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小米：我的十年柜台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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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5221字，阅读约6分钟

我搜索“教育文化用品商店”，没有一条结果。这家地处延安路和解放街交叉口、地段黄金到无以复加的零售商店，已被城市的记忆抹平。

▲湖滨路旧影

20到30岁，我在这家商店站了10年柜台。时值20世纪70年代。

对于这条南起河坊街（94年后扩建至此）、北至体育场路的延安路（我幼时叫延龄路，因正对杭州清旗营延龄门而得名），资料上有对上世纪20年代的描述，列举“国货陈列馆”、“杭州酒家”、“小吕宋”、“西湖共舞台”、“联华影戏院”等，亦有对上世纪90年代的描述，列举“杭州百大”、“杭州大厦”、“国际大厦”等，中间却有一段空白，作为亲历者，我的零星记忆或可稍作填补。

▲20年代，浙江省国货陈列馆劝工场。1950年5月，以国货陈列馆为基础，中国百货公司浙江省公司第一门市部成立（即现解百）。

教育文化用品商店，隶属杭州市第一商业局文化片。全民所有制——这太重要了，没有这个属性，后来杭州日报招聘时我就没有了应聘资格，这似乎是当时改变我命运的唯一机会。

老三届“知青”百分百下了农村，杭城零售商店的店员大多是建国前留用人员，已近退休，缺口巨大。其时我在萧山乐园公社插队三年整，杭州市一商局、二商局联合来招人，我被选中，此幸运一；幸运二，就是被随机分到了一商局。一商局下辖百货店、棉布店、文具店、钟表店、无线电店等……二商局下面全是吃的，烟糖店、水产店、酱酒店……最高级的数海丰西餐厅，长的最好看的女同学分到了那儿。在匮乏时期，吃的店其实相当风光，问题在于，二商局多数为集体所有制，而一商局全民所有制较多。

▲很多老杭州人心里的白月光-海丰西餐厅 /  ©️城秘插画

文化片下辖十多家零售店，以文具店为多，教育文具店顺着延安路往北走，在平海街口有前进文具店，沿着解放街朝东走，在中山中路口有新文化文具店，都是绝好地段。另外有红光棋店、体育用品店，中华老字号邵芝岩笔庄等。

▲文具店位置示意图 / ©️城秘插画

▲当年文具店现在大概的位置

商店经理朱师傅把我从文化片革委会主任手里领回去，师傅们热情欢迎，20几个营业员，都是我的父母辈年纪，封我为“独养女儿”。

教育文化用品商店，是延安路口转角的第一家，坐西朝东，三开间。我当学徒的第一件事就是上排门。瘦高的窄条排门，总有20几块，早上开门卸下，打烊时按编号一块块背出来，对准上方轨槽，猛力一举，落入下面的轨槽，一块块依次搡紧，是个既需要技术又需要力气的活。商店营业十多小时，分两班人马，晚班总是要安排几个男师傅，要全是女营业员，是甭想把排门上好的。

▲知名插图连环画家郑凯军先生为文章倾情配图：上排门。门前好大一棵梧桐树呢。

店里的柜台摆放我今天还记得清楚。靠墙三个边柜，右侧为纸张柜，左侧为办公用品柜，里侧是测绘柜。环形中岛，为打通的纸制品柜和钢笔柜。

纸张柜的样子像老底子的布店柜台，售的是大开的纸。各色纸张一领领竖在架子上，需要整领地取下来，摊在柜台上一五一十地数出去。力气活儿，个子高大的男师傅才做得。纸张柜还有一个偌大的切纸机，顾客买好纸，裁成4开8开16开。我当时得到大半本被人翻烂丢弃的《牛虻》，借来原书一页一页抄齐，装订，用铡刀三面一切，作为珍藏。

测绘柜卖高精尖仪器，经纬仪、平板仪、水准仪……最便宜的就是学生圆规三角尺量角器。平时空得很，来者大生意，由两位精明又相对体弱的师傅把守。测绘柜有位师傅学历高中，为商店之最。

中岛肯定是忙碌的。纸制品柜，零碎小生意居多，尤其开学前几天，被学生仔瓮牢，买练习簿。拼音、作文、描红、方格、横格……横格还有窄格、宽格之分。前前后后，“同志”、“同志”叫声不绝，头都转晕。那年头，一律是喊同志的。

▲左侧办公用品柜示意图，这是莫小米站的柜台。/ ©️城秘插画

我的岗位在办公用品柜，最贵的商品是油印机和打字蜡纸。铅笔橡皮只是忙开学两季，此柜常年最繁琐的是卖牛皮筋，一分两根，一角钱两角钱的牛皮筋生意，2、4、6、8、10……数晕为止。

但文具店基本上是清静的，空的时候很无聊。我属兔，店里有四位属兔的女师傅，比我大24岁，我20出头，她们快退休了，均以为我介绍对象为大任。那年头适龄姑娘儿都下乡去了，文具店营业员还属于蛮俏的，于是今天一个明天一个。

师傅们蛮“阴险”，通常安排在打烊前半个钟头，店里已没啥生意时，让小伙子来买牛皮筋，我一五一十数牛皮筋时，她们就在一旁窃窃地笑。事后问我对那人的印象，我光顾数牛皮筋，来人长啥样根本没看清。后来我晓得了，凡师傅问：“小米今朝上啥个班？”多半就是这件事。

商店地处十字路口，排门一卸，视野开阔。斜对过就是当时杭城最大的商店解百。正对过是红光旗店。上世纪70年代，经济萧索，红旗却是热销品。包括我店的纸张柜，红纸销量也大。有次北京开会，红纸差点卖脱销，高大的男师傅吓得脸像白纸，那可是政治错误。

出门朝北走，延安路上，大江南皮鞋店、香港服装店、侨汇商店，小吕宋百货店，海丰西餐社，杭州酒家、素春斋，还有水产行、皮货行、茶叶行……极尽繁华。那时有句话：延安路上出劳模。时美理发店，平海池浴室，小吕宋百货店，都是出省级、国家级劳模的。

单说小吕宋。一大脚女顾客，选不到合适尺码的鞋，接待她的女营业员将其需求记下，到厂家定制，送到顾客手里。那时没电话，自行车都是奢侈品，女营业员利用休息时间走路送货。好事做了一箩筐，记者去采访时，她的缺货送货清单记了满满一大本，被评为省级劳模。后来商业局要提拔她，总工会说不可。为啥？劳模要有基层比率。她也毫无怨言地一直做下去。这个勤劳贤淑的女子，是杭州日报社同事楼时伟的妻子。

朝右一拐向西，几步路就是与延安路平行的湖滨路。著名的杭州书画社，绸缎行，环湖宾馆……湖滨路东侧是沿街骑楼，西侧，即一公园到六公园。所以嘛，在此上班别的不说，约会是十分地方便，七点钟打烊，拐个弯过马路，就到西湖边，夜西湖静悄悄，萤火虫点点。

▲杭州书画社旧址，三楼最早用来办公和贮藏书画、印章、印谱。

▲2003年拆迁前的杭州书画社门面

南面对过有个加油站，不知道是不是城里唯一的加油站。边上有个公共厕所，我们店里没有厕所，男男女女都得上那解决。

与书画社，也有段往事。斜对过的解百有专职美工，我向他请教学习素描水粉，回来画了大幅文具商品广告，美工师傅看了说还不错，可以裱一下在店堂陈列。我于是跑到书画社找熟识的师傅，大咧咧说，帮我这些画儿裱一下，钱嘛，照付。书画社师傅连忙拉我出店堂悄悄说，帮帮忙可以，千万不要提钱，我们装裱按尺寸算，你知道你这点东西得多少钱吗？你几年工资都不够。最后付了点工本费。

▲22岁的莫小米，青春朝气。柜台后面挂的都是她画的商品广告。

穿过马路朝东走，是解放街，太平洋电影院、新华书店、钟表行、眼镜行、群艺馆……延安路时尚，解放街文化。快到官巷口的地方有家红波无线电店，与延安路上的小吕宋各有一美女，被称为某某路“一枝花”。小年轻进进出出乱煞。作家李杭育对此有过描述。“这个女孩年纪比我们大些，在一家红波无线电商店里当营业员……和我同龄的杭州男孩应该都知道她……我们成群结伙溜进那商店，装作是去看半导体器材，其实是为看她，偷偷瞟上几眼。”

那时的美女是真美女，没有整容没有化妆，连口红都没有一支。“文革”后期，人的爱美之心蠢蠢欲动，有一回，打烊后被小姐妹带去一个秘密地点烫“辫梢儿”。文具店右拐，湖滨方向，黑灯瞎火，萤火虫引路，被带进一间大房子，窗帘遮得严实，外面看不到一丝光。本来是几个人偷偷的行为，结果一个带一个，现场大姑娘小嫂儿，竟然站了满满一堂，总有二三十个吧，却没有一点响动。主人很紧张，来也来了，又不能赶人，赶了怕告发，那年头，可说不定。被抓住，主人和烫发师傅罪名都不轻，拘留几天是一定的。那晚10点钟方开工，按亲疏排序，关系越近的越先烫。我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烫完，天都快亮了。

后来知道，那个神秘的地方是大华饭店。

正值“文革”年代，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朱师傅领我进店，第一向我介绍的就是，我们店里有四个资方人员，也就是资本家啦。后来我知道，这四个资方人员，都是特别会做生意的，介绍商品，说得白鲞会游，火腿会走，虾皮会跳。当时我却很为难地问：那，我可以喊他们师傅吗？朱师傅说，当然不能了！

我想了一下，喊他们老张老王吧。

我所在办公用品柜有个姓费的女师傅，她不是资本家，却是资本家的老婆，这很让我犯难，叫不叫师傅呢？用现在的话说，我是个情商不大高的人，一犹豫，就叫不出口了，尴尬了好多天。偏偏这位女师傅待我特别好，小米长小米短。我很想打破僵局，却不知道如何开口，冷不丁叫一声“师傅”，尴不尴尬？

商店的师傅们都是何等机灵的人，对面纸制品柜的女师傅发现了端倪，有意解僵局，“费师傅”、“费师傅”喊得响亮。然后口口声声：小米，你们费师傅今天头发做得好勒。小米，这张发票给你们费师傅拿拿过去。待我一声喊出来，放下一块大石头，心下感激。三个人都心里有数，但师傅们从来不点破这件事。怎么做人，我在那十年里向师傅们学了很多。

同柜台还有位男的张师傅。我上柜第一天，心想熟悉下商品再讲，不敢接手生意。顾客又不晓得我是新手，发火了，张师傅立马过来灭火：“你老人家消气，消气，大人不计小人过，徒儿有错我师傅当，来来来，买啥西……”

我既佩服又抱歉，都是为我，让师傅受委屈。师傅说：“这有啥，若要好，大做小。吃我们这碗饭，神仙，老虎，狗，都要会得做。”

有天张师傅同一位老主顾边做生意边聊家常，聊到三代同住，对方问：“住房条件好吧？”答：“朝南间让两老了，我住朝北，夏暖冬凉。”“哦……”老主顾半天反应过来，“那你蛮孝顺爹娘啰。”“孝倒不算孝啦，”师傅一脸正色，“不过他们的4个孙子都是我养着的啦。”我一旁听着好久才弄灵清，笑得要命。

这样的“死”话是很多的，有人问：近来身体好吧？他皱眉作答：“身体嘛，怎么说呢，白天坐在那里是一点点都困不着啊，晚上困在那里是一点点都吃不落啊。”咋一听，问题好严重啊，再一想，大家笑翻了。

文具店生意，张师傅总结叫：“五荒六月七死八活九神仙。”九神仙，就是开学季。

正值七月暑假，为了不至于打瞌充，大家开始瞎扯。中午多是女师傅当班（女师傅喜欢当中午班，晚上好早点回家烧夜饭），女师傅嘴巴功夫一样好。

当时文具店算是个轻松又体面的工作，所以有位女师傅的丈夫是市革委会副主任，另一位的丈夫是小有名气的戏剧演员。还有个背景就是，那年头粮食特别紧张，人人最怕的事情就是饿肚皮。

先是官员老婆炫耀自己男人，走到哪里无人不识：“布店里的零头布，南货店的红枣儿，他一到商店头头就主动拿出来了，看电影票也不用买……”那时以权谋私也是芝麻绿豆的。

另外人听了都啧啧，唯有演员老婆听不落去：“你老公走出杭州就没人认识了，我老公走到上海、北京都有人泡茶。你老公是地方粮票，地方通用；我老公是全国粮票，全国通用。”

官员老婆哪甘示弱：“唱戏的怎能同革命干部比？我老公是地方粮票十斤头的，你老公是全国粮票一两头的。”

另一位女师傅，丈夫是同条路上腌腊水产店踏三轮车运货的，开腔了：“我老公，是二十斤重一袋米啦，就是屋里厢（家里）通用。”

本想在愉快的氛围中结束本文，但有件事，40多年过去了，我从未提及。不提及不等于忘记，如果不在“城市秘密”说一下，可能就永远没法说出来了。

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文化片革委会照例布置学习。商店楼上，正副经理，一名会计，两名大组长，加我。我算是做记录的。

一一发言，轮到老赵副经理，讲着讲着豁边了。大家说到王洪文副主席年轻有为，他说：“40岁不到，也太年轻了，那么多战争年代过来的老革命，胡子一大把，他们会服气的啊？”说这句话时，他顺势在下巴上捋了一把。

没人接话，我也没有记录这句话。

停了会儿朱经理说：老赵，你说这话可得小心。

老赵说收回收回，小米你不要记。

就散了。

第二天正常上着班，两个片革委会的人来了。平时说说笑笑的，那天脸色阴沉甚至有些煞气。一来就召集昨日楼上学习的人，赵经理除外。他们宣布专案组成立了，昨天的反动言论，每个人都要如实向组织交代，才能过关。昨天谁谁怎么说，谁谁又怎么说，来龙去脉不得遗漏。

然后我们被隔开，每人一叠纸，一支笔。让我们没有通气的机会。

“文革”开始时我还是学生，在农村对运动感受也不深刻，这件事让我真切感受到政治斗争的寒冷彻骨。

我当时对着纸和笔，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是谁连夜告了密？

专案组在我店待了大半个月，一次次个别谈话，对我们的交代总是不甚满意，难道是想让我们写出更大罪行才收兵吗？

不用说，老赵是完了。事后我留意当时参加学习的每个人，谁像告密者，都说说笑笑，单纯乐天，和从前一样。

后记：时至70年代末，高考制度恢复，我的五个弟弟全部考上了大学或中专，而我年近30，已结婚生子，心里极度的不甘心。正巧地处鼓楼外的人民文具店老会计退休无人接替，我便主动要求当会计，于是离开了繁华地段的教育文化用品商店。我的小算盘是当会计可以腾出时间来学习，三年后我考上了杭州日报。

▲杭州日报报社门口，当时的工作人员合影。图自章胜贤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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