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联] 伊利亚•伊里夫 / 叶甫盖尼•彼得罗夫上海译文出版社这一版《十二把椅子》的出版时间非常凑巧，正赶上俄乌大战。两位作者刚好都是乌克兰人，出生于乌克兰敖德萨。注：伊里夫和彼得罗夫（俄语：ИльфиПетров）是苏联作家伊利亚•伊里夫（本名伊利亚•阿尔诺多维奇•芬希尔伯格）和叶夫根尼•彼得罗夫（本名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卡塔耶夫）共用的笔名。二人都出生于乌克兰敖德萨，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他们共同创作了大部分作品，其中包括长篇小说《十二把椅子》。1982年，小行星3668以他们的名字命名。趁着新书出版，加上上海居家隔离，我闲得没事，就当我老顽童没事做，在群里面跟各位聊聊，逗逗大家开心。《十二把椅子》这本书，其实我小时候就好像读过这个连环画，记得两个主人公都是男的，而且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这大概是唯一留下的印象了。现在回过头重新审视这本书，它之所以称为“一部伟大的作品”，恐怕是有深层次的原因的。长篇小说《十二把椅子》的创意发起人，是瓦连京·卡塔耶夫。他并非是这本书的作家，名字却很突兀地一直印在这部小说的扉页上，一个最显眼的位置。1927 年，卡塔耶夫是苏联《汽笛》报的主编，这是苏联铁道部下属的一个报纸。卡塔耶夫此时已经是名满天下的文学家了，经常发表散文，剧本也被搬上舞台，甚至有出版社打算出他的作品全集。但卡塔耶夫位高权重，行政任务繁忙，虽然本人热衷于写作，但后期实在没有时间。所以他找了两位枪手，一个是他弟弟，一个是他的同事。伊利亚·伊里夫，是卡塔耶夫在《汽笛》报的年轻同事，叶夫根尼·彼得罗夫，是卡塔耶夫的亲弟弟。卡塔耶夫本来想写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沙皇时期贵族的遗老，偶然了解到，自己有一笔庞大的祖产，是些钻石或金银首饰，被抄家以后，这批宝藏流落到了苏联境内的某一个地方。这位主人公跋山涉水远赴万里，把这批原本应该属于他的宝藏给找回来。在寻找的过程中，他经历了不少事情，而且同时也游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三个人原本计划， 由两位小年轻做枪手撰写主要章节，卡塔耶夫主导修改和编辑，出版时共同署名，均分稿费。因为卡塔耶夫的名气，这本书一定会被出版社争抢，稿酬也会十分丰厚。两个年轻人立刻同意了，仅仅过了三个月，小说的第一部分《老城的狮子》就写完了。卡塔耶夫一看初稿，大惊失色：你们写得太好了，完全颠覆了我的构思。你们已经不需要我这个导师了。这部小说我不参与署名，但稿酬必须要拨出一笔，买一个纯金烟盒感谢我。（注：徐昌翰老师的版本里面把“老城的狮子”翻译成“老城的名流”，“狮子”在俄语里面的确有“名流”的意思，就是贵族阶层的一些知名人士。）此后，两位作者便愈发日以继夜地激情创作，历时五个多月，长篇小说即告完成。在写作过程中，有杂志、出版社已经拿到文稿，很快开始连载了。最早刊发的是《30日》周刊，1928年1月开始，以连载的形式出版了《十二把椅子》的插图版。两位名不见经传的新作者，能获得出版界这样的认可，这是闻所未闻的一件事情。能促成这桩奇迹的，恐怕就是卡塔耶夫本人，用他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去打通渠道，说服出版界知名人士“透支”这样慷慨的信任，这很不容易。所以扉页上向卡塔耶夫致敬，这也理所当然。瓦伦丁·卡塔耶夫（Valentin Kataev）、叶夫根尼（Evgeny）童年与父亲合影与上海译文出版社这一版同时，后浪出版社今年也出了同一本作品，我比较了一下，发现两本译著使用的原版小说，版本并不相同。这也是《十二把椅子》这本书的传奇之处，它的原著至少有 10 个版本。这个故事围绕一笔被藏在椅子中的宝藏展开。革命来临之际，一位贵族夫人将一些价值不菲的珠宝藏进了十二把一套的椅子中的一把，这个秘密直到临终时她才透露给自己的女婿和为她做临终告解的神父。这两人各怀鬼胎，各自开始了遍布整个苏联的寻宝之旅，引发了一系列让人忍俊不禁的荒唐事件。故事讽刺了当时社会上各色匪夷所思的人和事，有旧时代的遗毒，也有新时代的蛀虫，甚至还能通过蛛丝马迹找到当时社会名流和重要事件的影子。《十二把椅子》出版之后，在苏联境内引发了轰动，是一桩全民大事件。苏联政府特别重视这本书。不少领导人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发言时，还引用这本书里的金句。由于这本书有意无意地，似乎是触动了政治层面上的一些事件——我们只能推测有这种可能性——两位作者被迫无奈，每年都不得不再重新修改一回。最后，这部长篇小说缩减了几乎三分之一的篇幅。
据我了解，国内的译著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徐昌翰译本，这大概是最早的中文译本；一个是张佩文译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公爵补充：1954 年有费明君译本，1984 年还有安郁琛、钟鼎译本。）跟前两个译著不同，我最后选择了原著第一个版本做母本来翻译，这也是大陆第一个根据存档手稿修复的完整版本，同时收录了历史、文学等背景方面的注释。 刚才我说我小时候读过这个连环画，两位主人公给我留下的印象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是我的真心话，绝对不是我故意要吸引眼球。这的确是两位作者一开始设计主人公形象时刻意站的立场。小说有两个主角：沃洛比亚尼诺夫，一个没落贵族；奥斯塔普·本德尔，贵族的幕僚。比如本德尔，他是个幕僚（有些译者翻译成军师，或是配合者，或技术支持人员），他的定位应该是一个配合的人。但如果纵观小说，你会发现“配合的人”仅仅名义上是合作地位，他是实质上的领导，是全面操盘的人。而名义上的领导，那位没落的贵族，反而沦为合作者。为什么两位作家要这样设定？有一些背景描述看起来很隐晦，比如小说一开头说：十一点半的时候，一个二十八岁左右的年轻人，从西北面的奇玛洛夫卡村来到了老城。……他并没有什么钱，也没有可以放钱的房子，更别说什么能打开房门的钥匙了。实际上，他连一件大衣都没有。这个刚进城的年轻人身穿一件束腰的绿色西装。一条旧羊毛围巾缠在他粗壮的脖子上，绕了好几圈。脚上是一双半高清漆皮鞋，橙黄色的麂皮鞋面。皮鞋里面却没有穿袜子。
（白桦熊注：由于小说执笔者之一彼德罗夫以前当过侦探，通过外表描写暗示了这位年轻人是一个曾有过多次前科的惯犯。这位年轻人不但在春寒料峭时分不穿大衣，脚上没有袜子，西装和鞋子都已过时，而且还没有住的地方。苏联当时的法律规定，“失去自由”的在押人士不具备拥有住房的权利。这说明，无家可归的年轻人至少已经服过一次刑。如果说，这位28岁左右的年轻人是在气候暖和的季节被捕，那么在早春时节被释放时不可能有大衣。鞋子和西装在服刑期间会被没收并保管起来，但内衣和袜子肯定已经破得不能再穿了。这位年轻人的装束比较奇特，他并没有乘坐火车，而是经验老道地步行进入老城，似乎也暗示他是刻意绕开了警察比较多的地方。另外，他选择老城作为目的地，也正是因为这里没有人认识他。）这个年轻人长得很帅，拿现在的话来说，本德尔是人见人爱的一个小帅哥。小说里所有女性都对他产生好感。这个形象有内在的宗教因素——在基督教中，西北方向来的，就是撒旦的影子或者撒旦本人。后文还提到，本德尔，在逃跑的时候，像一个想要逃离地面的天使，而撒旦就是圣经中的堕落天使。本德尔与撒旦的关系，在《十二把椅子》里可能是偶然的巧合，但也有可能是两位作者隐晦的说辞。“西北”的意象在布尔加科夫的《亚当和夏娃》剧本中也出现过。布尔加科夫很犀利地写过，西北方向有一座城市就叫做彼得堡。他在剧本里描写末日场景，就发生在彼得堡。说彼得堡当时城毁人亡，有一架飞机从天空坠落下来，一声轰鸣砸穿了百货大楼的楼顶，废墟里爬出来一个飞行员，痛苦地惨叫：“О, мое оперение! О, мое оперение!”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的（飞机）尾翼受伤了，毁掉了，我才坠机了。”尾翼会让我们想起羽毛，在俄语里，尾翼“оперение”是长得很鲜艳成熟、很硬的羽毛。这个桥段也让我联想到《圣经启示录》里折翅天使的故事。如果说本德尔就是撒旦的化身，那么他的合作者，即名义上的老板，没落贵族沃洛比亚尼诺夫，小名也挺有趣的，他的小名叫“Киса”，这在俄语里是“小猫咪”的意思——他是个老头子，居然有个小名叫小猫咪。《大师与玛格丽特》里，糜绪洋老师跟我们解读过，撒旦身边有一只猫。各位是否联想到了这一点？或者也许这也是一种巧合？本德尔是撒旦的化身，而跟他合作的老头子，他的小名叫小猫咪。跟布尔加科夫这种犀利的文笔比起来，可能伊里夫和彼得洛夫不会写得那么露骨，只是点到为止。《十二把椅子》的两位作者不想写好人，他们从小说的一开始就为两位主人公贴上流氓、痞子、强盗、骗子这种沾上身后永世翻不了身的标签。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这种坏人恐怕都很厌恶，但小说里的这两个人物，从头到尾，你不但不会恨他们，很可能还会爱上他们。这种现象其实很奇怪，曾经在前苏联引发过很多讨论。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如果为一个人贴上标签，去妖魔化他，标签化他，结果是不是真的会管用？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结合现在的网络世界，这个话题在今天还非常具有借鉴和教育意义。当时苏联人讨论，这两个人物的诉求，代表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诉求。因为白银时代以后，遭遇不公正待遇的知识分子很多：被贴了标签的、被戴了帽子的、后来遭遇不测的，受到冲击的等等。他们带着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丑陋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时，可能不会引发愤怒、讨厌、厌恶，更可能会得到同情。这是为什么？还有一点也挺有趣的，明明是两个骗子，但他们整个寻宝的过程中，并没有受到警察干预，似乎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警察的影子。警察去哪了？为什么就没有人管管他？小说里没有很明确的答案，但似乎作者也暗示过。比如在一个拍卖会上，有一尊代表司法公正的镇纸，被拍卖了几个卢布，贱卖掉了。这恐怕是在暗喻一些什么。这本书出版后，不仅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还持续引发了苏联政府高层人士的重视。很多文学家当时评论说，白银时代看似好像已经过去了，但《十二把椅子》的出现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白银时代可能又要复兴了。实际上白银时代真的已经没落，《十二把椅子》只是回光返照，给它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这本小说中，当时普通读者都能轻易读懂的各种政治隐喻在书中处处可见，作者毫不客气地讥讽了苏联共产党内的派系之争，嘲笑了当时一些名声卓著的文学家，甚至还俏皮地引用了只有在文人、朋友及同事间才会小范围流传的笑话。迫于民意，苏联政府后来没有行政干预这本小说出版，但后续多次影响了小说的修订。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奥斯塔普·本德尔被杀，这样的结局安排引发了大多数读者的不满。在读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强烈要求下，两位作者只好再度联手写了续集——《金牛犊》。在续集中，深入人心的奥斯塔普·本德尔又“活”了过来，最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本德尔家乡的小城位于土耳其境内，名字就叫本德尔，也译作宾杰尔）。但写《金牛犊》时显然心情已经不同，它引起的反响不如前作那么轰轰烈烈，也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作品。《十二把椅子》曾经引发过苏联政府高层的重视，我在写译后记的时候，曾经介绍了这段历史，后来编辑老师认为涉及到苏联当时执政党内部的党争问题，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所以删去了这部分。我现在三言两语补充一下：当年有一个叫托洛茨基的人物，和斯大林势不两立，后来因为布尔加科夫笔下的“一次莫斯科的寒冬，春季时突如其来的一股寒流”，由于上面开了一次会，托洛茨基被彻底地拉下了神坛，慢慢地就淡出了政坛。根据托洛茨基的理念，苏联政府应该准备好世界大战。因为他们的使命和任务，就是要把共产主义的理念撒向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和欧美的敌对势力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斯大林认为，我们还很穷，先把自己的生活搞好再说。《十二把椅子》里描写的当年苏联中下层的社会的生态，恰好符合斯大林的经济政策，满足他们政治宣传的需求。所以在多种场合，斯大林和布哈林都引用过《十二把椅子》里的桥段或金句，来抨击托洛茨基的执政理念。仅仅从这个方面看，这本书受到政府高层人士的重视也是情理之中。更何况这本书里面还写到一些沙俄时期的遗老的悲惨结局：他们想要复辟，这完全是白日做梦。换句话说，在新生的苏联政权的领导下，苏联应该是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不会有那么多间谍，那么多内讧，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搞什么世界大战，我们只要埋头搞好自己的经济就可以了。那小说两位主人公寻找的宝藏究竟有多少钱？为什么值得两个人历经千难万险，搏上老命去找呢？（其实是三个人，还有另外一条线，跟他们是竞争对手）根据作者的表述，小说中的这笔钱，足以用来建造铁路工人文化宫，也叫作中央铁路员工文化宫。小说的最终的结局，也蛮有趣的，两个人找到没找到宝藏？这样说下去的话恐怕要剧透了，各位朋友可以从书里找答案。还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哪些隐喻是一直坚持保留到最后一个版本，哪些被抹去了，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这些版本学问题要留给将来的学者，尤其是年轻的学者研究去了。仅仅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从一开始想要翻译这本书，翻译完了以后找出版社，出版社同意出版，这个过程就对我来讲就像是在寻找宝藏一样。能出版就相当于我已经找到了宝藏，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如果这本书还能够给广大读者带去一些欢笑，带去一些乐趣，那就更理想了。一、1937年，伊利夫于死于急性肺结核发作，享年39岁。彼德罗夫在好友葬礼上伤心不已地说：“我出席的就是我自己的葬礼了……” 在生活中两人的性格差异很大，彼德罗夫喜欢发脾气，时常挥舞着双手大喊大叫，伊利夫则比较内敛而又不乏幽默感。一起共事的十年里，两人彼此称呼对方只用敬语“您”，但两人间的友情远比常人眼中的亲密无间更加深厚。
1942年，彼时身为战地记者的彼德罗夫乘坐飞机从新罗西斯克返回莫斯科途中，飞机被德国歼击机击中，彼德罗夫不幸身亡，年39岁。二、卡塔耶夫对两位年轻的作家提出了一个要求：拿到第一笔稿酬后，两人必须给他买一个纯金烟盒以示感谢。这个故事被瓦连京·卡塔耶夫详细记载在自传体小说《我的桂冠是镶钻的》中：“他们中的一个，递给我一个沉甸甸的小礼品袋，扎着彩带的那种。我打开脆生生的包装纸，眼前顿时金光闪耀。里面是一个小巧的纯金烟盒，盒锁上是镶有绿松石的卡扣，但这个烟盒一看就不是男士的，而是女士的，也就是说，比正常的小了一倍。这两个小气鬼竟然舍不得给我买个男士的烟盒。”“‘我们事先可没有说好，烟盒应该是什么规格的——男士的还是女士的。’为了避免争辩，我的朋友率先堵住了我的嘴。而我的小弟弟竟然仰仗有亲属关系庇护，不无幽默地引用契诃夫《意见书》里的话调侃我：‘给什么你就吃什么。’”“于是，我们的这宗交易就此画上了句号，接着我便拿着女士烟盒和他们一起去‘大都会’酒店痛饮庆祝。”
群友周睿超推荐，配合徐昌翰译本的出版，机核网在 1 月、2 月做了两期《十二把椅子》的播客节目，可以一起收听。
公爵补充，《十二把椅子》在1954 年有费明君译本，1984 年还有安郁琛、钟鼎译本。费明君：曾用名陶荻亚，笔名除“雷白文”外，还有“清子”等。1911年8月生，浙江宁波人。193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文科读书，1938年归国。曾任电影导演，汉口《平报》、南京《新京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和大专院校执教。建国后，任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1955年6月因“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而被捕，当时妻子和儿女均被押送青海德令哈农场朵海分场劳改。后来妻子和子女迁去甘肃、安徽劳改农场，家属后又在安徽省定远县红桥村定居。1965年6月费刑满留场劳动，1973年2月11日因病卒于青海劳改农场。刘怡补充：安郁琛、钟鼎都是内战时建立的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毕业的，改开前的俄语文学译者，大部分都和哈外专有关。公爵介绍，在他翻译过但直接没出版的那本Tear off the Masks里，有两章也讨论了《十二把椅子》。作者从苏联社会史的角度出发思考这本书为什么会在苏联这么火。简而言之，苏联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在苏联的人必须自觉或不自觉地重塑自己的身份认同——无论是面对他人，还是面对自己，这其中就多多多少少包括了各种欺骗、撒谎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一个永远都能得手，又极具人格魅力的骗子形象就很容易成为民众崇拜的对象。我们跟白桦熊老师结识，是因为去年十一集体读了他翻译的《大师与玛格丽特》，查资料时得知，白桦熊老师是大学的工科老师，业余时间自己先翻译了M&M，拿着文稿去找的出版社。结果这次得知，《十二把椅子》居然也是老师先翻译完，再找的出版社。再一聊，原来那本《不祥的蛋 狗心》也是如此：“上译找我聊的时候说想要《狗心》，我说我已经翻译好了。”“（出版社问)有没有蛋，我说蛋很容易搞定……于是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我看到这里已经泪流满面，呼叫群里所有写论文、写报道、写小说、写PPT 的诸位同志认真学习白桦熊老师精神！这是三本已出的白桦熊译著，最大特点是，超级详细的注释，包括地理背景、时代背景，文化隐喻等等等等，详细得让人无法囫囵吞枣，更适合愿意深入了解作品时代背景的人阅读。
再发一个广告，《陀思妥耶夫斯基（第5卷）》中译本已经上市，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隶属于“文学纪念碑”丛书。
这一本副标题是“文学的巅峰，1871-1881”，全书 1127 页，其中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部分有近 200 页，这本书有多厚呢？看了一眼快递包重量是 2kg……
这一套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作者是美国陀学专家约瑟夫·弗兰克，中文版译者是戴大洪。刘怡指出：戴大洪是位奇人，河南房地产龙头老大胡葆森（建业集团创始人）早期的心腹，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前十几年的总经理，45岁自学英语，51岁退居二线后开始搞翻译，只译三百页以上的大书。澎湃写过一篇报道：《前河南建业足球队总经理戴大洪，现在变成了一位译者》，发现报道作者是我们的朋友傅适野，大家可以搜来看看。更值得推荐的是，公爵糜绪洋参与了这套丛书的审校工作，尤其第四卷、第五卷深度仔细校对过。这证明了这套书的翻译质量。春天已经反复无常地来了一个月了，上班后工作太忙，群内还有一场刘怡的分享，迟迟没有整理出来（他也没讲完）。2 月末爆发的俄乌战争，直接占据了很多群友的工作和生活精力，大家产出的相关文章，我尽量早点在之后的更新中贴一贴。
西毛什卡从意大利发来了春天最后的银荆花，这几乎已成为本群的象征植物。一个忠告是，mimosa 虽然好看，千万不要往家里买鲜切花，旺盛的花粉几小时就教你重新敬畏自然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