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谷行人 | 资本之“力”与跨越资本之“力”（上）
2017年11月25日，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先生在明治大学的座谈会“跨界的知识——现代社会的危机与学问的未来”上做了报告，题目为《资本之“力”与跨越资本之“力”》。在这场重要的演讲中，他回顾了自己在2000年时发起组织的新联合主义运动，并且基于对该运动的反思，对《NAM原理》进行了修订与补充。
柄谷强调，新联合主义运动的出现是与他所从事的哲学批判活动分不开的。运动的契机源自于他对交换样式D（联合）的思考，后者中包含着超越资本-民族-国家体系的契机。而该运动的解散，则给他在2002年以后的批判工作带去了新的课题。除了重提流通领域运动的重要性之外，柄谷尤其强调，只有当同时扎根于本土并指向“世界共和国”，“联合”才是可能实现的。
2016年，《同时》参与策划了《NAM原理》中文版的译介，并持续关注着柄谷对此的思考；今天，我们发表这篇报告，作为之前工作的延展，也让汉语读者了解柄谷思考的新动向。全文较长，有五个部分，所以还是分上下发表。大家会发现，报告中，对《NAM原理》的一些内容及相关的表达呈现与此前《同时》上发表的有不同，之所以如此，部分出于作者对《原理》提出了修订与补充，部分出于译者理解与表达差异；我们没有试图统一这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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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原理》中文增订版
吉琛佳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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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受到汪晖教授邀请，作为客座教授在清华大学做了为期三个月的讲座。今天汪晖教授来到了这里办讲座，所以我今天来，是带有一种想要回礼的心情的。然而除此之外，我在这些时日里的确强烈地感觉到与中国的联系。这种联系现在也在深深地影响着我正在进行的一些工作。我想从这些情况开始说起。
首先，去年参加丸川哲史教授研讨班的中国留学生们正在翻译我的《帝国的结构》一书。这本书将会在明年初由中国的三联书店出版（赵京华监译）。第二，去年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找到我，说想要出版我的《坂口安吾论》。那是二十年前筑摩书房版的《坂口安吾全集》全十八卷刊行期间，我在月报上连载的文章。这真的让我感觉十分意外。这本书刊行之初时另当别论，现在基本已经没什么人记得了，我自己也忘得差不多了。我试着重读了一下，发现还算有趣，于是便考虑是不是也出一个日文版。其实以前也想过要把它出版出来，但是因为其他事情太过繁忙，拖着拖着就给忘记了。的确，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对坂口安吾抱有关切，不过近年来对安吾的关心，并不是来源于我自己或日本的现状，而是被中国的人们所唤起的。基于与译者的交流，我细致地重新审阅了一遍这本书。就这样，《坂口安吾论》便在今年九月出版了（inscript出版社）。所以，这个安吾论与其说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愿，倒不如说是外来影响和导引的产物。导引着我的不是别的，正是中国。
另外还有一件与中国相关的事情。去年秋天我去了香港，参加了“关于柄谷行人的国际会议”。因为是在香港，这个会议聚集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参加者。但让我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在此前受邀去广州的中山大学时的见闻。那里举办的是一次有关“D的研究”的会议。简单来说，就是当时我在名为《at》（太田出版）的杂志上连载的、关于交换样式D的讨论。这些文章不但还没有成书出版，通过杂志来阅读的人也很少，所以没有得到什么反响。我自己也失去了继续下去的兴趣，便终止连载了。然而中山大学那里却迅速地把我完成了撰写的部分翻译出来，并召开讨论会。然后他们还敦促我尽快完成余下的内容。此后，我便重新开始了“D的研究”的写作。在全部完成之前，我不会在任何地方发表这些内容。如有可能，我希望能首先以中文刊发它们。
在中山大学我遇见了不少人。其中一位是前面提到的安吾论的翻译。另外还见到了中国的活动家团体，他们受到了在日本以“素人之乱”名义为人们所知的松本哉的影响，我与这些朋友曾经在高圆寺见过面。松本哉在高圆寺商店街创设了自主的联合体（association），他管自己叫做“大笨蛋”。松本完全没有什么理论性的主张，然而在他看来，当前社会中那些以成为“人生赢家”为目标而拼命努力的人们，如果算精明人；那么从一开始就以“卢瑟”为方向，因而根本不会感觉自己“失败”的人们便应该称做“大笨蛋”了。相较之日本，他的运动在中国和韩国更加广为人知。
然后，又有完全出乎意料的人出现了。这些朋友想要翻译《NAM原理》这本书。所谓NAM是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的缩写，那是我在2000年主持开展的社会运动。顺便一提，《NAM原理》的中文是《新联合主义运动原则》。过了半年以后，他们告诉我已经完成了翻译工作，并开始了正式的运动。
这真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最明白不过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变化。从中我感觉到了在中国，资本主义是如何深深地浸透了整个社会。显示出这点的不是什么经济发展数据，而正是抵抗资本主义的运动已然发端这一事实。在过去的中国，对抗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曾是主导性的，但那是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以反对资本主义外国、保护自身并发展工业为目的的内容。然而现在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了。它获得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地位。与之相对抗的运动便也在内部开始了。
来与我联系的这些人们明确地意识到运动的反资本主义性质。他们所追求的也是社会主义，但并不是当局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而是一种与资本、国家做对抗的运动。那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无政府主义。事实上，前面提到的坂口安吾、高圆寺的大笨蛋派、包括NAM的共通之处便是无政府主义。但这跟一般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又不同。这不是比如朋克音乐那种审美的无政府主义，也与无政府资本主义相异；那些毋宁说是跟新自由主义相联系的。
与之相反，无政府主义原本便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事实上，初期的社会主义者（包括马克思）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是联合主义者。今天则不同了，社会主义词义变得接近社会民主主义，而说共产主义时就好像在说国家主义一样了。因此，虽说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词都是一个意思，但由于这些过去残留下来的印象，非得逐一说明不可。我便把它们一律都称为联合主义了。从交换样式的观点来说，那就更方便了：那就是D。
我在2000年时开始了NAM运动。这并非源于一时的心血来潮。在那之前我刚完成了《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的写作。在那里面我所进行的虽然是对康德与马克思的跨越性批判，但其实也同时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跨越性批判。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给这本书英文版提写的腰封文字里，指出本书不仅旨在综合马克思与康德，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综合。我感到詹姆逊理解了我的意思。不过，《跨越性批判》和《世界史的构造》只是理论性的作品，《NAM原理》与之不同，是实践性的书，本来就是作为运动程序写的。但是，实践性的运动遭遇到了挫折；NAM在2002年末结束，现已经不复存在。只有当时提出的“NAM原理”还存在着，不过这本书已经绝版买不到了。
NAM组织为何走向解散，这一不太为人所知的经过，如今已是尘封的历史。不过今年，我受邀去了在美国俄亥俄大学举办的活动家的会议，发现他们不仅在读《世界史的构造》，而且还读《NAM原理》。这本书的英译本发布在网页上，很容易能够找到。所以我很早便作为“NAM的创立者”而为他们所知。不过最让我惊讶的，还是NAM的实践者在中国的出现。据说他们一开始也是读的英文版。
我起初也有出版《NAM原理》修订版的计划，但没想到真正促使我重新开始这项工作的，却是这些国外的新动向。在说明我的新工作之前，我想先简单地说明一下NAM的开端及解散的经过。首先来说一下解散的情况吧。当时我发布了下面将要提到的解散宣言。其中，所谓“FA”是自由联合（Free Association）的意思。自由联合与哲学家休谟所提倡的自由联想概念有关，但同时也是在戏仿当时职业棒球选手中流行的“自由人（Free Agent）宣言”一语。
NAM解散的契机出现于围绕创设区域货币问题所产生的对立。下面将要出现的“内在的对抗运动”，指的是资本主义内部的对抗运动，包括劳动运动、政治运动等等。另一方面，“超出的对抗运动”指的是旨在创造出非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运动，区域货币便是其中一例。
FA宣言
因为Q[注1] 的问题这个导火索，NAM所具有的问题性一下子爆发出来了。虽然提出了不少改革方案，但大家还是认为单靠改革已经无法获得恢复。因此NAM代表团经过商议，做出了解散NAM的提案。我也同意这项决议，并对代表团的明智决断深表敬意。这项提案的主张是非常清晰的。但是NAM之外的人们想必会对此感到十分唐突。所以我想说明一下这项提案的背景，并谈一下我自己对于今后的展望。
“NAM的原理”原本是作为各种运动体相互联合的原理被构想出来的。也就是说，它的前提是这些运动体是事先存在着的。为了使它们不至于因各自为战而陷入低迷，所以才需要形成NAM。事情的顺序本应该是这样的。
然而实际上，NAM是在这些单独的运动体几乎不存在的情况下开始的。或者可以说，NAM看起来好像是为了催生出这些运动而开始的。即便如此，几乎没有产生可以谈得上是运动的东西。因此我们把NAM组织机构的维持和运营本身错当成了运动，或者是沉湎于像Q这样不切实际的空想，并把这错当成了运动本身。这些事情反而使我们疏远了正在参加各类超出的运动体的人们。
不仅只是超出的对抗运动，连内在的对抗运动也没有发生。这件事的责任不在NAM，全日本都是这样的现状。比方说，美国的伊拉克侵略战争临近时，也只有日本没有发生什么抗议运动。但是就丝毫没能改变这样的政治气氛这一点而言，NAM也并非全无责任。因为NAM总是倡导超出的社会运动，而回避了内在的对抗运动和政治性的运动。
如今无论对NAM的组织机构和运营方式做出什么调整，也不可能出现什么事业或运动了。所以只好是先解散NAM，让会员们成为自由的个人（free agent），重新形成联合了。等到各种事业和地方运动作为联合成长起来之后，如有必要，可以重新结合成为NAM，也即“联合的联合”。
解散NAM这样规模的组织是十分罕见的事情，可能会有人觉得可惜；然而也只有联合主义者这样的人们，才能心平气和地做出解散的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NAM的走向解散，才是真正显示出NAM气质的做法。甚至可以说，NAM式的事物，只有通过实际存在的NAM组织的消散才得以存续。
具体来说，解散NAM就是将其现存的事务局、评议会等上层机构全部关闭。现在的关心系[注2]和地域系[注3] 的种种组织各自形成独立的联合，或者就此解散。这些组织的入会手续、运营等工作都改为各自独立进行。
然后，我们将组成这些组织的联络会议，也即自由联合（Free Associations）。这与NAM的评议会和事务局不同，是一个松散的联络机构。FA并不遵从“NAM原理”那样的章程，因此从前与NAM无关的团体也可以加入。
FA有自己的互联网主页。但是它与NAM的网站不一样。FA上只包含了加入的联合的链接、介绍，以及为了运动和相互联系而设置的BBS。由参与的各联合轮流担任编辑工作。
NAM与FA的一个区别在于，NAM的成员是以个人名义参加的，而FA只有团体成员。另外，如果说NAM拥有康德意义上的统觉的话，那么FA则没有统觉，而是类似于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一样的事物。如果现在出现了对“统觉”有需求的动向，便可以再次组成NAM那样的组织。但是这件事上不宜操之过急。
我自己计划参加包括合作社在内的几个事业。另外，既然《NAM原理》已经与现实的组织无关了，就请让我自由地修正、改订它吧。
2002年12月11日
我要在此申明的是，NAM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以各类联合主义者运动的形式延续了下来。我在这里无法把它们的名字列举出来。那些声称曾经参与NAM并批判它的人们似乎并不知道这一点。这证明了他们仅仅只是曾经参加过NAM这个团体，实际上却与联合主义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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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接下来，我想谈一谈NAM的构想是何时和怎样出现的。1980年代我在文艺志《群像》上刊登了《探究I》和《探究II》（后均由讲谈社文库出版）的连载文章。92年时开始了《探究III》的连载。但是，在最后阶段我陷入了僵局。我后来得以走出僵局，是在1998年左右，突然产生了关于“交换样式”的想法。
到那时为止，我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持有半信半疑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宇野弘藏曾说过，《资本论》是科学，而唯物史观则是意识形态。我在大学时代受到了他的影响。在唯物史观中，人类的社会史变成了朝着共产主义迈进的目的论式的东西了。它虽然号称是唯物主义的看待历史的观点，实际上却是理念论的（目的论的）观点。从这一观点中，一种视“结果”（＝目的）为先在，以历史必然性之观念来强迫人的政治体制诞生了。那就是苏联。它随后在1991年崩溃了。
我从来都没有相信过那种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历史观念只是一种叙事而已”的大合唱[注4] 中，我却感觉到了抵抗感。然而，抵抗归抵抗，我却怎么也想不出积极性的想法。我只是不断重复着马克思如下这句话：“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注5] 所以到了1998年，我想写《跨越性批判》的最终章，却没能写就。我不想以一直以来的态度来作结，却没能想出任何积极性的东西来。
那么，到底能否就未来说些积极性的内容呢？98年时的我，认为是可能说的。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我开始了对交换样式的思考。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以生产方式来思考社会的历史的，与此相对，我开始从交换样式的角度来思考。这么一来，我花了非常短的时间便写完了论文最后一章的框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探究III》或许将会与我过去的想法无甚区别。我大概还是会重复说，马克思并不积极地提示理念，而是至始至终对现状展开认识、批判和斗争。然而因为我展开了对交换样式的思考，《探究III》便消灭了。或者应该说，它因此变成了《跨越性批判》这本书。
然而这种转变并非通过离开马克思而来。因为我正是从《资本论》当中找到了转变的钥匙。马克思从商品交换这种交换样式当中发现了资本制的秘密。于是我就想，无论是氏族社会、国家还是宗教，难道不也能以交换去考察吗？当然这些交换的类型将不同于商品交换。换句话说，正如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从作为生产方式的经济的下层结构出发去考察社会构成体的历史，而我则变成了从作为交换样式的经济下层结构出发进行的考察。关于交换样式的问题，在后面的《世界史的构造》和《帝国的构造》中都有所涉及，我也写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简介，可供大家参考。[注6]
简单来说，交换样式A是指赠与和还礼这样的互酬交换。这是氏族社会中形成的“经济下层结构”。而交换样式B则是在国家中出现的。国家的确是基于暴力而成立的，然而为了维持其存续，不能只有暴力，还需要被支配者自发的服从。这意味着愿意服从便可得到保护的这样一种“交换”的成立。与暴力相区别开来的“权力”便由此而来。这在某种意义上是观念性的，而使其得以成立的则是交换，是经济性的。国家并不只是政治的上层建筑，也不只是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
说到交换，人们一般会想到的是商品交换。这样一来便会把经济性的事情视作与观念性和道德性无关之事。的确，商品交换（交换样式C）貌似确实如此。然而，商品的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是附着在事物上的“灵”（拜物教）那样的东西。另外，货币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成立，正是凭借着“信用”这种观念性事实。因此才会出现信用危机。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也是跟观念性无法分开的。
从历史上看，社会构成体是这些交换样式的结合体。但是，各阶段的区分只是根据何种交换样式处于支配地位而进行的。氏族社会中A的势力十分强盛，但在那里B和C也已经萌芽了。在资本制的社会中，C处于压倒性的强势地位，但A和B也没有消失，而是在C的下位变换了形式存在着。现在这表现为资本－民族－国家的形式。然而，存在着能够超越上述交换样式A、B、C的东西。这就是交换样式D。D是对交换样式A、B、C进行扬弃后的形态。它最初是作为普遍宗教而出现的，这发生在交换样式B与C十分发达的古代世界帝国中。
但是，交换样式D不是宗教，而是经济性的。康德说“宗教便是把我们的所有义务当作神的命令来对待”。所谓普遍宗教便是把D看作是“神的命令”去认识。当然这样的普遍宗教也马上会变成B与A的混合。比如，基督教便最后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了，它转变成了“世界宗教”，而失去了普遍宗教性。但是，其根源处的D并没有消失。它在后来以千禧年运动和异端运动的形式出现了。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几乎全部扎根于千禧年那样宗教的社会运动之传统。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是宗教，而是意味着社会主义便是D。无需赘言，我们的联合主义便是为了实现D而存在的。因此，这是一场经济的－伦理的运动。另外，修订版中删除了这里所列的第六项。
（待续）
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1941年生于日本兵库县尼崎市，早年就读于东京大学经济学本科和英文科硕士课程，毕业后曾任教于日本国学院大学、法政大学和近畿大学，并长期担任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和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客座教授。已出版著述三十余种，代表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世界史的构造》等，均有中译本（三联书店、中央编译出版社）。
注释
[1] 为了与日元“圆”相抗衡而构想的区域货币“球”。——作者注
[2] 指合作社、流浪汉援助等多样的具体事业。——作者注
[3] 地方会员的联合。——作者注
[4] 指后现代主义。
[5] 《德意志意识形态》，收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40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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