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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手册】鲁迅葬礼中的沙飞和司徒乔——兼论战前中国现代艺术的媒介竞争现象
在一篇讨论解放区摄影师沙飞（1912-1950）的讲稿中，历史学家高华对19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化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在中共领导下的组织化左翼（也称激进左翼）之外，尚有游离在组织绝对控制之外的一种个人化左翼（亦称“温和左翼”），高华认为沙飞属于后者。沙飞“很特别”，“没有能够如同大多数前往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一样都实现左翼知识分子的两次转型：第一步，从左翼艺术家转变成革命宣传战士，这一步他跨过来了；但下一步，他没能够再向成熟的党的工作者转变。”概言之，身处解放区的沙飞始终处于个体左翼和组织化左翼的身份矛盾之间，并最终走向了悲剧性结局。1在阅读王雁女士撰写的《我的父亲沙飞（典藏版）》2的过程中，我关注到沙飞的三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鲁迅葬礼之后，他并不满足于摄影记者的职业身份，而是有着更为个性化、理想化的自由追求——接连办了两场个人展览。即便是到晋察冀边区后，他的艺术家身份意识也一直存续着。第二，沙飞的媒介敏感性和职业素养。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他投身摄影后的从业经历，但本文特别关注了此前长达10年的报务员经历，这一职业履历对沙飞的摄影生涯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试图将电报、画报和摄影这三种媒介结合起来，试图理解他的媒介意识的独特性。第三，鲁迅葬礼是战前中国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沙飞的媒介意识和职业素养正是在这一场合获得了充分激发和释放，在短短半年间完成了从电报向新闻摄影，继而向宣传摄影的媒介转化。我特别关注了这期间在沙飞周边——也是中国现代美术运动的最前沿所发生的媒介竞争现象，结合对他影响深刻的家族成员——司徒乔等人的艺术实践，考察沙飞身份意识的构成及其矛盾性的由来。在讨论鲁迅葬礼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沙飞的“葬礼”。身份认同：在艺术家和新闻摄影师之间1950年2月24日，因为枪杀了日本医生津泽胜，沙飞被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处死刑。走向生命尽头的沙飞，悄然为自己设计了葬礼。在保留下来的沙飞遗物清单中，标注有“铁盒一个”3。编辑《晋察冀画报》期间，沙飞在恶劣的战斗环境中舍生忘死保存画报社的底片，尤其是与鲁迅相关的照片，这部分底片他放在一个小铁盒中，一直随身携带。但出现在遗物清单中的这个小铁盒，并未保存下来。3月4日，在行刑前，他设法避开军法处的注意，这批底片于是随身一同下葬了。4沙飞不希望把自己最珍惜的这批底片，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身份认同交由组织处理。他至死都强烈认同自己是一个艺术家，这种身份认同，和他1936年拍摄的这批鲁迅照片关系密切。沙飞至少两次撰文回忆拍摄鲁迅的经历，内容明显不一致。第一篇是鲁迅去世不久，在《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0月28日）上发表的《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会场里》一文。沙飞描述了10月8日，当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进行到最后一日时，他在展场看到的情形：病中的鲁迅正兴奋地观看、品评作品——“他活像一位母亲，年轻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围起来，细听他的话，我也快乐极了，乘机偷偷拍了一个照片。不久昨天来过的那个女记者和两位美国人一同来选画，她早已认得鲁迅的，一见面就很亲热的握手，然后再坐下来谈话，这时我又焦急起来了，站到他们的对方又偷摄了这一幕，因为是难得的机会啊。鲁迅先生徘徊了好些时才走，给与人们一个极亲的印象。”5沙飞向读者透露，这批珍贵的鲁迅最后的影像是他“偷拍”下的，这表现出在突发事件的现场作为新闻摄影记者的一种专业应对。1941年5月1日，沙飞在晋察冀边区政治部《抗敌三日刊》上发表了《我最后见到鲁迅先生的一天》，描述了他和鲁迅的亲切对话：我掏出摄影机来，拍下这值得纪念的场景。“你最近拍了些好照片吗？”他问我。“在十六铺码头拍了几张工人生活，最近我喜欢学木刻了。”“那么应该特别注意学素描哩。”他关切地说：“基础打好才能产生好作品啊！”这些话直到今天，好像还在我耳畔响着，我永远忘不了鲁迅先生。王雁指出，这段配以沙飞拍摄的鲁迅单人照片的文字，显然是沙飞的“幻觉”和“编造”6。但沙飞虚构的这段谈话，尤其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虔诚的木刻青年的角色，耐人寻味。它反映了沙飞内心的一种身份意识的焦虑感，同时，也涉及洋画（素描）、版画和摄影三种媒介在当时复杂的竞争关系，下文还会展开。可以明确的是，在场的木刻青年们并未意识到沙飞的存在。曹白回忆，他当时既不知道沙飞在拍照，甚至也不认识周围的这几个木刻青年。这是一个彼此不相识的“偶遇”场合。7而在陈烟桥的回忆中，鲁迅在和他们谈话中，因为觉察到一个偷摄者的闯入而略感不快。8鲁迅去世不久，沙飞已经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新闻摄影记者了，但他紧接着在广州、桂林两地办起了摄影艺术个展。在桂林，他还是广西版画研究会的发起人和重要成员，和诗人、艺术家交往频密。9在展览广告中，沙飞特别声明，“为提倡艺术，引起各界对于摄影兴趣起见”，特举办此次展览会。在一张鲁迅的照片旁，沙飞甚至标出了10万元的天价10，这个颇为古怪的行为，一方面展现他对鲁迅的敬意，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强烈的身份宣称——摄影不仅是艺术，而且还应更受重视——反映出他孤傲而略显神经质的性格，沙飞并未表现出一个新闻摄影记者的专注和热忱，倒是对不拘一格的艺术家身份颇为神往。在桂林期间，沙飞发表了《摄影与救亡》一文，文章开篇就强调：摄影是造型艺术的一部门。但是它并不能像其他造型艺术之可以自由创造，而必须是某一事物如实的反映、再现。因此，在当初它是被否认为艺术的。但是，事实上它虽然必须是某一事物的如实的反映、再现。然而，在反映再现的过程中，就必须要有艺术修养的作者缜密的处理，才会使人感动。所以，摄影终于被人公认为造型艺术中的一部门了。11这段逻辑上不太清晰的论说，折射出沙飞的急切情绪，也反映出他摇摆于艺术家和摄影记者之间的身份紧张，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沙飞明确提出了“摄影武器论”，十分明确地指出，在一个文盲依然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国度里，摄影不仅在挽救民族危亡，唤醒民众方面，以其无可替代的记录、传播效率优越于其他造型艺术，而且也优越于文字媒介，他引用郭沫若最近的说法“一张好的照片胜过一篇文章”，以阐明摄影乃“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但有意思的是，“摄影武器论”未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沙飞的身份认同，到了解放区后，他依然纠结于这个问题。1939年，在为吴印咸《摄影常识》写的序中，沙飞宣称：“因为摄影是一种造型艺术，同时又是科学的产物，因为摄影负有报道新闻的重大的政治任务，所以一个从事战时新闻摄影工作的人，他除了必须有政治认识和新闻记者收集材料的方法外，还需要有艺术的修养和科学的知识。”在“摄影武器论”的构造中，艺术、科学和政治构成了三要素，艺术首当其冲。报务员沙飞的媒介敏感性沙飞身份认同中的矛盾性，是一个持续性的现象，但初现端倪是在1936年他成名之时。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他此前的人生履历。高华曾推测沙飞最后的精神崩溃，很可能与他一直向组织隐瞒的一段“负面”历史有关12，这就是他参加北伐并在国民革命军中任电台报务员的5年。在1942年向党组织递交的《我的履历》中，沙飞完全忽略了这段历史。13从1926年至1936年间，沙飞是一名职业电报员。根据传记所载，沙飞的电报员履历大致如下：1926年，从广东省无线电学校毕业。同年在黄埔军校无线电高级班教官、族叔司徒璋的劝说下，加入北伐军，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担任报务员，从广州出发，途经上海、宁波、徐州、济南、天津、北平等地。1928年底，随部队返广州，奉调广西梧州云盖山军用长波无线电台任报务员。1931年底，与司徒璋等接管国民政府交通部汕头无线电台14，该电台归陈济棠12集团军领导，又与交通部保持联系，改为商业、军事两用。在汕头电台工作期间据说沙飞月薪达150大洋，高于一般报务员，这样的高薪条件无疑为他业余从事摄影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151936年，在汕头的交通部无线电台及4家商办电话公司先后并入汕头电报局。这是南京政府在陈济棠军政权败走之后实施的集权举措16，如此彻底的人事变动，很难想象沙飞可以置身事外。1936年8月间，沙飞向电台请假，前往上海。十年报务员的从业经历，沙飞积累了怎样的媒介敏感性和认知世界的视野，值得关注。正如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所言，电报这样的“电力媒介的速度造成了个人知觉和公众知觉结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由于实时瞬间的信息传递技术，电报赋予了新闻直接而宽泛的‘人的兴趣’这样一个向度，也就是说，人的兴趣不能归属于任何权威性的‘观点’”。“人的兴趣”，麦克卢汉这样解释道，“简而言之就是参与他人经验的向度，这种直接参与是由于瞬时信息的传递而发生的。”17我们再回看拿着相机的沙飞在木刻展览会现场的机敏反应，就可以理解这并非是偶然之举。虽然身处汕头这个非中心城市，但正是报务员的经验，为他提供了对一个实时共存并变化着的现实世界的认知渠道和主体意识。报务员沙飞的另一个职业经验是，电报业务乃是一种信息传递的有偿服务。贝尓纳·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在讨论记忆的工业化时指出，“信息”本质上是一种商品，“它把时间与价值联系起来，这便决定了记忆的工业化时代所特有的时间性。”在信息化社会当中，“某事只有在‘被报道’后才能达到事件水平，才能切实发生”，“而一则信息的价值与其传播时间相关联：越不为人所知就越是信息。”18斯蒂格勒的这一理论，可以用来解读一则新披露的史料：1936年初，沙飞拿回一本外国画报给妻子王辉看，其中刊印了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的摄影报道，王辉清楚记得：“沙飞激动地说，当时一个摄影记者的照相机一直打开着，随时可以拍摄，他拍下了这历史的场面，一下子出了名。我要当摄影记者，我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王辉注意到，沙飞说这话时“情绪沸腾，眼睛放着奇异的光”19。她数次向子女提起此事，说“从此沙飞变了”。20这是一则由沙飞妻子提供的口述材料，其内容可靠性通过1942年沙飞自撰《我的履历》可以验证21，揭示了作为摄影发烧友的电报员沙飞，向一个新职业滑动的最初迹象。这个新职业全然接驳了信息有偿服务的特点——与画报密切结合的新闻摄影。有一个细节值得重视，当沙飞将木刻展览会上的照片洗印出来寄给鲁迅后，其中一张照片背面还特别注明了版权归属和稿费支付方式：十月八日在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作家谈话时之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