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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导言近年来,信息技术行业中的过度劳动问题屡次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在2010年前后的创业潮中,超时劳动被视为创业精神的一部分。想要实现创业梦和创造传奇商业故事的创业者主动地将所有时间投入到工作中。但是,2020年前后的几年间,“过度加班、过劳死、996、ICU、裁员、35岁现象”已经成为新的行业关键词。普通劳动者不再相信创业的神话,而是开始从雇佣/劳资关系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处境。不稳定就业、超时劳动、劳动保护,这些都是劳工研究的传统议题。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劳工研究的聚焦点也历经多次转变。21世纪初,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大规模的进城务工,农民工研究是劳工研究的核心焦点。随着“80后”一代开始进城务工,劳工研究又开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之后,随着“用工荒”现象的出现,职业学校学生等实习劳工成为新的亟待关注的群体。平台经济的兴起又将劳工研究的注意力引向了外卖骑手、快递员、主播等平台劳动者。这样的转型也标志着劳工研究的对象从工厂延伸到了服务业劳动。对信息技术行业劳动者的研究延续了中国劳工研究的一些理论传统。对加班问题的分析,主要继承了两种思想传统。一是以布洛维的理论为核心的生产政体分析,从劳动力市场、国家干预、企业内的劳动过程控制技术出发,分析科技企业中的超时劳动生产政体,例如严霞(2020)的理论框架。二是福柯式的话语分析,这对应着劳动过程理论中对主体性的讨论传统,强调劳动者如何被某种规范性的话语塑造,如同被洗脑般主动投入加班,例如王程韡和杨坤韵(2019)的分析。过去十年间,不稳定性(precarity)一词也成为西方社会学、尤其是劳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中国的科技行业,企业的裁员和劳动者的跳槽相互呼应,是不稳定性这个词的最佳注解之一。严霞(2023)和我(李晓天,2022)的研究从劳动者的角度揭示了劳动者如何理解这种持续流动的体验。值得一提的是,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的持续流动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不稳定性对劳动者有危害,对于劳动过程也构成干扰。对于企业来说,如何既实现灵活雇佣、又保证高流动性不干扰生产、还可以在短期内激励劳动者投入到工作中,是新时代的管理难题。这个专题集中了最近几年中文语境中对科技行业劳动者的一些讨论。前四篇文章(严霞,2020;王程韡、杨坤韵,2019;侯慧、何雪松,2020;黄丹,2022)聚焦加班问题本身,而且各自从不同的理论传统中发展出了独立的分析框架。王潇(2019)的研究挑战了软件工程师高度自主性的常识,从“相对去技能化”的角度关注软件工程师的劳动过程,是对中国劳工研究传统的延续与拓展。之后的两篇文章从不稳定性角度分析了科技行业劳动者的工作体验。本专题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我的一篇回顾性文章。这篇文章梳理了劳工研究的理论传统,总结了当前科技行业呈现出的一些基本特征,以此呼唤更多未来的研究者关注科技行业的新现象与新议题。除此之外,英文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很丰富,这里推荐和科技行业的劳动过程、尤其是加班议题紧密相关的五篇文章。鸣谢专题策划人:李晓天严霞,发文时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科研博士后。摘要本文以一个高技术企业的研发劳动控制为个案,分析“以自我为企业”的控制模式的形成机制及其与劳动者自主性的关系。“以自我为企业”的控制通过劳动者自主遵从市场机制进行自我经营,从而间接实现劳动控制。研发员工“以自我为企业”的自我控制既不同于建立在价值认同基础上的规范性控制,也不同于试图强化员工组织忠诚的责任自治。它是研发员工在生活型再生产与高技术产业劳动力市场的雇用方式均过度市场化的情况下形成的“被迫同意”。面临双重就业风险和生活降级风险,研发员工不得不以市场理性经营个人的工作与生活,在劳动力贬值前最大化兑现劳动价值。一、引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逐步赶超欧美发达国家。改革早期,我国以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拉动经济增长,以“世界工厂”的角色加入全球产业链。2000年以来,我国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在拉动创新驱动型发展、实现产业升级上发挥着引领作用。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000年的9.3%增长至2019年的14.4%。2015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达到29%,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胡鞍钢、任皓,2017)。高技术产业在研发与自主创新上也取得了突出成绩。有效发明专利数在2000年仅有1443件,2018年则增加到425137件。2019年,我国在《专利合作条约》(PCT)框架下的国际专利申请量为58990件,跃居世界第一。在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上,我国也是亚洲最大的出口国,出口额占亚洲总份额的43.7%。此外,诸如华为、中兴、紫光、京东方等本土企业迅速崛起,逐渐掌握了5G、电子芯片等尖端核心技术,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企业。随着高技术产业逐渐成为引领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产业,对该产业的生产模式、劳动管理,尤其是诸如研发、创新等劳动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西方学者认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生产具有任务复杂、结果不确定性大和劳动过程可视化程度低的特点。其劳动控制模式应以柔和、间接的管理为主(Drucker,1999)。柔和的管理策略突出公司与员工的共同利益,有助于减少劳资正面冲突(Benner,2002;Kelly,1999)。有学者大胆推断劳资关系在新的管理模式下将发生变化。当工作从谋生的工具转变成劳动者的自我实现媒介,人们将更在乎自我实现感和满足感等非物质性劳动回报(Bell,1973;Florida,2002)。以上论点在我国并非完全适用。2019年3月国内工程师发起的反对“996工时制”的线上活动揭示了他们对工作时间过长的不满。“IT民工”“程序猿”“搬砖的”等工程师用以自嘲的网络流行用语也突显出其理想工作状态与现实状况间的落差。有趣的是,他们对管理策略、工作自主性和令其不满的工作状态之间关系的诠释显得自相矛盾。他们一方面否认“996工时制”是导致其工时过长的关键因素,承认多数加班是个人的自主选择;另一方面又抱怨这些自主选择是“被迫的”。为了理解这种矛盾境况以及自主性与控制在研发生产中的实质关系,本文通过个案研究,从宏观社会经济制度、企业管理模式和员工主体性三方面探析研发劳动的控制机制。本文选取一家大型跨国企业A公司为个案。选择原因如下:首先,A公司的管理模式较为稳定和系统化,它在全球市场和国内外获批专利上的突出成绩也证明了其管理的有效性,为研究知识密集型劳动控制提供了成功案例。第二,A公司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有一定的代表性。它采用的强制绩效排名、利润共享式回报和末位淘汰等策略已被广泛用于高技术企业。此外,其管理模式也被作为中国企业争相学习的模板,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技术产业劳动控制的趋势。研究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14-2020年进行的70个深入访谈和收集的二手文本资料。二手文本资料包括官方发布的信息,关于A公司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的书籍、文章,以及员工在公司官网发布的博客和评论。二、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劳动控制的目的是削弱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保证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劳动者的自主性被视为生产中主要的不确定性来源。资方管理策略的设计和变革也围绕如何处理劳动者的自主性展开。产业工人的集体反抗和知识型生产的兴起迫使资方不断调整管理策略,出现了责任自治、制造同意、规范性控制等赋予劳动者自主性的控制模式。在理解自主性与控制的关系时,学者仍持二元对立的视角,视自主性为控制的对立物。这种二元视角在理解研发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与控制的关系时存在局限。因此,本文将福柯的概念“以自我为企业”(se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