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神的国土《不可思议的印度》

吕鹏飞音流瑜伽研究

2024-09-02

众神的国土《不可思议的印度》

作者：吕鹏飞

印度是个宗教色彩极浓的国家，国民绝大部分信教，他们不入于印度教，便入于伊斯兰教，要不就是锡克教、耆那教、佛教和基督教等，不信者属于极少数。众神云集印度，道不同不相为谋，自然难免磕磕碰碰，宗教的对立纷争是印度历史乃至当下的社会主题之一，信徒们常把道义放两旁，把信仰摆中间，流血冲突也不少见。

失落的佛国

受《西游记》的影响，不少中国人仍以为印度是个佛教国家。唐僧西行印度取经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印度的佛国形象也就随之深入中国人心了。可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今天的印度其实早已不是佛教国家，它也有佛教徒，可人数不足千万，在13 亿人的汪洋大海中，更显得微不足道了。

现在印度的佛教徒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拉达克、大吉岭、迈索尔等地的藏传佛教徒，其中有的地区原本即受藏传佛教的影响，信奉藏传佛教，后来由于英印的征服并入，从而成为印度藏传佛教的重镇，有的则是因为其他原因吸聚了一批藏传佛教徒；一类是印度教改宗的佛教徒，他们多为印度教序列中的低种姓或贱民，长期受到教内的歧视和压迫，改宗佛教以求得平等尊严。印度独立后，印度宪法起草者安贝德卡尔曾率领众人一起改宗佛教，引起印度社会的轰动。安贝德卡尔本人即出生于贱民阶层，早年曾因自己的这一身份遭受歧视，后来长期致力于解放贱民运动，改信佛教是他这一运动的结果之一。

印度国内佛教遗迹众多，对于中国人而言，菩提迦耶和那烂陀寺最为特别，这两个地方也是中国游客常去之处。菩提迦耶自不必言，它是释迦牟尼成道处，是佛教的圣地，意义特殊，受到包括中国佛教徒在内的世界佛教徒的尊崇。那烂陀寺是玄奘当年游学之处，也是连接中国和印度的神奇纽带。这两个地方都在今天印度的比哈尔邦。此外，释迦牟尼讲法处鹿野苑和涅槃处拘尸那罗，也是佛教的重要遗迹，都在印度的北方邦。北方邦和比哈尔邦是佛陀主要的活动范围，那时叫摩揭陀国。我在印度时只去过菩提迦耶，其他地方都没去成。2015 年10月，一个国内瑜伽代表团去菩提迦耶朝圣，我从德里赶过去采访。近年来，瑜伽在国内悄然兴起，尤其受到了青年女性的喜爱，印度总理莫迪访华时，在北京天坛与中印青年一起练瑜伽，更是为它在中国做了一个巨大的广告。

犍佗罗凤格 佛立像

今天的菩提迦耶只是比哈尔邦的一座普通小镇，人口4万多，距离比哈尔首府巴特那约110公里。菩提迦耶旁还有一座迦耶城，是比哈尔邦的大城市，热闹非凡，非菩提迦耶可比。从德里去菩提迦耶可以先坐飞机到巴特那，然后再坐大巴或出租车到菩提迦耶，我就是这么过去的。虽然巴特那到菩提迦耶不远，可车开了6个小时才到，平均时速不到20公里。这段路是双向两车道的国道，路面挺好，只是来往车辆多，中间又没有隔离带，一路险情不断。我在这条路上看到了外挂在大巴上的乘客，而这一情景在德里是极少见的。比哈尔现在是印度的穷地方，这在乘车的细节上也体现了出来。比哈尔是摩揭陀国故地，在玄奘之前游历印度的东晋僧人法显写道：“凡诸中虱唯此国（摩揭陀）城邑为大，民人富盛，竞行仁义。”法显可能没想到，他身后1700年，这块“民人富盛”的土地竟会沦为印度的寒苦之地。

车子龟速前进，赶到菩提迦耶时已是晚上8点多，在瑜伽代表团联络人的指引下，我在摩诃菩提寺旁边的一处院子里找到了他们。瑜伽代表团的领队看上去非常年轻精干，身体轻盈灵活。他告诉我，自己到过印度多次，这次到菩提迦耶是为采集圣火而来。

“瑜伽代表着印度文化，太极代表着中国文化，既然已经有了国际瑜伽日，我们为何不能申请国际太极日呢？我们这次过来就是想在菩提迦耶采集圣火，然后再传回国内，争取申请成功国际太极日。”他颇为自信地说。他跟团员一起在院子里表演了瑜伽，同时又在地上点起了一排蜡烛，算是完成了圣火采集。

菩提迦耶是座典型的印度小镇，又脏又乱，镇上既有印度教寺庙，也有清真寺，并非完全是佛教的地盘。佛教在印度消亡后，菩提迦耶也随之湮没。19世纪，考古学家发掘菩提迦耶遗迹，利用搜索到的遗存物，重建了摩诃菩提寺。今天的摩诃菩提寺外观呈尖方锥形，酷似印度教寺庙。相传，唐代的王玄策岀使印度时，还曾在摩诃菩提寺立碑纪念，现在纪念碑没了踪影，无处可寻。

佛教在印度的衰亡，一是毁于兵火，二是毁于它自己的式微。自公元11世纪开始，中东中亚的游牧民族开始从西北地区闯入印度，为印度带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以前的征服者不同，这些游牧民族不仅有劫掠财富开疆拓土的欲望，还有传教的热情。他们之前的征服者，不少都接受了印度教或佛教，逐渐被同化，成为印度人的一部分。中东中亚的游牧民族则不同，要想同化他们难于上青天。

中东中亚的游牧民族自西北而来，首当其冲的是印度河平原，随后很快波及恒河平原，这些都是佛教的主阵地。兵强马壮的王公军队都描不住穆斯林的铁骑，更别提一心念佛的佛教僧侣了。刀与火的兵劫，使印度绵延了千年的佛教遭到了沉重打击，佛寺遭焚毁，僧侣遭杀戮或被强制改宗。马克斯•韦伯说，佛教主要存在于寺院和僧团里，一旦消灭了寺院和僧团，佛教也就不复存在了。这一种斩草除根式的毁灭，使得佛教迅速灰飞烟灭，成为历史，从此在印度再也没有能够复兴。

那烂陀寺就毁于这一时期。玄奘的时代，那烂陀寺“僧徒数千，并俊才高学也。德重当时，声驰异域者，数百余矣”。玄奘说，“印度诸国皆仰则焉”，也即向它看齐，以它为标杆。那烂陀寺毁灭后长期不为人所知，后来英印时期发掘出来，重见天日。一位曾探访过那烂陀遗址的中国僧人还告诉我，他甚至在遗址里找到了玄奘当年的僧舍。印度一直希望能重建那烂陀大学，多方张罗下，新那烂陀大学于2014 年开学，首期只招收了15名学员，与当年的僧徒数千相去甚远。

德里附近还有座小城，名为马图拉，曾因佛教造像而闻名，也是印度教里黑天的出生地。法显称之为摩头罗，他那时见到了20所佛寺，《大唐西域记》称之为秣菟罗，有佛寺20余所，僧徒两千余人。今天的马图拉，满眼都是印度教寺庙，已找不到一间佛寺和一个僧人，印度教寺庙的历史并不长。马图拉也是佛教遭到毁灭性打击的重灾区。马图拉在佛教史上的辉煌只能去它那座不起眼的小博物馆里寻觅，那些逃过一劫的佛像精品就静静地躺在这座闷热阴暗的小博物馆里，鲜为人知。

中东中亚的征服者打击一切异教徒，印度教所承受的压力一点也不比佛教小，它的寺庙同样遭到了焚毁，它的信徒也遭到了杀戮。南印度所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泰米尔纳德邦还能找到千年历史的印度教大庙，北印受影响最大，印度教的寺庙就很新。印度教历经劫难，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顽强地梃了过来，并在印度独立后迎来了春天。同样生根发芽于印度，遭遇了同样的劫难，为何结局迥然不同？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佛教的维护力量主要为僧侣，命运系于僧侣身上。中国历史上“三武灭佛”的打击对象也是寺院和僧侣，强制僧尼还俗，经过这三次灭佛，佛教在中国元气大伤。印度教则不同。它是广大信徒的生活方式，而不再是一小撮精英的宗教。种姓制成为规范教徒的准则，每个教徒从生到死、婚丧嫁娶，都以此为依据。征服者可以将印度教的寺庙夷为平地，将它的经典付之一炬，却不可能杀光所有的印度教徒。他们需要印度教徒来为自己耕种、服务，甚至来为自己打仗，冲锋陷阵。有鉴于此，雄才大略的阿克巴才会倡导宗教包容，与信奉印度教的拉杰普特人联姻，将他们由政治上的敌人、宗教上的对头转化为维护帝国稳定的基石。

中东中亚征服者的入侵只不过是压垮印度佛教的最后一根稻草，此前它已在走下坡路。佛教在印度一直受到婆罗门教或印度教、耆那教等宗教对头的挑战。《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两个印度君王受到蛊惑而打击佛教的故事。一次为无忧王所为，另一次为设赏迦王所为。无忧王也即我们常说的阿育王，他并非一开始就信仰佛教。《大唐西域记》说他“信受邪道，毁佛遗迹，兴兵发徒，躬临剪伐（菩提树）”，并令“事火婆罗门烧以祠天”。约生活于6 世纪或7世纪的设赏迦王又“信受外道，毁嫉佛法，坏僧伽蓝，伐菩提树”，他甚至让人用甘蔗汁浇在菩提树树根上，以助燃烧，可见对于佛教的憎恶。

摩诃菩提寺菩提迦耶

摩诃菩提寺现在仍有一棵菩提树，枝繁叶茂，遮天蔽日，长在摩诃菩提寺后面，树下即陈列着金刚座和巨大的佛陀石足印。显然，这棵树早已不是佛陀成道时的那棵了。据说，它是从斯里兰卡引种而来，斯里兰卡的菩提树又是自菩提迦耶引种过去的，这么看来，它也算是血统纯正了。

佛教与印度教或婆罗门教本来就有相似之处，比如都讲业报和轮回。双方在历史上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借鉴。佛教将婆罗门教或印度教的神祇改头换面，变成了佛教的神仙，比如印度教里的湿婆和因陀罗成了佛教里的大黑天和帝释天，佛教中的四大天王也来自于印度教的二十天。印度教则将佛陀当成了毗湿奴的化身。两者不断融合，界限开始有点模糊。马克斯•韦伯说，佛教、耆那教和印度教的区别甚至还不如印度教内部派别差别大。据说有些对立的印度教派别都不能提对方神祇的名字，怨念极深。

8世纪末，印度教大师级人物商羯罗横空岀世，他以振兴印度教为己任，对印度教进行了理论上的完善，同时又组建了教团，积极与佛教论战，在气势上压倒了佛教。佛教的防线开始垮塌，不少佛教徒甚至开始追随商羯罗。

佛教影响了印度社会上千年，给印度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财富。它在全世界佛教徒心中的位置无可取代，菩提迦耶这个弹丸之地，云集了世界各地的善男信女，可能是印度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小镇。印度近年来着力打造软实力，积极向国外推介瑜伽，可在挖掘佛教文化上的举措乏善可陈，一个酝酿了许久的新那烂陀大学也是半死不活的状态。

佛教还让印度人有可能更为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历史。季羡林说，印度民族性格有个特点，不大重视历史的记叙，对时间和空间难免有幻想过多、夸张过甚的向。印度人在宗教上想象力极为丰富，对于自己的历史却用心不多，以至于古代史成了一团混沌，历史事实零星地散落在神话故事中，印度人自己也说不清。法显、玄奘、义净等佛教僧侣对印度游历的著述，为了解彼时的印度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季羡林指出，我们几乎找不到一本研究印度古代史而不用《大唐西域记》的书。尼赫鲁还在他的名作《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引用了玄奘对于印度历史的描述。正因为如此，英国史学家文森特•史密斯才会说，印度历史对玄奘所欠下的债是绝不会被高估的。

现在却常有印度人洋洋自得地宣称，印度的佛教文化哺育了中国文化。撇开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中国化的事实不说，没有中国对于古代印度佛教典籍的保存，没有中国僧人的游记，恐怕印度人不仅难以清晰知晓自己是怎么来的，甚至对佛教的发展演变都会不甚了了。

生而卑贱

“先生，我不打扫卫生间，那儿有人会打扫，你得再找人。” 清洁工瑞玛打扫完房间后跟我说，语气坚决，没有一点妥协的余地。卫生间还得专门请人打扫？刚到印度不久的我听得有点糊涂。尽管一再追问原因，瑞玛仍然避而不答。后来一位印度朋友一语让我茅塞顿开：印度种姓序列中，打扫卫生间属于贱民的活儿，还是贱民中最低贱的群体，非此群体的人一般绝不会去干这事儿。

古人说，入国而问俗。种姓就是印度最大的一“俗”。来到印度，不对种姓有个最基本的了解，让婆罗门去干贱民的活儿，很有可能会遇到麻烦。因为它的独特和奇葩，中国人对印度的种姓应当不陌生。种姓的本质便是，假借神的名义，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堂而皇之地歧视。

对种姓的来源，印度教经典《摩奴法论》记载道，创造之神梵天用嘴、臂、腿、脚分别创造出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种姓，婆罗门主祭祀，最为尊贵，刹帝利等而次之，负责保护众生，再次为吠舍，以经商、放贷、畜牧、耕种为业，首陀罗地位最低，以服侍以上三个种姓为职。四大种姓内部仍有高低贵贱之分，由此衍生出了众多亚种姓。

种姓原为印度教所独有。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和锡克教这一本土宗教，近墨者黑，居然也跟着衍生出了种姓，让人大跌眼镜。倘若一位印度教的贱民为了摆脱教内歧视而改宗以上三个宗教，仍然会落入种姓的窠臼中。由此，种姓几乎覆盖了所有印度人，他们生而自由，却又无处不处于种姓的阴影中。

如何辨别一个印度教徒的种姓？一要看姓氏，二要看肤色。在中国，张、王、李等属于大姓，人口众多，中国人对此都有个基本认知。在印度，啥姓属于婆罗门，啥姓属于首陀罗，印度人也是一看便知。他们甚至还能区分出婆罗门的籍贯，有点类似于中国南北朝时区分出一个人属于清河崔氏还是博陵崔氏，比如姓潘迪特的婆罗门源于克什米尔，姓贾的婆罗门聚居于比哈尔。看似一团乱麻，每日浸淫其中的印度人却有着自己的方法识别他人出身的高低贵贱。

肤色是区别高低种姓的又一标志。婆罗门到贱民，肤色由白到黑依次渐变。一位来自于比哈尔的婆罗门朋友告诉我，印度有句谚语，“不要相信黑皮肤的婆罗门和白皮肤的首陀罗”。婆罗门血统纯正，养尊处优，皮肤就应当是白的；首陀罗每日辛劳，风吹日晒，皮肤就应当是黑的。纯种的婆罗门高鼻深目，肤色白皙，颇有欧美范儿，而纯正首陀罗的肤色暗黄或黝黑，甚至与非洲黑人无异。

婆罗门肤色能够保持上千年，还与其所奉行的种姓内部通婚有关。他们主要在婆罗门内部婚娶，勉强接受婆罗门男子有条件迎娶低种姓女子，但绝不接受婆罗门女子下嫁低种姓男子，称之为逆婚，女子是要被逐岀教门的。比哈尔的婆罗门朋友思想相当开明，宗教意识淡漠，甚至还曾受我之邀大啖牛肉，他娶了一位出身刹帝利的女子，“我自己倒无所谓，可我的父母只能接受我娶只低一个种姓的女孩，刹帝利已经是极限了”。他的父亲是印度的一名高级公务员，属于印度的政治精英群体，观念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只准我分享你的资源，却绝不允许你共享我的资源，这便是婆罗门的婚嫁观。

虽然印度法律已明文规定废止种姓，可是种姓仍然在印度社会中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婚嫁中。印度报纸在刊登征婚信息时，常会按宗教和种姓分类，征婚人会在广告中指明符合条件的种姓，务求门当户对。门不当户不对有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印度时常发生的“荣誉谋杀”即因此而起。一般情况下，种姓相对较低的男子与种姓相对较高的女子恋爱或私奔，女方的父母兄弟会感觉受到羞辱，脸上无光，遂生杀意，自己动手或雇凶，将男子或情侣一起杀掉。门不当户不对还有可能会连累男方的家人。2015年9月，由于自己的兄弟与种姓相对较高的贾特女孩谈恋爱，印度北方邦巴格帕特村的两名贱民姐妹惨遭毒手。村潘查亚特（类似于长老会的自治机构）命令村民剥光她俩的衣服，先是在村里赤裸游行，然后再命人轮奸之，作为惩罚。

宗教观念的约束和荣誉谋杀的震慑极大限制了印度教徒尤其是女孩婚嫁的选择。在印度工作的中国人有数千人，在中国学习或工作的印度人更是有上万人，我或我周围的朋友都没有遇到印度女孩嫁给中国人的例子，倒是不少印度男孩讨到了中国老婆。

婚嫁门当户对只是印度种姓制众多规矩之一。对于贱民而言，约束他们的规矩更多。贱民现在正式的叫法是达利特，原来名为“不可接触者”。其他种姓的人连碰他们一下都觉得晦气，更不可能与他们通婚了，甚至连与贱民的间接接触都不愿意。马拉提帝国时期，当一名其他种姓的人走过来时，不可接触者都不可以走在街上，以防止他的影子污染到了别人。为了避免自己的道行受到贱民的污染，其他种姓的人不准贱民进村，不准他们进庙，不愿意与他们同饮一井水，不想与他们一张桌子吃饭。总之，对贱民是眼不见心不烦，希望他们滚得越远越好。

贱民受到公开歧视与他们的职业有关。他们主要从事皮革、清道、收垃圾、扫厕所、抬死尸等其他种姓看来不洁的行当，并且世世代代以此为业。印度教徒的洁净观与他人有点不太一样。他们仅因同胞从事相对低端的体力活不洁，即以此为由对别人横加歧视，而对周围环境的脏乱差却视而不见，怡然自得。脏是印度给人最为直观的印象。可是脏与净一墙之隔的剧烈反差更让人瞠目结舌。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门口污水横流，豪宅金碧辉煌，周边垃圾遍地，印度人的洁净观让人不可思议，难以理解。

贱民处在印度社会的底层，谁都可以踩上一脚。他们的存在让本已受人踩踏的首陀罗种姓也找到了人上人的感觉。贱民出身的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在他的文稿《种姓的消灭》中，详细地记录了印度独立前贱民所受到的歧视与欺凌：不可接触者要在手腕或脖子上系一条黑线表明身份，以防止他人误碰不可接触者而受污染；不可接触者还得随身带一把扫帚，随时清扫自己身后的尘土，防止其他人踩上受污染；不可接触者还得在脖子上挂一个小黑罐，用于承接自己的痰，防止痰掉落地上，他人踩到受污染。《种姓的消灭》还收录了这样一则小故事：1935年11月，艾哈迈达巴德扎努村，贱民妇女使用金属罐接水时遭到了其他非贱民种姓的攻击，他们认为贱民妇女不配使用金属罐，否则就是冒犯了自己。

这群人不仅要让贱民脏活累活一揽子全包，还要将贱民死死地压在卑贱的境地，从嘲笑贱民中再获得 ―点心理满足感。

安贝德卡尔就是种姓制度的受害者。他的哥伦比亚大学学历、他一肚子的洋墨水也抹不掉他身上的贱民色彩。安贝德卡尔在大学任教时，同事甚至拒绝与他共用饮水设施。因此，对这一制度深恶痛绝的安贝德卡尔才会公开烧毁《摩奴法论》，在花甲之年毅然改信佛教，与那个歧视了他一生的宗教彻底决裂。

1947年，印度人赶走了殖民者，走向共和，自己当家做主，将平等自由写入了宪法。印度还专门制定了《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暴力预防)法》①，明确规定：不准贱民使用公共资源、进入公共场所祈祷、进入医疗或教育机构都算对贱民的冒犯，将予以惩处。同时，印度政府还在公立机构中为贱民保留了一定的名额。当然，贱民也由原来的“不可接触者”正式改名为“达利特人”。达利特有受压迫之意，较为贴切地反映了贱民在印度社会的真实处境。

既有法律保障，又有政策性关怀，还改头换面更了名，贱民的境况理应得到较大的改善。事实上远非如此，贱民境遇的改善如同印度最为真实的经济增速一样缓慢。贱民仍然受到这个社会的公开歧视与欺侮。2016年2月，印度著名杂志《今日印度》的一篇文章披露：全印度39%的公立学校里，贱民学生仍然与他人分开吃饭，全印将近一半的村子禁止贱民使用公共水源。村民愚昧无知尚且情有可原，政府出资设立的公立学校竟然也会带头违法，十分荒唐。

① 表列种姓(scheduledcaste )—般用来指代印度的贱民。1935年,英印通过《印度政府法》，提出为贱民在政府机构中保留一定席位，并引入了表列种姓的概念，随后通过一张表将所惠及的种姓列岀，故而得名。

而政策性关怀在执行中也有可能打折扣。印度国家表列种姓委员会近期报告指出，不少邦会根据邦内表列种姓人口比例划拨相应支持经费，可这笔经费只有2%—8%用于表列种姓身上，大部分都挪作他用。报告披露，奥里萨邦在2015-2016年财年为本邦表列种姓划拨了581亿卢比专项经费，可只有11.4亿用在了表列种姓身上，不到总金额的2%。

社会上对贱民的欺凌比比皆是，此起彼伏。2015年10月，拉贾斯坦邦12岁的学童迪纳什•梅戈瓦尔无意之中用手触碰到了非贱民种姓学童的餐具，结果惨遭老师毒打，老师认为他污染了别人的餐具。贱民甚至连老老实实地干自己分內的“不洁”活儿也可能会受皮肉之苦。2016 年7月，印度古吉拉特邦的社会气氛紧张，如同炎热夏天的天气一样，让人焦灼，贱民的抗议风潮一浪高过一浪，由古吉拉特向全印蔓延。原来，当年7月110,古吉拉特邦乌那镇4名贱民青年在剥死牛皮时遭到了一个护牛团体的毒打。护牛团体的人声称这四人杀死了奶牛。他们先剥光这四人的衣服，抽打他们，然后再将他们绑在车后拖行了一公里。

4名青年所属的查拉姆卡尔群体，以皮革为业，剥牛皮是种姓制所赋予他们的祖业。本分地工作反而遭到凌辱和毒打，查拉姆卡尔人怒了。他们将死牛倒在政府大门口，拒不清理。古吉拉特邦30个贱民组织还在艾哈迈达巴德举行了上万人的示威集会。甚至还有人喝药自杀以示抗议。这是一股在心底积压了上千年的哀怨之气。印度总理莫迪的后院失火，他不得不出来灭火。他宣称护牛团体是在制造社会紧张，所谓的护牛不过是逃脱惩罚的幌子。护牛或许只是个幌子，因牛而受过也不过是贱民悲惨遭遇中的一个。在自己的祖国，贱民动辄得咎，随时可能会招来无妄之灾。印度表列种姓委员会同月公布的报告显示，尽管贱民只约占全印人口的16%,可全印40%-45%的犯罪针对他们，北方邦、拉贾斯坦邦、比哈尔邦等印度教色彩浓郁的地方是重灾区。

种姓如同印度社会的顽疾，时常猝不及防地破坏性发作，撕裂刚愈合的伤口，将社会搅个天昏地暗。安贝德卡尔指出，每一个种姓都在自我隔离，并使自己与其他种姓相区别，种姓制使得印度教徒完全非组织化和士气低落，阻碍了印度形成一个真正的社会或国家。一提到种姓，印度社会就开始分裂了，难以达成共识。而每一次的种姓暴力都是对印度仅有的稀薄共识的冲击。印度人乐于强调国家的多样性，恐怕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形成不了社会共识，只能拿多样性以自我安慰了。

虽然种姓毒化了印度社会，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可种姓的存废仍然是个颇为棘手的大问题。美国南亚研究者尼古拉斯•德克斯指出，种姓界定了印度传统的内核，要想准确了解印度和印度教，必须了解种姓。种姓制之于印度教如同《创世记》之于《圣经》，它是印度教的基础，也是印度教徒重要的行为准则。印度教不是一个出世的宗教，而是已与印度教徒的日常生活自然地融为一体，难以分开。废除种姓制就等于摧毁了印度教，颠覆大部分印度人的生活方式，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难度极大，尤其是当前印度教势力日益强大且已渗入政权之际，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更为渺茫。

印度独立运动时期原本是废除种姓、移风易俗的好时机。可这场运动本质上却是一场政治改革，而非社会性的，是以印度本土精英取代英国殖民者，而对社会结构却基本没有触动。安贝德卡尔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印度独立运动存在两股力量，分别是主张政治改革的印度国大党和要求社会改革的印度国民社会代表大会，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印度教精英只支持政治改革，而对社会改革冷淡，他们最多只愿意去废除童婚和禁止寡妇再嫁等陋习，却不愿意触碰种姓制度。

尼赫鲁甚至还对种姓制赞赏有加。他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写道，村社自治、种姓制、大家庭是印度社会的三大支柱，目的是为了社会安全、稳定和延续，如果每个团体或种姓都能在它的框架内成功运行，那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就能成功运行了。中印战争之前，尼赫鲁在印度威望极高，他的态度实际上决定了印度政府对种姓的立场。

尽管尼赫鲁将世俗主义作为印度的立国之本，但也只不过是不允许宗教干预政治。对印度教这一连接大多数印度人的纽带，尼赫鲁还是宽容的。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成员刺杀了甘地，它的多名领导遭到逮捕，活动也遭禁止，后印度政府又迅速解除了对它的禁令。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得以继续活动，积蓄力量，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力量开始由量变走向质变，逐渐渗入印度政坛。

20世纪初，中印的知识分子几乎同时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中国知识分子急切地向欧美日俄学习，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甘地等印度政治精英从民族文化中汲取了抗争的力量，通过非暴力不合作等方式赶走了殖民者，实现了民族独立。两种截然不同的斗争方式也决定了两国发展道路的差异。正在奔向现代化的中国人出现了所谓的信仰危机，企图重新拾起早已遗弃掉的文化传统。而沉重的、上千年的传统文化重担却压得印度人喘不过气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蹒跚。

当然，宗教的传统根深蒂固，种姓制长盛不衰，并不意味着每个贱民都没有翻身的机会。印度既诞生了贱民出身的宪法之父，还选出了来自贱民阶层的总统。印度的议会民主制也给了贱民佼佼者脱颖而出的机会。印度北方邦社会民主党主席玛雅瓦蒂在1995年至2012年间先后4次担任北方邦的首席部长（相当于省长），成为印度政坛常青树。不过，少数人的岀人头地改变不了这一群体遭受歧视和欺凌的境况。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后，黑人在美国的境遇也并没有因此得到大幅改善。

因“牛”得祸

他一脸为难地说：“先生，我们现在已不做牛肉了。”“不做牛肉？可你们菜单上明明就有这道菜。我去年来孟买时就在你们这儿吃的铁板牛肉。”“没错，先生，我们去年做牛肉，但是现在不做了。马哈拉施特拉邦刚规定，出售牛肉是犯法的事儿。”服务生一本正经地说。虽然我知道在印度不少地方卖牛肉是犯法的事儿，可没想到开放的孟买竟然也难以免俗。

我迅速掏出手机，在谷歌搜索中输入了关键词，马哈拉施特拉邦牛肉禁令很快映入眼中。2015年3月，印度总统慕克吉批准了马哈拉施特拉邦立法院1995年制定的《马邦动物保留法（修正案）》。名为动物保留法，实为神牛保护法。此法规定，任何销售或持有牛肉者将会被判处入狱5年并处罚金1万卢比。小饭馆自然不敢蔑视“王法”，只好乖乖地撤掉牛肉保平安。

印度神牛浮雕

孟买毕竟是浸淫了西方风气四百年的大城市，还相对温和。身处印度教保守势力腹地的哈里亚纳邦规定得更细更严厉。哈里亚纳邦立法院全体一致通过法案，禁止在哈里亚纳邦销售牛肉。销售牛肉者，判处入狱3年到 5年，并处3万到5万卢比的罚金，不能支付罚金者，罪加1年；杀牛者，最高判处人狱 10年，并处3万到10万卢比的罚金，交不起罚金者，同样罪加1年。甚至进口奶牛用于屠宰者，也要判入狱3年到7年，并处3万到7万卢比的罚金。哈里亚纳邦首席部长马诺哈尔•拉尔公开宣称，穆斯林只有不吃牛肉，才能在印度生活。2017年3月，印度古吉拉特邦政府颁布了全印最为严厉的神牛保护法，规定杀牛者最高可以判处14年监禁，不得保释，并处10万到50万卢比的罚金。它同时还规定，非法运牛用于屠杀，销售、持有或展示牛肉都要判处10年监禁。古吉拉特邦内政部长贾蒂贾宣称，这一法案对于保护印度的宗教、文化、经济和环境是必需的，即便让牛流一滴血也会伤害到印度教徒，我们将杀牛等同于杀人。

全印已有13个邦立法禁止杀牛，最早者为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它早在1932年就已禁止杀牛，因为当时统治克什米尔的是一名印度教王公。不过，颇为讽刺的是，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占了总人口的68%,印度教徒只占到28%。为了取悦不到全邦三分之一的少数人口，竟然动用公权力限制全邦另外三分之二多数派的饮食，十分霸道和荒唐。

德里虽然没有牛肉禁令，可吃牛肉的地方极少。德里南城原有一家名为福娃的中餐馆，曾有过中国厨师，可以吃到牛肉，可自从中国厨师走了后，牛肉没了，光顾的中国人越来越少，餐馆也跟着黄了。后来再想吃牛肉，只能到德里附近的卫星城——古尔冈的一家地下中餐馆解馋。新华社德里分社记者邓敏大哥有一次听说德里一处穆斯林聚居区可以买到水牛肉，就过去一探究竟，果然如愿以偿地买到了牛肉，价格也挺便宜，一公斤只要160卢比。他多次试验，终于做成了口感纯正的“德里邓氏酱牛肉”。我也跟着沾光，有了牛肉吃。

众所周知，印度教徒崇拜牛。印度教里的大神克里希那曾是一位牧童，牛是他的坐骑。爱神及牛，虔诚的印度教徒把牛当成神供养。一位出身刹帝利种姓的印度朋友告诉我，印度教徒崇拜牛还因为牛的身体里住着大大小小的神祇，神、牛一体了。印度教徒将牛比喻为母亲，他们从牛身上获取了太多。牛可以用来耕地，牛奶补充了他们因为吃素而难以获得的高质量蛋白，牛粪又可以做燃料，甚至还有人将牛尿当作灵丹妙药。一位印度教妇女就曾因为携带牛尿入境而遭到了澳大利亚海关的扣留。

2015年9月28日晚10点半左右，印度北方邦比萨拉村村民穆罕默德•阿克拉齐家里突然闯进了同村的一伙印度教徒，他们声称阿克拉齐杀了一头奶牛，吃了牛肉，前来兴师问罪。这伙人翻箱倒柜，终于在冰箱里发现了一块肉，一口咬定它就是牛肉。尽管阿克拉齐家人百般辩解这是一块羊肉，可仍无济于事。印度教徒们开始拳打脚踢，围殴阿克拉齐和他的家人。52岁的阿克拉齐经受不住暴打，伤重不治而死，他22岁的小儿子也被打成重伤。

阿克拉齐一家已在比萨拉村生活了70年，生于斯，长于斯，70年来的朝夕相处仍难以消除他们在印度教徒心中的原罪，平常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里乡亲竟然将他送上了黄泉路。阿克拉齐在村里还有点地位，他的大儿子是一名空军军官，比萨拉村离首都德里只有35公里，属于天子脚下。按理说，阿克拉齐应当不会遭此大难。或许在兴师问罪的印度教徒看来，天下已经是他们的了，逆之者自然可以想杀就杀，想剛就刚。

实际上，也没人因为此事而受到惩罚。警方事后抓了6名嫌犯，结果却遭到了村民的抗议。再顺藤摸瓜，又牵出了印度人民党的地方官员。政党怂恿极端宗教分子制造事端撕裂社会的完整证据链已经凸显。是继续追查下去开罪庞大的印度政教势力，还是知难而退，保全自身？已成惊弓之鸟的阿克拉齐一家面临着极为艰难的抉择。他们最终决定接受北方邦政府所提供的抚恤金，同时请求政府结束对这一事件的调查，这一惨剧不了了之。后来经技术鉴定，他家冰箱里的那块肉的确是羊肉，阿克拉齐死得挺冤。

当然，阿克拉齐的遭遇并非个案。阿克拉齐死后不到两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8名印度教徒指称19岁的卡车司机艾哈迈德杀死了3头牛，将他活活烧死。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这一地区本来就关系紧张，艾哈迈德之死无异于火上浇油，迅速又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引发骚乱，刺耳的警报声一再划破美丽的山城斯利那加的天空。

牛在印度社会享受着特权，它们在大街上或卧或行，汽车都是绕着走，没人敢按喇叭催促。印度教徒是出于敬畏之心，其他人可能不想因此惹火烧身。一位中国朋友戏言，在印度开车撞了人，赔钱，撞了牛则要送命。

一些印度教徒对牛崇拜得如痴如狂，自己不吃牛肉，也不准别人吃牛肉，可历史却和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有人考证，印度教早期对牛并无特殊的感情和关照，杀牛、吃牛肉十分正常。印度理工学院孟买校区教授拉姆•普尼亚尼指出，印度教的雷雨之神因陀罗和火神阿耆尼都酷爱吃牛肉，《摩诃婆罗多》中，一位国王还曾将牛肉分给婆罗门。早期佛教典籍《长阿含经》记载，俱萨罗国一位名叫究罗檀头的婆罗门还曾计划杀掉500头公牛、500头母牛、 500头小公牛、500头小母牛等以祭祀，后为佛陀所制止。

婆罗门杀牛，在今天看来近乎疯狂，无异于刨祖坟、自绝于组织。不过，“疯狂”的婆罗门并没绝种。印度德里大学教授德维金德拉•纳拉延•贾就是一位。他在新世纪之初曾写过一本书，题为《圣牛：印度饮食传统中的牛肉》，详细考证了印度教徒吃牛肉的历史，拆穿了他们不吃牛肉的神话。出身婆罗门，敢于在宗教氛围浓烈的环境中自我否定，让人敬佩。

不过，说真话常常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別人梦里娶媳妇，正要入洞房之际被你一声喝醒，不迁怒于你才怪。贾教授也因为自己的敢言而成为众矢之的。极端宗教分子到他门口示威，前议员呼吁政府逮捕他，甚至还有人向他发出了死亡威胁。印度一地方法院则干脆禁止他的书出版。这伙人禁锢不了贾教授的思想，却有足够的手段阻挠贾教授思想的传播。在印度，这个所谓的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面对宗教情感，美丽动听的民主与人权宣言都变得苍白无力，法律甚至成了助纣为虐的工具。

还好，贾教授的禁书写在15年前，如果在今天，恐怕性命堪忧。2014 年5月，印度人民党上台，印度国内的宗教氛围日益浓烈。朝中有人好张狂，印度教极端分子自以为有人撑腰，护牛更是不遗余力。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不让牛肉岀现在餐桌上，而是力图将牛阻拦在送往屠宰场前。他们常主动出击，在公路上拦截运牛车，将牛放生之后，把司机暴打一顿，然后再将车付之一炬。2015年6月，德里周边古尔冈的一个印度教护牛组织怀疑两名卡车司机运牛，就将牛奶、牛尿、牛屎搅在一起，逼迫司机喝下。这个护牛组织的负责人潘迪特说：“牛是我的母亲，我的宗教，父母、书本就是这样教我的。”这类护牛组织并非少数，仅在印度古吉拉特邦一地，就有200多个。对贾教授这类离经叛道者，他们已不再只是温柔地示威。既然不愿跟着湿婆走，那就只能让他跟着上帝走了。

2015年8月，印度卡纳塔克邦名作家卡尔波吉在家中遭人枪杀。他生前曾强烈批评偶像崇拜和婆罗门传统，他的死据信与印度教极端分子有关。

印度教徒早年吃牛肉，如今视牛肉为禁忌，普尼亚尼认为原因有二：一是与佛教争夺民众，二是农业社会的考量。佛教主张不杀生，甚至将其升格为清规戒律。相比之下，动辄用上百头牛祭祀的婆罗门显得野蛮而又血腥，为了争夺佛教信众，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一血腥的嗜好。成书年代相较晚的《摩奴法论》已经将用牛屎、牛尿擦拭身体作为洁净的方式，牛的地位陡然上升。古代印度进入农业社会后，牛作为生产工具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杀牛在经济上也变得更不划算。中国古代长期奉行重农主义，也曾颁布过保护耕牛的严格法令。只不过，中国古代对牛的保护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而非寄托了宗教感情。

穆斯林入主印度后，长期与印度教徒不睦。穆斯林杀牛、吃牛肉，印度教徒护牛、不吃牛肉，牛肉之争浓缩了他们长达千年的恩怨情仇。英国殖民印度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沦为英帝国的臣民，穆斯林原先的政治优势丧失，印度教徒的人口优势开始凸显。甘地声称，印度教的核心就是保护牛，牛是上亿印度教徒的母亲。为了动员印度教徒参与独立运动，甘地等人承诺，印度一旦独立，将会禁止杀牛。他们并没有食言，在当前印度13个禁止杀牛的邦，禁令大多是在20世纪50 年代颁布的。

不准杀牛、不准别人吃牛肉，倒是尊重了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可也影响了别人的生活，甚至还损害了印度的经济。印度《铸币报》透露，根据印度国家抽样调查办公室的最新调查，当前全印共有8000万人吃牛肉，其中6340万人为穆斯林，占了穆斯林总人数的40%, 1250万人为印度教徒，不到印度教徒的2%。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印度教徒不是不吃牛肉吗？这份调查显示，印度教徒中，70%的吃牛肉者为表列种姓和部落，21%为其他低种姓。他们本来在印度教的序列里就没有地位或地位极低，也不会在意那么多的戒律。牛肉价格不到羊肉的一半，便宜得多，他们也能吃得起。

可能没有多少中国人会想到，印度居然是世界第一大牛肉出口国，自己不吃当成宝，却又杀了卖给别人吃，极为讽刺。日益严厉的禁杀令已经影响到了印度的牛肉出口，据统计，2015年4月到12月，印度的牛肉出口下降了13%。印度新德里电视台则指称，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禁止售杀令让马邦上千万农民陷入贫困，加深了全国的农业危机。马哈拉施特拉邦就是印度农民自杀的重灾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政治局委员布琳达•卡拉特专门撰文指出，反对杀牛尽管目标瞄准的是穆斯林，实际上印度教徒受影响最大，因为受禁杀令的影响，印度教农民无法将年老不能劳动的牛卖掉，他们还得继续承担沉重的供养费。同时这还将打击印度的皮革业，印度皮革理事会统计，该行业目前雇佣了250万人，大部分属于贱民。卡拉特披露，印度坎普尔一家最大的牛皮市场，原来每天可运入150卡车的牛皮，现在每天只有三四车，大批以此为职的贱民遭到了解雇。

烧牛粪、喝牛尿、不杀牛，印度教徒真的就那么热爱牛吗？我觉得倒也未必。去过印度的人可能会注意到，印度大街上乱跑的牛相当一部分瘦骨嶙峋，皮包着骨头，只剩下架子了。我在德里或古尔冈时常会看到牛在垃圾堆里觅食。真的热爱牛会让它们饿得皮包骨头？会放任它们去吃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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