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学关于产权一直有两种观点：一是“产权产生交易”，主张明晰的产权会带来交易的便利化并促进交易发生，由此进一步促进商品或要素的流动，因之，产权确定非常重要；另一种观点主张“交易产生产权”，强调的是交易结构已包含确权的规则，既然交易规则里有确权规则，那么，交易过程同时就是确权过程，因为交易要运用到确权规则。后一个观点似乎有点不好理解，且通常容易被忽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明晰产权很重要。因为这有利于数据的交易和流动。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如何界定数据产权。当前，数据产权立法的工作非常必要，核心问题在于要明确立法的基本取向。我认为，与其试图给数据事先确定一个绝对产权，更合适的做法应该是设置确定产权的游戏规则和程序架构。从这个视角出发，很多问题就能有一个包容性答案，不同观点不会显得相互矛盾。有人所感到的困惑也可以化解，即如何协调确定权益和促进数据流动两大目标，二者可以不是对立关系。数据流动是否产生价值？从经济学角度讲，价值的产生和创造通常是企业家的工作，只要确保数据流向企业家，由他们来处理和使用，就会产生价值。问题在于，如何确保数据向企业家流动？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有竞争性交易。只要有竞争性交易，越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就可以报出越高的价格，自然有利于数据通过交易向企业家流动。但交易不就要确权吗？不是只有事先确定产权的数据才能产生交易嘛？这正是前述第一种观点的看法。在海量数据时代，如果政府要对每一个数据的产权在交易前进行确权，不但确权成本巨大，甚至会出现难以确权的情形；另外，大量确权后的数据可能无人问津，而使事先确权的工作失去意义。正如有专家所言，数据不会在使用中被损耗，只会在不被使用中不断失去价值。既然一直没有得到利用的数据不会自己产生价值，因为数据要在使用中产生价值，那么，更恰当的应该是在使用中确权。不被利用的数据没有价值，也就没有交易前确权的必要。设想一种情形：有人要购买你掌握的数据。为什么？一定是你的数据有其独特价值，从其他人手里买不到。为什么你的数据比别人的数据蕴含更大的独特价值？一定是因为数据已由你做过创造性加工，赋予其独特的价值属性。因此，如果遵循无瑕疵原则，只要加工之前是通过合法交易取得的数据，即数据获得的前位程序没有瑕疵，那么，经你加工处理后的数据就可以合法继续交易。而新的交易实质就产生了产权——让数据处理工作所创造的价值确权给创造者本人，即，交易过程对你的加工工作所创造的额外价值权属给予认定，从法律上把这部分增加价值的产权界定给你了。中国古代的房屋交易，很多时候并不要求卖的房子要有产权证书。事实上，中国古代政府通常不提供产权登记证明。但是，只要有一个东西——契书，就是和上家做交易的契书——盖了政府的章，由此证明获得土地和房子的前位程序无瑕疵，只要有购买房屋契书，后面就可以卖。数据也一样。不过，前置无瑕疵规则的运用可能比土地房屋更复杂，不是简单一份契书就可以解决。这就涉及确权规则问题，包括用益物权问题。用益物权的确有排他性，如果完全没有排他性就没有收益权，不排他就没有办法说这个东西一定是我的，也无法用来产生收益。关键在于，这是事先的排他还是事后的排他？事先排他意味着事先要确定产权；只在交易过程中确定排他属性也没有问题。事后确定本质上还是要有确权规则。有了确权规则就能够促进交易，促进交易就有收益发生，有收益发生，就会促进各种对数据的价值创造性加工和深度开发。有了数据加工和深度开发，自然带来了对整体经济的更大价值。那么，确权最终是什么问题？怎么确权？这是一个认知问题，说得玄乎点，是脑科学问题，是如何对世界本质进行认知的思维方式问题。《决策的大脑》一书说，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框架是与生俱来的。非常小的孩子就有财产权观念，这种财产权观念是一些预设的思维方式，比方说，认为付出了劳动的对象就应该拥有产权，而不仅是因为谁占有这个对象。书中特别讲到卢梭在《爱弥儿》这本教育学名著里的一个例子。基于罗马法及后来发展出的民法，是强调基于占有来确定产权。这个规则很简单，简单且有效。在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确定产权的规则一直就这么用下来了。事实上，除了这样一个认知框架和确定规则的框架之外，现实世界还有一种规则，和《决策的大脑》给出的认知框架类似，是洛克在《政府论》里强调的，只有劳动才能产生产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即源于此，这是另一个重要的确权渊源。因为，根本意义上，人生下来唯一拥有产权的就是自己的身体，所以，后续衍生的产权都基于身体而来，即基于身体的劳动而来。基于身体劳动的产权是自己身体产权的衍生品。终极意义上，每个人只能占有自己的身体，占有不了别的东西——那是上帝创造的。基于这个占有的意义，那么，源自个人的原始数据的产权就像个人身体一样，天然由个人所拥有。以此为基础，才能谈衍生的产权和权利。如果我们同意劳动产生产权，这就意味着，如何确定数据产权要有更基准的游戏规则，即占有数据者是否在这些数据上付出了额外劳动。在数据不断流通或使用过程中，不管公司或个人，如果对其进行加工、开发，赋予劳动，那么这些环节所创造的价值，其产权就要界定给付出劳动者。在我看来，基于劳动投入而占有相应权利，这种确权程序安排，将有利于数据的开发与加工。用这个规则取代过去纯粹意义上的占有规则，可能更有助于实现合理的数据产权确定。总之，人类有两类确权规则，这两类规则是纯粹意义上的。到今天为止，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现实运用的财产权利规则，都混合了这两个规则的因素。只不过有时这个规则因素多一点，有时另一个规则因素多一点，并不一定是纯粹意义的某一种类型的产权规则在绝对性地起作用。二由此，如其他学者所说，数据产权的产生过程分两个步骤。首先是从个人到平台，即从主体1到主体2，其次是主体2到主体N。我同意这个两阶段分类。当然，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两类重要关系，第一类从个人开始，个人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法人也有它的人格。也就是说，这个人格权不仅是自然人意义上的隐私权，名誉权等其他人格权也要考虑到。从个人到平台公司，或者到所谓主体2，即着手数据收集加工的主体，这是第一阶段的关系。第二阶段是从主体2到主体N，即数据收集加工以后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流转关系。这两类关系差别很大。第一阶段数据从个人——不管自然人还是法人——那里，通过收集整理后流转到作为平台的主体那里，这是数据形成价值的关键一步。原因在于，数据的经济价值可帮助掌握它的经济主体更好地理解市场结构，从而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即，数据的价值来自海量个人信息汇总后得到的对市场整体结构的认知，而个人信息数据本身无法产生这一价值。所以，有效的数据产权规则应最大程度降低个人信息汇总为整体信息这一阶段的交易成本。如果个人基于数据权利不同意有关自己的数据被收集，完成这个过程就会发生巨大的交易成本。但如果法律上不明确个人对自己的数据权利，导致平台对个人数据随意收集和使用，又必然带来隐私权或人格权的侵犯现象。因此，个人天然拥有与自身相关数据的权利这个基点并不能动摇。那前述问题如何解决？为降低交易成本，第一阶段数据的收集汇总应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叫依默许而取得。针对个人数据的收集整理，只要个体不反对就应被视为同意。默许就是“可以”。“可以”的说法比较抽象，但默许在行动上是具体的，即没有反对的表态。譬如，个人登录某个网络平台，可能涉及被收集个人数据，只要个人点击进入后愿意注册并使用这个APP（当然，个人如果觉得不愿默许，也可以放弃）——这个行为就被理解为默许。第二个原则是什么？数据收集过程中，“默许+收集”本身要生成新的法律关系，即信托法律关系。当个人默许后，并不表示平台拿到个体数据就没有责任了，因为这些数据转移到平台手上，数据收集不仅会产生财产属性，而且，它们内涵着另一个属性，即前面讲到的附加属性，就是很多隐私信息也在里面。财产属性和隐私属性两者不可剥离。有人认为通过脱敏可以剥离，但脱敏处理还是难以剥离干净，真要把所有敏感信息剥离掉，可能这个数据的价值就不大了。如果不知个人在哪里生活、每天买什么东西，也就失去了数据的财产属性和经济含义。如果知道这些信息，仅仅把名字隐掉，要把具体个人找出来可能也并非难事。总之，脱敏处理很难实现100%的隐私剥离。个人数据被平台公司等主体所收集时，相当于其隐私也被获取了。由此，数据收集马上会产生不对称关系，导致平台对个体的信义义务，即，数据收集者负有保护对被收集数据个人的隐私权的义务，这个责任从收集数据的瞬间就确立起来了。而且，未来通过交易而获得这些数据的其他主体，将同样负有该义务。也许人们会问，法律上当然可以如此界定，问题在于，怎么确定这一义务是否得到履行？我的建议是，一旦信义义务被确定下来，被收集数据的个人如果产生隐私已被侵犯的疑虑，就可提出起诉，起诉后，举证责任落在收集数据一方。因为信息严重不对称，个人不了解平台算法，不知平台在如何使用数据。因此，个人在保障自己数据不被滥用上缺乏必要的手段和信息，除非平台举证自己无过失。如果是个人，反驳不了这一举证就应该接受；如果平台无法举证，就要冒被认定为违背信义义务、侵犯个人隐私的法律风险，违背信义义务将受到法律制裁。总之，第一环节的数据转移为从个人——不管自然人还是法人——到收集数据的平台，必须建立这两个原则：默许原则和基于“默许+收集”所产生的信义原则。否则，第一个数据转移的环节将因巨大交易成本而难以完成。倘若这两个原则得以确立，扯皮情况将大大减少，由此可以进入第二阶段，即拿到个人数据的主体，如平台公司，可以通过数据加工或开发等数据增值工作，进而进行数据交易，让增值后的数据进一步流动起来。这个阶段的数据处理和使用有两种方式：要么出售给其他主体作为中间投入品再加工，即到主体N那里去；要么直接出售给终端用户。不管以什么方式获取收益，都要把数据服务和产品进行出售，一定会有出售过程。那么，在出售过程里，怎么确定数据产权？这时，像前面的分析那样，需要建立基于劳动的产权确认规则。经济生活中存在很多无形资产，像知识产权，它的确立正是基于劳动。权利人首先要有一个想法产生，再把它变成可申请专利的具体知识，包括把著作写出来。写成著作的那些文字类似原始数据。通过不同文字的组合写出一本新书，看上去是在我们学到的五千个汉字中反复重组，但形成了新知识和新著作。音乐也是这样，几个音符，哆来咪发唆拉西是既有的，通过音乐创作者重新组合，形成了拥有版权的新作品。数据的加工开发处理也是如此，加工主体在原始数据基础上所做的新开发，也会带来新的数据权利。这个过程中，因为上面附加了劳动，才能给数据加工处理的主体以确定的数据产权，正如给作家或作曲家以确定的书的著作权或音乐作品著作权一样。数据产权同样如此，因为确权原则没有发生变化。拿到原始数据的主体对这些数据加工处理，让它以一种新的形式体现出来，而加工处理给后续使用者创造了价值，导致后来者愿意购买。自然而然，基于劳动就能把数据处理工作创造的价值的产权确定起来。当然，基于所谓劳动产生财产权的原则和基于占有产生财产权的原则，在数据产权的确定上可以结合。用益物权，就是针对已存在物品进行加工等增值努力，再使用它并获得收益。这种用益物权跟基于劳动获得财产权利不必然存在矛盾。三第三个问题，数据流通过程中，怎么知道交易主体的数据从上游取得的过程符合无瑕疵原则。即如前面所说，交易时需要确保没有人对所交易数据的产权进行质疑或索取，说出售数据的主体不具有产权，而指控是从自己这里通过爬虫手段等非授权方式得到的。当然，法律上如何界定爬虫行为的性质，是否应认为其合法？目前可能存在争议。在我看来，即便是公开信息，哪怕是前台信息，且不论后台信息，这些信息经过加工后把它公布出来，也不表示他人可以直接复制使用。相当于我的音乐作品，既然让大家都唱了，并不表明有人可以截取其中一段，在不付费的前提下放到自己的作品里，显然这是属于侵犯版权的行为。因为，基于付出劳动就要获得产权这样的游戏规则，和付出劳动以后的数据存在形式是公开还是隐蔽的无关。所以，对爬虫行为，将来法律上要有所界定，不同意恐怕就不能爬。换句话讲，要爬虫可能也要基于交易或许可，就是上一端数据获取方的许可，才能让爬虫者得到合法权属。怎么确保手上的数据在前端已得到许可，符合无瑕疵原则？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数据不断流动，A手上有的可能B手上也有，C手上也有。如果A要去索取权利，就会说从B那里得到，如果B要去索取就会说从C那里得到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主张，借助当今日臻成熟的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技术可以帮助清晰界定各种数据的流动轨迹——数据从哪里得到的，得到过程是不是已获得前置许可，或有什么法律凭证确保不是非法取得。哪怕是爬虫，不得到许可也是非法取得。如果前置程序没有获得许可，后面即便做了数据加工，创造了价值，也要把前置程序补全，通过赔偿等方式补上前置许可，才能进行后续数据交易获益，否则，这个交易就是有程序瑕疵的交易。区块链技术帮助我们准确把握数据流动的轨迹和痕迹，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我相信，区块链技术在数据市场要素确权和交易过程中必将发挥重大作用。如果这个作用不发挥出来，那么，数据确权和数据交易流通，乃至数据市场的形成，以及，最终帮助我们实现数据收益的分配——分配也是交易过程，交易过程实现了收益也就实现了分配——恐怕这些都难以实现。区块链技术未来怎么进一步完善开发，国内也要有相应立法跟上，我认为这是重要的配套制度。最后说一下政府相关立法。我一直主张，政府不要行天道，而要行人道。不要老想替天行道，认为自己手上掌握绝对真理——掌握绝对的确定性。今天讲立法一直在强调确权，似乎政府认为自己可以确定性地给出一个合理的产权安排。恐怕这个立法思维要调整。数据确权立法中的“行人道”是什么？是不需要确定权利，但要确定确权的规则，在这个规则下，让每个市场主体去博弈——人们基于利益和成本考虑、对伦理和法律的尊重，当然还包括对效率的追求、对公平的考虑，这些都会在博弈过程中体现，从而最终形成博弈的均衡。这个均衡是“人道”的体现。如果政府的数据确权立法，不是要确定一个确定性的权利——像过去罗马法、民法的传统那样，而是建立有利于数据产生、开发利用，并且可以创造收益、创造价值的游戏规则，这比什么都来得更重要。

香港大学租用的这片田占地1.3公顷，差不多两个足球场大小，采用农林间作——兼顾保护和发展的“大树+咖啡+姜”3D种植方式，用有机无害的鸡粪作肥料。团队里的植物学家胡泰华博士（Dr.

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是近年城市交通面对的新问题。政府部门采取了各种手段。比如，广州就计划在一定区域内，限制使用电动自行车。而珠海等不少地方，也以交通安全和秩序的名义，对电动自行车的使用进行限制。实际上，电动自行车已成为当下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城市交通和社会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安全和秩序向来是电动自行车管理的重点目标，但考虑如何解决问题时，不能轻视电动自行车在当下城市居民生活和工作中的意义。不可或缺的电动自行车：居民可负担的机动化城市化重要的空间特征，是人口和产业的集聚。由此衍生各种经济活动，过程中伴随着交通需求提升。而城市规模增大和密度提高，引发个体出行需求增长，出行里程增加是其具体表现。城市实体空间是固定的，附着其间的商业、就业、生活等功能，变化较为缓慢。出行的机动能力成为个体获取机会与资源的必要条件。对出行者来说，通过加快速度来减少距离阻隔，是一种以机动能力为参数的竞争。城市交通可以缩小不同人的速度能力的差距，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个体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支撑。根据美国的机动化发展历程，中国交通规划界20年前普遍估计，将来经济发展，小汽车需求会爆发，届时会和公共交通在城市交通范围形成竞争。为了城市交通的健康发展，以及出行的公平，中国提出了公交优先发展的战略。而在经历了20年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城市化进程之后，我们发现，现实和之前想的不同，个体机动化能力需求的满足，并不完全或主要由小汽车和公共交通完成。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通勤出行，小汽车分担率接近90%。而支撑这种分担率的，除了人均GDP远超1万美元的收入水平，还有低密度的城市空间形态。尽管我国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但平均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差距导致汽车的普及短期内无法达到美国的程度；由于人口密度相对更高，中国城市交通的空间容量无法支撑美国城市那样的小汽车出行比例。公交服务的门到门效率，需要极高的城市人口密度支撑；要达到满意的门到门公交出行服务水平，需要政府提供更大规模的补贴，这在财政上也不可持续。但城市化需要机动化支撑。电动自行车的出现，满足了相当大的城市机动化出行需求。近十年来，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增长，有着更深层的需求逻辑。无论上班、上学、买菜，还是公交地铁接驳，电动自行车都有很多优势。在很多中国城市，电动自行车甚至已成为除步行外最主要的交通方式。如广西南宁的电动自行车出行分担率达到近1/3；深圳电动自行车的出行分担率超过20%（不考虑步行）。2020年，上海市的日均出行人数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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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临校区域，几乎每一个人，无论哪个学校、哪个年级，是中小学生抑或大学生，记忆中都会有这么一片散发吸引力的地方。无关先进与否、靓丽与否，它都是一个学生对城市、空间与社会形成认知的重要场所。中国大陆大部分高校以孤岛形式矗立在城市中，围墙内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生活模式，高校学生在毕业后如何逐步适应，或许值得深究。未来针对高校及周边社区的规划设计，需要考虑如何将此互动延伸至高校校园内，使学生以更为切身的角色参与和体验城市社区的变迁，这或许会带来更为有益的、非离地的创造性思维模式。城市孤岛在中国，1949年之前的高校，如教会大学、协和医学院等，在城市中的发展模式，与国外高校类似：起初是小校园，随着城市发展，校园空间扩张，与城市空间相互穿插。而后，1951年，全国高校重组合并，高校得以在中心区外征得大片土地，与城市并行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诸多城市急速扩张，原来郊区变成城市核心区域，同时扩招也使得高校需要更多城市土地支持。然而，在一些地方，由于围墙存在，高校与城市空间难以融合，从而演变成发展矛盾，给城市诸多方面造成压力。深圳大学的开放式校园实践与退让在早年校长罗征启的校园建设蓝图中，深圳大学是没有绝对空间边界的一座高校，城市居民可能不自知地步入深大校园。当时，深大主要采用学生自治方式，维持校园内部的治安秩序，设立各种学生自主管理的校园“委员会”，一度与学生相关的岗位，全由学生担任，以赋予校园主体——学生一定自主性，调动学生们的活力共同维护校园环境。在那个开放年代成长的众多深大学子，成为如今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上世纪80年代末后，深大校园围筑起校园边界，开放式校园的实践向现实因素做出退让。尽管校园管理上，深圳大学依旧对城市居民开放，但也为日后城市与高校因发展需求而来的空间矛盾埋下伏笔。1980年代中旬，一个对外开放的咖啡厅曾短暂出现在深圳大学教室办公室二楼，咖啡厅的顾客除了深圳大学的师生以外，还有来自南头的社会青年。尽管矛盾偶有发生，但基本能迅速平息。深圳大学一位老教师讲述，上世纪80年代深大围墙建造之前，自己可以在中午的教师宿舍内敞门午休，不需过多担心安全问题，而1990年代围墙造起以后，前后陆续丢失了数辆自行车。这当然有当时外来人口爆发增长的原因，但围墙的存在似乎也在告诉偷盗者，只要穿过这个范围，就算成功了。建校初期的深圳大学，（北）图书馆、（上）文山湖以及海滨小区。图源：网络现今深圳大学与城市的空间关系（蓝色部分为深圳改革开放后的填海区域）。图源：网络位于深南大道与后海大道两条城市高级别道路交界处的深圳大学后海校园，宛如城市交通动脉中的堵塞物，纵深均超过1.2公里的城市片区无法提供哪怕一条支流减轻高峰期的交通压力。相比而言，湖南大学与湖南师范大学，是国内为数不多尚存的依然实践开放式校园的高校。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与对城市开放的校园街道湖南大学与湖南师范大学，因其范围内囊括了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岳麓书院这一公共文化资源与城市历史符号，向城市开放是必然的。城市的公共车道进入校园内部，公共交通体系，公交站、地铁站等，也设在校园内部，给高校师生们带来更加方便的出行环境，而不需步行大半个校园或乘坐校园内部校巴到校门再转乘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此外，城市各种业态也同步进入校园。位于湖南大学校园范围之内的麓山南路以及登高路，便是著名的小吃街，除可满足湖南大学师生的各种需求，也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这给了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的师生不同于全国大部分高校的生活体验，使湖南大学的校园街道成为真实的、具有实际城市生活意义的街道。湖南大学校区鸟瞰,2019

“公交优先”喊得很响，但各种配套政策的实施乃至设计都是在鼓励和补贴小汽车的使用。推动出行模式转变的失败，牌照拍卖价格居高不下和豪华车占比就是证明。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小汽车，要求政策向小汽车倾斜的声音也愈加强烈；公共交通乘客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没有太多话语权，他们很多时候也习惯了默默接受公共交通服务的不便和缺失；像深圳公共汽车线网调整的意见调查，既有在压倒性多数反对之下，方案强行通过的例子，又有运营企业组织员工刷票的内幕，乘客声音几不可闻。“啊呀！深圳通卡好像落在了车站凳子上！今天出来接你又没带手机……”“妈妈，我有零钱！”这条民营线路在当年底停运，她们上下的这两站间的国企线路收车奇早，不知小姑娘的舞蹈课还能不能继续上下去（摄于2021年7月）在这样的声量对比下，深圳会耗费过百亿回购市内的高速公路就不奇怪了。反正有钱，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惠民”可赢得交口称赞。高速公路剧增的交通量带来拥堵，严重削弱了原有行经高速公路的快线巴士，反之又令免费的高速公路更为拥堵——同是堵车，多数人会认为堵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里舒服——快线巴士的旅行耗时越来越长，发车间隔也越来越大。光明恒誉公司成立于

最近一两年，各地公共汽车运营企业因财政困难公告停止运营的消息，不时冲上热搜。很多人不禁问，这些公司怎么了，这就是二三线城市财政困难的缩影吗？各地直接登公告表示要停运的运营企业，目前来看，无一例外是已持续了多个月未能正常支付员工工资和购入生产经营资料，也就是已挨了一段时间的饥。“对于便民车为何停运，悦畅交通工作人员

临校区域的重要性，之于近些年的高校大学生而言，似乎越发薄弱。然而，因此而被忽视掉的社会教育，往后或许会愈发显示出其必要性。显而易见，现代校城关系中，学校为城市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劳动力，也提升着城市的学术、文化氛围，为城市赢得声誉与财富；而城市的发展也为学校师生提供着物质的保障。由此，其间临校区域的存在，对校园与城市、师生与社会人员的关系而言，则更为意义深远。临校区域实在解决着高校师生物质与精神需求，使其在社会化过程中获得自主性，是校园内部空间无法替代的。由前文叙述可见，不同于高校内部基于权力、等级关系的金字塔型社交网络，临校区域具有扁平化的社交网络，在大多数场景中，个体的权力、等级差异，都会相对淡化。某种程度上，学生以独立个体的身份与城市居民、商户等协商和博弈，个体自主性在临校区域的活动中，会得到重新构建。从身边的历史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与社会的发展同频，临校区域的社区通过各种社会活动、城市更新、学术调研与社区探索，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相互作用，进行自我完善。较多高校的临校区域已是相对成熟的社区。另一方面，不同于商业楼盘、综合体等讲求理性、效率的现代建筑，中国众多临校区域在城市空间上保持着最初的街坊形式，邻里关系紧密，城市空间也具有流动性。一文指出，在同处东亚的日韩两国，决定校园与城市空间关系的多种因素中，占主导地位的两个主要因素是“相关区域的成熟程度”以及“校园的开放程度”。[1]校、区互动的开端放眼世界，高校与城市、社区的互动，大概可分三阶段：第一阶段可追溯到中世纪，当时高校以名副其实“象牙塔”的形象出现在城市，与其他人文设施割裂开来，属于脱离普通民众的特殊场所；第二阶段大约出现在13世纪至19世纪，高校因其对统治阶级的重要性，被赋予过高的特权，引起大量高校师生与城市居民的冲突（“城镇与长袍”之争），而后经历了各种权力兴衰更替，高校师生被逐渐拉回与普通市民无异的地位，与此同时，高校与城市的关系，也从矛盾逐步转为合作[2]；第三阶段始于19世纪初，经过启蒙运动的理性改造，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出现，即柏林大学，此后，现代高校成为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在中国，虽然晚清便已出现现代高校，但此后经历了抗战、内战、十年内乱等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直至上世纪70年代下旬，动荡年代结束，改革开放起步，中国高校才迎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发展。也是在这时，中国高校与城市、社区重新开始产生互动。1980年代，得益于是时宽松的政策，以及百废待兴的社会环境，城市之中汇聚着各种发展力量。作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校环绕的城市区域，并被其它高校辐射，北京海淀区的中关村，也成为诸多高校师生探索生活、开拓产业的第一块社区。当时的中关村，是周边众多高校学生挖掘人生第一桶金的地方。学生晚上居住在高校宿舍，白天到中关村组装电脑等赚取收入。为满足生活所需，各种生活业态也进入中关村。社会与高校互利共生，一同促进城市区域发展。而后，更多创业者、企业等主体加入，促成更多合作创新。最终使得此处成为世界知名的高新产业区。中关村第一家电子市场

现代大学的雏形，起源于中世纪欧洲。是时，校园空间并非如今日般通过一个大学、学院抑或教育部这类政府机构自上而下组织起来，更多的是如西南联大一般，由各个学者、学生自发在某些个区域中聚集形成。最初的校、城关系（Town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会在周末去乡村露营，去农场摘果子，住民宿，出游期间，大家是否关注过乡村在地的手艺人？最近，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与香奈儿文化基金共同宣布举办的“新文化制作人”项目第一季“手艺再兴”正在展出，对传统手艺的回望，到底“新”在哪里？这次展览，或许能引发观展者对传统的失落与复兴、人情与效率的矛盾的思考，并且追问个体如何与加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共处。本期主持：若冰近期回顾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新年前，上海经历了一段快递、外卖运力紧张的时期，12月20日，上海市网购商会发出特别倡议，鼓励近期有闲暇时间的居民在确保自身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加入配送的行列中。在此背景下，不少上海市民也加入到外卖骑手的行列中，转换视角重新审视这份工作和工作所在的场域。过去几年，

登录网络零售交易平台看货和购买，可能是很多人在禁足居家时期唯一可以坚持做的事情。而在频次明显增加的沉溺和“剁手”下单过程中，借助网购平台提供的在线对话功能，进行一些具有田野调查意味的对话，是我唯一能够排解自责和焦虑的“工作”。我通过在线零售平台选购的商品，主要是A品牌的服装，多年前在线上直销店光顾过，选择A品牌出自对约瑟夫·洛克博士的敬意。一1924年，美国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获得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派遣，前往中国西南进行为期3年的探险考察。洛克领到考察资金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位于曼哈顿的A品牌旅行用户商店，去采购马具、帐篷、折叠式浴缸等户外用户。在此后的25年间，A品牌的户外用品一直伴随着洛克，行进在中国西南和西部的崎岖山路上，时而奢侈，时而艰巨。2017年，我的工作室承接一家藏地度假酒店集团的旅行事业首席顾问外包服务，为其在藏区之外落成的第一家新店，提供文化定位策划、产品系统设计和员工培训。新酒店所在的丽江，片面、浮夸的拼贴造就了该地的市场热度。我们的目标是，带给客人一个时光留下来的隐秘丽江，通过梳理边地乃至中国西南地区的时空变迁，找出还保留往昔风貌的在地自然景观、生产技艺、生活场景与信仰民俗，我们选择民国时期在这个地区前后生活了27年的洛克，沿着他当年的行迹，将这些隐秘的线索递进旅游线路产品。我开始汇集各种资料，去关注和解读洛克当年的各处细节，很意外地，发现这个出现在1924年的A品牌还在经营中，只是由旅行户外用品转变成运动型休闲服装，其中有不少款式还是复古二十世纪上半叶风格。我也有将近10年没有添置个人衣物，正好可以补购一番，穿上一套A品牌的灯芯绒夹克和卡基工装裤，再背上一本《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大部头，成为重走洛克之路的必备行头。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自1980年被自然保护国际联盟（IUCN）首次提出后，历经40年的研究与发展，已逐步从边缘、专业的学术倡导地位，渗入主流的商业社会与消费生活中。尼尔森《全球社会责任调查报告》自2015年起指出，就社会责任进行宣传推广的企业占据了超过60%的消费品零售额；其中，环保或天然标识贡献了每年超过7%的增长。究其原因，80后、90后、95后消费者作为社会责任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与响应者，为环保产品支付更高价格的意愿强烈。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21年《世界城镇化展望》报告，全球最大的十座城市中，东京以3750万人口总量位居第一，上海和北京分居第三和第八。在近年席卷全球的新冠大流行中，上述城市面临着趋同的挑战，而疫情期间城市生活的体验被记录在新近面世的一些出版物中，其中由上海三联书店推出的新书《东京八平米》为我们提供了一则来自东京的案例。该书作者吉井忍来自日本，曾在中国成都、上海和北京长期生活，先后以中文写作出版了《四季便当》《东京本屋》等介绍日本生活方式的作品，五年前她因婚姻破裂不得不离开了生活近十年的北京，结束长达二十年的海外漂泊之后，她一人回到东京寻找生活，期间见证了新冠疫情在城市中爆发，东京多次进入紧急防控状态。在这样的挑战面前，吉井坚守自己“八平米”天地，筑牢了自己的生活。本期主持：陈虹静雯近期回顾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如果要列出快速提升幸福感的方法，买包包、下馆子等相信是很多人的普遍选择，消费行为能带来短平快的刺激，所谓能用钱买到的快乐。那么在尚未有足够能力消费或者消费带来的愉悦感已达阈值之后，还有什么让自己和朋友们快乐的方式吗？“the

摄影师得到了他的第一台电脑当你想在三江源的甘宁村里拍一张好看的照片，人们会建议你，找罗松。罗松工作的帕卓巴手工艺合作社里，有一个由他设计的小图书馆，展板上印着他拍的照片。罗松还有一个自己的微信视频号，叫“帕卓巴LS”。罗松是村子里公认的好摄影师，但你很难把他和惯常认知下的“专业”挂上关系。事实上，这个从小生长于三江源的男孩，上过的摄影课加起来不到1个月，迄今也没有过一台真正属于自己的电脑。罗松用得最久的，是一台十三年前的“三手”联想牌电脑。电脑最初是村里的堪布买来的，后来堪布（即高僧）有了新电脑，就把旧电脑送给了村里合作社的出纳用于记账，后来出纳也不用了，就给了罗松。这台年代久远的电脑厚得像块砖头，死机是常有的事儿，最大的用处是，能让他把相机里的照片导入电脑的外接硬盘里储存起来，方便他腾出相机的空间，或是将拍好的照片发给别人。罗松拍的山谷与黑帐篷对城市中的摄影师来说，难以想象的或许还有，罗松弄不清色阶、色相、白平衡，也不知JPEG、RAW、PNG等格式之间的区别。罗松说得出的对于“摄影”的理解，大概就是相机界面上的“快门”、“光圈”和“感光度”，除此之外，就只剩下草原赋予他的对于“美”的感知。那是一种敏锐但难以言说的直觉。某一天，巴塘草原游览结束，在所有人都忙着上车的时候，罗松突然背过身，举起相机，对准马路边一个老人远去的背影。“他如果走在马路中间就好了。”罗松比划着远处的天幕、山影和笔直的柏油路，一个红袍白发的藏族老翁摇摇晃晃走向夕阳——“肯定很美。”他说。罗松在湖边进行拍摄工作照相的本领是慢慢练出来的。不停地拍，拍多了就会了。每年的虫草季，罗松就带着他的大照相机，上山采虫草。采虫草是个累人的活儿，陡峭的山坡，身子要贴在地上一点点找，一找就是一整天。相机重，更增加了爬山的负担，还要时时刻刻护着相机别磕着石头。采草和照相交替进行，遇到好的画面就停下来拍，比如一只小鸟在草丛中跳跃，或者一朵绿绒蒿在风中摇曳。罗松采虫草时拍下自己新鲜挖下的虫草。当然，学习拍照得有个老师。罗松的第一位摄影老师是世界著名藏地摄影师Olivier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2022年12月3日，艺术家刘伟伟以陪审团的方式，在上海组织了一场有裁决性质的讨论会。陪审团由社区实验室召集的十二位背景各异、素不相识的上海市民组成，他们讨论和裁决了刘伟伟的弟弟刘某是否要执行先前发起的有关出国移民的受到干扰的投票结果。这次项目借用陪审的形式将私人事务置于公共语境，呈现了公众如何共同面对一个同时具有个体性和普遍性的事件。本周，我们邀请到专注于社会实践艺术策展的社区实验室，带大家一起回顾这场特别的讨论会。本期主持：Jady

活络ActsandPathways上海·展览丨院体今写·上海工笔画名家跨年邀请展详情：䖝二轩文化艺术空间上海·共读会｜明天吃什么？详情：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不久前，我们关注过杭州市博物馆的展览“行在山水间——南宋视野下的杭州临安城”，展览从历史和考古的语境出发解构杭州城。近几年，随着天目里、良渚文化中心等艺文类机构的建成运行，杭州留给大家的形象也从山水和古典，变得愈发多元。当代艺术的实践和展示的空间也从“环美院”周边逐渐分散在杭州城的各个角落，“野生”和庙堂共存，表达和创作在这里得到了释放。本周的回顾，我们试图记录，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下，一种野生的联结和活力。本期主持：王越洲近期回顾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近日，上海YOUNG剧场上演了一部关注认知症的作品《入土为安》。认知症这一群体在社会中常常是不为大众所见的，而这部作品恰恰以亲历者的视角呈现了认知症患者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并展现了作为家人的见证者是如何去一步步理解患者的过程。我们和导演吕雨舟进行了交谈，她与我们分享了创作背后的故事，以及自己如何一步步和爷爷告别并理解死亡。本期回顾便是基于这次访谈撰写而成。在主题推荐部分，我们将分享一些有关身心障碍的影视和文学作品。本期主持：Jady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很多人对于深圳的印象是“搞钱”“奋斗”“拼搏”，其实在这座现代化大都市中，依然有着不少城中村。人情冷暖，烟火人间，食物在城中村这个小社会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说家庭食谱和食物维系着饭桌上的家，那城中村的食物，则是构筑起这个社区韧性的基石，食物中既存续着先民的历史与记忆，也影响着一代代人的生活方式。在深圳大梅沙这个老渔村，食物用它特别的方式，将在地文化和低碳生活连接在了一起。本期主持：王越洲近期回顾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为了更好地践行“人民城市”和“生态文明城市”的重要理念，落实“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图景，上海政府近期举办了首届上海市民社区花园节，支持市民群众踊跃参与上海市社区园艺等相关领域的活动和项目，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本期回顾，我们将视线投向上海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举办的第二届社区花园节，并在主题推荐中分享更多关于社区花园和城市设计、街区的书籍。本期主持：陈鑫培近期回顾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艺术介入公共空间的形式多样，而社区正是公共艺术实践的最佳落脚点。艺术社区的营造强调公众的共同参与，通过社区互动促进居民间的文化交流，同时以艺术创新的方式将美育融入日常生活，也有利于形成贴近民众的“在地文化”，构建有温度、有品质的社区环境。本周我们将回顾在新华里巷社区营造中心的一场行为艺术展，探讨如何通过社区群体艺术实践，对社会多样性议题进行反思。社区公共艺术实践的目的，不只是让人们参观艺术展品，而是鼓励人们加入到一场艺术行动中，让艺术的“种子”在社区空间生根发芽，让城市公共空间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本期主持：刘懿琛近期回顾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2022年的十一长假，泉州、福州、台州等小城成为热门目的地，不少年轻人离开后还意犹未尽，想着移居到这些城市的可能。在文旅产业和地方风土之间，各个城市都正在找寻自己的生存之道。本期回顾，我们再次关注到临海这个地方。去年秋天，当地的再望书店发起了第一届再望城市诗歌节，他们将诗藏在城市的日常空间中，参与者们需要动用各种感官在东湖公园里、台州府城城墙下、或是家门口的小路边找寻到诗歌意境。而这次的“临海不临海”艺术驻地计划也萌发于那个夏秋之交。本期主持：王越洲近期回顾

从“环保人”到马帮帮主2008年，甘达村牧民才旦文次学到了一个新词——“环境保护”。那一年，三江源地区甘达村“垃圾围村”的现象严重到了无法再忽视的地步。成山的塑料垃圾被随意堆放在草场上，不少牦牛吃了，死掉了，牧民们心疼，又找不出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垃圾围村”并非偶发。进入21世纪，三江源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快速发展，牧民的传统生活被彻底颠覆，塑料瓶、塑料桶代替了传统木具，添加剂饮料代替了传统酥油茶……甘达村位于城乡交界，从村里到城市仅二十来分钟车程，村子受到的影响格外大。垃圾被随意丢弃在草场上、河流沿岸、公路旁，它们不易降解，不断堆积，造成水源污染、家畜误食死亡、草场质量下降等问题，严重破坏了当地牧民的生活。十余年前，三江源地区“垃圾围村”现象严重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2021年8月，浙江省委文化工作会议提出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系统开展宋韵文化研究传承和南宋文化品牌塑造。作为曾经的“南宋古都”，杭州有着深厚的“宋韵”基因。今年，正值杭州成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杭州市园林文物局牵头主办“行在山水间——南宋视野下的杭州临安城”展览，杭州博物馆、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策展，以近40年南宋临安城考古发现为主线，围绕城、看见人，展示800多年前杭州城的社会风情与文化意象。本期回顾，我们邀请到展览策展人之一，杭州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许潇笑为我们讲述她眼中的杭州城。在主题推荐部分，我们也选取了关注城市历史与当下的相关活动和书籍。本期主持：Jady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每年重阳节，养老服务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今年，不少报道关注了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制度在全国试点的进展。“长护险”是指以社会互助共济方式筹集资金，对经评估达到一定护理需求等级的长期失能人员，为其基本生活照料和与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长护险居家照护者则是为申请长护险服务的失能、失智老人做居家护理服务。本周回顾，我们从2022年9月一场题为《流动·韧性——长护险女工有声故事》的展览说起，分享长护险女工影像背后的酸甜苦辣。在主题推荐部分，也将分享一些关于长护险和临终照护的书籍。本期主持：陈鑫培近期回顾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每年的9月22日是世界无车日，社会各界通过推行骑行友好计划，以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支持节能减排的行动。受疫情影响，各大城市的骑行出行率也在逐步提高，然而以汽车为主导的城市道路设计，往往会侵占骑行和步行的空间，骑行道路连续性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也凸显出来。本周我们将从城市骑行交通规划的视角出发，探讨如何构建具有安全性、连续性和舒适性的自行车网络，对推动打造自行车友好城市提出建议。本期主持：刘懿琛近期回顾

Fluxus线上会议｜重塑现代：抗战时期艺术的多重视域与多维表达详情：SCUART川大艺术如果您想联系我们请发邮件至dongyl@thepaper.cn扫码关注我们责任编辑：董怿翎校对：丁晓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不久前，艺术家李鹏鹏发起了一次特别的艺术支教项目——向大家“募集100个行李箱”，寄到了大凉山深处的一个中学，并在那里与孩子们发起了一场特别的展览。有关乡村教育，每当我们提起它，总会带着一种俯视的姿态，默认乡村孩子不论物质或者精神上，都需要帮助与支援，在这其中，一种微妙却难以逾越的固化阶层产生了——不知不觉中乡村支教就会演变成“将城市的观念输送给乡村”。而在李鹏鹏的眼里，“乡村不是城市教育的复制粘贴，更不是次品的垃圾场。支教不是优劣的施舍和排放概念，而是一种各自生长，相互帮鉴。”他带着大凉山的孩子盲行游校园、凌晨1点吃零食，重新探讨家长老师口中“为你好”的根源、一起办展览，这些游戏与话题，带着一种特殊的视角，让我们重新看待教育，也重新看待乡村里的孩子。本期主持：明星辰近期回顾

每年七八月，是青藏高原最凉爽的时节。到了这个时候，草地上一片青绿，河流静静流淌，山谷的花都开了。但今年夏天，玉树部分地区的牧人明显感到，阳光强烈得都快把人灼伤了，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皮肤生疼。2021年8月，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第六次评估报告（AR6）。报告指出，未来20年内，全球升温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的可能性约为50%。作为拥有大量冰川和高海拔的青藏高原，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域和放大器。过去50年，区域气温平均每十年升高0.3℃-0.4℃，是同时期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总体呈现出变暖、变湿、极端天气增加的趋势。气候变暖给三江源地区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河流干涸、草地沙化、极端天气变多。生活在牧区的牧民最能感受到自然的变化。才文卓玛和更松永措注意到，今年牧区的天气与往年不同：夏天来得早，且比前两年热，降雨不均匀，雷电灾害频发，冬天也比以前暖和。草原上的人兽冲突更明显，甚至出现棕熊伤人事件。这一切，都与气候变化的大环境分不开。两人并不认识，也不在一个地方。才文卓玛在玉树州上当老师，更松永措是杂多县莫云乡妇女联合会的副主席。但她们都是三江源女性环保人网络中一员，都在工作中传播着环保理念。这两年牧区气候异常，她们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协议等政策，通过更新航运和铁路网络，激活地域文化和经济，以口岸城市的发展同地区、国家和全球贸易相连接。《寻宝》录像截图在《寻宝》项目中，刘雨佳在基于英籍匈裔考古学家、探险家斯坦因在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长期以来，我们希望借助“灰色”基础设施（如输水渡槽、水库和污水处理厂等）以改善水资源管理，但是，灰色基础设施在处理某些水环境问题，如农业面源污染上已然显现出短板。农业面源污染是指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农田中的泥沙、营养盐、农药及其它污染物，在降水或灌溉过程中，通过农田地表径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渗漏，进入水体而形成的面源污染。因此，大自然保护协会（TNC）认为，需要与自然协作，用新的解决方案来管理水资源。所谓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海洋是地球水循环的关键，不仅可以稳定气候、调节气温，还拥有强大的环境净化能力。然而由于近海污染、过度捕捞等对海洋生态造成不可逆的破坏，使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本周我们将回顾福建平潭的海岛自然观察营活动，并聚焦海洋生物的保护行动。在NGO海若海洋最近组织的一次暑期亲子活动中，孩子们认识了福建平潭海域，系统地了解了潮间带、海岛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海洋小卫士”。本期主持：刘懿琛近期回顾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家庭和口述史是天然的盟友。家史是一个人和一个家庭存在的标签。一个人会在一个地方生活很多年，随着岁月的沉淀，他生活的轨迹与记忆会和他长期居住的地方形成其独特的家庭（城市）记忆。家庭关乎身份认同，阶级、族群、种族等在“家”的概念中或隐或现。家也关乎空间，故乡、迁徙、每一次的移动也带来新的融入和依附。当然，每一个家庭也是历史的切片，这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也是一种心理状态，等着我们去理解、回忆和探索。本期主持：王越洲近期回顾

矿区目前使用的均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生产的建设B型蒸汽机车，据机车出厂时间来计算，这些机车均已超期服役二十余年，驾驶这些蒸汽机车的司机们最年轻的也有将近四十岁，和这些机车差不多同岁。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20世纪80年代，作家程乃姗根据自己在杨浦定海地区生活的经历创作了小说《穷街》，并被改编成电视剧。“穷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了定海的代名词。最近，在定海桥片区整体动迁后不久，上海持续30年的成片二级以下旧里改造全面完成。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街道，往往最富有生活气息、最能勾勒出一座城市的景观特色。然而为了建设发达的交通网络，城市中修建了大量的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车流挤占了人们的活动空间，也使行人失去了在街道上散步、驻足、小憩的机会。本周我们再次聚焦于公园、广场和步道等公共空间设计规划的探讨，通过回顾Jane's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互联网诞生以来，自发形成的线上组织，创造了无数的开源软件，并将这种自由共享的精神带给了更多人。近几年疫情仍旧摇摆不定，人和人之间还无法完全通过线下互动连接交流之时，越来越多人选择以共读、共创这种合作方式认识彼此，陪伴互勉，在某一领域有所输出。其中，有类似明日之路行动小组这样，自发形成长期关注可持续生活的团体，也有像灵感买家俱乐部这样的社群，帮助独立创作者更好地去创作。本期回顾的主角，诞生于2022年5月，他们是一群“有着公共意识的创造力青年”，跟随给定的专题进行策划，共同学习、研究与之相关的社会议题。本期主持：王越洲近期回顾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不久前，微博管理员发布公告称，“为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维护文明健康的社区生态秩序，站方将对站内利用谐音字、变体字等错别字发布、传播不良信息的违规行为开展集中整治”，引起一众讨论热潮。这些浮游于网络中的各种谐音字与变体字正在如何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着影响——是俯仰皆拾用来插科打诨的“谐音梗”，抑或者那些几乎带着语音包一般出场的语气词，有人担心它会降低网友心智，也有人从中发现了时代情绪般的折射。这或许是一个危险时刻，在我们已深陷各类陈词滥调与重重困阻的今天，怎样才能让表达变得更轻盈，在犹如梅洛·庞蒂所言的“世界的背面”寻找那些几近流逝的思想，也许还需要经由不断多面而复杂的表达，才能在极为繁杂的丛林中寻找到只字片语。本期回顾，我们邀请到了山灰艺术社区的伙伴，聊一聊即将举办的一场有关“话语”的展览是如何在表达自我的同时，思考语言的双面刃性，让更“新”的语言被重新记叙、达意并发声。本期主持：明星辰近期回顾

月千里迢迢来到广州的美术馆展厅，由同样来自地扪村的师傅完成搭建和部分布展。2009年，研究中、缅、泰、印边境多年的语言学、认知科学教授F.

从三月底到六月初，日复一日的封控生活中，抢菜、团购成为上海2500万人每天最重要的生活主题。其中，绿叶菜是消费链上的“硬通货”。与其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对摄入叶绿素的渴望，倒不如说是对新鲜和自然的渴望。对抗无聊与饥饿的同时，人们太想看到一些好的变化。比如，一颗种子生根发芽，慢慢长大。或许，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适合去思考：在都市当中，尤其是超一线的大都市，该如何推广都市农业？封控期间，上海居民在线上共享文档中，精心记录自己的阳台种植。潘达祺

2021年10月12日，三江源国家公园入选中国第一批国家公园名单。三江源是重要的。这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华水塔”。这里是世界上高海拔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拥有69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是藏羚羊、金钱豹、雪豹等物种的栖息地。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脆弱，加之人类活动强度日益加大，三江源正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21世纪以来，在三江源地区，冰川后退、江河断流、草场退化、物种灭绝等一系列生态恶化现象接踵而至。国家公园的建立，意味着三江源的生态地位及保护的必要性得到了正式认可。但在三江源的环保事业中，相比男性，女性更缺少参与环境保护的能力和机会，女性的贡献往往更加“隐秘”。2021年，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以下简称“三江源协会”）成立女性环保人网络，旨在提升本地环保组织和公众的性别主流主流化意识，实现在三江源地区环保工作中女性同男性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25位生长于三江源地区的女性加入了进来，她们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达吉和索南卓尕是其中两位。她们生长在草原上。索南家所在的草场。本文图片均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提供。草原上的觉醒索南卓尕和达吉两人的村子离得不远。达吉生活在甘宁村，索南卓尕生活在甘达村，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开车大约两个小时，在牧区，这算是很近的距离。两个女孩生长于斯，达吉今年23岁，从未离开过牧区。索南去过果洛州，在阿尼玛卿民族职业学校念过大学。对于索南，环保意味着带着同村女孩儿们在草原上跳舞，拿起画笔在石头上画画，学习那些学校从未教过她的知识，并且迈入一个更辽阔的世界。对于达吉来说，环保是一条新的出路，让她得以挣脱牧区女孩一辈子放牛、做家务的既定命运轨迹，也是一种她从未体验过的，和一群人在一起劳作、玩耍的感觉。关于环保，她们谈到家乡、自然，也谈到这片草原上发生的女性的觉醒。在草原上跳舞，在石头上画画索南是村庄里为数不多的念过大学的女孩儿，她知道，要让更多牧区女孩参与村中的环保事务，首先要让女孩们意识到，她们所能到达的范围不止于家庭和周边草场。在牧区，千百年来，女性天然被认为只能从事家庭生产：生孩子、做饭、做家务、放牧。这些事情占据了她们全部生命，哪还有时间去想整个村庄、草原、地球？“跳舞”是索南找到的方法。草原上的女孩们都喜欢跳舞，但她们不敢想，舞还能眺上舞台，眺给全村人看。三年前，索南在村子里组建了一支舞蹈队，说服了十多个女孩参与进来。每当村里有活动，她们就排演一支舞蹈。女孩们很难找到空闲时间，只有做好全家的饭菜、家中的弟妹都已睡着、牛羊都已放出去后，才能聚在一起，花上一两个小时，学习舞蹈动作。有时，她们在村中空余的房间里练习，找不到房间，她们就在草原上跳。索南在大学学习的是唐卡专业。回到家乡，她迷上了以唐卡手法在石头上绘画。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为她将自己的环保理念传达给世界的方式。石头是最原始、最接近自然的画布，她常常会跑去帐篷旁的河边捡石头，在石头上画游牧民族生活的场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她希望通过绘画，让更多人关注到家乡的生态。索南画的石头画。在甘达村的一处水源地旁，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藏文版的“感恩地球母亲”。之后，索南在石碑上画了一幅画：左手向上托着、右手掌心捧着一个青蓝色地球。爸爸告诉她，“保护地球”不能只停留在嘴上，更要付出行动。地球母亲是伟大的。他们希望石碑上的地球能时时提醒大家，我们要保护地球、爱护地球。索南对“环保”的最初理解来源于父亲。索南的父亲巴丁成林是甘达村的牧人，也是三江源协会的环保带头人。2015年，他提出“山干净、水干净、人心干净”，山水的干净要基于人心的干净，并和甘达的环保带头人进行水源保护文化恢复。他们按照水源垃圾清理、水源治理、水源祭祀仪式三个步骤进行保护。村民们将这三句话称为“甘达村的三大梦想”。甘达村是三江源地区第一个主动拆除围栏的村庄。而索南一家是第一批带头拆除围栏的牧民家庭之一。上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地区推行。三江源牧区每家每户被分到一块草场，以铁丝栏围起，作为边界划分。这一变化彻底打破了千年来的游牧习俗。草场被围起来后，各家牦牛吃各家的草，有好处——牧民们不需要四处赶牛了；也有坏处——牧民村落持续千年的共同体被打破了。遭遇雪灾时，山阴面的草场被大雪覆盖，那些牧户的牦牛没法去雪覆盖较少的阳坡吃草，大量饿死，于是这些牧户便要承受大得多的损失。2017年，甘达村村民们成立“自然资源共同管理委员会”，全村牧户一同决定拆除草原上的围栏。此后，牧场环境、村庄共同体逐年恢复。过去几年里，由于妇女缺乏相关的知识和教育，不重视女性健康，越来越多的牧区女性患上妇科病。妇女健康问题也与草原女性公共事务参与密不可分。去年，甘达村成立了妇女自主管理委员会，索南是其中一员。一年来，索南常常入户宣讲妇女健康、组织甘达妇女参加手工艺培训等活动，让牧区女性重视自身健康的同时，拥有生计手艺。索南穿着传统藏袍站在草原上。帕卓巴合作社：牧民共同体智慧的延续二十三年前，达吉出生在玉树市哈秀乡甘宁村的草原上。甘宁村位于海拔四千七百米的草原上，异常寒冷，被当地人称作“野牦牛也颤抖的地方”。作为牧民的孩子，达吉很小便学会了放牧。她8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一人养大了家中8个儿女。达吉上三年级时，母亲要求她回来放牛，达吉哭闹着不愿回家。读完小学四年级，她说自己突然想通了，自愿从学校回了家，帮着母亲一起操持家务，至此再没出过草原。达吉的命运原本会与草原上的每个女孩子一样——到了相应的年纪，嫁人，生孩子，在丈夫家中继续围着家庭打转。直到2013年，达吉结识了同村的堪布（藏语中对“高僧”的称呼）昂江，并加入了堪布昂江的学堂，每天上午学习藏文和佛经，下午和大家一起跳舞唱歌。在学堂里，达吉感到久违的快乐，便一直追随着堪布昂江。堪布昂江不是大喇嘛，且患有双腿残疾。但他发誓传承游牧文化，保护祖先留下的土地。2015年，堪布昂江对学堂的学员说，我们要帮助村里有困难的人，但不能拿自己家里的钱去帮助他们，给家里增添负担。于是，帕卓巴合作社成立了，专门制作传统黑帐篷、白帐篷，得到的钱一部分用于资助村中弱势群体。藏语里，“帕”是“爸爸”的意思，“卓巴”则是“牧人”，“帕卓巴”意为游牧祖先的后人。帕卓巴合作社改变了达吉，也为草原上的牧民找到了一条环境友好的营生路径。由于气候变暖、人口增加等原因，近年来，牧民们赖以生存的草场不断衰退，草原上的环保，需要让“人的生计”与“环境”找到新的平衡。头两年，合作社只有一个房间，做饭、吃饭、工作都在那里，晚上成员睡在地上。第一次做黑帐篷时，要用大量的水来泡绳子，把牛皮绳泡软。每一回泡完绳子，房间里都一片狼藉，地上、甚至桶里都是毛——达吉甚至不知道怎么喝水。虽然脏累，但大家都不嫌弃，达吉去换水时，其他人会赶来帮忙。“那时候是最没有烦恼的，虽然很乱，但是大家很开心。”达吉说，“我现在才发现，那时候特别艰苦，因为现在条件好了很多。”2017年，三江源协会邀请了数位设计师为帕卓巴社区做长期的设计和商业培训，合作社开始转向城市消费者，制作、销售环保的手工毛毡产品。毛毡的原材料全部来自当地牛羊，纯手工制作，产生的废弃物少，对草原的污染小。帕卓巴合作社的成员在制作毛毡。合作社成立后，达吉负责为大家做饭。制作毛毡的大多数是男性，但达吉也渴望学习这门技术。每天，做完了饭，达吉空下来，便拿起桌子上毛毡的边角料自己摸索，两年后，在设计师指导下，她也能熟练制作一些毛毡胸针了。达吉还是帕卓巴产品的模特。在拍摄时，达吉会融入自己对当地的了解。比如拍摄一个杯垫时，她会建议，把甘宁村的特产蘑菇放进去，增加这个杯垫与当地的联结。合作社的工作日常是，9点起床念经，做早操，之后开始工作，12点吃饭——因此达吉每天12点整必须做好饭。中午休息两小时后，下午2点上班，晚上吃饭和睡觉前也要念经。念经的目的是保持虔诚的心，保证手工的质量。即便堪布不在合作社，大家也会念。合作社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接近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共同劳作、生活，也互相给予温暖。而“共同体”是千百年来牧民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阿吾多杰曾是合作社里最照顾达吉的人。达吉说，他就像合作社年轻人的父亲，有时又是朋友，对每个人都很好，知道他们没钱了，自己出去时还会给他们买衣服。他知道，达吉很早失去了父亲，对待她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达吉说到这里，眼泪掉了下来。因为家里的原因，他离开了合作社。他走了之后，达吉总感觉空落落的。五年前，达吉想过退出合作社。那时合作社的年轻人纷纷离开，达吉感到疲惫，她其实不太会做饭，但为了合作社的经营，她一直做着这个自己不怎么擅长的工作。她至今没有离开。达吉感到，这里就是她的家。一旦离开，便会想念的家。达吉为帕卓吧的产品做模特。有关家乡的心愿达吉对帕卓巴有着最淳朴的期待——她希望这里能够成为大家的大家庭，希望所有人一起走下去。“就和老人喜欢呆在自己家里一样。”达吉说：“我也喜欢呆在这里，这里是最好的。”帕卓巴的工作逐渐让达吉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她比以前更加注重自己的行为，不乱扔垃圾，也会提醒自己的朋友不乱扔垃圾。“很多人扔掉的不是垃圾，而是素质。”达吉如此总结。现在，达吉会观测草原、植被和水源的变化，做日常监测。冬天，她会观察水源是否会冻住，然后念经祈福。达吉生长在草原。她说：“我感到自己已经离不开草原了。当看到一些破坏草原的挖地的行为时，我会感到很心痛。草原是我的家乡，家乡意味着不可分割的情感。我希望生活在这里或来到这里的人能更多地为草原考虑。保护草原，其实最终也就是保护自己。”关于草原，索南常常谈起她的心痛：小时候，她家周围的草长得很高、很密，能没过她的腰。草里开满了野花，花是香的，草也是香的，她最喜欢躺在草丛里，望着远处起伏绵延的绿色山包，她觉得家乡好美。可是这几年，她回到草场，看到的却是大片裸露的黑土，草越长越矮。她觉得家乡不美了，甚至不忍心多看一眼。她梦想着，家乡重新变得像她小时候一样美。许多草原上的女孩也做着和她们一样的梦，并在今天用属于自己的方式实现着这个梦想。（作者贾静晗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本科生，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志愿者）个人能为环境做什么？普通人如何在自然中自处？“普通人的自然”（A

现代城市生活如此便利，导致的一种错觉，便是一个人可以“独立”活着。事实上，只要稍微观察一下自己周遭，便可以发现，哪怕是再普通不过的生活，也需要相当庞大的服务团队维系。本文试图估算一下，普通城市人的生活，需要依靠多少外界支持才能够维持。2022年初，上海宝山区，工人新村住宅。本文图片均为

2022年1月26日，深圳历经17天成功“摘星”之后，迎来了离深返乡的小高潮，但就在大年夜里，深圳新增报告一例本土病例。从这个夹缝之中的年开始了遥遥无期的防疫之旅。南国之春本该花团锦簇，热烈非常。随着封控防控区不断增加，众多娱乐场所、餐饮停摆，学校、教育机构都需执行线上教学。最初大部分居民处于半禁足状态，只能在周边公共区域徘徊，“开发附近”成为无可奈何但又紧迫的需求。迟迟未能复课，大批孩童“滞留”家中，宝妈每天在群内哀嚎，在城市中寻找山野也成为众多家庭的首选。

近日，《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式面向公众征集意见。其中提到，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区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可见，办法并未将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变成与世隔绝的无人之地，而是允许开展一些不对保护对象和生态功能造成破坏、符合管控要求的有限人为活动。依托国家公园的自然资源，进行一些可实现商业价值的活动，需由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授权开展。这种授权通常称为特许经营。目前，中国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制度尚在探索，仍存在由谁特许、为谁特许以及如何特许等诸多问题。万事开头难，王蕾博士就在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当中。她曾是一名普通的科研工作者，也曾任国际环保组织的保护战略总监。现在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特许经营项目负责人，也是云享自然品牌联合创始人和玛多云享自然文旅有限公司总经理。这个姑娘从贵州十万大山中成长起来，怀揣对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期待，为人们展开领略荒野自然之美的画卷。

Nature）专栏将记录普通人与自然相遇的故事。普通人的自然｜动物学家：水牛、水鸟与基围虾的共同复育点击阅读原文，解锁更多内容~~

在近年全球疫情背景下，世界经济活动被按下暂停键，2020年，深圳在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被赋予先行示范区的新历史使命。在2020年和2021年，以深圳为主场的粤港澳城市群几乎成了全世界唯一的建设热土，也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城市化的前沿现场。这里频繁举行大型国际设计竞赛，聚集了全世界优秀的建筑师同台竞技，不间断生产着最具雄心的城市理想和最疯狂的建筑概念，在时代激流裹挟中，泥沙俱下。与此同时，珠三角大湾区本土的设计力量，也开始涌现和聚集，发出自己的声音。2021年末，深圳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设计实验室（英文缩写"GBA

基围虾是一种什么虾？全国的食客都有不同的认知。其实，它并不是一个虾种，而是对基围里生长的虾的统称。基围，是早期广东渔民在海边修建的浅水虾塘。渔民在沿岸红树林沼泽里清除部分红树，并挖泥筑堤（广东话称塘堤为“基”），用“基”“围”住一片水体，就建成了“基围”。每个基围设有与大海相通的水闸，潮涨时开闸，让虾苗随海水流入基围。放下水闸，虾苗便留在基围中生长，吃基围里的浮游生物和红树林落叶。米埔基围博物馆里的老照片，记录着最后一批渔民在基围前晒虾（摄/王婷）因野生基围虾口感极佳，后来各地虾农也用“基围虾”统称高品质的养殖虾，导致其概念被逐渐泛化。如今，我们吃到的“基围虾”，大多是人工养殖。野生基围虾，在市场上极为少见。传统的基围虾养殖，只在少数保护区得到保留。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就是现存少数几个保留野生基围虾传统养殖的地方之一，也是米埔内后海湾国际重要湿地的一部分。文贤继博士是负责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和迁飞路线湿地保育的项目总监。保证基围的正常运作是他的工作职责之一。不仅如此，他还需要同时维系水牛、水鸟、红树林和人类活动在这片湿地的脆弱平衡。文博士在米埔自然保护区24号塘查看亚洲水牛的状况（摄/王婷）鸟类栖息地的变化是人类行为的放大镜作为研究鸟类的动物学家，文博士的专长不是养虾。但从小帮父母种水稻、捉鱼、光脚在泥地跑的经历，让他对这些并不陌生，甚至有点亲近。受到“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这句话影响，他进大学起便选择了生物学，而后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负责热带雨林片段化对鸟类影响的研究，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首批研究植物与鸟类跨物种间关系的科学家之一。千禧年之际，中国的鸟类学研究方兴未艾。受西方影响，观鸟活动在中国兴起。而从1984年开始，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

今年参加上海某区城市更新工作时观察到，街道在高架桥下建了个篮球场，表示意图打造桥下空间再利用的网红地标。而在网上可查询到，上海已经存在几十个“网红桥下运动场”。其中，有个三座高架桥交叉口下的火烈鸟篮球场，被自媒体广泛传播，颇具网红意味。网红运动场“洛克运动公园”，位于三条高架的交叉口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