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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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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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联合国，很多人也许第一个想到的是纽约东河岸边的联合国总部，但是联合国有两个总部：美洲总部在纽约，欧洲总部在日内瓦。联合国的许多关键谈判其实是在瑞士的日内瓦开始和完成的。

在日内瓦，有许多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世界裁军大会和人权委员会也在日内瓦开会。可以说，那里的国际组织和机构囊括了经济、社会、军事、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是多边外交的一个重要战场。

与美国“吵架”

1996年1月，我赴日内瓦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我在日内瓦管的事情五花八门，但人权问题始终是工作的重点。

1996年3月，吴建民在人权会上发言。

1996年我刚上任时，人权斗争的形势比较严峻。1995年人权会上，中国仅以一票的优势击败了美国的反华人权提案。记得我到日内瓦不久拜访美国大使斯皮格尔时，谈话最后单刀直入地问：“你们今年还搞反华提案吗？”

对方答道：“我说不准，这个要由华盛顿来定，我们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是关心的。”

听他这么一说，我清楚美国还是要搞，便说：“本人在美国待过10年，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带一个摄制组，到你们美国纽约拍10天，肯定可以拍出美国侵害人权方面骇人听闻的事例，你相信不相信？”

斯皮格尔马上回应：“哎，哎，我们不说这个。”

要争取多数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协作必不可少。对于不少发展中国家，每年的人权会上，美国等西方国家总要“揪”他们的“辫子”，整他们一通。美国自己侵犯人权的问题也不少，但它总是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对发展中国家横加指责。

于是，我联络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共同策划如何组织起来。“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了，别人就不敢随便欺负我们了。

中国、巴基斯坦、印度、阿尔及利亚、古巴等几十个国家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小组，经常互通情况、研究对策。我们把它称作“志同道合小组”，英语是like-minded group，简称LMG。美国人很恼火，把我们叫作“轻机关枪”（light machine gun），也是LMG。意思是这挺“轻机关枪”是针对美国人开火的。

我们这个小组很有战斗力。我在会上痛斥美国及其追随者，我历数了他们侵略中国的行径、在上海外滩公园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侮辱性牌子等。我质问他们：“那时候你们考虑过保护中国的人权吗？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的生活大大改善，基本人权得到了保障，你们却‘关心’起中国的人权来……”其他国家也揭露美国保护人权是假、干涉内政是真的本质。

1997年4月15日人权会表决结束后。

我在日内瓦三年，经历了三届人权会，其中两届都打败了美国的图谋。1997年4月，我们以多10票的压倒优势挫败了反华提案。1998年美国就没有再在人权委员会搞反华提案。

在日内瓦的那三年，工作是紧张的，但过得很愉快。任务很艰巨，但我相信总有办法完成好。这里的关键是要有智慧，要出好点子。好点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要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探索，要从别人的思想那里吸取营养。“人生能有几回搏？搏中乐趣何其多！”你“搏”了，胜利了，那也是很开心的事情。

外交中的多边与双边

在人类历史上，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途径是双边处理。但是在全球化越来越深入的今天，通过多边机构来解决双边争端，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举个例子。中美关于贸易问题出现争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来进行仲裁。世界贸易组织不是美国的，也不是中国的，而是全世界的。这个组织拿出一个意见来，比一个国家的意见更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可。我们应当学会在其他领域也通过国际组织来解决国际争端，这比我们一家冲在前面要有利得多。

在我的外交生涯中，大部分时间是从事多边外交的，担任驻法大使之前我从事双边外交的时间，加起来也只有三年多（在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做了一年多参赞，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做了一年多大使）。

外交有多边和双边之分，二者各有所长。就多边外交而言，我个人的体会是它有以下特点：

1

所讨论的问题涉及面广，迫使你有较宽的视野。

2

多边外交官打交道的面宽。多边面向世界各国，如何在这些国家中纵横捭阖，维护国家利益，对外交策略有更高的要求。

3

反应要快。多边外交会场瞬息万变，要求前线人员事前进行充分准备，在现场对形势变化迅速作出判断和反应。

4

多边外交中，青年外交官派上大用场。一些级别低的外交官也需要上前线，甚至独当一面。双边外交中，重要交涉往往是二等、三等秘书都轮不上的。但在日内瓦的人权斗争中，随员都需要上前线，代表中国与各方磋商提案。

日内瓦的斗争让我看得很清楚：在美国主张敌视、遏制中国的势力还相当强这一背景下，中国与欧洲保持良好关系非常重要。而在欧洲，第一个提出放弃对抗、主张对话的是法国；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是法国；第一个公开将对华关系明确为“全面伙伴关系”的还是法国。法国是欧洲大国之一，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法国的外交主张和举动对欧洲有影响，因此做好法国的工作，意义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

法国是欧洲举足轻重的大国，也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上任之前，我不仅对双边外交经验不足，对法国的了解也极为有限。我的前任蔡方柏大使在法国总共干了23年，而我赴任前，过境加随团访问总共在法国待过不到23天。到一个大国担任大使，我深感责任重大、底气不足。所以，我提前走访了当时所有健在的前驻法大使：韩克华（已故）、姚广（已故）、周觉、蔡方柏。他们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治馆方略对我日后开展工作有极大的帮助。

我的“施政纲领”

吴建民大使赴法履新时，当地华人在机场迎接。

1998年11月6日，我离开日内瓦来到法国。我是第八任驻法大使。人们说“八”是吉祥的数字。确实我是幸运的。七位前大使为中法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馆内部比较团结，工作人员都比较敬业。我赴任时，中法关系正开始从法国售台武器的阴影下摆脱出来，处于上升时期，开展工作的余地很大。

驻法使馆是个大馆，外交官有近100名，后勤人员全是从国内调来的，加上编外配偶，总共有近两百人。

向使馆各部门的领导了解情况，向他们请教后，我在全馆大会上提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我的目标是：在任期内，争取工作在原有基础上前进一步，人员素质提高一步。

首先，我要求大家要有全局观念。使馆工作很忙，有做不完的事。如果只陷于事务工作、缺乏对全局的了解，就变成了忙忙碌碌的办事员，工作水平和效果都难以提高。

所谓全局，一是国际形势的全局；二是我国国内情况和外交的全局；三是中法关系的全局。这三方面，每个人包括行政后勤部门，都要有所了解。

由于使馆本部很小，大部分人分散在外面各个处，巴黎交通时常堵塞，使馆各部门人员难得见面、缺乏沟通，因此我在每次馆务会议上，都要谈一下对近期国际形势的看法及我国外交上的重大行动，也要求各部门把近期重大事件，包括重要代表团来访或法国代表团访华，向馆务会汇报，使所有中层领导对中法关系的全局心中有数。

在具体业务工作上，我提出抓好调研。我强调指出，钱其琛副总理曾说过：“调研是做好外交工作的基础。”各个部门都要抓调研，同时还要提出建议。要急国内之所急，为国内的改革开放服务。

我还要求年轻的外交官们多走出去，用法国人易懂的语言向他们介绍中国。在接待国内代表团时，不仅在生活上要照顾好，还要主动向他们介绍法国的情况，并牵线搭桥，促进双方经济、科技或文化方面的合作。

使馆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各个部门难免发生磕磕碰碰的事情。我提出全馆要做到“一家人，一盘棋，一条心”，工作上不分彼此，有大的任务则打破部门界限，听从调遣。

我的这些建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为顺利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02年9月2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法国总统府会见希拉克总统。

我边学边做，在4年8个月的任期里，我们接待了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副主席胡锦涛、总理朱镕基、副总理李岚清和吴邦国等重要代表团，参加了上海申办世博会的全过程，亲历了中国在西方大国中第一个文化中心的揭牌仪式，接待了胡锦涛主席前来参加八国集团和发展中国家的对话……我还应邀到法国各地参观、作报告，介绍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果及中法经贸关系面临的机遇，了解法国经济、科技的发展，历史、文化等。

- 未完待续 -

文字 |《吴建民谈外交》（本书出版于2015年）

作者 | 吴建民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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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外交官是一个迷人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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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国无外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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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青春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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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联合国是外交官的大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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