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评 || 拜根兴：《唐代皇帝行幸礼仪制度研究》序

- 《唐代皇帝行幸礼仪制度研究》序 -

去年二月初，张琛寄来他的新著《唐代皇帝行幸礼仪制度研究》书稿，希望我能为该书写一篇序。由于我自己平时事情太多，他随后也没再提及，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竟将写序的事忘记了。上周张琛来电话再提写序的事情，说书稿即将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问我的序言写得如何？好在正值寒假，如此才匆忙在工作室找寻，翻阅审视这部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又增加了许多新内容沉甸甸的书稿。其实，近三十年前，笔者曾写过一篇《试论唐代帝王的巡幸》的文章，探讨唐代帝王巡幸涉及问题，记得给多届研究生上课时亦曾提到过；后来学界又有探讨唐代帝王的巡狩制度的硕士论文出笼，而查阅期刊网，学界对此问题发表的专题论文却寥寥无几。看来，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无疑具备研究之需要和极高的学术价值。应该说，这部书稿堪称有关唐代帝王行幸（巡幸）礼仪制度研究领域最新、最前沿的著作。

全书分六章二十节，系统研究唐代皇帝出行礼仪制度涉及问题。第一章和第二章，从皇帝的出行准备，出行途中的各项排设，到达目的地及返回原地为线索循序展开，生动还原了唐代皇帝出行时的礼仪设计、制度运作的本来面貌，可视为以时间轴线为视角的梳理研究。第三、第四、第五章以皇帝出行为中心，考察了唐代皇帝出行在仪卫、扈从、供置中的制度规定及其现实运作，可视为以空间轴线为视角的挖掘论证。第六章是理论提升部分，即在总结前五章的基础上，将唐代皇帝行幸礼仪制度，放置于隋唐五代国家与社会的大背景下缜密探究，寻求其在唐代国家治理中的实际效用。从总体看，全书主体章节环环相扣、系统完整，内容也较为充实，体例相对完备。鉴于此，我愿意将读过此书的一些感受告诉大家，并以此抛砖引玉，期待学界对此问题投入更多的关注。

首先，作者善于利用零星分散的资料还原制度形式，进而探讨其现实运作。众所周知，所谓制度一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因权力分配需要而有意建构出来的规定，往往存在于政书和法典中，属于无可争议的典章制度；另一种是在特定条件下无意形成的规范，政书和法典中往往语焉不详，其制度身份的认可往往存在争议。有意建构的制度考察得益于政书的记载，无意建构的制度规范则要潜心查找相关记载，并深度挖掘潜藏于史料中的制度元素，进而完成制度设计的还原。张琛书稿中的请行幸制度、行幸决定制度、驾行太庙告祭制度、行幸问起居制度、行幸迎谒制度、驾行夜警晨严制度、驾行警跸制度等均属于此。以请行幸制度为例，现存唐史史料中不乏“请”制度的记载，如请赠官、请给谥、请上尊号、请入朝等，一般适用于特定的场合，若不加留意很少会有人关注到请皇帝出行，且能将其提升到制度层面。书稿不仅追溯请制度的源流，梳理其发展脉络，还将“请”制度分为民间群体请驾幸三都，官员请驾幸京师及地方，臣民请行驻跸礼三部分，并逐一考察其制度形态及现实运作，总结“请”制度在“允”与“请”中的意蕴表达，完成了请行幸制度的系统研究，也能为“请”制度研究提供基础。除却请行幸制度外，其它研究成果也是如此。可以说，正是基于这一学术探索，使得唐代皇帝行幸礼仪制度研究突破了礼典的限制，考察了典制之外的制度形态，在某些方面拓展了礼制史的研究领域。

其次，善于参详先秦古礼来考察皇帝出行的礼仪形态与制度设计。众所周知，唐代皇帝在制礼作乐中往往喜欢“师古”，即参详先秦古礼。唐太宗修《贞观礼》明确了“准依古礼，旁求异代，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原则。唐高宗《显庆礼》因不循古礼最终缺乏广泛认可。《大唐开元礼》的修撰来自于礼经学者对《礼记》的改撰，“师古”特色尤显。不仅如此，典章制度的设计也参详古礼，比《大唐开元礼》修撰稍早的《唐六典》，明确其参详《周礼》予以修撰，唐高宗年间成书的《唐律疏议》也充斥着“师古”特色。唐人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同样离不开古礼，逢礼仪之争，礼学家往往援引古礼来阐释观点，进而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这些在现存《旧唐书》《新唐书》《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等史书中比比皆是。唐人日常社会生活中亦是如此，因情、因理、因势之变礼常常要比附对照古礼方能得到广泛认可。正是基于此，书稿在先秦古礼与唐代礼制的参照比对上着实下过功夫。具体表现在：

其一，考察制度设计与礼仪形态中溯源古礼。如，考察请行幸制度的源流，溯于《周礼》中“朝”“宗”“觐”“遇”“会”等六礼；论述问起居制度源流，晚辈对长辈的兴寝问安，来自于《礼记》之“昏定而晨省”；下级对上级的问安，来自于《左传》之季治问鲁襄公起居；问疾为中心的问起居，来自于《礼记》周武王帅行文王之法等等。其二，结合先秦古礼阐释礼仪制度的变革。如，行庙告祭制度研究中出现再造神主以立行庙到载主而行的变革。《大唐开元礼·巡狩礼》明确记载要告祭于京庙，基于唐后期銮舆播迁的现实，先是出现了特造神主以祔行庙的故事，后援引古礼出现“载主以行”的呼声。为明确这一问题，作者结合《礼记正义·曾子问》的记载，探究这一古礼在唐末的现实实践，进而揭示其变革的渊源。其三，考察唐代巡狩礼典和礼仪实践与先秦古礼的承继关系，进而探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治”精神。唐礼的“师古”特色表现为参详礼经，作者将《大唐开元礼·皇帝巡狩》《新唐书·礼乐志四》《通典·皇帝巡狩》与唐列九经进行参照，发现其在“颁告所至”“类于上帝、宜于太社、造于太庙”“軷祭于国门”“燔柴告至”“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问百年”“考制度”“归格于宗祢，用特”等分别因循了《周礼》《礼记》《周礼》《尚书》《尚书》《尚书》《礼记》《礼记》《尚书》等；又参照驾行礼仪实践与唐列九经的具体规定，发现“行必有名”参详《礼记》，“君行以卜”参详《礼记》，“卜日礼”参详《周礼》，“载主以行”参详《礼记》，“向庙哭”参详《左传》，“皇帝升辂礼”参详《礼记》，“问起居仪”参详《礼记》，“郊迎仪”参详《礼记》，“兵马仪仗布列”参详《周礼》，“扈从给养”参详《礼记》等等。基于此，作者对其做了宏观的理论总结，认为这一循古、师古与尚古现象的表达，实则是礼治精神传输的反映，也是唐代行幸礼仪制度在意识形态传输中的表现，从而有效地实现了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这何尝不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实相呢，以礼乐为意识形态的全方位输出来统御芸芸众生，建构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

再次，善于总结归类，系统性强，不乏有重要历史观点的新突破。书稿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所做的提升和修订，据他介绍，除却删掉内容之外，新增加的字数在25万字以上。问及如此操作的具体原因，他回答说有三点：一是突破了巡狩礼典的限制，多利用潜藏于史籍中的隐性资料来梳理唐代皇帝行幸礼仪制度，空间开阔，架构自如；二是多重专家意见覆盖。据说，自博士论文送审始，到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结项，至少有11位盲审专家提出了诸多切实可行的意见，一再修改，如此字数也就不断攀升，内容相应也持续丰富；三是张琛入门以来一直从事隋唐史研究，尤其是在唐代皇帝行幸礼仪制度方面沉潜多时，发表有多篇习作，故而有较为深入的体会，一些重要历史问题有了更深层次的挖掘。

依据我看完书稿了解的情况，作者似对以下几点有新的突破和收获：一是对现存史料的辨析与进一步考证：以唐赵宗墓志标题补缺字为例，该墓志拓片收于《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金石拓片草目》《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等书中，其标题为《大唐万年宫□监农圃监监事赵君墓志铭并序》，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将缺字补为“宫”。书稿据赵宗由陪戎副尉转任万年宫监事判定其生前为吏，未入流。在厘清万年宫总监与农圃监机构附属关系的基础上，对农圃监监事一职进行考察，发现其品秩低于流外五品。基于此，张琛书稿将其补为“总”，并成功诠释了所有疑问。二是对已有研究提出自己的新看法：以太子监国制度为例，书稿在统计基础上对唐代太子监国制度的实际运作进行了考释，有一些值得深思的新结论：皇帝行幸，太子监国集中在唐高宗及以前诸帝，高宗朝以后几乎没有相关记载。就行幸运行空间而言，太子监国多适用于皇帝长时段的巡幸；太子监国时间要比皇帝行幸时间短得多；国家政务运作的中心在皇帝的驻跸地，监国太子权力受到诸多限制，尤其是留辅官的攫取；太子监国制的运行是以朝臣兼东宫职衔的形式来进行的，兼衔以太子詹事、左右庶子为多等。

当然，该书可推崇之处应该还有很多。如对行幸、巡幸、巡狩各自概念的透彻分析，读者因此会明了其中的意涵；对现存不同时代的各类史料的穷尽挖掘搜集；对海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及最新研究动态的有效掌握，具体来说对相关英文著作及日韩学界、港台地区研究成果的分析引用等，这些都是有效完成本研究必不可少但也是值得肯定的长点。如果要说还有不足之处的话，笔者认为还应加大对新出土唐人墓志资料的运用分析。进入新世纪之后，西安、洛阳等地大量唐人墓志出土面世，唐人墓志总集陆续出版，作者利用2020年之前出版的一些墓志资料，而例如《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入藏墓志》中的一些资料似并未见采用，期待作者在以后的修订中予以关注。

据笔者了解，本书是张琛继《万国来朝—外交篇》（合著），《唐代赠官问题研究》之后出版的又一部著作，作为张琛的导师，对他在教学科研中的成长进步颇感欣慰。期待他再接再厉、奋发图强，为海内外唐史研究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

拜根兴

2022年2月24日

于西安南郊陋室

- 《唐代皇帝行幸礼仪制度研究》 -

书名：《唐代皇帝行幸礼仪制度研究》
著者：张琛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ISBN书号：978-7-5426-7768-6
开本：16开
页码：460页
装帧：平装
定价：128元
出版日期：202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