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风 || 史念海先生对于学科建设与社会发展的贡献
史念海先生
对于学科建设与社会发展的贡献
萧正洪
“大先生”之定义，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缺一不可。而其中立功，能够具体化为对于学科建设的贡献和对于社会文明进步的贡献。
一、先生的求学与工作经历
史念海先生，字筱苏，1912年6月24日出生于山西省平陆县。平陆位于中条山南麓、黄河之滨，人文传统颇为深厚，而先生家族一直有尚古学之风。先生生前曾言及其家学渊源，云：“先高祖邃于易学，垂老之年，犹时时讲授，为乡里所崇敬。远道来学者，前后相望。”而先生之父亦颇寄望于爱子承继中国传统文化而有所发扬光大，故取“苏海韩潮”之义而为先生取名及字。中条山瞰视晋南、豫北和陕东，森林植被发育良好，其地理环境颇具多样性。而平陆北望汾水盆地，南临黄河，为晋、陕、豫三省交界之要冲，其周边地带曾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历史上文明与文化发展的丰富多彩的复杂历程，特别是二者间的相互影响，足令一个好学上进的少年对自然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深刻的印象。
先生6岁入学，起初在本村小学读书，1923年秋天考入平陆县第三高等小学。1926年考入运城的山西省第一职业学校。该学校原为一所农业学校，所有课程都以农业为主。授课者有不少为山西农业专门学校的毕业生。1930年毕业，考入了太原进山中学高中部。1932年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正是在这里，先生得到了陈垣先生的教诲。这一点是非常幸运的，我下面还会说到。
先生的弟子们探讨其学术历程，往往溯及既往，将先生的少年经历同后来的学术方向选择联系起来，盖有由也。及至今日，无论是先生的弟子还是学术界的同仁，研读先生著作，总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先生对于黄河、黄土的深厚情感，而这种情感无疑源自于家乡水土的养育。而先生对农业生产相当熟悉，这也应当同其在职业学校读了几年书有关。
先生入辅仁后，其学术潜质很快就得到陈垣、顾颉刚等老一代学者的注意。陈、顾皆为史学大师，而陈还是辅仁大学校长。史先生有幸，本科期间经常得到二位老师的指点。先生后来回忆说，当年读大学，自己对考据颇有兴趣，然不大关心周边闲事。朋友来往多了，还耽误自己钻研的时间。但先生却从很早就表现出对于“大学问”的追求倾向。于大学时，即参加了开发西北协会和禹贡学会。时间在1934年。先生自己解释原因，说自己是西北人（按明代以来国人对于“西北”的空间定义与今天不同），当然对于开发西北有兴趣。先生的毕业论文是关于钱大昕的史学，发表在北平研究院的院刊上。先生的这篇毕业论文得到校长陈垣先生的指导。一名本科生有此殊遇，诚不多见。此外关于汉书地理志和唐书地理志的文章，则发表在禹贡半月刊上。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是，先生此时也在广州新民月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因为担心刊物瞧不上本科生，故用笔名“周沧州”，据先生自己说，这也是他一生唯一用笔名发表的文章。
由于史念海先生少年时即奠定了坚实的国学基础，故大学期间很快就进入了学术研究的阶段。升堂入室，究其阃奥，其思维敏锐，进步之速，颇得顾颉刚等先生称赞。故后来谭其骧先生说：筱苏“早岁即以淹贯经史群籍，覃思卓识，著称当世” 。顾颉刚、谭其骧等于1934年2月发起筹组以研究中国沿革地理和相关学科为宗旨的“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史先生的最早的学术研究论文之一，是在当年6月的《禹贡》半月刊第一卷第8期，题为《两汉郡国县邑增损表》。两月之后，又于第12期上发表《关于〈两汉郡国县邑增损表〉》。现在读史先生在《禹贡》所发表之早期论文，应当说，皆属传统沿革地理研究范围，其踵续乾嘉精于考据的才华得到充分表现。然而，史先生早期学术生涯中一个更值得注意的标志性事件，乃是不久之后即1935年在顾先生指导下撰写《中国疆域沿革史》。从内容看，此书虽基于沿革地理，但实际上已经突破了沿革地理的范畴。正如书的开篇所揭示的，其写作意图并非如前清学者那样在于考辨学问，而是“处于今世，深感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忧心忡忡，无任忧惧！窃不自量，思欲检讨历代疆域之盈亏，使知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轻付诸敌人，爰有是书之作。”（此语据史先生说，是顾先生的指示）。故出版此书的商务印书馆将其列为文化史丛书之一，良有以也。在我看来，此书之写作，其实已经蕴含了后来在史先生学术思想中占有极重要地位的“有用于世”观念的根基，乃是一种学术自觉的萌芽。
1936年7月史先生从辅仁大学毕业。此后曾在多家研究机构任职或兼职，如禹贡学会、河北通志馆、甘肃科学教育馆、平凉师范学院、设于榆林的察哈尔公署（任秘书）和边疆学会。1940年秋在西安参与编辑西北资源月刊（属西北文化学社。在此刊物发表了《关中水利与西北盛衰之史》等文章）。停刊后，至四川白沙国立编译馆（后迁至北碚）。任此工作的介绍人是后来任西北农学院院长的辛树帜，以及顾颉刚先生。国立编译馆馆长一度为陈立夫，史先生的聘书（副编审）还是陈颁发的。史先生所负责的是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和编辑工作。王毓瑚先生（著名学者、农业历史学家，后曾任北京农学院农经系教授、图书馆馆长）也在此工作。同时还参加了若干社团，如中国史地图表编刊社，又作为顾先生助手编辑文史杂志（先后由商务和中华书局出版，此期间顾先生与中华书局的联系事宜，往往由史先生代笔）、参加北碚修志馆的工作（撰定《北碚志》中的沿革篇）。又担任复旦大学史地系副教授（1946年，讲授中国沿革地理、中国史学史、中国史料目录学等课程），担任文通书局审稿人，并参与编辑《文迅》半月刊。正是在这里，史先生结识了白寿彝先生，并成为一生的挚友。在北碚任复旦教职期间，租住偏僻处民房，走夜路遭劫而受伤，因王毓瑚先生捐血而得救。多年以后，史先生的夫人说起此事，感慨万分，说先生后来身体一直不错，那就是因为王毓瑚先生的血好啊！老一辈学者之间的无私友情令人感动。1947年1月，先生到兰州大学任历史系教授，讲授中国通史、秦汉史和中国沿革地理等课。1947年代理系主任，至1948年夏。1948年5月，兰州大学起了大风潮，史先生被人诬告指使学生搞事。先生不堪其扰，遂于1948年10月至西安，任教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兰州大学试图以情挽留，仍送来聘书和薪金），1950年春调至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史地系。1954年师范学院独立设置，史地系分为历史系和地理系，先生遂任历史系主任，直至1983年转任唐史研究所与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其间于1978年任副校长。其后则为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以及历史文化学院名誉院长，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院）的创建人。1980年代初，作为主要倡议人，参与创建中国古都学会和中国唐史学会，并长期担任中国古都学会会长。先生还是陕西省历史学会第一届会长，民进中央委员、陕西省委主任委员。1956年曾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也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我们今天回顾先生的求学及工作经历，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特点：先生一生，虽曾历经坎坷，终不改其初心，致力于学术研究，亦且积极参与各类广义上的学科建设工作。先生的直接奉献惠及于兰州大学、西北大学，特别是陕西师范大学。我校的历史学科特别是历史地理学科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离开了史先生，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工作，是不能得到合理解释的。有一点必须指出：史先生任我校历史系主任近30年，大体上涵盖了50-70年代。在这一段时间中，史先生屡受指责，是所谓三个方面的“典型”：极端个人主义、白专道路和学问上的厚古薄今。回头看，这种指责当然是非常荒谬的。而先生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以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维持并推进了我校的历史学科发展，其艰难的程度岂是我们今天所能轻易想象的。我们可以假设：如若没有史念海先生30年的努力与坚持，至1980年代初，我校的历史地理学学科如何能在全国仿佛一夕之间就占据了特殊的领军地位（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权点于1981年11月由国务院颁布，其中有我校的历史地理学，也是我校唯一被确定的学科。后来又跻身全国重点学科行列），并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这当然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从社会层面看，先生对于学术性社会团体的建设，特别是对于国家相关建设的建议，亦多有高论，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与采纳。秦岭森林与水源地保护，是其中一例。而人们所不太知道的，是当年二环规划路线，曾有一段要损害某大遗址，是史先生在市委书记崔林涛那里力争才得以调整改道。所以说，若只以学科论，是不足以说明先生的角色的。先生关心社会进步，自大学时代始，而贯穿其一生。这应当是“大先生”的一个重要表征吧。
先生对于学科建设的贡献还在于拓展学术领域、探讨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先生关注的领域已经相当广泛，但主要精力还是集中于历史经济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这是一个显著特点。然而80年代初以后，先生发表了大量关于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中国古都学等方面的著述。这当然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变化。应当指出，史先生治学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极为重视学术积累。一旦在某个领域有重要文章发表，通常都经历了数年甚至10年以上的学术思考。关于这一点，我个人有极为深刻的印象。1998年暑假后，我去看望先生。先生书桌上堆满了中华书局版的《全唐诗》。先生说，为了进一步了解唐诗中同环境变迁有关的史料，他用了一个假期将《全唐诗》读了一遍，并将一些资料用于一篇文章之中。我听后不禁愕然，对于一位87岁的老人，这如何可能？但我随即在先生书桌上看到许多纸质发黄的笔记，仔细一读，全是数十年前先生研读《全唐诗》所作！故此，在我看来，先生后来研究领域的拓展，其所涉及的问题，其实在此前很多年就已然开始思考了。此所谓厚积薄发，绝非轻易之论。先生曾投入很多精力研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发展问题。史先生学术生涯的最后十多年中，撰写了相当多的关于历史地理学基本问题、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方面的著述。事实上，从《禹贡》半月刊创刊以来，关于传统沿革地理研究的地位与意义、沿革地理学同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关系、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及其同历史学以及现代地理学的关系等等问题，一直颇有争议。时至今日，历史地理学界的观点虽仍谈不上达成一致，但至少思路已相当清晰。这当然是许多前辈学者共同探讨的结果。其中，史先生的研究成果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相关著述，迄今仍是历史地理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必须引用的经典文献。二、史先生的学术品格、理念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科
史先生学术的本质特点是什么？第一是创新，它表现为对于旧学的背离与超越。第二是胸怀，有一种不断开拓视野的博大胸襟。
史先生在学术上是很伟大的。但在总结评价包括史先生在内的历史地理学大家的学术成就时，重视其研究所涉及的范围而忽视其学术品格，一直是个问题。人们会注意到，1970年代初，史先生学术研究的对象与方法有一个显著的变化，而且是中苏关系紧张的因缘际会，仿佛得之于偶然。这当然是误读。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其实要从更早的时代说起。史先生旧学出身，但在1950年代，受时代影响，非常重视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先生后来学术风格和研究方法大变的内在根由。其长期的学术思维与追求，在我看来，是他一直试图摆脱顾颉刚先生等老一代学者较为传统的研究路数。这个判断，或许也是令人惊讶的。顾先生对史先生的教导非常之多，恩重如山。史先生的很多文章，在发表前都要送顾先生先行批评。可是若比较一下顾先生与史先生的研究方法与思维，差别之大，却也显而易见。史先生曾写过禹贡年代考的文章（1979年学报首发），发表前请顾先生指教，顾先生看了，挖苦说，你我观点与方法还不一样啊。其实史先生就是在追求不一样。讲史先生的伟大，必须要说清先生对于旧学传统的有意识地背离。虽然解释这个背离要基于特定的时代，也就是遵循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即不能脱离50－60年代的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解读。读史先生的著述，可以看到这个时代历史决定论的影子。由于我听先生讲内心感受较多，能够理解某些东西。我读过先生所撰写的多篇自述，其中反复说，受到旧学的深刻影响是需要反省的事。一个或许可以称之为历史悲剧性的过程，在先生那里却产生了某种意料不到的后果：对旧学的反省促使先生寻求突破。当然，所有的创新与超越，都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之上。不能不承认顾先生对史先生的影响，但这个影响主要不是学术领域与内容甚至方法的简单承继，而是某种“背离”与“超越”。这是说，在研究内容与形式方面有所背离，却同时继承了其内核精神。具体说，顾先生表现出了五四以来学界一部分人对于“科学”理念的追求。而对于科学或者说对于真理的追求，这种思维方式与理念后来深刻地影响了史先生。换言之，顾先生对史先生的影响，主要是走新路不走旧路的思维方式与理念，而不是旧学传统这个实体。顺便说，至于五四“民主”的理念，顾先生与钟敬文先生一起开创中国民俗学，正是“民主”思维的体现。这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
史先生学术品格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开阔的视野与海纳百川的胸怀。这一点也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地理学科的建设。我们能够总结出史先生对于当代历史地理学学术领域的拓展，那真可以算作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第一人。不过，其实这也有一个较长时段的学术发展背景。讨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不将其置于特定时代和世界视野中，自说自话，或难予以准确的评价。自“五四”以来，全球视野与学术背景，乃是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早期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演进，其实有三个来源，而不只是顾先生的禹贡学派。以禹贡学派为主要代表的传统沿革地理学是其中国特色的根基，这是不错的。但是，侯仁之先生的欧洲渊源、竺可桢等人以及具有突出群体性特征的“南高史地学派”则是另外二个极为重要的来源。南高史地学派因《史地学报》而得名。《史地学报》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史地研究会则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和其他科系学生的联合组织，其成员以文史地部学生为主。史地研究会的前身是成立于1919年10月1日的地学研究会。此前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研究会中，因为学校只有国文专科，而没有文史地部，故而研究会中唯独史地方面付之阙如。1919年，国文科改为文史地部，学生们就有了增设地学会的创意，并得到了部分教授的大力支持，从而有了地学会之成立。1920年5月，“初会员鉴于地学与史学，似不宜偏此忽彼”，并提交大会讨论，决定改地学会为史地研究会，并通过简章。史地研究会以“研究史学、地学为宗旨”，胡焕庸、向达等先后担任总干事；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陆维钊等人相继担任总编辑或编辑主任；柳诒徵、竺可桢、白眉初、王毓湘、朱进之、梁启超等为指导教师。
这一段历史令我们深思：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与发展，是多源汇聚还是数流（主要是禹贡学派）枝分？应当说是二者并存，但主要的或曰根本的特征可能还是前者，即一开始就有一个世界范围的多源汇聚，有一个国际视野。南高学派在现代学术理念与方法方面（特别是环境史研究），在我看来，或许比禹贡学派还要高明一些（可以想一下竺可桢、胡焕庸先生，也可将侯仁之先生一并加以比较）。禹贡一枝，主要的贡献在于中国本体问题，中国意识与中国史料基础，但欧洲以及二战以后美国的学术影响，加上南高，主要的贡献在于学科的现代性，在于理论、方法的现代性意义与跨界（包括国际）思维。二者不能互相替代，但只看到其中一枝是不妥当的。就南高问题，我在台湾向张其昀先生公子镜湖先生（当时已80岁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是张其昀先生创办的私立大学，镜湖先生当时是中国文化大学董事长。他在南京上到小学毕业，同我家是街坊老乡。后来镜湖先生在复旦听过历史地理学的课程，故也有共同的兴趣）请教过，他以其个人的学术经历，赞成我的看法，从而给了我某种认知方面的信心。
这样的历史发展过程同史先生在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有何关系？我们注意到，若只强调史先生在继承禹贡学派学术传统方面的努力或源流承继关系，并不准确，甚至会导致误读。先生自己曾就《中国疆域沿革史》一书的写作谈体会，说：“当时如果只受陈垣先生的熏陶，只有钱大昕的沿革地理学的影响，也许达不到今天的样子。”事实上，1970年代以后，史先生似乎颇受原来南高学派思维与研究方法的影响。在我的记忆中，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对我提及竺可桢、胡焕庸等人的工作。史先生曾指导我阅读刘翠溶、伊懋可（Mark Elvin）主编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他说，这些研究工作值得重视，尤其是其所体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同传统历史地理学研究有着显著的差异。将此同1970年代以后史先生自己的研究工作关联起来，可以看出，史先生学术生涯的后半段有一个重要的表征，即努力突破传统历史地理研究的范畴，而在环境史和历史地理学二者的融合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所以，当代国际学术界讨论世界范围内的环境史研究，会将史先生的工作列为不可忽视的经典之一。这一点真正反映了史先生的胸怀与境界，特别是对于学科领域发展的开放性态度。其结果是：若论那个时代中我校哪些学科开始具有国际影响力，历史地理学或许是其中特别显著的吧。就我本人所知，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阿兰·贝克访问中国，就专程来西安拜访史先生。尼泊尔大学一位知名教授由中联部官员陪同来西安（据陪同官员见告， 1955年中尼建交时该教授任职于尼国外交部）也提出一定要见史先生，以请教丝绸之路方面的问题（以上二事我皆亲历，并担任部分口译工作）。而日本方面，这种情形就更多了。其中著名历史学家妹尾达彦先生就曾在史先生处作访问学者，至今仍以陕西师范大学校友自居。我校历史地理学科同若干日本大学的相关研究机构有着多年的密切联系，奠基人正是史先生。这里面的意味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三、史先生与他所遇到的“大先生”
一个人，能够在学校成为“大先生”，必定有其成长的环境，而遇到“大先生”，则是一种幸运。
1.顾颉刚对史先生的扶助与指导
先生曾多次同弟子们提及一件令其终生难忘之事。1935年盛夏某日黄昏，史先生同几位一起寓居北平景山西侧一处四合院的大学生在院中乘凉聊天，衣着颇不整。忽有一身着长衫的中年学者来访，抬头一看，竟是顾颉刚先生。顾先生登门，为的只是当面指出对史先生的一篇习作所作之改动及缘由。当年名师奖掖后学，对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的精心培养，至今令我们感慨万端。又先生毕业后，曾有一段时间工作没有着落，时好友杨向奎教授在兰州学院任教，而史先生听说顾先生也在那里。为追随顾先生，史先生决定前往兰州。史先生至兰州后，顾先生却先期去了昆明，二人并未见面。然而顾先生走前专门给史先生留下了一笔生活费用，并嘱友人转告，可暂留在兰州，等时局稍缓，再赴四川找他。其关心后学如此，不仅在学业上指导，生活上亦予以帮助。后至重庆北碚，先生常在早晨听到顾先生敲门（顾先生有清晨散步的习惯，会路过史先生住处），起初不知其意，后来方明白顾先生担心史先生睡懒觉！而史先生一生所奉为座右者，即为顾颉刚先生所嘱言：“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以此存心，乃有事业可言。”惟师恩深铭于心，故后来史先生每次赴京，都必去顾府请安，执弟子礼甚恭，从无懈怠。2.张国淦
张国淦，号石公，汉族，湖北武昌人，出生于1876年，去世于1959年。幼随父居安徽，1902年中举人。1904年考取内阁中书。1912年4月任国务院铨叙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后历任总统府秘书长、内务次长、教育总长。1953年赴京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任北京市政协委员，次年任全国政协委员。
禹贡学会所在小红罗厂数间房屋为石老所捐。石老邸宅（大红罗厂）同禹贡学会内有幽径以月亮门相通。本科尚未毕业的史先生当时常住禹贡学会，以完成《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写作，同时受顾先生指派，几乎每天去张府请示事宜、求学问道，并助石老搜集资料以备撰写《中国方志考》。有时晚间石老会留下史先生，“说些闲话”。于是石老开始给史先生一人讲经论学，其“多所征引，不是《尚书》《左传》，便是《周礼》《公羊》，间亦涉及马、班《史》《汉》，仿佛波澜壮阔，无有涯际，直至窗外群鸡乱唱”（史先生语）。1990年代末，张先生客居美国的女公子张传玲来西安（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辑《张国淦文集》，张女士专程来西安，请史先生为文集作序。文见《张国淦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2月），在史先生家里，我有缘得以拜见，听其言及当年诸多趣事。其中有一事最为可笑：史先生曾捉刀为张传玲写小学生作文，而且还公然请石老点评！正是在此次见面中，史先生对我说，他在方志学方面的成就，即得张国淦先生为之奠定基础。而张先生特别教诲史先生如何评价褒贬志书，并一再以撰述成稿予以示范。按史先生自己的说法，是“襄佐石老撰述，始得初窥方志门径”，然“窥阅门径已属不易，如何能说到升堂入室？此后有关方志论述，率皆不敢轻易着手。反躬自问，石老不厌教导，有时且复嘉奖，实际上多年以来，只是徘徊于方志门槛的内外，方志的堂室仿佛仍在苍茫之中。有负石老的盛意，辄为之惴惴不安。”又当时石老参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写，将其中若干同方志有关的条目分给史先生。石老的用意之一居然是以此方式给史先生增加一点稿酬收入。老先生既培养了学生，又注意学生的尊严，完全不动声色。用心如此，令人感佩。学问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石老的人格魅力。石老为北洋时代名人，社会影响甚隆。1935年秋，京津危殆，一夕数惊。石老当面嘱咐史先生早日离开北京，绝不能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地区继续工作！并称自己绝不可能同汉奸同流合污！这种人格精神的榜样，直到史先生晚年，仍然为之感慨万端。3.谭其骧谭先生仅年长史先生一岁，1932年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后，亦曾在辅仁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其口才与思维俱佳，给尚为大学本科生的史先生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谭先生同史先生亦师亦友，传为学术界佳话。谭先生曾直言，欲学习史先生深入田野做社会调查的经验与方法，只是实在不易。有一件事，直至今天，学界仍有少数人传说，称当年《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写作同谭先生的讲课有关，这实在是一个误会。史先生曾经专门细致地给我讲过其中的情况，但就是不愿公开说明。我询其理由，先生的回答居然是不要伤了那些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晚辈后学的面子（今人如果阅读1998年再版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史先生所撰前言，或许能够体会其中的意味）。其胸怀如此，令我感动不已。
此外还有陈垣、韩儒林、童书业、张维华、白寿彝等很多“大先生”。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白先生。史先生大部分著作结集为《河山集》（曾获教育部首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按史先生曾两获此一等奖，另一获奖作品是《西安历史地图集》）。海内外学者言及“河山”诸集，必知其著者，却往往不知其名实由白先生所拟定。又白先生曾委托史先生主持《中国通史》隋唐卷的撰写，先生说，因为是白先生的指派，必须认真完成，而不能有丝毫犹豫。此书后来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特等奖，成为高校合作进行科研的典范事例。按白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共12卷22册，其中第三卷的主编之一是我校另一位“大先生”著名先秦史学家斯维至教授。
其他先生之事，兹不一一列举。然仅以上所述即颇具启发意义：一个人的成长，曾得“大先生”指教或能与之为友，诚为幸运之事。于今而论，高尚的道德情操、对于社会的使命担当和良好的学术文化环境，理当是今日学校建设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非此，立德、立功、立言皆不足道也。其中若能有诸多真正的“大先生”设帐于此，或有一天，我们就会培养出更多的“大先生”。这正是我们这所师范大学的职责与历史使命吧。
学科建设由人的努力而成，即所谓事在人为。这是一条长河（学问是一条长河，是顾先生对史先生说的话），而人生或长或短，于漫长历史而言，究竟有何重大区别？然而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历史的发展。因为曾经有他们的存在，后人的生活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多彩，文明得以进步，人类得以前行。即就史学而言，因为有这样一些人的贡献，我们的学术事业和学科建设乃真正能够成为一条绵绵不绝的长河。
我们今天在这里以史先生为例，说“大先生”，论及立德、立功、立言，缺一不可。除史先生外，我们当然还能看到其他的大先生，对我们这所学校和学生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诸位先生服务于陕西师范大学的时间无论短长，其精神永远地存留于我们的校史之中，存留于我们的学术品格之中。他们就是我们的传统，就是我们的学术根脉所在。以史先生论，其人格高洁，堪称楷模，而其贡献，或亦无出其右者。《诗·小雅·斯干》有云：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此为当年周人事业欣欣向荣之谓也。陕西师范大学即处南山之下，而我们的事业，尤其是史先生参与或牵头创建的史学事业，亦如南山之松竹茂盛，前途可期。这或许正是我们在这里讲“大先生”的意义所在。
202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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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国际长安学研究院”公众号
责任编辑/叶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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