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ÙN访谈 | 陈侗：我满足不了人们对美的追求，但是似乎激起了他们对生活的思考
在本次由巽美术馆策展的陈侗作品展“纸包不住，火什么”中，首次在顺德集中展出了陈侗的多幅纸本水墨作品，作品中既有对现代生活的戏虐，也有对时代变迁的精辟提炼，画笔之下呈现出了艺术家透过多年洞察浓缩出的人生百味。
陈侗作品展“纸包不住，火什么”展览现场，由巽美术馆提供
一幅幅耐人寻味的作品背后，亦是陈侗对当代艺术与中国画之间关系的反复深思。自美院毕业后，1983至2003这二十年间，陈侗曾一度放弃画画，沉浸在书籍与影片的出版之中，在他看来，当初放下画笔，并非因为自己不热爱画画，而是和他所一直思考的中国画本身的作用与能量有关。从2004年开始，陈侗开始将早年擅长的连环画与现代主义定义下的文学和电影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叙事体系：故事画和跟画有关的戏剧性表演，以及相应的机构实践。
基于本次展览，我们与陈侗深入对话，了解他在多年创作背后的观察与思考，以及那些现实中鲜活的图像，历史变迁中所带来的艺术及文化角色的重塑，对他的叙事性绘画所带来的影响。
提问者：巽美术馆（下称“巽”）
受访者：陈侗（下称“陈”）
艺术家 陈侗，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巽：在当前社会语境下，寻求绘画与观众历史层面的对话有哪些现实意义？
巽：您的艺术创作很注重叙事性（‘艺术的文学与文学的艺术’）请就本次展出的作品谈谈相关的创作过程。
陈：这次展览主要由我之前的两个个展和日课“每日一涂”组成一个相对丰富的叙事系列，它们区别于我那些流向市场的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我的思考和趣味，而技巧倒是更加单纯和简洁。我创作这些作品时依据了我的“文化记忆”和对现实的体察，也时常会考虑能不能与观众产生共鸣。所以，在画它们时，我会扮演不同的角色，有时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有时是一个时事评论家，有时又装扮成一个“哲人”。由于绘画总是直观的，我的这些角色也就都不存在什么深度。我满足于这一点，否则我就去写书了。
巽：借助复杂多样的文化记忆，历史的纵深得以打开，因此其被视为变化与更新可能性的先决条件。在何种意义上将记忆概念运用于对文化现象的分析是合理的？
陈：这倒是一个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不过非常好，会促使我去考虑下一步是不是还要继续我的“文化记忆”。我想，提出“文化记忆”这个概念对我来说似乎是为了保持与生活乃至现实的距离，也就是为了能够“闭门造车”。如果我不能独自掀起一场文化运动，那么这种“文化记忆”可能就带有“非遗”的性质，属于存在而无用的一类。在今天频繁更替的这个信息社会中，艺术家都在寻找不那么容易过时的主题和形式，同时又希望能够被信息社会普遍消费，这是艺术史上的一个新课题。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这个艺术群体，也许我正在偏离这个群体所铺设的当代艺术的轨道，因为我看待当代艺术的方式和角度都过于个人化，总是被“叙事”这个带有历史过去时的框架所控制，除了可以做点自我精神分析，别的什么都与现实无关，更别说对当下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了。
巽：您之前提到：在以叙事手法完成一些叙述性绘画时，却会造成对构建叙事体系的延宕；这种带有自反性特质的现象亦颇具戏剧感、且在当代艺术界普遍存在。希望能展开讲述一下。
陈：我好像是在展览的前言里谈到过这一点，那是针对“民间收藏”对我的认识和要求来说的。人们喜欢我让绘画总是带点故事性，这说明他们能够看懂我的画，并通过它们去满足个人喜好（例如“多子多福”）。我应该是目前唯一能够充分满足这种喜好的画家，这让我既开心也忧虑，因为我在其中所讲述的故事更多是出于对收藏者的迎合。这种忧虑还表现在不是他们主动提出要求，是我自己掉进了一个世俗的泥坑里。我不能对他们讲死亡或者“接头”，尽管他们对这些东西一点也不陌生。
从市场角度来说，当代艺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种自掘坟墓式的迎合，只是它似乎不是发生在“民间收藏”里，而是上升到了更加高级的“资本运作”，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垄断性消费”。“被资本运作”的艺术家都属于上了岸的，和他们相比，我感到自己会一直在水中扑通，因为我只要一天不摆脱叙事，就总会被那些有要求的新旧朋友所包围，直到我宣布不再画画。我想，他们一定不会对我的小说感兴趣，尽管它和我的画一样看得懂。
巽：若把此次展览视为某种实践、实验探索，请问如何较好的通过艺术赋能为整体社会形态带来良性影响，使公众获得更内在对生产、生活、生命关系的理解。
陈：通过这次展览，我惊喜地发现，由于我没有提供更多的技巧，例如很多作品没有设色，人们便换了一个看画的角度。他们首先会读画上的文字，会对那些贴合自己内心所想的字面或深层的意思产生认同，而画面形象似乎只是一个证明或补充。毫无疑问，我的这些大小不一的作品都可以称之为“寓意画”，有的人甚至可以直接把它们当成漫画，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妥。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漫画家是艺术的主力军，在民间的层面上，社会的变革与思想的发展与漫画家的工作不无关系。如果我能在这一点上对前辈们有所继承，我认为这是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到的。我打着国画家和当代艺术家两面完全不同的旗帜，但我所行的是“漫画家”之实。未来我也可能成为小说家或者电影工作者，这些身份在我看来都是同一条路径的延伸，也就是始终与社会或生活联系在一起。如果说这也能培养起公众的美学意识，我想，这大概就是激活他们自身本来就有的创造力，这种创作力不存在于经济生产的疲乏之余，更多的属于对这种生产的“分心”，或者就像高更当年的画题所示：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巽：您选择与顺德巽美术馆联合呈现此次作品展（在同一建筑体内的美食博物馆的展厅展出、处在消费社会的最佳场域）是因何契机、有哪些方面的考虑？
陈：我和巽美术馆的合作，这个展览只是其中的一个过程，因为我和吴馆长已经在两年前开始互相熟悉，而且我的作品也不是第一次进入这个展厅，好像也是在两年前，我就参加了第一个以美食为主题的展览。巽美术馆目前所设定的关于“消费社会”的主题方向，套用到我这个展览，也可以解释为“艺术消费”，这既是我作品的某种效能，某种隐含在五花八门的标题下的基础主题，也是我们为艺术生态建设做出的有益尝试。所以，它出现在欢乐海岸这个相当活跃的消费大观园，可以说将来发生更多的是对我的改变，例如更好地与年轻的消费群体互动。
我很感激，也很惊讶，吴馆长接受并肯定我所给出的这个展览题目，她似乎在这里寻找一个对我们双方来说都具有意外效果的突破：词不达意，同时又意犹未尽，更多的可能性随时都可能发生。
巽：请谈谈对顺德本土的认知，以及对顺德近期的当代艺术现象的观察与思考。
陈：自从八十年代末带学生来顺德写生，这三十多年里，我起码有二十个12天是待在顺德，十年前甚至在逢简还租过房子，后来还在古朗挂过一块基地的牌子。过去，我一直是把顺德作为广府文化和珠三角水乡的一个典型来看待，除了写生，并没有特别注重它的特性；但是，自今年在青田开展创作教学活动，与各方面人士尤其是榕树头基金会接触较多，才真正体会到顺德人的实干精神——目标清晰，注重效率。过去我们只知道顺德那些“500强”企业，但自从有了几个相当不错的美术馆（是美术馆，不是变相的画廊），有了乡村保育，顺德的文化和艺术事业已经走到了广东的前列。在这种气息的感召下，我也正将我未来的工作空间向顺德转移，并构想将来必然会出现在广州—顺德之间的一个“一小时艺术圈”。过去我们还不太清楚“广佛同城”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现在看来，它的意义可能主要是在文化上，而且是当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