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谷行人 | 资本之“力”与跨越资本之“力”（下）
2017年11月25日，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先生在明治大学的座谈会“跨界的知识——现代社会的危机与学问的未来”上做了报告，题目为《资本之“力”与跨越资本之“力”》。在这场重要的演讲中，他回顾了自己在2000年时发起组织的新联合主义运动，并且基于对该运动的反思，对《NAM原理》进行了修订与补充。
柄谷强调，新联合主义运动的出现是与他所从事的哲学批判活动分不开的。运动的契机源自于他对交换样式D（联合）的思考，后者中包含着超越资本-民族-国家体系的契机。而该运动的解散，则给他在2002年以后的批判工作带去了新的课题。除了重提流通领域运动的重要性之外，柄谷尤其强调，只有当同时扎根于本土并指向“世界共和国”，“联合”才是可能实现的。
2016年，《同时》参与策划了《NAM原理》中文版的译介，并持续关注着柄谷对此的思考；今天，我们发表这篇报告，作为之前工作的延展，也让汉语读者了解柄谷思考的新动向。全文较长，有五个部分，所以还是分上下发表。大家会发现，报告中，对《NAM原理》的一些内容及相关的表达呈现与此前《同时》上发表的有不同，之所以如此，部分出于作者对《原理》提出了修订与补充，部分出于译者理解与表达差异；我们没有试图统一这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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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原理》中文增订版
吉琛佳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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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写《跨越性批判》时怀有以上的想法，同时我也将之付诸实践。这便是《NAM原理》了。它的内容展现为以下的计划纲要，其中第四项是后来追加入修订版中的。
1. NAM是一种伦理的－经济的运动。模仿康德的话来说，这是因为没有伦理的经济是盲目的，而没有经济的伦理是空洞的。
2. NAM是“非暴力”的。它不仅否定所谓暴力革命，也不以通过议会夺取并行使国家权力为其志向。因为NAM的目标是资本制经济的废止，以及国家本身的废止，这些并非借助国家权力可以做到的事。
3. NAM组织与资本和国家相对抗的运动，它从资本制经济的内部和外部一起进行。内部是指通常的劳动运动、议会政治中存在的与资本对抗的运动。外部则指的是非资本制经济圈的创造。这些运动都是必要的。但是无论是哪种运动，都需要把重点放在流通过程，而不是生产过程上。
（增加）4. NAM也同时面向国家之内与外，也即它同时面向小的本地社区和大的国际世界。换句话说，NAM一方面朝向地方自治，一方面则旨在实现“世界共和国”（康德）。两者都是超越国家与资本的基础。
5. NAM的组织和运动形式本身体现了其有志于实现的目标（参与式民主主义和区域货币）。
（删去）6. NAM是现实的运动，旨在对现实矛盾的扬弃，因而是从现实中的各种前提中产生的。换言之，在社会朝着信息资本主义阶段转型过程中，它将借助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效力，来克服其所造成的诸多矛盾。因此它需要在审视历史经验的同时，展开对未知之物的创造性挑战。
第一项里面说“NAM是一种伦理的－经济的运动。模仿康德的话来说，这是因为没有伦理的经济是盲目的，而没有经济的伦理是空洞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康德的所谓“道德法则”，是要求“把别人不仅作为手段，也作为目的来对待”。作为目的来对待，就是指作为自由的主体来对待。就是说，康德已经把伦理问题放在经济的领域思考了。资本主义经济仅仅把别人当成手段。因此把别人当作目的这种伦理要求，必然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扬弃。由此来看，“没有经济的伦理”只能说是空洞无物的。
接下来说明一下第三项。这里在说的事情换一种说法来表达的话就是“内在的斗争和超出的斗争”。这也就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对抗运动，以及创造出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对抗运动。无论哪种运动，都在十九世纪前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便已存在了。若问哪一个比较重要，只能回答说两者都十分重要。并且必须使两者相互结合。若非如此，则两者都将是软弱无力的。
先来谈一下内在的斗争。马克思主义重视的是在生产点进行劳动者的抗争。其他的抵抗运动相对其而言都是从属性质的。比如说，消费者运动相较于劳动运动便不受重视。学生运动也是如此。在日本，学生运动在事实上一直都处于革命运动的中心，却一直被视为从属于几乎不存在的无产者阶级斗争。学生参与者们自己也都这样想。消费者运动也是不被重视的，因为人们认为它并不属于“生产过程”。但是这种想法不仅不符合事实，理论上也是错误的。特别是在工会组织衰退后的今天，就更不能这样来看问题了。不过，也不能单纯地去强调说消费者运动是重要的，必须去阐明它的理论依据。
可以从资本积累（自我增殖）的过程出发来说明这一点。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积累发生在生产过程中。也就是说，资本积累被认为是在对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削中完成的。商业资本通过流通中贱买高卖获取差额而得到剩余价值。亚当·斯密对其进行批判，并认为工业资本的利润来自于等价交换，因而是正当获利。而对斯密理论的批判指出，工业资本的利润，源于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应得收入而获得的剩余价值。然而这一批判并非为马克思所首创，而是从古典经济学内部出现的。它开始于英国的李嘉图左派，以及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提出“财产就是盗窃”的普鲁东。
马克思本人的原创性并非在剩余价值论。《资本论》的副标题表明，这是针对斯密及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体现在哪里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考察并不从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生产关系开始，而是单从商品与商品的交换出发开始的。也就是说，他不是把商品的“价值”看作劳动价值，而是看作在交换过程中附着在商品上的物神（fetish）。“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注7] 也就是说，商品物神转换为货币，并进一步变为资本。《资本论》便是将这一认识依托于黑格尔《逻辑学》而写就的。
在马克思看来，商业资本是通过买卖而得到自我增殖的，也即通过M－C－M’这样的自我增值运动。事实上，工业资本在本质上也跟商业资本一样，区别仅仅存在于C的部分。工业资本除了购入原料、生产方式，还要购买劳动力，将其投入生产并把产品卖掉。而买进产品的则是劳动者。当然，其他资本也会购买，但最后的购买者终究是劳动者。因此，商业资本的商品是奢侈品，而到了工业资本这里则变成了主要是日用品。重要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基础，是货币与（劳动力）商品的交换，也即流通过程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剩余价值并非从生产过程，而是从广义上的流通过程中产生的。
李嘉图左派从劳动时间的延长、工资的不足额支付中确定剩余价值。这样的“黑心企业”的确是存在的，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但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增殖的秘密并非在那里，而是通过马克思所谓的“相对的剩余价值”而实现的。从根本上说，增殖是通过技术革新导致的劳动力产品的价值下跌而获得的。这也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得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技术革新的原因。同时，它也显示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之所在。
关于马克思的认识另外一点想要补充的，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谈及的事情。资本的自我增殖（积累）过程确实是M－C－M’，但如果最后劳动者生产的产品无法卖出去，那么价值增值就无法实现。那么，谁来买呢？刚才已经说了，正是劳动者们自己。当然并非是他本人，而是在别的资本之下工作的劳动者。
现代经济学中，消费者是与劳动者区别开来的概念，然而消费者中的大多数都是劳动者及其亲人。劳动者在生产点被叫作劳动者，到了流通领域则被叫做消费者。而资本积累不仅要通过劳动者的生产，而且还要通过他们作为消费者购买自己的生产物才能最终实现。总而言之，资本积累并非只是生产过程，而是由包括流通过程的全过程而达成的。其中，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是主人；而到了流通过程中，劳动者才是主人。“顾客就是上帝”嘛。那么针对资本的斗争，不能仅仅在生产点，而是必须同时在流通过程中展开。因为无论在哪里开展都一样是劳动者的运动。因此，劳动运动与消费者运动，或说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这种区分只是表面性的，对于实践而言也是有害的。
一般说来，劳动者往往会站在自己工作的企业那一边，跟企业同化。这是因为一旦企业倒闭了他们也会跟着遭殃。要改变这样的想法是很困难的。为了改变劳动者的意识，需要“从外部注入阶级意识”（列宁）这项极其困难的工作。然而，如果企业所做的事情对社会造成了危害，那么即使该企业的劳动者不出声，他们的家人或者外部的劳动者，也还是会作为消费者对其进行谴责。比如水俁病事件的时候便是如此。虽然那些放任有机水银外漏的制氮工们支持公司，他们的妻子却都参与了抗议。这就意味着如果劳动者便是消费者，他们就可能站在普遍的立场上采取行动。也就是说，即便不去做从外部注入普遍“阶级意识”这种困难的事情，劳动者也是可以避开资本的规制而活动的。在进行与资本的对抗活动时应该要明白这一点。
劳动者的运动通常会以罢工为武器。而消费者的运动则以拒买为武器。两者一般被认为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当我住在纽约时，经常会看到那里有揭发血汗工厂（日本叫做“黑心企业”）的情形。比如说活动家会站在店门前向行人呼吁一起抵制该店。这种情况中，店里工作的劳动者们是默不作声的，因为如果他们也这么做会遭到解雇。那么这种运动到底算是消费者运动还是劳动运动？算是拒买还是罢工呢？还有，这究竟属于流通过程的斗争，还是生产过程的斗争呢？
这种区分本身便是愚蠢的。劳动运动和消费运动只有在这样互相整合之时，才会变得强而有力。因此，不用去问到底哪个更重要这样无意义的问题。从容易操作的地方做起来就好了。现如今，生产过程的斗争变得十分困难。这不仅是因为有对劳动运动的压制，更因为今天的劳动者甚至很难在企业中与彼此接触，因而难以组成工会。如果是这样，那就作为消费者在流通过程中斗争就好了。也就是说，在无法进行罢工时，就从外部进行抵制。如果不是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而是从交换样式的观点来考虑，我们便会从长久以来的固有观念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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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我讲的都是内在的对抗运动的相关内容。接下来说有关超出的对抗运动。这指的便是创造出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圈。在这里，流通过程也是重要的。比如说，罗伯特·欧文起初构想的合作社是生产合作社。他在美国进行了实验，但是失败了；他随后回到了英国，先创办了消费合作社，然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生产－消费合作社。直到今天，我们也常能看见从消费合作社起家，逐渐将生产者也包括进来的进程。
我一直以来用“超出的对抗运动”来指称的，可以说属于以往一直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范畴。我在《NAM原理》中论及超出的对抗运动时，采用了迈克尔·林顿所构想的区域货币LETS（Local Exchange Trading System）。不过林顿本人的这个想法也是对以前普鲁东所构想的交换银行进行再利用的成果。另外，生产－消费合作社也可以追溯到罗伯特·欧文的业绩。因此，可以说“NAM原理”并没有什么是真正全新的东西。
虽然强调了“超出的对抗运动”的重要性，但我并不就是要否定或轻视在资本主义经济内部进行的对抗运动。另外，我也不认为通过壮大非资本主义的空间便有可能围堵资本主义经济。为了做到这一点，内在的对抗运动也是不可或缺的。
比如说，现在一般被当作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欧文，在创办合作社的同时，也曾为了统合全国各地的工会而付出许多心血。也就是说，他是想要将超出的对抗运动与内在的对抗运动结合起来的。欧文的这一侧面在今天被人们遗忘了。而谈到马克思的话，一般会认为他重视的是内在的对抗运动（阶级斗争），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在《资本论》中对合作社作了很高的评价。比如他写道，如果股份制公司是对资本的消极扬弃，那么合作社就是对资本的积极扬弃。
事实上，马克思构想的社会主义把生产－消费合作社置于基础地位。以劳动者之联合的方式进行的生产便是社会主义。在这里，劳动者同时也是经营者。只有通过生产－消费合作社，才可能扬弃劳动力商品（雇佣劳动）。这便形成了共同所有制。这与“国有化”完全是不同的。在国有制中，劳动者只是变成了国家公务员而已，他们作为雇佣劳动者的地位还是没有改变。国有所依据的原理事实上与私有是一致的，合作社则是对这种私有的否定。所谓共同所有，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个人所有的重建”。在合作社中，每个人都是经营者－劳动者。
其实股份制公司与生产合作社是很相似的。他们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是基于股份持有数的多数统治，而后者则无论持有股份数的多寡，实行一人一票制（罗奇代尔原则）。如今的股份制公司只要改变一下经营方式，很容易就能转变为生产合作社了。或许马克思正是有着这样的预期，才肯定地评价了股份制公司吧。
重复一遍，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在内在的运动还是超出的运动中，生产过程都并非全部。流通过程是重要的。对这两方面运动的结合是有可能做到的，且若非如此，两者都将是无效和无力的。无论是内在的对抗运动还是超出的对抗运动，同样都可以这么主张。两者是很不同的事，但应该相互结合起来。
在确认完了上述这点问题后，我想再强调一下超出的对抗运动的意义。这首先在于，它让人得以实际体验非资本主义的世界。也就是说，在往昔的农业共同体遭到破坏后，人们只得在如今压倒一切的资本主义竞争中生存，已经忘却了非资本主义世界的模样。这一运动将能够恢复这种体验。另外，这也能在资本主义经济突然崩溃时起到作用。比如在90年代阿根廷发生经济崩盘时，区域货币LETS就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这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本来就存在着，所以才能灵活使用。即使是小范围、局部性的非资本主义经济空间，其存在也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文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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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的“NAM原理”，我在2000年开始了运动，但在两年后宣告解散。虽然有很多的原因，但首要的还是由于我并非一个合格的组织者吧，当时根本都不在日本。同时我也感到，这也与我的理论认识中存在着缺陷有关。我之所以产生改订《NAM原理》的念头，一来是为了删除2000年时为组织工作而写的细节规定，再一来也为了补上对NAM中出现的问题的相应认识。这些全部总结在了刚才提到的第四项和相关解说中。
4. NAM也同时面向国家之内与外，也即它同时面向小的本地社区和大的国际世界。换句话说，NAM一方面朝向地方自治，一方面则旨在实现“世界共和国”（康德）。两者都是超越国家与资本的基础。
具体说来，在NAM中，我对在中央创立全国性的电子区域货币一事持反对态度。我认为在“地区”里，货币只要是纸币那样的形式就可以了。LETS的开创者林顿来我在尼崎的家里时，对于电子货币也是反对的。区域货币只要是在某一地区里扎根后自然地相互串联起来就好了，而不应该从一开始便试图做到全国通行。我并非在东京，而是在大阪启动了NAM运动，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地方的重视。尽管如此，NAM马上变成了全国性的，也即以东京为中心的运动了。虽然号称是区域货币，却恰恰丧失了“区域”的性质。事实上，在NAM的成员中的确有人真正在地方上推行区域货币，却并没有得到认真对待。
“地区”意味着人与人在现实中的见面，而电子的交流媒介和交换手段并不能实现人的联合。当时我对尚未成熟的互联网技术还怀有期待，但很快便醒悟过来这是错误的。网络只应当作为联络手段来使用，而不应该供素未谋面者之间进行讨论时使用。同样，对于在此之后发展起来的SNS等物，我也丝毫不报期待。这些事物的运作全都基于C的原理，与联合无关。
联合本来就是小规模的，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够与彼此见面。NAM原先的构想正是形成这种意义上的“联合”。然而，最后没能形成小而众多的联合，单单只是有了一个NAM组织。这么一来便称不上是什么联合了。所以我才决定解散NAM，从小的联合开始重新出发。这就是FA宣言的内容。
基于当时的经验，我向书中添加了上述项目。与此同时，也加上了看起来与之完全对立的观点，即国际运动的观点。我在启动NAM运动之时并没有特别考虑国外。当然，我并非只考虑到了日本，还制作了原理的英文版。但是当时的我只是模糊地觉得，在日本展开的运动将会自然而然地与其他国家的运动连成一片。
比如说，对于以1999年西雅图抗议为代表的反全球化国际运动，我一直抱有同情态度。这些运动基本是由无政府主义者主导的。奈格里和哈特提出的“诸众”（multitude）之世界反叛在1990年代风靡一世，对于他们的主张我也并不反对；还有德里达在90年代开始倡导的“新国际”思想也是。或许他们都在期待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也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可以重新得到实现吧。顺便一提，在1848年的时代，“无产阶级”（proletariat）的意思与其说是“劳动者阶级”，其实更接近“诸众”一点。
然而，很快我便意识到这种期待是错误的。这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事实上正是奈格里他们所说的“诸众”，但从这时开始，奈格里他们便将其排除，仿佛那根本就不存在一样。这其实意味着，各地的抵抗运动并非自然地相互联结，而是被各个国家、民族所阻断开的。所以，我们是无法简单地去主张共产国际或是世界同时革命的。而且9·11恰好是在我们开始NAM运动没过多久时发生的事情。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我在解散NAM后，开始思索这个问题。
马克思之所以开始考虑“共产国际”，其历史背景是这样的。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经验地来看，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注8] 这也就是说，以扬弃国家为目标的革命是不能仅在一国发生的。因为只有在与存在着的其他国家相对之时，国家才会存在。因此，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定应该是世界同时地发生的。“世界同时革命”的想法是由此而来的。
1848年的欧洲革命便可称得上是一场“世界同时革命”，然而各国的革命虽然相互联动，却并没有进行有意识的相互串联，因而各自遭到了失败。此后，马克思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为了使下一场革命成为“世界同时革命”，创立了“第一国际”（国际工人联合会）。然而“第一国际”分成了马克思派和巴枯宁派，或者更应该说是源于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民族主义的对立而在事实上分裂了。此后形成的“第二国际”也一样，他们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社会主义政党各自支持本国参战而土崩瓦解。此后，伴随着俄国革命的胜利，“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成立了，然而它只是受苏联共产党所支配的制度，与“英特那雄纳尔”判若云泥。
因此，无视这些历史经验地倡导“新国际”是毫无意义的。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先前我在深入阅读康德的基础上构想了NAM的理论，现在我们要再次回到康德来考虑这个问题。这样一来我便察觉到，康德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考虑了“世界同时革命”的问题了。这是在他题为《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的论文中进行的。他曾支持过卢梭式的市民革命，但若是这样的革命仅在一国发生，就会立即受到外国（君主专制国家）的干涉和侵略而崩溃。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康德构想了“各国的联邦”。事实上，在这之后发生的法国革命便是一场一国革命，它立即受到了周边各国的群起干涉，与之进行的对抗发展成了由拿破仑发动的世界战争。康德写作《永久和平论》是在这一过程的初期阶段。这本书里没有涉及刚才提到的那些论点，因为这时已经处于一国革命以后了。由于这个缘故，谁都没有意识到，康德的和平论本来是为了实现世界同时市民革命而写的。
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在十九世纪一直遭到人们的忽略，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开始受到高度评价，可以说是它促成了一战后国际联盟的成立及《巴黎非战公约》的签订。然而，这些与一战所带来的另一场革命，即俄国革命之间没有产生任何交集。无需赘言，俄国革命以“一国革命”而告终，并遭到了他国的干涉与妨碍，其结果导致本应对国家进行扬弃的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却转化成为终极的国家主义和一党独裁体制了。面对这一状况，新左翼始终高喊“世界同时革命”。德里达以及奈格里、哈特的主张也是其中之一。然而，这是注定要遭遇挫折的。
NAM解散之后我开始思考的，简单说来就是联合国的问题。今日实际存在的联合国，与康德所构想的“各国的联邦”（世界共和国）之间自然是有着天壤之别，但也不能因此便完全否定其存在意义。我认为如果“世界同步革命”会在将来发生，那就只有通过联合国，但一定是实现了康德理念的联合国才是可能的。不仅如此，仔细去了解就会发现，联合国——一般被称作联合国体系——其实是由多种多样的联合（association）组成的。自然，二战各战胜国即盟军各国以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盘踞其上，但一旦将他们排除后，便能够形成真正的“联合的联合”了。所谓联合国的改革，正是要使其成为康德意义上的“世界共和国”，而这同时又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同时革命”。当然，这只有通过各国的对抗运动才能实现。反过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的对抗运动所依据的便不再仅仅是空洞的“英特那雄纳尔”理念，而变成了现实的事情。
以上是我在《迈向世界共和国》（2006）、《世界史的构造》（2010）和《宪法的无意识》（2016）里所写的内容。它们都源于我在组织NAM运动时遇到的问题。最后我想谈的，是那个时期便已存在，却并没有认真去思考的事情。这其实体现出在当时，我还并不十分明白问题之所在究竟为何。
重复一遍，从交换样式来看，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社会构成体都是A、B、C的结合，但会根据其中哪个处于支配地位而有所不同。比如说，氏族社会中A是支配性的，但是B和C也作为萌芽而存在。同样，在资本制社会中，C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但同时A和B也同样存在，只是在C之下变化了形式。这些结合都呈现为资本－民族－国家的形式。但是我现在想要说的是，随着C的渗透，其内核逐渐发生了变化。
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C也并没有渗透进入社会全体。具体说来，日本在明治以后虽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了，但是人口的大多数还是农民，还是属于农业共同体即A的情况。急剧的转变发生在1960年前后的“高度成长”时期。很多人移居到城市并升入大学。这些人是不喜欢共同体的。他们对都市中的个人主义抱有好感。也即他们偏好的是C。但是，C并没有因此而飞跃式地渗透。事实上，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是由国家与共同体一起支撑着的。比如说，国家尝试通过累进税率实现财富的再分配，使得贫富之间的差距变得很小。另外，资本制企业也是一种通过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而成立的“共同体”。工会也是以企业为单位组织的，属于各自的共同体内。从交换样式来看，虽然C渗透其中，但同时也受到了B与A的抑制与缓和。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民族－国家是正常地发挥了作用的。这便是“自由主义”的时代。
情况的转变，在日本是从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发生的，但是这也仅仅是过渡阶段。C开始露骨地渗透是从2000年以后，也就是在NAM解散以后的事情。因此NAM在提倡“超出的对抗运动”时，我还没有对此考虑清楚。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资本－民族－国家开始崩溃了。就是说“民族”被从中切除了。
这么一来，C便渗透进了各个角落。民族本来是“想象的共同体”，也就是A的元素，但它被切除了，它现在仅仅以排外民粹主义的形式残存着。从另一个观点来看，A的元素从社会中被消灭了。比如说，在过去的终身雇佣制之下，一旦就职便基本可以放心了。现在就不一样了。另外，万一没工作了，以前可以依靠亲戚和乡里的接济，现在则立马会变成流浪汉。乌尔利希·贝克曾提过“风险社会”的概念，其实这个“风险”是随着C的渗透程度逐渐增大而产生的。也就是说A与B的援助被消灭了。
面对现状，不少人以为可以通过国家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像那些推动凯恩斯主义复兴的尝试也属于其中之一。但是，新自由主义并非只是作为政策的可选项之一，而是正因为除此之外已经没有别的资本积累和存续的方法才出现的。因此，凯恩斯主义已经没有可能了。作出这样主张的人根本是在说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实质上肯定了现状。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是其典型，与此相对，川普总统则诚实地承认了困难，并正在煽动起排外民粹主义。
对这种个体的孤立无援或风险，应该怎么做才好呢？一种常见的观点是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形成各种各样的网络。我在2000年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并且也把这写进了《NAM原理》的第六项及其说明中。我曾写道：“从根本上说，NAM如果没有了网络空间便不能成立。”这话虽然不错，但有着重大缺陷。这是因为联合在根本上只有基于人们可以直接见面、聚餐的空间才可能成立。网络作为通信工具，的确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它绝不是实际造就联合的事物。
常有人说人与人之间已经通过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形成了网络，但其实这样产生的并非联合，而是其反面。也就是说，那是基于排外主义、民粹主义或怨恨、憎恶而形成的空间。这既是由交换C带来的空间，也是交换B所创造的似是而非的共同体。对于把扬弃资本与国家作为目标的联合的运动而言，它只会成为一种障碍。因此《NAM原理》的修订版中删除了第六项的内容，然后追加了第四项，也就是说，联合的基础并不是空洞的关系的扩张，而是始终存在于“小的区域”之中。
在确认完了这点以后，我想重新强调一遍超出的对抗运动的意义。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非资本主义经济，这与其说是作为一种对抗运动，对于许多人而言，倒不如说是一种生存的必要。至少这能帮助我们避免许多风险。
一般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状态中贫富差距会逐渐加剧。这的确是事实，但这种格差并不是“阶级斗争”带来的。因为有钱人并非统治阶级，而是所谓“人生赢家”，而穷人并非无产阶级而是“卢瑟”，也即他们是想要成为人赢而不得的人们。他们无法越出从儿童时代开始被灌输的中产阶级的固有意识，因而他们无法形成相互之间的连带。这种人如果变得有对抗性，那大多会发展成排外主义的运动。与此相对，组织起非资本主义经济空间的人们，则有意识地放弃那种通过愚蠢的竞争成为人赢的念头，他们也就是松本哉所说的“大笨蛋”了。而这也正是我所说的“联合”的意思。
资本主义会在今后直面自己的极限，因为积累（自我增殖）将会变得愈发不可能。但是，从这一境况中并不会自动地导向社会主义。恰恰相反，它或许更有可能通向一种野蛮的社会。也就是说，B与A或许会愈发露骨地显现出来。因此我们在进行对资本主义的内在对抗运动的同时，也有必要展开超出的对抗运动。从《世界史的构造》开始，我近年来写了一系列理论性的书籍。但是，这些都是通过NAM的实践而得到的问题。我所思考的始终是实践的－伦理的问题。NAM的问题并没有消失。
（完）
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1941年生于日本兵库县尼崎市，早年就读于东京大学经济学本科和英文科硕士课程，毕业后曾任教于日本国学院大学、法政大学和近畿大学，并长期担任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和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客座教授。已出版著述三十余种，代表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世界史的构造》等，均有中译本（三联书店、中央编译出版社）。
注释
[7] 《资本论》第一卷，第113页，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8] 《德意志意识形态》，收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9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译文轻微调整。
《同时》是一份以联结“青年状态”为出发点的刊物，试图呈现、凝聚不同领域的行动者在创作和实践中的经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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