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继：意义超载的中产和靠不住的精英

该文写于2017年中期，当时感觉贯穿了2017年上半年的舆论热点。当时未曾想倒此文其实贯穿了2017全年和2018年初的热点，诸如各种鄙视链的话题、三色幼儿园、中国游客海外机场唱国歌，王利芬“消费逝者”、罗昌平与其公司卷入“张毅命案”，这些停不下来的鲜活案例都屡屡感到到这篇文章的解释力和应景度。有感于昨夜的刷屏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今天对《经济观察报》原文略作文字修订，转载供朋友们指正。

2017年才过去半年，似乎这半年多来，关于阶层固化和中产阶层的话题就没有消停过。最近，曾泛着迷人光感的“中产”二字，甚至沦为了人们调侃和讥笑的对象。

姑且搁置中产阶层及“中产”的定义，先回顾一下最近发生的事。5月25日，香港《凤凰周刊》的公众号发表了一篇原创文章，梳理出了“中产教育鄙视链”，副标题是“绝不让娃和没英文名、看喜羊羊的孩子同读没外教的幼儿园”。目测这篇被打开约有100万次的文章，部分呈现了当下中产阶层追求体面光鲜，但从现实世界到精神世界并不那么体面的人生。目测笔者朋友圈的反馈，这篇文章的读者也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收入中间阶层，很明显大家在公开的表达上不再认同这样价值观，取而代之的是一句新调侃——“你才是中产，你们全家都中产”。

      图片来源：《凤凰周刊》公众号

我相信即便这样的调侃流行开来，中间阶层群体的日常行动也并不会因此而改变，无论是对待学区房和孩子教育的态度，还是对奢侈品的消费观念。但我并不因此而觉得中产阶层的精神在堕落，因为中产阶层本来就具有多种面向，只不过在不同的年代，中产阶层时常被不同程度地脸谱化，被贬低或者过高期待。

回到概念。中产阶层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中间社会阶层。人们通常理解的中产阶层包括专业人士、学者、知识分子，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管理者，中小学教育从业者、医务工作者等。总之，中产阶层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中产即便不能简化为中等收入阶层，收入也是中产阶层识别中的重要一项。中产通常被认为拥有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例如有安定、较高薪酬的工作。但遇到社会贫富差距大时——尤其当前，位于社会中间位置的群体收入也可能相对不高。

其实自打中产阶层这个词进入中文的语境，就不断被赋予各种文化和政治意涵。改革开放初期，除了“最革命”的阶层——工人和农民，政治合法性还不强的大企业家，以及作为国家领导者的干部群体外，中产阶层是中间被剩下的人群的统称；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化，社会阶层分化和各种社会矛盾加剧，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社会改良的途径之一是扩大中产阶层，避免社会形成富少穷多的金字塔形和贫富人群多——“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社会结构。而中间阶层比较大的纺锤型或称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则更受社会学家们青睐，在对橄榄型社会的期待中，中产阶层是增加社会稳定的关键。

不过同代的政治学者们并不这么看，他们期待中产阶层对国家现代化、民主政治的发展有所作为。如已故学者邓正来先生的市民社会理论，他的市民社会范畴里，企业家阶层与知识分子是中坚力量，公职人员和农民不在此列。邓先生看中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这两个群体同时也是社会学家中意的中产阶层的主体。所以很多人对中产阶层的期待和邓正来先生对市民社会的期待一样，盼望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能推动社会变革。

这种对中产阶层满怀期待的背景下，很多中产阶层的行动被特别关注，意义被过度解读，尤其过度正面解读。

邓正来先生指出，企业家们被认为是“引导经济健康发展的中坚力量”；而未投入经济活动领域的知识分子们在教育、启蒙、文化建设、研究、理论指导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推进和指导市民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知识源泉和动力资源。

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大佬联合成立个环保组织能成为很好的标杆，一些小区的业主委员会的选举，个别城市的区人大代表的独立人参选，在早几年常常得到特别关注。

可惜的是，中产阶层和作为中产阶层偶像明星企业家们的生存实况并不符合前述学者们的期待。

  著名企业家领袖柳传志    图片来源：《财经天下》 

知名企业家王利芬微博消费“逝者”

曾积极履职全国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大企业家、前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2013年时号召同行们“在商言商”，引起广泛争议；2017年成为新亚洲首富的马云近年来鼓吹“新计划经济”。早年凭借登山和飞滑翔伞圈粉无数的某地产业著名企业家和多年扛着“新闻专业主义”大旗的某新闻界领袖，也正在从神坛上跌落下来。

这些意见领袖们的地位高于中产，是曾在精神上引领中产的偶像。在这些中产的偶像们光环退去的的同时，中国中产也被一些学者从学理上重新审视。东京大学园田茂人教授发现了经济增长孕育的中产阶层并没有有效地推动社会变革，新兴城市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意愿非常有限。当政府不能满足要求时，新兴城市中产阶层虽不会消极等待，但许多人倾向于通过私人渠道解决问题。“求稳怕乱”是新兴城市中产阶层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与韩国和台湾地区相比，中国大陆的新兴城市中产阶层对技术官僚的信任程度不仅较高，而且比较稳定。当面临暴力拆迁、非法收费、贪污腐败和破坏环境等社会问题时，中国中产更可能对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失去信任，这一倾向其实与中国学者研究发现的农村访民对更高级的政府信任度更高的现象无异。田园茂人调查还发现有超过六成受访中产表示，“维护社会稳定”比“控制物价上涨”、“扩大言论自由”和“加强政治影响”等政策议题更为重要。

至此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大小企业家群体，都从反动阶层慢慢转化为“人民”的一部分。包含前两种群体的中产阶层们的社会地位持续上升，甚至被学者们“寄予厚望”。这恐怕与对之前极左年代的纠偏有关。同时，这样的倾向也导致中上阶层对社会进步的意义被夸大，底层阶层与社会进步的相关议题几乎不存在。

 滞留曼谷机场的中国游客高唱国歌抗议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近十年来的地产市场的持续走高作为最重要的背景之一，重塑了社会阶层的结构，社会分化越来越明显，社会固化越来越严重，中间阶层下行成为普遍事实。曾经时髦的中产阶层终将要作为柴米油盐的中产阶层长期存在，我们对其评价态度不再需要赞许和特别期待，也大可不必奚落和嘲笑。目前到了卸去中产阶层身上的使命感和文明包袱的时候了。与之相搭配的，是摒弃对底层的偏见，正视底层的权利与价值体系。农民不应只是被拯救和被发展的，他们有对自己财产的主权。他们也有几千年的文明，并且这个文明与当代主流价值的对接并没有天然矛盾。农民的各种社会行动，应该被以同样的眼光和理论框架进行审视。

来源：2017年7月17日《经济观察报》评论版

致谢及声明：感谢《经济观察报》评论编辑陶舜兄的鼓励完成此文，让我的浅见及时落地；感谢《新京报》编辑罗东兄力荐、中青报编辑黄帅邀请我在“青评沙龙”上发表相关主题演讲，此文正是这次演讲涉及的一小部分；文章诸多观点源于对社会学界前辈思想的梳理，限于篇幅并照顾读者阅读体验，恕不一一罗列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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