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唐與新羅關係及入唐百濟高句麗移民研究，是中、日、韓學界共同關心的研究領域之一。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學者池內宏就撰有七八世紀唐與新羅間衝突戰爭的相關論文，此後日野開三郎、古畑徹、井上直樹等人均有論文發表，而有關入唐百濟、高句麗移民研究，計有內藤湖南、日野開三郎、葛城末治、內藤雋輔、鈴木潔等人亦有著作或論文發表。韓國學界有關所謂“羅唐戰爭”的研究往往與新羅三國統一相聯系，李昊榮、徐仁漢、盧泰敦、朱甫暾、徐榮教、李相勳等均有著作或論文刊出[1]；而有關入唐百濟、高句麗移民的研究首推李丙燾先生，隨後盧泰敦、金文经、李道學、池培善、李文基、尹龍九、金賢淑、鄭炳俊、李東俊、余昊奎、權悳永、金榮官、李成制、金秀鎮等學者多有論作發表[2]。中國學者探討唐與新羅關係的單篇論文多見於書刊雜誌，但涉及“唐羅戰爭”的研究卻不多，現在看到的只有姜維東、拜根興、王小甫、孫煒冉等人的論文或論著；而最早系統探討入唐百濟、高句麗移民關聯問題當是羅振玉先生，羅氏1937年刊刻的《唐代海東藩閥志存》一書，至今仍是學界探討這一問題必備參考書；九十年代之後單篇論述新出土的百濟、高句麗移民墓誌的論文時有刊出，趙振華、馬馳、傅玫、趙超、樓正豪、苗威、王其祎、葛繼勇、范恩實、王連龍、馮立君的論文值得關注，姜清波、苗威、拜根興分別撰寫的三本學術專著[3]，為這一領域研究的集大成者。日本學者植田喜兵成智新出《新羅∙唐關係與百濟∙高句麗遺民：古代東亞國際關係變化與重組》[4]一書，很有必要向學界做一評介。
2022年5月末，植田博士寄來上述新著。為答謝著者，本人隨即將出版消息貼到朋友圈，告知國內學界同仁。次日，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歐亞學刊》編輯部孙昊先生發來微信，說植田博士与我的研究領域接近，希望我能將此書推介給更多讀者；幾天後植田博士給我的韓文回信中，也同意並感謝我能為他的新著撰寫評介文字。這樣，為這本新著撰寫一篇書評成為必須要做的事情。鑒於我對日文的一知半解，要完成這一任務確實有點勉為其難，故還是採用讓懂日語的學生先做初步工作，隨後我再予以修正補充並闡發之模式。如此，日語本科畢業的博士生王冉爽快地承擔了這個任務，這篇評介文字因此也就應運而生。其實，我與植田博士認識也有近十年時間了。記得2013年我應日本專修大學土屋昌明教授邀請，在日本專修大學做學術講演，當時植田作為早稻田大學李成市教授的博士生，隨李教授前來，此應是我們第一次見面。2014年3月，我申報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開題，植田陪同李成市教授正在鄭州大學訪問，我就拜託朋友邀請他們出席開題報告會。其間植田提交了以唐人郭行節墓誌為中心，探討唐羅戰爭期間涉及的一系列問題的論文，並在報告會做了宣讀。同年秋，我應日本古瀨奈津子教授邀請，赴東京禦茶水女子大學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植田與旅日訪學葛繼勇教授陪同我參觀東京國立博物館，植田贈送最新發表的論文，其間多有交流。此後我三次去日本做學術交流，曾聽李成市教授講植田前往韓國首爾大學訪學，其研究領域為高句麗、百濟移民，以及七八世紀唐與新羅關係，最終已在早稻田大學榮獲文學博士學位的消息。對於植田的努力和勇氣，我從心底表示讚賞：他自己懂中文，經過在韓國訪學的幾年時間，其對韓語的精研及韓國學界的動態的瞭解，應該達到相當的高度，而對日本學界該領域的研究也是瞭若指掌，故產出高水準的博士畢業論文應是指日可待的事情。翻閱植田寄贈的新著，單從章節題目及廣泛引用中日韓文獻、石刻碑誌等史料，其中研究探討的深廣度均令人敬佩，進而驗證了我幾年前的推斷。
如上所述，植田博士諳熟中、韓兩國語言、文化，長期從事東亞古代史研究，2017年獲得博士學位之後，隨即進入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工作至今，期間兼任中央大學、成蹺大學、早稻田大學、東京大學等名校客座講師，出任日本朝鮮史研究會理事。曾多次應邀出席日本朝鮮史研究會、韓國高句麗渤海學會、臺灣地區中國文化大學、中國陝西師範大學等高校及學術機構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學術見解。據我所知，植田現已出版三部學術著作（合著），發表日、韓語論文、譯文、書評共計二十餘篇。這次以七篇學術論文為主幹出版的新著，其關鍵字為：“東亞”“墓誌”“唐、新羅”“高句麗、百濟遺民”，是作者在博士論文及過往研究成果增訂的基礎上，充分利用新出墓誌與現存文獻史料，探討七八世紀風雲巨變的東亞國際形勢中，唐與新羅關係平臺的構築場景，增加了對在唐百濟、高句麗遺民考釋，同時分析百濟、高句麗遺民在唐與新羅關係中所扮角色，進而從東亞史視閾，明晰新羅王臣夢寐以求的國家統合，即朝鮮半島三國統一的歷史意義。很明顯，本書是作者研究這一領域的個人成果結集，也是他對古代東亞國際關係問題的最新思考，更是中日韓學界當下在本領域最新最前沿的研究著作。
一
《新羅∙唐關係與百濟∙高句麗遺民：古代東亞國際關係變化與重組》正文前設有序章，闡述關於新羅統一三國過程的相關問題，以及作者對這些問題的新見解，兼及簡介本書其他相關內容。正文涵蓋七章，即七篇公開或未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其依次為：其一，“從唐人郭行節墓誌看671年唐赴新羅征伐軍組成”。其二，“唐羅戰爭末期新羅的對唐意識”。其三，“黑齒常之、黑齒俊生平及其墓誌的創作背景”。其四，“在唐百濟遺民樣態與熊津都督府的遷移”。其五，“在唐高句麗遺民樣態”。第六，“武周、開元時期的王權以及百濟、高句麗遺民”。第七，“新羅冊封安勝‘高句麗王’‘報德王’及編入骨品制始末”（此前未刊內容）。“終章”論述東亞視閾下的新羅統合三國意義（此前未刊內容）。“後記”中闡述作者求學經歷與撰寫經緯及致謝等。書後附有“附錄”“索引”“參考文獻”“注”，方便讀者查閱。為方便讀者快速瞭解本書之內容，現對諸篇章予以擇要介紹。本書第一章“從唐人郭行節墓誌看671年唐赴新羅征伐軍組成”，該文2014年初刊於《東洋學報》，原名為“從唐人郭行節墓誌看唐羅戰爭——以671年唐新羅征伐軍派遣問題為中心”。此次作者重刊，修正補充了此前對於郭行節的研究。第一、二節通過梳理唐人郭行節墓誌，復原人物生平，結合《三國史記》中所載赴新羅唐征伐軍史實，確認其曾於公元671年隨薛仁貴出征新羅，進一步明確了此前學界較有爭議的赴新羅唐征伐軍問題。第三節復原了赴新羅唐征伐軍具體軍事行動及唐羅戰爭前半期的情況，查明了赴新羅唐征伐軍經由山東半島前往朝鮮半島，與征伐高句麗遺民唐軍聯動的事實。作者指出，唐羅戰爭與高句麗遺民動向密切相關，同時百濟故地歸屬也是左右戰爭趨勢的重要因素。第二章“羅唐戰爭末期新羅的對唐意識”，首先探討了新羅方面史料中有關唐羅戰爭書寫的獨特性，分析了《三國史記》中文武王十四年（674）、十五年（675）條中出現引用中國史料的相關問題，並根據新羅史料，復原了唐羅戰爭如何終結，以及戰爭結束後新羅的對唐意識等。作者明確了三點內容：第一，通過考證《三國史記》中有關唐羅戰爭的記載，證明《金庾信行錄》、新羅諸將的軍功記錄等，是以新羅人撰寫的軍事記錄為依據的，明確了新羅為主體的書寫立場。故而日本學者池內宏在此前的研究中[5]，認為《三國史記》沿用了中國立場的史料書寫角度，而忽略部分能體現新羅立場的史料的考證方法是不妥當的。第二，關於《三國史記》中文武王十五年（675）條出現引用中國史料的情況，作者根據文筆風格以及記事排列方法分析，認為大概率為後人補入，由於史料書寫角度不同，遂不能依賴使用。第三，通過重構文武王十五年（675）條關於唐羅戰爭中新羅軍勝利過程的記錄，認為凸顯了新羅尖銳的與唐敵對意識。大膽推測了如此對唐意識與四天王寺創建思想存在某種關聯性，且對新羅的國內統治產生了某種影響。作者的這一論斷，有助於理解新羅統一朝鮮半島初期所施行政策。當然，作者在韓國訪學數年，對韓國學界有關這一問題的看法瞭解較多，有的觀點亦是在韓國學者認識基礎上所產生。其實，中國學者韓昇、黃約瑟在其著作中亦有不同的解釋。[6]第三章，“黑齒常之、黑齒俊生平及其墓誌的創作背景”，作者利用黑齒常之墓誌，黑齒常之兒子黑齒俊墓誌，結合現存文獻史料，更加明晰黑齒常之生平事蹟。黑齒常之為唐滅百濟後，百濟復興運動著名將領，後兵敗降唐，被派百濟故地任職；入唐後成為蕃將，為捍衛唐朝西北疆土屢建奇功。第一節作者將黑齒常之墓誌內容與現存“黑齒常之傳”記載比對梳理，並提出兩者為系統且相對獨立的史料，必須結合使用。第二節通過研讀黑齒俊墓誌內容，作者認為：兩方墓誌的製作背景均與當時武周時期政局變化密切相關。以黑齒俊所處地位及自身立場，必然要為父親洗刷謀反汙名，因此想要接近黑齒常之生平及死亡實像，就必須注意時代影響下的唐人墓誌書寫特徵。第三節揭示了墓誌與列傳史料的差異性，並利用墓誌，復原了黑齒常之生平事蹟，補充了黑齒常之曾任官百濟故地熊津都督府之史實。此外，作者也注意到，中國傳世文獻中對於熊津都督府的記錄不如十二世紀中期出現的《三國史記》完善，且出土的百濟遺民墓誌中也存有熊津都督府的記述，若以兩者相互比照考察，定能更加接近真實歷史狀態。作者作此論述，其實為本書第四章開篇埋下伏筆。第四章“在唐百濟遺民樣態與熊津都督府遷移”。作者通過對中國西安、洛陽出土的百濟遺民墓誌的解讀，在明確對在唐百濟移民的安置及其各種活動的同時，考察了676年熊津都督府所在百濟遺民，由山東半島向建安轉移的史實和意義。第一節作者整理了現存在唐百濟遺民的關聯史料，涉及遺民的出身、生卒年、歷官、譜系、親屬關係等資訊。從宏觀角度歸納出百濟遺民入唐經緯以及遺民的規模。第二節從遺民的安置地點、官職、以及世代變化，反映出入唐後百濟遺民的的生活狀況。確認了百濟遺民入唐後頻繁參與唐朝的各種行事，人口規模也曾達到12000人之多。百濟遺民廣泛分佈於唐朝邊疆地帶，曾作為唐朝軍事力量的組成部分，參與到開疆拓土及維護統治的安定，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八世紀前半，也就是延伸到了百濟滅亡後入唐遺民的第三代。第四節通過對在唐百濟遺民生存狀態，以及入唐百濟遺民的軍事活動的考察論證，證明了熊津都督府向建安一帶轉移，是出於牽制新羅勢力的目的。這種見解對於探討這一時期唐朝政治、軍事史，以及爬梳新羅國家發展演變之過程，均頗具點化和啟發作用。第五章著重分析在唐高句麗遺民的生存狀態。在已有研究基礎上，作者對出土於中國西安、洛陽的高句麗遺民墓誌做了補充研究，並從宏觀貫通角度出發，整理考察二十多方高句麗遺民墓誌，注意遺民活動細節，以探求遺民的處境及其變化。第一節，作者將在唐高句麗遺民二十六方較有代表性的墓誌分四個時期整理，即高句麗滅亡到安東都護府遷移時間段，武周時期，開元時期，天寶初至安史之亂後，補充了640年至770一百餘年高句麗遺民及遺民後裔活動的蹤跡。第二節主要探討高句麗遺民的入唐過程，包括高句麗遺民如何融入唐朝，以及融入後的處境、安置地等。作者提出：高句麗遺民高潮期可分為三段，其一為貞觀（627-649）年間唐太宗親征高句麗。其二為總章（668-670）年間唐朝聯合新羅滅亡高句麗之戰。其三為儀鳳（676-679）年間安東都護府的內遷。確認了高句麗遺民從安東都護府、營州等地，遷移至江南、淮南、山南、並州、隴右、河南等地的史實。第三節揭示了高句麗遺民的世代變化。重點分析泉氏、高氏遺民墓誌中對於祖先敘述方法以及家族通婚關係。研究結果表明，世代通交、認祖，與唐人通婚等集中出現於公元700年前後，推測該時期對於在唐高句麗遺民具有劃時代意義。第四節作者將在唐高句麗遺民活動類型化，並整理在唐高句麗遺民及其後裔任官情況，考察高仙芝、王思禮、李正己等人在玄宗朝及其安史之亂之後的活動。通過對比分析，認為高句麗遺民及其後裔出任唐朝武官率呈現壓倒性趨勢，從事的主要軍事活動也可分為三類：第一，在唐東北安東都護府下從軍，與契丹等作戰；第二，在唐西北方參與對吐蕃、突厥作戰；第三，拱衛京師長安、東都洛陽宮城。同時高句麗遺民或遺民後裔將領率領各地遺民或遺民後裔兵士作戰的情況也多有存在。接下來的內容，重點探討百濟、高句麗遺民在唐的地位。通過前文的闡述，明晰了在唐百濟、高句麗遺民的活動，在此基礎上，推求百濟、高句麗遺民在唐與新羅關係上是何等的存在，進而闡述遺民對於唐與新羅關係的作用。以此追根究底百濟、高句麗遺民與唐、新羅關係中所處地位，這種操作呈現客觀、深入之特點，得出的結論亦能自圓其說。第六章“武周、開元時期的王權以及百濟、高句麗遺民”，該篇最早以韓文發表於韓國高句麗渤海學會編輯出版的《高句麗渤海研究》第64輯，2019年上；2020年作者對該論文做了補充修訂，又收入李仁在所編《跨越邊界的高句麗、渤海史研究》一書。該論文首次以日文形式收入本書之中。作者基於墓誌、傳世文獻，鎖定武周、開元時期的百濟、高句麗遺民及其後裔的基本情況，探求高句麗、百濟遺民後裔參與開元十三年泰山封禪理由、背景，從整體把握武周至於開元時期高句麗、百濟遺民及其後裔的處境，特別是以在長安、洛陽等地居住的舊王室、權貴與唐朝廷的關係。第一節，作者首先整理高句麗、百濟遺民在武周時期的活動，證明其有意接觸當時朝廷權貴以此維持自身利益。第二節通過對開元時期高句麗、百濟遺民後裔的分析，勾勒出隨著世代交替，舊王室、泉氏等傳統上層群體衰退，王毛仲以及高仙芝等新型遺民開始活躍的趨勢。第三節在前兩節的基礎上，詳盡分析百濟、高句麗遺民後裔參與開元十三年封禪活動細節。通過以上討論，作者認為：百濟、高句麗遺民在世代交替過程中，於開元時期前後出現拐點。渤海國的興起，使得在唐百濟、高句麗遺民王族對唐政治戰略意義趨下，唐朝不再將其作為牽制新羅、渤海的戰略用途。而封禪行為中唐朝對新羅和渤海兩國使者的態度，影響到了之後新羅與唐、渤海與唐之關係。新羅更傾向於與唐朝建立友好關係；另一方面，渤海與唐交往，主體以友好為基調，但在大武藝（？-737）在位期間發生過的與唐敵對，派兵進攻山東半島登州的事件，使得雙方均抱有戒備之心，加劇了當時東亞國際形勢的複雜程度。第七章圍繞新羅冊封高句麗王族人物安勝，以及將其編入骨品制等問題進行討論。第一節探究唐羅對立期間新羅對高句麗遺民安勝的安置。還原新羅和唐朝是如何應對高句麗遺民的蜂湧，分析新羅軍和唐軍對峙期的薛仁貴書信和文武王答書。第二節依據《三國史記》，闡明新羅與安勝之間的名分關係及其變化。著眼新羅對唐關係，明晰了新羅冊封安勝“高句麗王”的意義。作者得出兩方面結論：第一，在唐與新羅對峙中，高句麗遺民的活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仍是雙方紛爭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新羅為了在高句麗問題上保持自己的權威，通過對安勝的冊封，完成了與高句麗由對等到支配的地位轉變，另一方面，新羅為了避開與唐直接對立，選擇維持藩屬地位。在如此關係的調和過程中，力圖探求出新羅中代王權的性質。終章作者結合日本學者池內宏、西嶋定生、古畑徹、李成市，中國學者苗威、葛繼勇等人，以及自身的先前研究成果，從東亞視閾分析了新羅統一三國的意義，內容包括中代新羅王權特質，流往新羅的百濟、高句麗遺民與重組兩方面。第一節中作者總結新羅中代王權具有兩面性特質。表現在對唐保持稱臣，但在遺民問題上，通過對百濟高句麗遺民的統合、統一三國等行為，對內樹立絕對權威。第二節作者提出百濟、高句麗遺民密切影響唐與新羅關係。明晰這一特定時期的人員移動，有利於把握新羅與唐關係，新羅統一朝鮮半島三國的意義，以及7世紀後半至9世紀前期東亞國際關係。同時，作者對向後的研究方向也做了進一步展望。
二
以上對《新羅∙唐關係與百濟∙高句麗遺民》一書各篇章的主要內容做了推介。綜覽全書，突出特點是注重新出唐人墓誌和現存文獻史料的比對利用，找尋歷史事件間不易察覺的聯繫，進而闡發自己的觀點。本書雖然為七篇獨立學術文章組成，但各篇章內容卻密切關聯，並考察分析細碎分散的史實，將其接軌於古代東亞國際形勢變化中來，力求從東亞視閾俯瞰七八世紀東亞國家民族政權，在急劇變革中的應對及其變化與發展。具體來看，該著作有以下特點：首先，利用大量唐人墓誌史料還原七八世紀唐與朝鮮半島政權涉及的歷史問題。由於墓誌史料具備文物與文獻雙重屬性，不但可與傳世文獻互相驗證，更可重建傳世文獻中遺失的環節。眾所周知，中國史書如《舊唐書》《新唐書》《冊府元龜》等有關高句麗、新羅、百濟記載篇幅相對有限，這些移民原籍地相關記載要麼寥寥無幾，要麼延後出現，但隨著西安洛陽等地新出唐代墓誌的不斷增多，特別是占一定比例的百濟、高句麗在唐移民墓誌的清理出土，使得海內外學者愈發注重出土墓誌文獻史料的使用。以原始且直接的方式探求歷史文化資訊，更加立體的瞭解人物生平事蹟的手段，進而不同程度推動著唐代民族史乃至東亞史研究的進展。以本書第三章為例，作者通過考察唐人墓誌的製作背景，爬梳百濟移民黑齒常之、黑齒俊的墓誌的出爐，結合文獻史料，復原黑齒常之家族佚事，以小見大，進而展現唐朝與周邊諸政權，特別是與朝鮮半島百濟、高句麗政權間的關係。銜接自然連貫，中心突出。其次，研究視閾相對開闊，且著作旁徵博引，汲取各家之長。作者或利用墓誌探討唐赴新羅征伐軍問題，或考證在唐朝鮮半島移民及後裔樣態，或闡發對於新羅統一三國意義的獨到見解。同時，以本書副標題“古代東亞國際關係的變化與重組”為導向，比對探討七八世紀這一特定時期朝鮮半島發生的人口移動，並未囿於國家界限，而是將移民視為移民社群加以分析。如此一來，不但明確了特定時期移民的動向，更為重新審視新羅與唐關係、新羅統一朝鮮半島的意義提供了參考，展現出了七世紀後半葉到八世紀前半葉的東亞形勢的新特點。在寫作過程中，作者引用史學論著涉及中、日、韓三國，行文也注重參考吸收中、日、韓三國學者的研究成果，體現了作者深厚的語言功底與對材料的甄別能力，以及對海內外學術動態的把控掌握。如此多向的角度，使得著作融合了歷史研究的多立場，不僅呈現了各方面的學術資訊，更增加了本書論述的相對客觀，得出的結論似更貼近歷史事實。再次，運用多種研究方法。作者從計量史學角度出發，以出土墓誌為基礎，全方位梳理在唐朝鮮半島移民事蹟。以第五章“在唐高句麗遺民存在樣態”為例，採取列表統計方式，計有“在唐高句麗移民經歷一覽表”“在唐高句麗移民官職表”“在唐高句麗移民參與軍事行動一覽表”“在唐高句麗移民活動時期表”“在唐高句麗移民婚姻記錄統計表”等。將細碎史料分類整理列表，不僅使讀者對所討論的問題一目了然，而且經過作者的條分縷析，使得這一時期古代東亞移民史研究更加精密化。與此同時，作者大量運用比較史學方法，巧妙運用中國與朝鮮半島有關史料記載的差異，在比較中找出史書對同一歷史事件記載的內在關聯。如該書第二章，以唐羅戰爭為研究對象，通過分析《舊唐書》《新唐書》《唐會要》《資治通鑒》《冊府元龜》，以及《三國史記》中相關記載及其對應關係，從不同角度檢驗學界已有的學術論點，一定程度還原了羅唐戰爭相關史料的書寫依據。再者，作者在對某些問題的考證過程中，兼用原文互證、精讀文本等方法進行相關詮釋，進而得出自己的結論。最后，圖表清晰，引用規範。据筆者統計，全書共計注釋第一章39條，第二章30條，第三章39條，第四章63條，第五章113條，第六章55條，第七章72條，加之序章與結論共計462條注釋。注釋內容完整且標明出處，標明出版年月，顯示出作者嚴謹的治學態度。不僅如此，附錄中還將前文所引墓誌原文謄抄，如黑齒常之、黑齒俊墓誌，方便讀者驗證查閱。此外，全書共計25個表格，內容包括在唐百濟、高句麗移民的經歷、類型、所任官職等；五張手繪地圖的融入，如“唐征伐軍行軍路線圖”“在唐百濟移民活動區域圖”等，將抽象歷史問題具體化，便於讀者理解章節內容，增強了該著作的可讀性。可以看出，植田博士將現階段的研究成果結集出版，對於學界全面瞭解其研究趨向、方法提供了可能。無疑，這部著作豐富了古代東亞區域國際關係的內涵，有助於擴展古代東亞國際關係研究邊界和視野。但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仍有個別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在此略陳淺見。應該說，本書體現了當下日韓學界對上述問題的解讀和看法，其中對一些具體問題的探討，與學界現有研究仍有一定的差異。當然，從學術探討的角度看，這也是正常不過的事情。其一，本書對在唐百濟、高句麗移民，沿用日韓學者使用的“遺民”一詞，這種界定是否科學？雖然作者在文中提到，論著中所涉及的“遺民”概念為新羅統一三國過程中，百濟、高句麗百姓及其後裔，但本書第五、第六章題目為“在唐”或入唐，進一步限定了研究對象的地域範圍。百濟、高句麗移民入唐後，初代移民及後裔已逐漸融入大唐，成為大唐臣民的一分子，如果此時再繼續沿用“遺民”一詞，是否會造成理論上的混淆，給研究工作帶來不便？[7]另如作者所言，該書以移居中國大陸以及居住在朝鮮半島移民群體為中心進行分析，但對於遷移日本和其他地區移民，以及前往朝鮮半島的唐人少有提及。如若對此類移民社群問題做進一步探討，不但能具化古代東亞交流空間，更可重新認識朝鮮半島在當時的歷史定位。當然，這也可能是作者此後研究的目標之一。其二，論著中所引用探討的唐人及高句麗百濟移民墓誌資料，其中一些墓誌還不能從現存文獻史料中找到佐證，即迄今為止仍是孤證，故探討有關問題及其所得出的結論，仍然是對作者研究功力的考驗。如何恰如其分的詮釋這些墓誌史料，對當時特定的時代背景和人物活動的全盤掌握至關重要，這當然是作者，以及對這一領域抱有興趣研究者將共同面對的問題。第三，如上所述，作者在附錄中列出“黑齒常之墓誌”“黑齒俊墓誌”“薛仁貴書狀”“（新羅）文武王答書”四篇文獻。其中兩篇墓誌中文及翻譯的日文並存，但“薛仁貴書狀”“（新羅）文武王答書”卻只有翻譯的日文，沒有金富軾《三國史記》卷7原漢文。其實，依筆者淺見，如同列出漢文墓誌一樣，將兩封如同“戰書”的漢文書信[8]與翻譯的日文同時列出，其從資料性、完整性來說，應更具價值。最後，或許是日本出版學術著作“豎排”的特殊處理方式，本書將全書的“注”放在書後，較之我們常見或者說習慣的“頁下注”來說，仍顯得有些翻檢不便。當然，這些技術處理上的“小瑕疵”並不影響本書的學術價值，在此不贅。植田喜兵成智博士從2013年開始，研究關注點主要集中於百濟、高句麗滅亡後新羅統一朝鮮半島的過程，力求從東亞視閾客觀全面詮釋古代東亞局勢發展軌跡。據筆者瞭解，植田博士2019年承擔日本學術振興會課題“從墓誌史料看七八世紀新羅與唐間人員往來”，證明其對古代東亞國際關係、在唐朝鮮半島移民墓誌研究仍保持較高的關注度。此外，從近年來主持的課題或分擔的子課題來看，植田博士除研究漢字文化在東亞的傳播，特別是以新羅中後期為例，探求其對於武周時期創設文字的接受情況外，更有意將高句麗、渤海史使置於東部歐亞史即更廣闊視閾進行研究，這些都是值得中國學界同仁關注的事情。相信通過植田博士的努力，一定會在現有研究基礎上，產出更多高質量的學術論文或論著，為海內外古代東亞史研究添磚加瓦，做出自己的貢獻。
向上滑动阅览注释
[1] 有關“唐羅戰爭”涉及問題，參拜根興《“唐羅戰爭”關聯問題的再探討》，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6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收入《石刻墓誌與唐代東亞交流研究》，科學出版社，2015年。
[2] 有關入唐高句麗移民研究涉及問題，參拜根興《入唐高句麗移民研究的現狀及其問題》，《社會科學戰線》2019年第8期。
[3] 姜清波《入唐三韓人研究》，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苗威《高句麗移民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11年。拜根興《唐代高麗百濟移民研究：以西安洛陽出土墓誌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
[4]（日）植田喜兵成智《新羅∙唐關係與百濟∙高句麗遺民：古代東アジア國際関係の變化と再編》，日本山川出版社，2022年3月版。
[5]池内宏：《高句麗滅亡後の遺民の叛乱及び唐と新羅との関係》（《満鮮史研究》上世第 2 冊，吉川弘文館，1960 年，初出 1930 年）；西嶋定生：《東アジア世界と冊封体制——六-八世紀の東アジア》（李成市編：《古代東アジア世界と日本》， 岩波書店， 2000 年，初出 1962 年）。
[6] 參韓昇《論新羅的獨立》，余太山主編《歐亞學刊》第1輯，1999年，第46-64頁；黃約瑟《薛仁貴》，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
[7] 當然，學界也有其他見解。中國學者蒙曼將入唐百濟、高句麗人稱作“徙民”，參蒙曼《唐朝軍事系統中的朝鮮半島徙民》，《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7 年第 2 期；馮立君在《高句麗泉氏與唐朝的政治關係》一文中也提到蒙曼的觀點。參《社會科學戰線》2018年第8期。另參拜根興《唐代高麗百濟移民研究：以西安洛陽出土墓誌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
[8] 參黃約瑟《薛仁貴》，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拜根興《七世紀中葉唐與新羅關係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