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数字化时代，数字金融开放的关键点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 2022-05-11

导读：数字化变革，归根结底希望利用数字化手段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一些内在的矛盾。数字金融与数字经济相匹配，关注的重点在于技术、监管与客户偏好。在数字化时代，数字金融最核心的是开放，在开放过程中需要明确四个方面：一是能否提高金融效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二是能否补足短板，三是能否保障金融安全，四是能否发挥价值外溢作用，在社会收入分配方面带来更多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

12月17日，由亚洲金融合作协会、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海淀区人民政府、西城区人民政府、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指导，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中关村金融科技产业发展联盟、中国互联网金融三十人论坛（CIF30）联合主办的“2021第八届中关村金融科技论坛年会暨2020中关村“番钛客”金融科技国际创新大赛颁奖典礼”在北京召开。论坛以数字创新金融，科技改变未来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政府领导、商业精英、学术代表、媒体人士齐聚论坛，纵论创新、交流分享、思想碰撞、深度思考，为“后疫情时代”金融科技发展提供新思路、凝练新模式、引领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以下为发言全文：

非常感谢刘院长的邀请，一年一度都参加本次活动，刘院长推出了很多重磅的成果，我们每年也合作推出一些相关成果。刚才各位专家可能更多基于技术跟业务层面，提供了很多分享的干货。我作为学者也在简短的十分钟时间内从理论角度、务虚的角度来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和刚才更多专家的干货也形成多角度的佐证。

我的汇报题目是《数字化时代的开放金融变革》，试图从经济到金融的层面来看一下在数字化变革当中发生了什么，遇到什么挑战？来简单提一点观点供各位一起来探讨。

现在我们都在谈数字化变革，归根结底希望利用数字化变革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一些内在的矛盾，什么是内在矛盾呢？既有短期来自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又有中长期各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都在弱化、全球的收入分配都出现恶化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短期内可能需要靠一些刺激性政策先活下来，但中长期得要想办法活的更好一点，这时候数字化变革其实就是一个着力点。

如果进一步分解数字化变革，我在研究过程当中经常关注三个侧面。所谓的新型数字经济，也就是数字产业化，第二块产业数字化，第三块是新基建。在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就进一步梳理出来了未来所谓数字化金融所要服务的对象。当然在讨论新型数字经济的时候，在统计和估计的时候可能产生一些泡沫。前段时间不同的研究机构也做了相关的一些测算。这里面数字产业化这块边界相对清晰，但是产业数字化这块从统计意义上如何进行界定，有时候边界是存在模糊的，所以就可以看到信通院跟社科院数量技术与经济研究所所做的估计二者差异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大约认为对GDP的贡献度加起来是36%左右，一个大约认为是在17%左右，这个背后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我认为下一步在数字化变革当中，早期可能关注的是数字产业化比较高大上的那块，但是现在大家更关注的是产业数字化和新基建，为什么呢？大量的产业数字化改造能力极低，它与数字化的新型社会似乎中间还相差很远，如果不把这块的生产效率提升的话，整个数字经济缺乏重要支撑。与此同时，大家都在谈新基建，但是新基建发展过程当中，是否以传统的思路重新要考虑所谓的数据中心等等这样一些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以新的模式来看待？我们也考察了很多地方，结果发现数据中心、超算中心在某种意义上不一定是能效比最优的，甚至不一定是绿色可持续的，这里面并不是说加上数字二字就一定是好的、高大上的，所以值得我们思考。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数字经济呢？进一步聚焦，也是新金融需要解决的焦点。因为数字化的金融是与数字化的经济相匹配的，我们希望这样的数字经济变革并不是说一哄而上，线下到线上，增加一些数字化的色彩，就解决矛盾和问题了。

数字经济的背后，我们希望的是大数据，希望的是新技术，真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带来深刻的影响和变化。从前几年讨论的供给侧改革到最新中央提的需求侧改革，其实都谈的是这样一种内在循环的优化。为什么要重视这点呢？其实无论是在我们国家还是在海外，在所谓新型技术数字化发展过程中也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上世纪末期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就讨论过一个“悖论”，计算机产业投资不断增大，但是没有体现在生产率改善方面。

现在美国再次面临二次索洛悖论冲击，而我国也在中央十九大报告里面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什么意思呢？真正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献度，这些背后有很多探讨，对美国的研究，有的说是领先的巨头企业对技术扩散是否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我们国家，是否我们在谈论高大上的数字化经济的同时，对于刚才我说的产业数字化这块有严重不足，没有真正落到生产率层面。鉴于此，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新金融变革，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既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变革，又真正通过金融的力量来解决数字化经济发展当中的痛点和难题，这也是全球共同面临的趋势，比如我列了欧盟委员会在2020年9月通过数字金融一揽子方案，里面列出了数字金融的战略、零售支付的战略等。

当然我们需要聚焦什么呢？无论是谈数字金融还是谈金融科技，归根结底都是谈新金融，背后离不开对于三方面要素的关注:技术、监管跟客户偏好。看待任何金融科技的创新都离不开对这三要素的判断，看他的生命力是长期是短期都离不开，技术本身从金融的视角怎么来理解我就不多说了。当然以金融视角来理解，有时候技术并不是那么绚烂，并不是那么高大上的,比如上量子技术在应用过程中既有基于又有挑战。这一轮政治局学习完之后没有一哄而上，可能也是因为它的门槛比较高，一般人说不清楚。

除此之外则是客户偏好，我们过去所有的新金融创新都来自于需求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来自于需求端拉动的这些创新怎么样真正转向供给侧，这也是一个因素。

再比如监管的因素是重中之重，全球来看未来金融科技创新的空间基本上取决于未来监管给你多少让子弹飞的空间，因为监管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比如我列了这个表，大家可以看到巴塞尔委员会把过去令人眼花缭乱的加密数字货币和资产，现在统一用虚拟资产的角度来进行分类，他关注的未纳入虚拟资产具有一般的加密货币，实际上是资产，也有私人部门发行的稳定币，纳入监管的虚拟资产他认为是金融机构发行的，类似于像JP摩根搞的联盟链基础上的代币。还有中央银行的数字货币是法定货币。因此，大家认识的角度不断的穿透，对于这样的问题越来越清晰。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变革是必然的，另一方面背后的要素值得我们梳理。

数字化时代不管谈什么变革，最重要就是开放，当然开放过程当中天然也伴随着风险。从开放银行到开放金融核心是拥抱客户，构建无处不在的金融生态服务，里面也开放API、数据共享、平台合作，这些刚才很多专家其实都谈了。我更多的想介绍一点海外的实践，海外实践从几个角度给大家提供一点素材，想展示这样一个不断开放的形态，一个是在欧洲为例、英国为例监管驱动的开放银行创新实践，虽然欧洲是推动开放银行变革比较早的地区，但是由于商业模式、由于各种各样的制约，他们推动的变革实际上在发展过程当中遭遇很多挑战，但是今年在疫情条件下应该说无论是基于英国还是整个欧洲，这个开放银行发展程度突飞猛进的往前在走，所以谈到欧洲也非常有意思。一方面GDPR导致数据保护极其严格，现在很多情况下走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在细分的领域很激进，比如说在推动银行数据开放的这个领域，就一以贯之的贯穿了其监管思路。再比如证券业，国内大家关注的更多是改变经纪业务，靠天吃饭，但在全球来看应该说证券业都是拥抱金融科技特别突出的一个行业。比如说基于开放证券的视角，海外的投行都在发生变革，比如贝莱德对外开放阿拉丁平台，客户买方可以结合自身的特点直接进行系统化数字化自助式的投资咨询服务，这里面其实贯穿了证券领域不断开放的趋势。再有是保险业，以海外为例，保险业也在进行开放式的变革，这里面无论从需求端、供应端还是中间聚合环节，这种变革都是突飞猛进。

总而言之，面对数字化时代，数字金融最核心的就是开放，但是开放过程当中有多重目标需要协调，归纳来看核心，第一个能否提高金融的效能，提升核心的竞争力，提升运行效率这个和衡量的重中之重，比如大家现在用能效比来衡量刚才我说的很多新金融的现象，如果说他不能在能效比方面带来重大突破，某种意义上他能否综合提高金融效能是值得商榷的。第二个是弥补功能短板，无论是长尾还是普惠，也是一个你未来有没有价值，站不站的住脚的衡量的硬杠杆。第三个是保障金融安全。保证金融安全不仅仅是微观层面的金融安全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所有的数字金融创新都离不开未来整个中国金融的命运，整个中国金融的命运离不开系统风险的冲击，中国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冲击是什么呢？是集中性风险。大量的风险集中在银行部门，最终有政府肯定得兜底，我们希望发展直接金融，但是直接金融依靠的是法律环境，依靠的是信用环境，要改变这样一个大的结构，我们的数字金融、金融科技能做些什么事？并不是说从系统上真正降低了风险，而是从各个层面来改善风险的利用效率。最后一个发挥价值外溢作用，不仅服务金融业本身，更重要的是在技术进步方面，在社会收入分配方面带来更多的贡献。

以上做一个粗浅的分享，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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