方面,结子对婚姻制度的质疑也更深了。日本法律规定,夫妇必须使用同一姓氏,通常是女方冠夫姓。但她喜欢自己的名字,不想失去它,也不想剥夺对方的姓名。她认为:“这种制度非要夺走陪了你三十多年的名字,实在令人沮丧。”去医院做检查时,身边有人陪伴会更加安心。但这并不代表结子希望结婚。她确实需要一个亲密度适中的伴侣,却希望和朋友们一起抚养自己的孩子。怀孕期间,结子跟阿真商量后决定不登记结婚,阿真也不需要办手续确认父女关系。后来,他们有了第二个孩子,也一直没有步入婚姻,而是各自生活。精子库除了与男友共同生育之外,也有人做出其他选择。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开始关注海外精子库。家住关东的漫画家华京院玲便是其中之一。因为意识到自己是“无性恋者”(无性恋者属于性少数群体,特征是既不爱男人,也不爱女人),她不想结婚,但想拥有血脉相连的家人。小玲从小就对性别感到别扭。她对女孩的游戏不感兴趣,也不想当男孩。长大些后,无论男女都无法对她产生性吸引力,周围人的爱情故事也无法引起她的共鸣。长年以来,她都为这种隐秘的取向问题所困扰,二十岁后才清楚地意识到:“原来我是无性恋,对男人或女人都不会产生心动的感觉。”与此同时,小玲的人生出现了转折——她的父亲因中风倒下了。“这样下去我就要变成一个人了。我希望能有家人陪伴左右。”作为独生女,小玲心中产生了对家人的强烈渴望。她考虑过领养孩子,但做过功课后发现,单身人士很难满足领养条件,于是她只能做出一个决定:自己生。除了借助精子库,小玲没想到其他途径。她从二十七岁开始收集相关信息,了解到日本没有可供单身女性使用的精子库。虽然有一些人愿意免费捐赠,但她出于种种顾虑,还是决定使用美国的精子库。精子库网站上公布了捐赠者的情况,包括种族、身高、学历等个人信息。小玲本想找亚裔捐赠者,但当时没有合适的人选,只能退而求其次,将条件放宽到没有病史、能在孩子十八岁时取得联系。而这种服务的需求量之大,完全超出了她的想象。注册该网站的捐赠者并不少,但缺货是常态,每次一有身体健康且条件优越的捐赠者出现,便会遭到哄抢,以至于小玲不得不用排除法进行筛选。“我是第一次见识到这种场面。”小玲不无震撼地说。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小玲进行了第一次尝试。这笔订单包括邮费在内的费用约为三十万日元。通常下单后,精子会以冷冻状态寄来。买家需要自行解冻,抽到针筒里,再注入子宫。这样是否真能怀孕,小玲也是半信半疑。她以平静的心态独自操作。第一次尝试虽以失败告终,但她并未气馁,第二个月再接再厉。一个月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二〇一六年秋天,她的孩子出生。在日本,有关精子捐赠方面的法律并不完善,所以单身女性只能求助于个人志愿者,或是像小玲这样使用海外精子库。“其实日本有很多人希望能使用精子库,她们的需求完全被忽视了。”小玲对此愤愤不平。她希望政府认可这个群体的存在,完善相关法律。“有了新的家人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现在很幸福。”要是孩子有朝一日问起自己的父亲是谁,小玲打算坦诚地告诉她这一切。现在,小玲和女儿一起过得很美满。她有意再次借助海外精子库怀上孩子,并且已经开始尝试。小玲告诉我,她这么做的原因是,女儿以后或许会为自己的身世烦恼,她不希望女儿觉得自己是孤零零的。这一次,她对捐赠者的要求仍然是,希望孩子年满十八岁时联系得上对方。截至二〇一八年采访时,日本还未针对涉及第三方的辅助生殖医疗行为(包括捐赠精子、卵子)制定法律。换言之,这是法律上的空白地带。直到二〇二〇年九月,菅义伟内阁成立,局势才发生转变,不孕治疗与生殖医学开始受到关注。政界迅速采取行动,在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出台了关于亲子关系的《民法特例法案》。法案的中心思想是,如果女性利用第三方捐赠的卵子生下孩子,法律将认定接受捐赠的一方为生母,而非捐赠方。法案还明确规定,如果妻子在征得丈夫同意后使用第三方捐赠的精子生育,丈夫不能否认自己与孩子的亲子关系。这意味着“第三方捐赠”得到了法律的认可。不过,上述法案没有明确规定孩子是否有权知晓自己的遗传学父母,也没有关于精子或卵子交易的限制条款。精子或卵子捐赠者的信息管理及披露机制也尚未建立。随着日本社会的未婚化与晚婚化趋势愈演愈烈,使用第三方提供的精子或卵子生儿育女的人越来越多。若不采取措施,未来甚至可能出现“同一捐赠者的后代因不知情而结为夫妇”的情况。希望有关部门能考虑到这些孩子,尽快采取具体措施,规范整个环境。刚开始采访时,我的侧重点还是“如何应对少子化”。但在倾听大家故事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想要的人生。这世上本就存在想生却生不了的人群。有意愿生儿育女的人,大可权衡各种方法的利弊,自行选择。如果并不执着于生养孩子,静下心来品味自己的人生也未尝不可。无论选择哪条路,我们都应该予以尊重。《婚难时代》,[日]
2022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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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我希望做一个到死都保持好奇心的作家 | 正午访谈

“我没有给自己设限,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在舒适圈待着的人,每次写完一本,一定要换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题材。”采写
2022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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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野千鹤子X铃木凉美:闺蜜友情与家庭纽带,孰更可靠?| 正午书架

Unsplash.com点击标题再读点儿别的跟拍四年,我了解的镜头外的江秋莲
2022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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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肢之后,我看到了世界的另一个样子 | 正午

五条人:我们的听众是玛丽莲·梦露那样的美女|张辛欣:我在美国的自隔离日记
2022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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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8周年VIP会员特惠,全年最低!

界面新闻创立8周年,VIP会员限时优惠开启。9.22至10.22期间,开通界面新闻年度VIP,可享受全年最低的五折优惠:原价998元,活动期间仅需488元/年,折合1.34元/天。每天仅一瓶矿泉水价格,助您日日收获新知。界面新闻VIP频道启动至今一年有余,已上线1200+篇文章,扎根宏观大势和商业细节,致力于提供有价值的商业资讯和投资参考。过去一年,我们根据读者的反馈和需求,在文章类型、选题、质量等方面不断精进,力争为读者提供更优质的阅读体验。(部分文章展示)(部分专栏展示)在界面新闻8周年生日之际,除了年度最低优惠,我们也进一步升级了会员权益。目前开通年度会员,可畅读已上线的1200+篇付费文章及每日更新,获取商业世界新鲜资讯和专业分析。同时,无论精选频道、独立付费专栏、还是即将推出的单篇付费文章,在会员有效期内均可免费阅读。除此之外,我们还将不定期送出各种会员福利,如连线专家直播互动、图书卡券、峰会论坛入场门票等线上线下福利。感谢一直以来信任和支持界面新闻的读者朋友,在喧嚣纷杂的信息世界,我们希望能继续以专业精神沉淀价值,提供更多优质内容,与美好价值创造者同行。长按扫描海报二维码,或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即可进入VIP会员购买页面。使用中遇到任何问题,可联系邮箱:kefu@jiemian.com。
2022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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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自存:中职生为何不自信?因为承接了义务教育阶段的伤痕 | 正午访谈

五条人:我们的听众是玛丽莲·梦露那样的美女|张辛欣:我在美国的自隔离日记
2022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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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县城去!服装厂与打工人的回乡之途 | 正午

监利准备成为更大的城市,人们摸索着那些还未显现的变化,寻找自己在城中的位置。记者
2022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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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除了市场和政府,我们还能靠什么应对风险?| 正午访谈

9787521739800——完——题图,大清统属职贡万国经纬地球式方舆古今图,1800年来源:MacLean
2022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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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庆:青春散场 | 正午

带着侠客的直爽,和挥之不去的“伤感”,沈庆写出了极富个人色彩的校园民谣。
2022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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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了50年英语,我那么多学生都去哪了|正午视觉

我至今还记得教室里的标语: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摄影、口述丨靳改莲采访、文丨蔡星卓“崔健的音乐让我们鼓劲儿。”临近午夜,靳改莲还没睡,70岁的她正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端着手机看崔健的直播演唱会。“人们很久没有发声了,特别是疫情状态下,人们都很压抑,他的声音好像是一种情绪的宣泄。”靳改莲最喜欢的歌是《寂寞就像一团烈火》,发行于1991年。她记得,当时她还在河南省外贸学校做英语老师,并开始尝试私下里给亲朋好友的孩子辅导基础英语。除了摇滚和流行音乐,90年代初,英语学习的浪潮也被掀起。俞敏洪的新东方学校诞生,李阳吼出了“疯狂英语”,复读机被发明,第一台电子词典“文曲星”面市……趁着改革开放和下海潮的火热,人们头一次意识到,学习英语不只是应对考试,还可以真的与外国人交流。生于1951年的靳改莲,亲身经历了英语教学在国内的地位变化:从被歧视到成主流。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对她有决定性的影响,21岁的她从此开始学习英语,后来选择当老师,教英语。她也曾受到其他专业和工作机会的诱惑,比如曾想报考自己感兴趣的摄影专业,在外贸火热时也曾想转行,但她最终还是留守英语教学,直到退休。半个世纪过去了,靳改莲自己都说不清教过多少学生。退休后她重拾旧爱——摄影,因为疫情,她开始筹划一个大项目:拍摄学生们的近况。一年多的时间,她跑了不少城市,找到并拍摄了120多个学生的近况。这些人的年龄跨度超过50岁,有的在70年代中期跟靳老师学英语,有的在2007年跟着退休后的靳老师学英语。这些照片最终集结成一本画册《我和我的学生》。以下是靳改莲讲述的故事,关于她如何走上英语教学之路,以及她的学生们的人生经历。
202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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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拍四年,我了解的镜头外的江秋莲丨正午视觉

一个摄影师眼中的江歌母亲口述、摄影丨夏天采访、文丨蔡星卓我叫夏天,从2017年到现在,我可能是唯一一个一直跟拍江秋莲,也就是江歌母亲的摄影师。江秋莲也是我从业十几年以来,第一个拍摄的处于案件舆论中心的人物。几年间,我大概跟拍了她十几次,拍下了她辗转各地的照片。2017年12月,作为自由摄影师的我受某媒体委派,在日本东京第一次见到和拍摄江秋莲,那时江歌被杀案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当庭宣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判处被告人陈世峰有期徒刑20年。在此之前,我把网上能搜集到的资料都看了一遍,包括让案件受到公众关注的节目《局面》,该节目促成了江秋莲和刘暖曦(原名刘鑫,2019年改名为刘暖曦)唯一一次会面。当时,我和江秋莲约在一个地铁站见面,她看起来很瘦也很憔悴,一直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我能看出她心里的悲痛,但她本人让我感觉并不像报道里的那样强势,还是保持着基本的礼貌和克制。那几天,我往往只能陪着她走从住处乘地铁到法院的一小段路,我会看着她从只有我俩知晓的“秘密通道”进入到法院。据旁听庭审的媒体同行讲,她在庭审期间常常情绪崩溃,因此,基本上庭审一结束就不知道她的行踪了。后来,听她的描述,当时她曾冒出轻生的念头。“江歌案”发生后,江秋莲接受过一些媒体的采访,也在网络平台上表述过自己的所感所想。不少人对她的遭遇表示同情,但这种公众所见与现实相比只是冰山一角。出于职业本能,我一直关注着这个案子,但没和她再联络。直到2019年清明节,刘暖曦在微博上与江秋莲的互动引发了媒体和网民的广泛关注,我才和她重新建立了联系。据她自己的描述和我的观察,从东京回来后,作为一个凶杀案的受害者,她还碰到了很多“次生伤害”:被网暴、维权路上遇到不可靠的律师、遭遇钱财诈骗……她还常常收到网民的私信,但那些一厢情愿表达“关心”的方式也带给她不少负担。这一切都已经脱离了案件本身,但反映了更多层面的社会问题,它们鲜为人知,又都集中在了这样一个因特殊事件而出了名的中年农村妇女身上。因此,记录她的命运,并试图发掘这一切背后的原因,成为了我继续跟拍她到现在的动力。平日里,我们会隔三差五通个电话,了解逐渐加深,彼此间的信任也由此建立。从有关电脑使用的问题、开网店的相关事宜,到回溯她坎坷的童年、讨论江歌案件细节,我们会聊到许多公众视野外的内容。也因此,我除了摄影师身份,也成为了她的朋友。在我看来,她的性格很固执、倔强,她的经历也很独特: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但在父亲的陪伴下还算快乐,长大后,几段婚姻的坎坷和女儿的遇害,让痛苦和孤独伴随着她生命中大部分时刻。在相处过程中,我会尽量避免聊到她的伤心事,比如我从来不提当时案发的任何细节,不提自己节日与父母的团聚。我也了解到,她的生活状态从东京回来后开始,或者说从江歌被害之日起,就彻底发生了变化:除了处理与江歌有关的案子,她基本上都是足不出户,逢年过节也是如此;她常常有自己的主意和想法,农村老家的人也不太能完全理解她,因此能够交谈的人极少;时间对于她来说有了不同的意义,它更多是用来计算女儿离开的日子。用江秋莲自己的话说:“我是个没有自我的人,就是为了女儿而活”。江秋莲没有任何兴趣爱好,曾经,她把培养女儿当成唯一的愿望,而现在,她全部的人生规划都落空了,江秋莲现在的全部心思都落在给女儿“讨一个说法”,这似乎比“重新开始生活”更能带给她慰藉。为了给女儿讨一个说法,江秋莲一直奔波各地。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江秋莲诉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这其实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案子,在决定起诉时,江秋莲手中只有一张东京对陈世峰的判决书,此案件在国内也没有值得参考的先例。除此之外,到现在为止,江秋莲还有大概7个网络侵权的案子要处理,因为她认为这些来自网民的恶意都是针对自己的女儿江歌。江秋莲曾说,等到陈世峰服刑结束,她还会继续找他追究到底。到那时候她将近70岁,而我也年过50了。可以说,江秋莲不论做什么事,或是说到什么,最后都会落回到江歌身上,并伴随着一种很深的自责情绪,甚至她觉得女儿的死都是自己的过错。与此同时,一个之前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村妇女,可以把这些诉讼推进到如此的地步,也着实令我感到惊讶。这些所有江秋莲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在我看来,如果换一个人,也许都不会走下去。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也学习了不少法律知识。实际上,大众争议点很大的部分,在法律上往往有另一种处理方式。比如案件十分有争议的部分,即刘暖曦是否锁门,以及如果真的锁门,是否该负法律责任,在更为专业的人士解读后,可能有着和公众期待完全不同的结果。不过,在我的观察之中,人们之所以关注这个案子,多是出于道德层面的考量,也许也和特定的文化、社会背景也有关系。我曾在东京的法院外被日本记者采访,因为日本人不理解这个案件为什么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影响,也不理解为什么一个案件的受害者会跟一个证人产生矛盾,也就是江秋莲和刘暖曦之间的矛盾从何而来。我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如此关注这个案件,可能和传统观念有关,比如其实大家想探讨的问题,是为朋友挺身而出的人,在道义上应该如何被对待。甚至,对于刘暖曦的判决本身,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道德标准。有人曾跟江秋莲表示,判决结果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未来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媒体在这个事件当中也产生了略显矛盾的影响。一方面,没有媒体的关注,这个事件可能无法发展到某一个程度,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媒体帮了江秋莲。而媒体对于她也是一种负担。比如在我的照片里,除了不介意出面的律师,基本上见不到江秋莲的家人或朋友,因为江秋莲很在意这些报道是否会牵连身边的人。作为一个摄影师,考虑到报道发表会产生的影响,我也尽量做到记录事实,不加入过多个人的情绪和判断。为了平衡报道,我还尝试过在刘暖曦家附近蹲守,但没能如愿见到她本人。现在想来,我的拍摄过程中也有遗憾的地方,比如2019年10月份,江秋莲诉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立案的当天,我因在国外,没能进行拍摄。听江秋莲后来和我的叙述,她从法院出来的一刻痛哭流涕。这一次的江秋莲诉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开庭本在2021年12月31日进行,因审判长突发疾病,被延迟到了2022年的1月10日。江秋莲说,她很在意这个跨年的时间点,因为这意味着她想要为女儿讨的说法又拖延了一年,心里感到愧疚。我曾经也像那些热心网友一样,劝她是否考虑重新开始,为了女儿要好好活着。江秋莲反过来跟我说:“我女儿在天之灵如果看到我活得如此痛苦,也许她也能理解我。”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可能永远无法真的对她的遭遇感同身受。她对整件事情的执着,是一种个人选择。遇到这种事,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下去,不是所有生活都可以重新开始。
2022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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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行一月:一个北漂青年的出家之旅 | 正午

将合租房退掉,行李寄放在朋友处,我去到三千公里外的西双版纳,一个大象出没、金塔高耸的热带地区。文
2021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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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类学博士在普什图部落的见闻丨正午

普什图朋友最喜欢吃的一种馕就叫“阿富汗馕”。他们讲述自己家族的历史或者祖辈时,也会提到阿富汗。采访、文丨闫桂花口述丨汤艺第一次去巴基斯坦,是2017年的夏天。我在英国念硕士时认识了一位巴基斯坦的朋友,他邀请我去他家里。就像是你有一位很好的朋友,你也会希望对方能认识你的太太、孩子、生活环境。我是后来才了解巴基斯坦的普什图族,知道他是普什图人。第二次去是2020年1月到9月,做田野调查。当时我在北京大学念人类学专业的博士,我有一位师姐,很早就去印度完成了一年的调查研究,人类学的博士生,已经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都完成了这样的田野调查,而南亚的巴基斯坦是个空白,我的导师就鼓励我去。走进普什图部落进入普什图部落社会进行田野调查,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困难。普什图人信仰伊斯兰教,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作为女性,不戴面纱是很不礼貌的行为,而城市和农村对面纱的要求还不一样。在城里,她们用的是很薄、较小的面纱,但也能把脖子以上部分遮住;而到了部落地区、农村地区,面纱要求又不一样。我大多数时间住在城市里,平时在一个地方实习。我有位女同事,从城市下班回村子前,她会在城里戴的漂亮而薄的面纱外面,再罩一层厚的纯色面纱。所以,第一次跟着我的朋友家回部落之前,我跟他的太太要了一种厚的纯色面纱。但她却说,其实不用戴那么厚的面纱,我会不习惯的,因为巴基斯坦天气很热。我也能看出,他们都为我的主动要那种面纱感到高兴。最后她给了我一个折衷方案:不厚也不薄的面纱。她们有各种各样的面纱。一行八个人,我的朋友开车,载着他太太、我和他家的五个小孩。进村的路很窄,只能过一辆车。路边很多小男孩在玩耍——小女孩一般都在家里。车经过时,小男孩们往车里望,当时我面纱还没戴起来,还像在城里一样,搭在脖子上。我的朋友就提醒我,赶紧把面纱戴好。当我努力把面纱往头上扯时,他的两个小女儿,一个十年级、一个七年级,七手八脚地过来帮忙,她们是要把我裹起来!她们这么开心,我也乐得放手让她们折腾。当时的气氛很好。普什图人总是有办法让朋友感到轻松快乐。坐在恰排上玩耍的普什图小男孩与小狗
2021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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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调生自述:985毕业女生在基层的经历与困惑丨正午

《正午7》已上市,点击阅读原文可购买欢迎给正午投稿,或提供选题线索,可直接后台私信或留言。点击标题再读点儿别的生死时速:他们在郑州暴雨中连救数人
2021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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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时速:他们在郑州暴雨中连救数人 | 正午

两人手机都损毁了,那一夜他们不停地重复自己的手机号码,让对方能够牢记,并约定“做一辈子的朋友”。编者按:单日、单小时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河南郑州、新乡等地在过去几天经历了超强暴雨考验。在汹涌洪水中,在各受灾地段,许许多多无名英雄对陌生的落水者施以援手。他们中有退伍老兵、有铲车司机、有城市普通务工者……他们逆流而行,见义勇为,来去不留痕迹。人性的光芒,洪水亦不能遮盖。界面新闻在洪灾现场和暴雨之后寻找着这些英雄,希望记录他们的身影和故事,致敬援手的力量。杨俊魁:京广北路隧道连救五人记者
2021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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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一个被遗忘的长江码头 | 正午

五条人:我们的听众是玛丽莲·梦露那样的美女|张辛欣:我在美国的自隔离日记
2021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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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怎样研究人类?我在人类学田野营的见闻与反思 | 正午

J惊讶地发现,田野营的主创人员竟然都是高中生,随着项目的展开,她心中的不解和悖谬不减反增。田野营本质上是一场精英的游戏。采访
2021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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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200块,与一位哄睡师聊了两个小时 | 正午

Q:你现在25岁,从业5年,是大学没毕业就在做哄睡师吗?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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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年:我在警局重案组实习的日子 | 正午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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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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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在大城市,老一辈农民工不会有漂泊感,白领才会有 | 正午访谈

她的这种困惑,何尝不是许多大学生、城市白领和知识分子的困惑呢?我们大多来自农村和小城,当你每天面对电脑和手机,处理文字、数据和表格等抽象信息时,你与老家的生活越来越脱节,对故乡的感情也越来越淡漠。
2021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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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年轻人受困,是因为社会的维度太单调,成功的话语太强大 | 正午访谈

——完——作者八尺,北漂者,以故事为生。公众号:八尺在北漂题图摄影:PJ《正午7》已上市,点击阅读原文可购买欢迎给正午投稿,或提供选题线索,可直接后台私信或留言。点击标题再读点儿别的再见达达乐队
2021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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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乔姆斯基:疫情终将被战胜,但我们会为此付出许多无谓的代价 | 正午访谈

乔姆斯基可能是“目前还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他与记者讨论了他所经历的疫情、美国政治与人类面临的三大威胁……采访、撰文
2021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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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刑犯出狱:人过中年,从头再来| 正午

他不信,也不敢多问,提出村里给他拨一小块宅基地让他另建房屋,也被拒绝了。他不会上网,托朋友将此事投诉到沈阳市便民网,回复是“信访工作人员多次协调未果,告知其诉讼到法院”。但他说,没人联系过他。
2020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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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永红:新发地,比浙江村更值得研究的社会学样本|正午

本文作者尤永红目前就职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暂派驻非洲马拉维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202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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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钢管舞:从酒吧到世界冠军|正午视觉

▲每天晚上7:30下课之后,Coco都会再做拉伸,至少30分钟。他非常喜欢拉伸,这不仅是基本功,也是钢管舞最重要的基本动作。在周二休息日,他也会做拉伸,如果身体不是很累,会增加拉伸1-2个小时。
2020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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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辛欣:我在美国的自隔离日记

中国那边的朋友建议,我应该准备口罩了。1月22日武汉半夜一封城,清晨我就问中国朋友要不要口罩。昨天,几位朋友反过来催我给自己买口罩。上亚马逊一看,价格十倍,四月才有货。我登记了普通口罩,看着像胸罩?
2020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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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围挡的缝隙里看见了昏黄,在居民敞开的门里也看见了昏黄,是武汉另一种局部生活。我透过这些“洞”看见围挡里的人和事物。他们曾经如此孤独。
2020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