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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红4年,月薪2千

最人物出品 最人物 2021-09-21

在诗人中,范雨素最喜欢杜甫。
她提到律诗《又呈吴郎》。诗里,杜甫请求吴郎拆掉篱笆,不要阻挠隔壁的孀妇来打枣充饥。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在一些名家眼中,这首诗用词平白,宛如话家常,是杜甫律诗里的下乘之作。《读杜心解》说它:“若只观字句,如嚼蜡耳。”
而范雨素说,她从中只读出了一个女人的苦难,她心生怜悯。
范雨素似乎就是诗里的那个女子。她一生随着时代的波流起伏,横冲直撞,独自生活在北京的城中村里。一句“贫到骨”便道尽了她的一生。
只是诗里的女人又将自己的故事写成了“诗”,她的“诗”火了,女人被灯光追逐。
她在自己的门前竖起篱笆,将名利和争议都拒之门外。
故事常常在这便落下帷幕,人们以为她已经脱离困苦。而现实不是排折子戏,4年来,范雨素一边干着体力活,一边坚持在她的“桃花源”里写作。
如今,她决定再捡起打枣儿的杆子,为了孩子。




6点,伴随着狗叫声,皮村从沉睡中醒来。

 

范雨素锁好家里的门,走出院子。她在路边的包子铺买了豆浆和烧饼,跟随着从四处涌出的人群,脚步紧促。

 

她将乘坐989路公交,去到位于顺义区的雇主家中,从7点半到12点半,做5个小时的家政活。

 

之后的时间是她最喜欢的,整个下午,她都能呆在自己10平米的房间里,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副桌椅、几件衣服和几千本书。她在这里读书写作。


傍晚时分的皮村 图/大咸

皮村处于北京朝阳、通州、顺义的交界,近于北京的最东边。这里没有高楼,四处都在施工,风一吹便卷起了沙尘。


皮村距离首都国际机场很近,每隔两三分钟,便有一架飞机从皮村上空划过。网络信号时常中断。飞机的轰鸣声,足以遮盖人们的交谈。


在这里,本地村民只有1000余人,但有着2万以上的外来人口。各色各样的人中,打工者居多,也有住在京郊的富人。


离皮村2公里的地方,便是一家著名的国际学校,学费超过7万/年。


范雨素在皮村生活了近10年。


在外人看来,范雨素的生活枯燥而孤独。她平时一个人住,小女儿在河北上学,一个月回来一次。院子里住着十几户人家,卫生间是公共的,邻居都是老实厚道的人。

 

她与周围的人保持着友好礼貌的距离,平日里,邻里之间谁也不敲谁的门。若是遇上熟人,相互间也只是点点头,聊不上半分钟。范雨素觉得,人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圆圈里。

 

“你看像我这样的人,这一辈子除了穷困潦倒,别的什么麻烦都没有,我喜欢一个人待在这儿,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看书。”她说。

 


在许多人的想象中,范雨素已经离开了皮村。她或许出了书,但反响不振;她或许靠着名声,四处演讲走穴,赚得盆满钵满;最不济,她或许给杂志写着专栏,靠着稿费补给生活。

 

而实际上,范雨素仍过着和从前一般的日子。


因为写作,她放弃了育儿嫂的高薪工作。她做着家政“小时工”,每个月赚两三千,1000元供小女儿上学,700元交房租,剩下几百元当作自己生活的成本。“没有存款,但是够花。”

 

而今,范雨素正在考虑重新做回育儿嫂,她早已萌生了这个想法。育儿嫂一个月能赚六七千,吃住都在雇主家里,能省去自己这部分的开支。但全天的工作,就意味着她要放弃一部分写作时间。

 

范雨素乐于清贫,重新做回育儿嫂的原因是,她想攒钱给女儿买个房。

 

在一篇文章里,她写道:“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太阳照常升起。我们活着,我们挣扎,我们照常活着。”



范雨素几乎不用微信。一年到头很少有人给她发信息。她今年接受了3个采访。范雨素说,这些都是那次“沙尘暴”似的走红留下的余波。

 

4年前,几乎在同一时间,皮村涌入了50多家媒体和出版社,人人都在寻找这个一夜成名的“育儿嫂”范雨素。

 

2017年4月24日,一篇自传体文章《我是范雨素》全网刷屏,舆论迅速发酵,如一颗石子投入湖中,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

 

文章记录了范雨素颠沛流离的前半生,有网友从中读出了达观和悲悯,有网友觉得文章乏善可陈。但学者认为,正是这种平白朴实的叙述方式,为文章添了一分粗砺的味道。

 

有文学评论家说,每个中国人都能在文章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它以个人的视角,将“知青”“单亲妈妈”“水库移民”“初代农民工”“流动儿童”等社会现象浓缩其中,每个故事背后都有历史的厚重感。

 

《我是范雨素》正文部分

范雨素后来和媒体打趣道,自己的出名是知识分子圈里的“内卷”。

 

“在那之前,我连非虚构文学这5个字都没听过。”范雨素回忆道,当时是在懵懂和混沌的状态下完成了写作,“没想那么复杂”。临交稿时,她还十分忐忑,不确定能不能被选用。


稿件发表后,她请皮村文学小组里最年轻的工友帮忙转发,“免得看的人太少,对不起稿费。”范雨素庆幸,自己在写作时没有编假话,没有给编辑添麻烦。

 

文章在公众号上的阅读量达400万,范雨素红了。


媒体涌入了范雨素的生活,没有放过一个孔隙。

 

过了两天,皮村文学小组召开了一场媒体发布会,范雨素没有来。她请文学小组成员付秋云转告记者。她的一条微信投影在了屏幕上:“因媒体的围攻,我的社交恐惧症,已转为抑郁症了,现在已躲到了附近深山的古庙里。”

 

其实那天,范雨素躲进了家中,手机关机,读完了张岱的《夜航船》。她不爱与媒体交谈,她担心无心的话被聚光灯放大,“跟截屏似的”,给别人造成伤害。


“离开皮村”的橄榄枝随之而来。理想国出版社希望与她签约,网站育儿频道邀请她来做文字编辑,有出版商拿着20万现金出现在了范雨素家门前。

 

“这里边最有机会离开的就是范雨素,但是她没抓住,还没拿这个机会当回事。”皮村文学小组创办人之一王德志说。

 

范雨素拒绝的理由不一:

 

她拒绝做编辑,是因为“做不熟悉的事情没有安全感”。这份工作是相熟的记者介绍的,而她更习惯陌生人之间一次性的交往方式,不希望在工作里掺杂人情世故。“我做不好的话,人家再不好意思辞退你,给别人添麻烦。”

 

而与理想国没有成功签约,最为可惜。


理想国希望她能继续写非虚构作品,这与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期待相契合。她的文章显现出她在非虚构写作上的天赋,人们希望她再写下去。对于打工诗人来说,他们经历的苦闷现实和自身的“标签”,也是作品能够畅销的密码。

 

范雨素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年度致敬作家“

而范雨素不愿这么做。她不愿一遍遍地重写自己的过去,也不愿分享苦难。4年来,她坚持在写科幻虚构小说《久别重逢》。

 

“出个名也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我每天要打工才能吃饭,我跟人不说话也不来往,像是水中飘萍,没有人知道你出过名。名声没有给我掉下来一分钱。”她说。

 

和许多一夜爆红的人相比,范雨素是特别的。她没想过逃离皮村,没成为新闻富矿,也没有为了写作去开采自己的一生,反复地重温过去的苦难。她待在皮村的小屋里,继续为生活奔波,与钟爱的书籍相伴余生。

 

苏格拉底的那句话,范雨素一直记着——


“原来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

 

 

范雨素从小在知识的轰鸣声中长大。

 

她出生于湖北襄阳市打伙村,家附近有座鹿门山,诗人孟浩然生于斯长于斯,后又在此隐居。


村子里崇尚“好学”,文化氛围浓厚,范雨素从小便被父母教导“好好读书”。

 

范雨素和二姐的名字,都是母亲依据出生时的花所取。二姐叫范梅花,范雨素叫范菊人。后来范雨素在《烟雨濛濛》里看到“雨素”二字,便作主给自己改了名字。

 


她在家中排名最小,从小便随着哥哥、姐姐们看书写字。

 

大哥半生追求文学,想成为作家,结果成了迂腐的孔乙己,后来忙于打工也再未碰过钟爱的书籍。二哥自小聪明,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又深陷赌博,被高利贷压弯了脊梁。只有二姐与范雨素最像两朵双生花,二姐才华出众,初中时便被老师建议去给文学刊物投稿。然而因患腿疾,二姐留在村子里教书,未曾离开过那个村庄。

 

而文学给了范雨素流浪的勇气。

 

她爱看知青文学,也从中学会了逃票、偷红薯的伎俩。12岁那年,她不辞而别,独自前往海南。她身无分文,靠着捡垃圾桶里的食物为生,这段经历被她在文章里描述为“美好的热带时光”。3个月后,她回到家里,村里人指责她“丢了脸面”。


 

后来,范雨素读到了海子的诗。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 / 太阳强烈 / 水波温柔。”

 

范雨素想,得出去看看,不能辜负这珍贵的人间。


她放弃了在老家能转正的教师工作,随着九十年代中期打工潮的大流,来到了北京。范雨素将进城打工,比喻为参加节目《变形记》。

 

“我是那个乡间的黄雀,参与了这场全民演出的真人剧,我来到大城市,如乡间蒙着眼睛的毛驴在城里跌跌撞撞,跌得头破血流。”

 


生活过得一地鸡毛。范雨素一边在饭店里端盘子,一边遇上了来自东北的丈夫。丈夫长期家暴,范雨素毅然决然地离了婚,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家乡。然而三张嘴带来的经济压力,令家人间的情谊变得淡漠。

 

范雨素又一次回到了北京,她明白这次回来就是背水一战。因为没有文凭,范雨素只能做最累最苦的体力活。

 

但范雨素并未觉得凄苦。她从小爱读小说,在书里她看过各色各样的人生,文学为她做了苦难的预设。

 

“我是一个生存能力很差的人。”范雨素感受到这是一个物竞天择、强者生存的世界,她处于这个链条的底端。

 

文学构筑的那个世界,便成为了她的“桃花源”。

 

范雨素在潘家园淘书


小时候,范雨素随着父母一起收麦子。割麦子得长时间弯着腰,累得受不了,她便跑回屋子,但心里又满是对父母的愧疚。她便拿起一本书,很快就沉浸在这个光怪陆离的文字世界里。

 

后来每当失意时,她便会回到文学这个避风港,“好像躲进了一个平行世界”。


“我是没有自尊的,我是麻木的。”采访中,范雨素常常说起这句话。

 

去别人家干活,育儿嫂有时会被要求不能和雇主同桌吃,只能吃剩下来的饭菜。有工友自尊心强,一天便选择离职。而范雨素觉得没有关系,即便是小孩的剩菜剩饭,她也甘之如饴。

 

她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往返于光鲜亮丽的都市和色泽暗淡的皮村,范雨素并未觉得生活在都市折叠中,也很少感受到生活的反差和身份的撕裂。范雨素说,她觉得人性都一模一样。


提到北京,她说这是一个有文化气息的地方。

 

她仍然保持着去潘家园淘书的习惯,她爱看文史类的书籍。“一本书只要一块二毛钱,白捡。”有媒体给她拍了纪录片,在纪录片里,她捧着旧书,就像捧着宝贝。

 

她也在潘家园给孩子买了近1000斤的旧书,也总是带孩子们去图书馆。


一天,首都图书馆响起“闭馆”的喇叭声,小女儿便学着武侠小说里的桥段,喊着“打烊了”。范雨素抬头对上管理员的视线,他冲孩子笑着,眼睛弯成月牙。


 

 

“你看我们现在坚持做这事的环境,在北京就挺荒唐。”王德志指向工友之家的院子,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有一棵枯朽的树,日光已将树叶晒得干脆。

 

皮村文学小组被媒体视为“乌托邦”,王德志称之为“穷欢乐”。


“没有什么好处,但还在坚持。”王德志觉得每个城中村都有一个范雨素,文学小组能帮助激发工人文学创作的潜能。


工人聚集在打工博物馆门口


文学小组有一种特别的氛围和吸引力。对于外来务工者而言,家乡的人际网络被距离切割,新的人际关系又难以形成。


“可能在北京待了10年、20年,都很难有交心的朋友。”王德志看到,一些工友前来,不是来学写作,而是来找一分人情味。

 

在文学小组里,大家彼此理解在城市里漂泊的感受。


“人人都是世界工厂里的一颗螺丝钉,而文学的意义,就是给螺丝钉镶钻。”范雨素说,皮村文学小组里,每个人都是最普通的人。但是文学如灯塔,他们逐光而来。

 

“我们用操作过电批、焊钳、扳手、掘进机的手,拿捏着细小的笔管撅起发涩的语言。”文学小组成员万华山写下了这些话。

 

范雨素的写作就在这里开始。


她的第一份课堂作业是写“名字的故事”。她在打工子弟学校教书,看着花名册里别具一格的学生的姓名,有了灵感。过去在农村,很多女孩的名字还叫作“招弟”,而如今男孩女孩们都有了诗性而美好的名字。范雨素从中窥见了时代变化的一丝痕迹,便写了散文《名字的时代象征》。

 


文学小组自行印刷了一本刊物《新工人文学》,收纳小组成员的文字作品。每一期的封面人物,都是皮村里一个个普通人的掠影。

 

范雨素是这本刊物的主编,她负责撰写每期的卷首语。大多作品表达的都是对苦闷生活和现实不公的愤懑,而范雨素不同,她像是一位隐匿在人群中的观察者。她文笔轻盈,写起过往凄苦的经历,字句间却满是幽默与豁达。

 

“我们经历的便是我们的历史,是社会和时代的缩影。如果人人都能提起笔写作,人人就都可以书写自己的历史,我们就不需要别人代言。”范雨素认为,写作无外乎是“我手写我心”。

 



《我是范雨素》一文走红之后,有不少女工特地从外地赶来,加入皮村文学小组。

 

陈蓉本在安徽家中务农。看到报道后,她专门乘火车,从安徽一路寻到皮村。


还有家政工施洪丽,她在四川老家时,就爱看意识流小说。“是不是觉得农村人看意识流小说很奇怪。就是给人贴标签,戴上了太多有色眼镜,才会这样先入为主地想。”范雨素说。

 

新加入皮村文学小组的,还有王成秀。王成秀读到小学五年级便因贫辍学,从河南来到北京打工,在北京待了30多年。她一直保持着读书的习惯,言传身教,如今女儿考上了天津大学。

 

范雨素说,孩子是父母的复制品。妈妈爱阅读、爱写作,孩子也能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学习兴趣。“热爱写作和阅读的人,有一种终身学习的习惯,这个习惯会改变几代人的命运。”

 

范雨素曾谈起文学的意义:“文学是心灵结构的共振,文学是人类困顿的书面化,文学是历史观,文学是一种介入方式。”

 


在北京呆了二十来年,范雨素唯一的朋友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

 

他名叫徐克铎,是范雨素小女儿同学的爷爷,因为孩子的关系,两家常常走动。他被范雨素形容为“传统意义上的勤劳善良智慧的中国人”,他是一名工人,凭着自己的双手,在老家买了一套房子。在范雨素眼中,他是一名“成功人士”。

 

老爷爷也爱写作,在头条号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文字顺着网络,又回到了他的老家县城。县政府托人给爷爷捎口信,让他再回老家时一定要去县政府坐坐。

 

“写作让他获得了认可,人人都知道他会写,会表达自己。”范雨素说。

 


那年,范雨素红了的消息,也随风飘回了村庄。人人见了范母,都夸她女儿能干。

 

但范雨素仍然觉得自己是“生活中的失败者”。在农村,有房、有院子,首先要完成这层物质上的身份认证,才能受人尊重。


2018年清明节,范雨素回家为父亲扫墓。那些存在于她文字之中的大伯、二伯、舅母,都已经离世。只有80多岁的母亲仍待在那个小村庄。

 

后来,范雨素再没有回过家乡。她觉得,自己在那里什么都没有了。


但她仍爱听与湖北有关的歌。疫情时,她牵挂武汉,便把宝石老舅的《出征》、冯翔的《汉阳门花园》翻出来,一遍遍循环。


写襄阳的歌,她也爱听。她尤爱齐豫唱的《梦襄阳》。“我走过汉江龙堤北门的码头,望时空穿梭夫人守城楼,探北街繁华庭院错落闻菊香……”


她把乡愁写进了小说《久别重逢》的定场诗里。小说的定稿已交给出版社。


在汉水边漫步

这是春天,有云

云涌河汉,银河璀璨

此刻,忘了我是仙人还是俗人

只有云,云动我的麦地,我的瓜棚,我的天河

这是春天,有晴也有柳絮

无我



关于乡愁里的母亲,范雨素讲了一个故事。说完,她流下了眼泪。


在范雨素过去生活的村庄里,有一个从外地嫁来的媳妇,婆媳关系不好,在本地老是受人欺负。80多岁的范母总是像护雏一般,护着那个姑娘。


范母像是古树,一代代地扎根在那个村子。而那个外县来的媳妇,像是一株刚刚移植来的小树苗,像众多无处扎根的北漂。范母希望,女儿作为一棵移植到北京的小树,也能受到善意的对待。


而范雨素也是如此。她接受采访的原因,是希望善意地对待年轻人。同样地,她希望在外地的孩子,也能被人善待。


在此刻,母爱显得柔软而真挚。“善意是流动的,就像一条莫比乌斯带。”范雨素说。


范雨素与女儿的合影

范雨素有时也会感慨,自己的一生都随着时代起起伏伏,与命运过招时,总是单打独斗。她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规划,一直在接受命运的安排。“如果能重新来过,那时来北京就算是背水一战,我去学门手艺,也能过得很好。”


只有一瞬,范雨素会感到有些遗憾。假如自己一直在农村待着,孩子的生活会不会顺利很多,而不用随着她从小漂泊。


范雨素曾在文章里表达了对大女儿的愧疚。


因为育儿嫂工作,范雨素没有太多的时间照顾大女儿,而小女儿还得姐姐来照顾。因为没有北京学籍,大女儿没能完成学业,14岁便被迫辍学。后来大女儿在全国妇联的公益培训里学会了速记,如今成为了上海的白领。


范雨素想弥补这份愧疚,她打算重新做回育儿嫂,舍下一些写作的时间,多攒点钱,为女儿存下房子的首付。


每当有人问起“为什么没把这次出名当作重新装点命运的机会”,她说写作和家政活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靠写作这条路,要写得好、有读者才能过好。你要写得不好,没读者,都还不如做体力活赚钱多。我没有那份自信。我没有希望靠着文学能得到什么,连这些名声我都觉得是‘天降横财’。”


第欧根尼(右一)与亚历山大大帝(左一)

说起梦想,范雨素曾经想做“中国的第欧根尼”。


小时候,范雨素性格温吞。二姐从沈从文的《猎人故事》中看到,哲学家的象征是乌龟,便唤范雨素为“哲学家朋友”。


9岁那年,范雨素有了第一个哲学家的理想。


她从一篇介绍希腊哲学的文章中看到,有位哲学家叫第欧根尼,他每天睡在垃圾桶里,不慕荣华,但仍获得了亚历山大大帝等人的尊重和敬意。她便想成为“中国的第欧根尼”。


如今再谈起,范雨素却说:“小时候懒,总想着不用干活。如果真做第欧根尼的话,我已饿死了好几回。”

 

曾经那个逃跑的小孩,成为了那个为了生计、在麦田里不停收割的母亲。

 

只是,她偶尔还会想起小时候最爱的那棵国槐。


国槐不粗不细,范雨素三两下便能爬到枝头。绿叶能将她遮挡起来。她躺在一片绿色之中,枝叶间开着淡黄色的槐花。闭上眼睛,她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梦里没有北方漫天飘荡的杨絮,没有大风刺骨,没有飞机会从头顶飞过,留下一阵轰鸣。

 

  (除标注外,其余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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