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张雪峰对普及高校和专业知识有贡献。张雪峰说对的有不少，但不懂的东西更多，掌握的信息很不全面，这本也无可厚非。但张对不熟悉的领域仍不懂装懂，且言之凿凿，观点极端，这样就会误导很多人。很多志愿报考咨询机构也大同小异。今天随便说几个与张雪峰的言论特别相关的坑，给大家做个预警。

每年在报考志愿的关键阶段，院校、专业还是城市哪个优先总是争论不休。毫无疑问，大部分人才集中于大城市，上大学是一个习得本领的过程，同等条件下，在大城市肯定更有利于学习。但今天的问题是，在限定条件下，不能兼得的情况下，该如何取舍的问题。

日前，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初次提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该修订草案关注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提出职业教育应该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同时对优化职业教育改革提供了相关举措和意见。这是职业教育法施行20多年来的首次大修。两个月之前，2021年3月23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做好2021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今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坚持职普比例大体相当。很多地方就此开始了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分流改革，这意味着今年中考完成后，将有一半的初中毕业生无缘普通高中。学生及家长们能否接受?职校出来的孩子们前途如何？法律和政策层面的改革不断深化，也使得职业教育成为热门议题。“一刀切”之后诚然，中国目前的教育结构不尽合理：职业教育存在欠缺，普通高等教育存在不少问题。由此，对职业教育建设进行强化的改革思路我是基本赞同的，但从目前的执行手段来看还有待商榷。采取普职比例一比一的“一刀切”政策，无论在一线城市，还是在制造业劳务需求大的省份，都不算是最优选择。“一刀切”地执行普职一比一的比例，效果或许不难预期，大量的资金和资源粗放地投入到职业教育中。如果生源不足或学生就业不好，将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这浪费包括职业教育所需要的硬件建设，也包括人力资源投入的增加。一旦风向转变，职校里的这些体制内员工就会成为巨大的财政负担；如果严格执行普职一比一的招生计划，学生过多分流到中专，还可能导致普通高校的生源不足，造成既存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同时，如果职业教育对生源的吸引力不足，想读高中的学生无从选择，也会增加辍学率。中国的公共决策机制特点鲜明，其中一条就是“部门立法”。“部门立法”的弊端有目共睹，最大的问题就是倾向于扩大部门利益。比如国土部门制定土地管理法，发起和组织起草者都是国土部门，最终的法规就会倾向于扩大国土部门的权力，压低征地的成本。教育布局的调整决策由教育部门发起并执行，新增多少个学校就能安排多少个官员，建设多少学校就有多少预算支出，计划越大意味着手下的资源越多。同样的问题，存在于各行各业，全球规模最大的医院，也都存在于中国。因为只要是公立医院，领导就不会太在意效益。在这样的机制下，如果职教部门组织职业教育建设，肯定优先照顾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与行业协会、产业界配合办好职业教育。促进产业升级，减缓产业外流，都与发展职业教育相关。但就职业教育投入的效果，应该审慎估计。目前的经济态势下，中国逐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工厂从中国迁往东南亚和非洲，就像30年前工厂从西方国家和“亚洲四小龙”迁往中国大陆一样。决策者可能会预设，如果中国有更多高质量的产业工人，就会增加中国产业的竞争力，就会减缓一些产业的外移。但决定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的，主要不是掌握专业技能人才的多与少，而是劳动力的成本。决策者应该清楚，当年外商来华投资不是因为中国的工人训练有素，而是因为中国人力成本低、税收优惠大。如今希望通过职业教育缓解产业外流是美好的愿望，至少应该多测算下职业教育投入的回报率。欧美经验之鉴谈到职业教育，人们会自觉地想到学习欧美、日本的经验，西方蓝领的社会福利、匠人精神，以及社会地位。事实上，德国的职业教育虽好，但也并不完美，更重要的是可能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首先，中国产业现状不适合模仿德国模式。中国的工厂越来越多以流水线为主，对工人的技能要求不高。德国当然也有流水线，但更多技能型的产业则是德国的特色，并与技能工人的职业结构相匹配，例如精密仪器等附加值较高的产业较多。中国当然也有一部分技能型工人，以及越来越多的手工业者已经通过短视频获客，在改善的生存境遇。但中国要建设起高附加值的品牌、成熟的培训体系，掌权高精尖的技术，这个路有多长?至少目前看不到一个有效的路径。其次，中国的制度环境与国外差异甚大，不利于职业教育和技能型人才的发展，并且很难看到可以改善的路径。德国的职业教育机构天然与行业和市场更紧密，是一个从传统行会基础上加以改造形成的企业培训加学校教育的双元制体系。德国的行业协会，行业技艺一直有传承，社会制度也基本稳定。中国几百年来则经历了社会制度的巨变、各种社会风波以及各种产业政策的试验。如今中国传统的行会都经历过改造，行业协会作为从业者的自发性组织的性质不强。大部分行业的领导人都是有事业单位编制的干部。这对产业的处境，工人的权益和福利都有明显影响。其实在办好职业教育问题上，企业与民办教育投资者都有积极性，但制度环境如果不稳定，不能给行业一个可靠的预期，那很多政策初衷可能是好的，但效果可能是伤害。技能型人才的困境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问题是目前职业教育所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这是一个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但中国的问题尤为严重，制度歧视最为明显。自高等教育大力发展的二十余年来，职业教育的地位一落千丈，各种制度安排共同形塑了技能型人才“低等”的社会价值观。初中以升入高中、重点高中为荣誉，高中以考上本科和重点大学为成绩。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也大抵如此。以积分落户为例，人才评价与学历成正相关。与落户相关联的是购房资格、购车资格和子女就学资格。无论是体制内单位，还是国企和民营企业，晋升机制也往往与学历相匹配。名校的高学历人才，不仅可以跨专业就业，而且可以作为储备干部培养。于是乎，在中国从事技能型职业，就直接被限定了社会阶层。无论是技能型人才，还是本应对职业培训有需求的“打工人”，在中国的处境都更加困难。阶层困境强化了这种职业的荣誉感和认同度。中国几十年来飞速发展，同时，发展的代价也为社会所承受。除了地产商，社会各阶层都被房地产业洗劫，伴随着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平台经济也迅速汲取社会财富，压缩着各种传统行业的利润。与早期工业化时代不一样，人们不知道被谁剥削，找不到当面抗议的老板。中间阶层生活艰难，技能型人才自然不会更好。而传统保守的德国则不同，他们没有经历这样的房地产业的过程，甚至各产业也没有被大量卷入互联网公司。社会财富的分配相对均衡，基尼指数平稳良好。而在最近的大量移民进入欧洲之前，德国的蓝领阶层多数为德意志民族，无论是阶层处境，还是种族身份，德国蓝领都是“乡里乡亲”，被歧视性不强。德国蓝领的收入虽然没有白领多，但他们并不需要学区房，也不会有儿童留守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重建中国技能型从业者的行业认同的难度非常大。供给侧优化生源强化职业教育甚至可以设置一个预期的结构目标，但直接规定当年的招生比例是不可取的。最理想的状态，应该从供方想办法。教育部门引导和联合社会资源先把职业教育办好，有了好的口碑和社会认知，再吸引广大考生报考也不迟。而不应强行推行普职比。如何搞出好的、适合当下中国的职业教育，虽然不能说有现成的答案，但也有很多地方进行过有益的探索。职业教育更需要根据人力市场形势、产业形式进行及时调整，但作为国家机关的教育部门并不擅长这样的调整。在职业教育办学上，应更多鼓励产学之间的合作，尤其与民企的合作。相比教育部门和国企，民营企业更加理性和机动灵活。可惜的是，多年来教育部门与企业的有效合作不仅推进不多，而且时而出台的一些政策，如免费教育，对职业教育的补贴预算，时常冲击正常的职业教育培训市场。目前的制度环境对技能行业的发展极其不利。要发展和改善职业教育，单纯倡导对工人的关爱不行，选几个劳模作为代表也不行，真正有效的是在福利分配、资格认定等领域，尽量去掉不必要的唯学历的制度安排，增加有利于技能型人才竞争的指标。笔者希望职业教育的发展步伐慢一些，改革审慎一些，重新总结过去几十年各地职业教育的实践经验，走出一条多方合作、逐步优化的新路。来源：经济观察报

我不是港片爱好者，近年也分不清究竟是达叔还是大傻成奎安几年前已经不在了。直到最近看到香港影星吴孟达病危和去世的消息。因为朋友圈的朋友们都在怀念，于是提醒我想了想，达叔，尤其达叔那一代人带给过我什么?整个90年代是我接受了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也是我开始认识社会，形成世界观的年岁。小学高年级的语文课上，我们要学着提炼每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不管什么样的文章，都得有一个中心思想。我时常在想，当年作者写文章的时候，就有个中心思想吗？即便有想法，就和参考书中规定的答案一样吗?语文课是我们最初接受政治教育的载体，上了初中，又安排了更多历史课和政治课。我们学了唯物主义和革命史观，矛盾论，经济决定论，阶级分析法。上完了高中的文史政，自然油然而生一种对历史的轻浮感，所有东西都能装进经济分析法和阶级决定论这个套子。每个事件都能找出事件背后简单的逻辑。达叔和星爷，以及众多港片影响我的是什么？其实是港台娱乐业对我们一本正经的文化环境的冲击，冲击我们的不是演技高超不高超，敬业不敬业，而是星爷和达叔的那种无厘头，那种百分百放得开的、贱得不能再贱的样子。90年代末期看胡瓜、吴宗宪和阿雅等主持的娱乐节目，嘴更是一个比一个贱，就像后来持续时间也很长《康熙来了》。现在想想，这些综艺节目后来娱乐，最初接触的时候其实是冲击。这种冲击有启蒙作用，让我知道，文艺作品不需要都有什么社会意义。这个问题在真人秀节目大行其道的今天看来当然不成问题，但在上世纪90年代末并不是这样。直到世纪之交，央视的唱跳的文艺节目还都承载着浓厚的社会责任，标准的正能量，并且有着不错的观众基础，如“心连心”艺术团慰问演出，公益演唱会为主《同一首歌》节目。在这之前，伴随我们成长的娱乐节目都承载着宣传和教育意义。以相声小品为例，侯宝林的相声主要批判旧社会，马季的相声歌颂新社会，姜昆的《如此照相》批判过文革，《祖爷爷的烦恼》宣传过计划生育；冯巩牛群的《小偷公司》批判官僚主义；赵本山的《我想有个家》反应农村中年人的再婚问题，《三鞭子》反应干群关系；赵丽蓉的《打工奇遇》倡导诚信经营。内地的职业明星都是奔着人民艺术家去的，或者可以说，在很长时间里，除了成为人民艺术家，艺人没有别的生存路径可以选。

最近大家都发现，娱乐圈的瓜特别多，密度之高让人应接不暇。《乘风破浪的姐姐2》给了更多过气明星翻红的期待，左小青今天官宣离婚；前晚毛晓彤发出过了时效的精剪旧录音；马思纯上《吐槽大会》不拒与王建国、呼兰炒CP……稍微沉下来想想，我感觉这些不合逻辑的瓜有其背后的逻辑。这逻辑和金融资本、和疫情有密切关系。疫情反弹，让大多数产业生存困境加剧。娱乐业就非常典型，多数录制会受影响，广告投入会削减，院线播放如履薄冰。公司要活下去，必然要接受利润压缩、竞争加剧的事实，各显其能。绯闻对很多艺人来讲是重大打击，甚至有出局的危险，很多事意外发生。但不能否认的是，绯闻、事件也是吸引眼球的办法，关注度就是效益，流量就是金钱。当话题炒作成为日常演艺产品运营的标配时，不炒作就意味着营销上是吃亏的，收回成本的风险是加大的。以往有带资进组，现在明显还得有带瓜营销。于是选秀节目现场，刘烨和章子怡冲突，陈坤和谢霆锋冲突，李成儒、小四和陈凯歌冲突，最遭恨的丁太升必须坚持请，而且还要更夸张地装下去。在算法时代，被机器喜欢特别重要，你骂丁太升一句，视频被推荐的机会就被推高，甚至几何式爬升。如今的社会，是一个被金融高度介入的社会。有了金融市场和投资者，人们才有机会薅羊毛:喝便宜的咖啡、打便宜的车、买各种9.9元的互联网课程，社区团购与传统生鲜行业的冲突也源于此。很多创业者都有一个上市梦，或被上市公司收购的梦。金融的注入并不是完全正面的，投资者要求各公司要财务报表好看，公司运营策略要服务投资者设定的周期，完成既定的KPI。总之，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爆发，金融更深度地介入了社会，影响到方方面面。我们不可能退回到没有互联网、没有金融和没有大数据的时代，但理解和预测社会，技术和资本都是越来越重要的因素。而瓜，则是疫情和资本作用到娱乐业形成的一种新的刚需。延伸阅读：严控返乡：精准防疫还是歧视？石家庄疫情下的“农村非法宗教”

1月20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监察专员王斌在表示：

近日因为石家庄疫情，很多自媒体挑起了农村宗教的话题。由于这些自媒体文章偏颇极大但又并非空穴来风，加之宗教问题是个专业性极强的领域。作为一个多年来专注农村宗教问题的研究人员，我觉得很有必要分享一下我的看法，以便澄清很多问题。石家庄农民们信的究竟是什么教？

既然长期搞政治，就始终首先尊崇政治规矩。无关学术、学生和社会正义。搞政治压力那就大了去了，每个时间段竞争都很激烈，哪个时间段上不到哪个位置，压力都会很大。让书记崩溃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困境。

人们对规范和刻板的新闻内容的需求越来越小。从前专业媒体人的角色如今被网红，视频制作团队和营销专家大量替代。商业客户投放给媒体单位的广告投入越来越少，媒体单位因此而丧失着生命补给和人才。

你是不是要说你对历史感兴趣，要跟我聊聊某位皇帝。你他妈算哪根葱，历史学不需要你感兴趣。历史学不是背诵。百度能干的，历史学都不干。历史学不热衷研究皇帝和后宫，更不只研究帝王将相。历史学研究方方面面，包括谣言和智商税。任何学科都应该有从事历史的人参与，或者与历史学家合作。历史学不是阶级分析法和历史决定论。不是中学课本教的东西。历史学看书讲究版本，讨论问题讲究出处。你搞不清出处，就不要和搞历史的人讨论问题。过去地摊上的，现在互联网上的，都不行。

近日2020年高考成绩和录取分数线公布，考生们进入了报考志愿的关键阶段。优先选择院校、专业还是城市，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在一个标签和人设流行的年代，兰州大学如今标签鲜明：分数不太高，上985和双一流的最佳选择。我不知道有多少高分学生决定报考这所学校。鉴于在兰大学习利弊明显，填志愿对考生来讲是人生大事。我今天就以什么样的考生适合报考兰州大学这一问题为例，帮大家分析一下欠发达地区高校的选择问题。

据各大媒体消息，北京大学原校长丁石孙教授因病于2019年10月12日下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朋友圈晚间刷屏。众多评论中，丁和蔡元培一并成为北大史上最好的两位校长，敢于拒绝毛少将的人等等被钩沉出来。还有北大校友说，民主与科学是北大没有认证的校训。首先，对这位校长和老科学家的离去致哀。向比较靠谱的教育工作者致敬。既然大家都借题发挥，下边我也再谈一点儿补充看法。如果说丁的一些行为值得被铭记，归根结底的原因是丁有幸处在了那个时代。问题的关键不是丁校长多么开明的问题，而是开明的人能上到这个位置上。原因不是那个时代的国家leader的开明，而是在文革后全社会在探索新秩序的过程中，新的领导班子还不稳定不固定，主流意识形态也起起伏伏。于是社会倒有了一个良好的空间，可以实践和探索。当然，这个良好的空间是相对的，只有我们活久见，才能后知后觉到。在蔡元培和丁石孙同理，都是因为处在了一个好时代。无论是北洋军阀、南京政府，还是1980年代，都给了教育机构施展的空间。在80年代初，民主是时代风貌，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都有学生普选的学生会。社会上办杂志、搞沙龙，好玩意儿多着呢。别说北大，哪个单位都有现在看来传奇的故事。暂不列举了。丁石孙做好丁校长并不需要太伟大，差不多靠谱就够了。如果让干，我朋友圈怎么也有几十个够校长材料的，至少饶毅教授，郭强教授，还有我都可以吧。别说人品好的，人品一般的，左棍，谁知道如果处在那个时代，准就不是挺开明呢。逝者安息。再见，那个遗憾没能亲历旧时代。

该文写于2017年中期，当时感觉贯穿了2017年上半年的舆论热点。当时未曾想倒此文其实贯穿了2017全年和2018年初的热点，诸如各种鄙视链的话题、三色幼儿园、中国游客海外机场唱国歌，王利芬“消费逝者”、罗昌平与其公司卷入“张毅命案”，这些停不下来的鲜活案例都屡屡感到到这篇文章的解释力和应景度。有感于昨夜的刷屏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今天对《经济观察报》原文略作文字修订，转载供朋友们指正。

返乡者还愿意谈论村庄的凋敝和村庄失序，如因外出务工引发的留守问题。谈到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