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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晚舟被捕第3年,120个冒死赴美的“中国女孩”

最人物出品 最人物 2021-03-01


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
如今,已是2020年的12月,时间进入孟晚舟被非法拘禁的第3个年头。波云诡谲的这一年进入尾声,被困他乡的孟晚舟迟迟未归。
沿着时间的河流溯回到148年前,一个埋藏在历史中的故事浮出水面,贯穿这个故事和孟晚舟的,是同一条线。
从那一年开始,120个中国孩子离开脚下苍老的土地,前往大洋彼岸。他们留着旧时的辫子,被不解的外国人称为“中国女孩”。最初,时代改变了他们;后来,他们改变了时代。
这120个孩子的故事,跟孟晚舟的故事,是同一个故事。
同样的关乎民族,同样的关乎个体,同样的关乎命运。
同样的,惊心动魄。
今天,就讲讲这个不该被遗忘的故事。


1854年11月,在从纽约开往香港的“尤里卡”号轮船甲板上,一位身着西式服装的中国男人,正望着远处深思。

这个人叫容闳(hóng)。

几个月前,他顺利从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这位中国男生还引起了围观——在众多穿着西装的外国人中,他是唯一一位穿着中式长袍的东方人。
 
这位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海外的学生,在毕业之际放弃了国外提供的优渥工作机会,毅然决然回到中国——生养他的祖国。
 

容闳年轻时


彼时的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之际,内忧外患,陈旧的制度与规章,让生活在其中的子民苦不堪言。
 
选择在这个时候回国,容闳的目标很明确:

“没有受教育以前,我什么都不知道,就是自己过日子。但接受教育之后,觉得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我自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就应该使我的同胞早一点摆脱这种处境,我要为他们服务。”


他的心中在酝酿着一个计划,一个让更多中国学生出国读书的计划,但他没想到,愿望实现的过程,竟花费了18年光阴。



容闳没想到,一切会那么难。
 
彼时,几乎没有中国人能够接受“赴美读书”这一概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认为外国人是茹毛饮血的野蛮人,而自己则是拥有高贵血统的上等人,跟着他们学习知识,更是荒诞之谈。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


 鉴于这种思想阻碍,容闳想让中国孩子出国留学的设想突然变成了泡影。

人微言轻,容闳只好退而求其次,边工作边寻找机会。他前后在香港与广州任职,边学习法律与外交知识,边想尽办法结交能帮助自己实现计划的达官贵人。
 
转折在1863年来到,此时的容闳,正在上海做着不咸不淡的茶叶生意,在朋友的举荐下,容闳见到了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
 

曾国藩


对时事颇有见解的容闳,深得曾国藩赏识。在此后几年间,借着两人关系,容闳不断向其提出自己的留学计划,但每次曾国藩只是听着,不予置否。
 
直到两人相识的第7年,曾国藩才终于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现处在何等闭塞之境,而此时,他终于开始认真考虑容闳不断提出的“留学计划”。

容闳后来在自己的自传中回忆到:“当我知道自己的愿望有机会实现时,整晚都像夜鹰一样睁着双眼,觉得身体轻飘飘的,如同在云间散步。”
 
1871年,曾国藩联合直隶总督李鸿章一同上书同治皇帝;第二日,谕旨下达,同意选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学制15年,所有费用由政府承担。
 

李鸿章


至此,清政府拉开了这项“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的中国教育计划。

纵观中国历史,大汉王朝,蛮夷臣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在大唐盛世,物华天宝,四方来朝;在大明王朝,郑和的船队满载国威,扬名海外。到了清朝末年,一切都变了。
 
为了选拔出最聪慧的幼童,由李鸿章制定的选派条件,也十分严苛:除了最基本的在外学成后需要回国效力外,还需要家世清白,容貌端正,姓名粗鄙者,亦需要更改。
 
最终,被选出的120名幼童将分批次被送往旧金山,临行前,孩子的父母和朝廷签署了一份长达15年的合同。
 
“如有天灾疾病不测,各安天命”。
 
就这样,一段跨越太平洋,长达10年的思念开始了。
 

1872年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



1872年的春天,第一批幼童出发了。
 
在船上,这些幼童们就展现出惊人的适应能力。初登船时,他们还会因为不时出现的惊涛骇浪大声哭闹,仅仅几日后,他们就能在风浪最大时,依然在甲板上打闹。
 
除此之外,当护送幼童的官员们对外国饮食难以适应时,这些幼童却早已对那些牛肉与面包吃得津津有味。
 
25天长途跋涉后,在船将靠岸之际,护送幼童的大臣们从箱内拿出崭新的丝绸长袍,给他们一一换上,希望以此来展示大清国的风采。

换上丝绸长袍的留美幼童们

 
上岸之后的幼童们,对眼前出现的一切都目瞪口呆。
 
在这里,男人与女人都穿着合体,在行驶的电车上跳上跳下,钢筋混凝土搭建的高楼,像“怪物”一样矗立在道路两旁。
 

19世纪末的美国


他们暂时居住的酒店内,拥有可以源源不断流出热水的金属管,以及散发出温暖的暖气,而这些幼童们,乐此不疲地乘坐着酒店内的电梯——这个庞大的“笼子”可以将他们一口气从1楼送向5楼。
 
但最让他们好奇的,还是奔跑在铁路之上的火车。

几天后,他们将乘坐着火车离开旧金山,横穿整个美国,来到位于北部的哈特福德市,正式开启他们的留学生涯。
 

19世纪末美国铁路上运行的火车


而作为发起人的容闳,比幼童们早几个月来到这里,替他们处理生活事宜,他的搭档“留学监督”陈兰彬并帮不上什么忙,他不会英语,且对待国外的一切都嗤之以鼻。
 
容闳明白,这位所谓搭档,只不过是朝廷派来监督孩子们思想的负责人,而对于这个项目,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中国留学计划中的“留学监督”陈兰彬


到达哈特福德市后,第一批幼童被3人一组分配到美国家庭之中。
 
幼童李恩富后来在自传中回忆到与“新家庭”的初次见面:“离开家时,我给母亲郑重地磕了4个头作为告别,而这位美国家庭的女主人,第一次见面就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口,我害羞极了,大家都在嘲笑我,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吻。”
 

“留美幼童”李恩富

 
新鲜感散去,当离开了自己的朋友,被分到不同家庭时,这些幼童们才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生活。身处异国他乡,他们开始感到疏离,而更让人介怀的,是无时无刻追在他们身后的目光。
 
那些美国小孩们常跟在这些幼童身后,嬉笑着观察他们的丝质长袍与垂在身后的辫子,用英文喊他们“中国女孩”。
 
在餐厅吃饭时,偶尔会遇到一些美国人,走上前询问是否可以近距离观赏一下他们的辫子,种种的一切,都让这些幼童们感到不适。
 
但是这些只是“插曲”,这座城市还是对这些远道而来的孩子们,展现出最大程度的善意,在当地报纸上,他们夸奖这些孩子为:“非常年轻,极其聪明,且具有绅士风度。”
 
为了帮助幼童们快速掌握英语,寄宿家庭采用了严厉的实物教学法:“如果在餐桌上不能准确说出食物的英文名,就不能进食。”
 

留美幼童与他们的寄宿家庭合影


这些聪明的幼童们很快就习惯了在异乡的生活,不到2个月,他们就迅速掌握了英语,能够熟练地与当地人对话,并分批次进入哈特福德中学。
 
令容闳没想到的是,这些幼童不仅适应飞快,并且大部分人都在课程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许多年后,当人们回到这些幼童所生活过的学校时,会惊喜发现那几年,几乎每个班成绩最好的,都是中国人。彼时,他们仍把学习看作出人头地的方式:

1876年,邓世聪和陈巨镛获得学校拼写一等奖与二等奖;1877年,在学校书法展览中,入学不到一年的蔡廷干获得第一名;1880年,霍普金斯语法学校的毕业班内,李恩富拿下希腊文第一名,周传鄂获得拉丁文和书法第一名。

除了学业,这些幼童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也迎来了重塑。
 
首先是饮食,这些赴美幼童大多出身贫寒,在国内他们通常只能吃最简单的餐食,而在美国的寄宿家庭内,他们可以吃到最新鲜的牛奶、黄油、土豆与鸡肉,丰富的饮食让他们茁壮成长。

有数据显示,这些幼童在哈特福德读书的时间里,每年很少生病。
 

更换西式装扮的幼童们


其次则是户外活动,长久以来中国学者都以“四体不勤”的生活为豪。在他们眼中,没有才华的人才需要在田间工作,而在国外,一个优秀的学生,不仅需要拥有敏捷的思维,更需要健壮的躯体。
 
这些生活在哈特福德的幼童们,也开始在中学的操场上崭露头角,虽然相比之下,这些中国幼童略微瘦削,但是他们却能很好地适应外国体育课程,甚至比外国人还要优秀。

他们还建立了自己的“东方人棒球队”,队中的9名成员全部都是中国人,在当时曾多次打败当地棒球队,一时风光无两。

在这支队伍中,包含了日后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以及清末外务尚书梁敦彦。
 

东方人棒球队

前排左起:陈巨镛、李桂攀、梁敦彦、邝咏钟

后排左起:蔡绍基、钟俊成、吴忠贤、詹天佑、黄开甲


后来,他们在哈特福德的同学回忆道:“我们玩的所有东西,对他们都是新鲜的,但是令人惊叹的是,他们却都能玩得很好。”

为了能够方便运动,幼童们纷纷脱下长衫,换上舒适合体的运动服装,而背后那根标志性长辫,也开始越发经常地被他们塞入帽下。
 
眼看着幼童们日渐明显的变化,古朽的陈兰彬提出了不满。

这位被官方派来的大臣,认为幼童这些举动是在背叛国家。在容闳的劝解之下,他最终让步:可以更换西式衣服,但是辫子不可以剪去——在当时的皇帝眼中,这是他们对于朝廷的忠诚。
 
换上西式服装,把辫子藏入帽中,这群出国不到2年的中国幼童,正越来越“看起来像一个美国人”,他们甚至会用英文给彼此起绰号。

彼时处于核心地位的唐绍仪,被幼童们赋予了一个他们从希腊神话中读到的英雄名——埃贾克斯。

他们没想到,唐绍仪日后会真的成为一名英雄。
 

幼时的唐绍仪(右)与梁如浩(左)

 

哈特福德的夏天,有着柔软的草地和清冽的河水,每年学生们都拥有长达3个月的暑假。

当本地孩子们将大把时间花在游泳、打球上时,美幼童们只能在陈兰彬的监督下,日复一日学习枯燥的课程,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严格遵守着由中国留学处制定的课程表。
 
除此之外,每到黄历上记载的黄道吉日,陈兰彬会把学生们聚集起来,诵读《圣谕广训》,并且下跪向遥远的皇帝行礼,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幼童们不要忘记自己的“根”。
 
事与愿违,品尝过自由味道的幼童们认为,这种向皇帝下跪的愚蠢姿势十分迂腐,而真正有用的东西则是在课堂:在那里他们学习数学、天文、物理与军事。
 
1876年5月,费城世界博览会开幕,在此后的六个月中有共计900万人赶来费城,观看这场由美国打造的工业未来。
 

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


在现场,贝尔发明的电话机隆重登场,轰轰作响的电动机象征着美国昂扬的工业实力。

人们还看到了由法国赠送给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只不过彼时,只完成了一只手——十年之后,这座雕像才制作完成,出现在纽约的自由岛。

当国外正拥抱着自己崭新的科技时代时,国内唯一能见证这个钢铁王国的,只有这些幼童。
 

费城世界博览会上

只完成了一只手的“自由女神雕像”


在那个夏天的末尾,容闳的学生们到达场馆。
 
负责中国馆的海关官员李圭,后来在文章中记录了这次见面。
 
在那个信息不顺畅的年代,这位中国官员并未曾听闻过关于留美幼童的故事,而在现场,他看到了这些身着西式服装,外面却套着中式马褂的中国孩子们,他们自如穿梭在人群之中,说着一口纯正英文,没有一丝胆怯。
 
身处博览会的李圭未曾想到,自己的国家已经将孩子们送到世界科技的最前沿,那日,他在自己的《环游地球新录》中记载道:

西学东造,正未可限量。

彼时的中国海关官员李圭
后成为中国近代邮政倡导者之一

当天经过联络,幼童们还被介绍给当时的美国总统格兰特,一番聊天后,总统与每个幼童握手告别。
 
目睹过现代发明的幼童们,登上了返回哈特福德的火车,他们即将步入大学,迎来新学年,在那里,有一个崭新的世界等候他们。
 
1877年,詹天佑进入耶鲁大学,这位聪颖的17岁少年,入学第一年,就拿到了第一名奖学金,进入耶鲁大学工程学院学习。
 
第二年,首批到达美国的幼童们陆陆续续高中毕业,顺利拿到进入大学的资格。

在哈特福德中学的毕业典礼上,一群身穿礼服的美国学生中,坐着三位中国学生:蔡绍基、梁敦彦、黄开甲。

“留美幼童”黄开甲少年时期


他们身穿丝绸长袍,戴着镶嵌红色纽扣的帽子——他们将作为这个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发表演讲。

其他时候,他们都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美国人,而在今天这个时刻,他们却要通过服装告诉大家,自己是中国人。

在这场演讲中,幼童蔡绍基说道:“中国没有死,她只是睡着了,她终将会醒来,并注定骄傲地屹立于世界”。

这位幼童后来成为了北洋大学的首位校长,并终身服务于中国教育行业。

演讲结束后,掌声经久不息,已经下台的中国幼童,不得不再次返回舞台,向大家致谢。
 

“留美幼童”蔡绍基(1878)

 

当幼童们正在校园里度过无数个安逸平稳的求学日子时,在高高的学校城墙外,一股暗流正在涌动。
 
19世纪80年代,美国西海岸正酝酿着一股排华热潮,中国劳工在和当地以及其他国家劳工竞争过程中,占据越来越多的优势——他们勤劳,安静,从不讨价还价。
 
这种优势引起很多人不满。华人形象被恶意丑化,有些地区甚至出现针对华人的暴乱,事态逐渐失控。
 

19世纪80年代美国的“排华浪潮”


1882年,美国颁布排华法案,对于日后中国人进入美国,有了极其严苛的限制。
 
一方面是强烈的排外热潮,另一方面,长久以来,李鸿章都希望幼童们可以进入美国军校,学习军事理论,但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之下,这种期望看起来似乎不再可能。
 
而此时,李鸿章认为如果幼童们无法进入军校学习军事,那么他们此时留在美国学习就不再具有意义。

李鸿章只想要一颗苹果,而容闳却想种下一颗苹果树。但显然,彼时的李鸿章只看到了那株苗,却没看到那棵树。

向美国人“取经”的李鸿章(中间)


纵使这位“留学生之父”百般努力,最终,清政府仍决定撤回所有留美幼童。

在容闳接到圣旨的那天,留美幼童们正在湖边享受着自己的假期,彼时他们不知道,这将是他们在外国的最后一个暑假。
 
当听到这个消息时,这些幼童们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没有人想到,自己的学业在此时会被突然掐断。他们慢慢走回家,开始收拾行李。
 
但并不是所有幼童都这么听话,早在一年前,他们中就有人决定永远留在国外。

1880年,留美幼童中的谭耀勋与容揆(kuí)——容闳的侄子,因为过于西化,曾被勒令返回中国,在乘坐火车准备回国途中,两位幼童跳下火车,偷偷回到哈特福德市藏了起来,并宣布与留学事务所脱离关系。
 

“留美幼童”容揆


但这只是少数,大部分幼童都不得不接受清政府这一决策,提早结束了自己的留学生涯。

在这项出国留学计划终结时,有超过60名学生正在美国的高等院校中就读:耶鲁大学22人,麻省理工学院8人,哥伦比亚大学3人,哈佛大学1人,其余的学生分布在美国东北部的各个学校中。
 
按照容闳的计划,他们本可以在大学校园里大放异彩,并在5年后如期毕业,顺利取得学位,可如今一切都成了泡影。
 

与耶鲁大学同学合照的詹天佑与欧阳庚


1881年8月8日,第一批留美幼童踏上回家的火车,他们身着西式西装,手提黑色皮革箱子,箱子外侧用英语写着“中国教育计划”的字样,在滚滚热气中,他们踏上了前往旧金山的火车,没有人知道,未来迎接他们的是什么。
 
一个月后,最后一批幼童踏上归家的火车,他们在上衣纽扣中别上了黑白色的装饰品,哀悼着他们逝去的中国教育计划。
 

1881年留美幼童离开美国时最后一次合照


10年前,容闳带着120名幼童来到美国哈特福德时,他们还是刚满10岁的男孩,而如今,他们已经长成了青年。
 
在留学的日子里,这些幼童的命运各不相同:有人在这期间不幸逝世,有人逃离了清政府的管制,有人被提早召回,而剩余的94名幼童,都草草结束学业,带着未完成的宏愿,回到了他们阔别数十年的祖国。
 

回家的路程比想象中要近。

然而越临近靠岸的时间,幼童们的焦虑也在不断加剧,他们互相安慰,自己是作为祖国最需要的人才回国的。
 
一位幼童在寄给自己美国朋友的信中写到:“我感到很宽慰,当回到祖国时,我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高贵、体面的男人。”
 

19世纪80年代的上海码头


轮船在上海靠岸。

这些阔别家乡已久的幼童们,期待着下船后,能够看到自己的亲人与来自清政府的欢迎。

没想到,下船时等待他们的不是家人与欢呼,却是一排排准备扣押他们的官兵。这群幼童被带到一处阴暗且充斥着霉味的房间,而所谓的床,仅仅是在椅子上搭了2条木板。
 
除此之外,这些幼童很快意识到,在美国生活十几年后,他们中已经没有几个人敢用母语与这些士兵争论。
 
这群归家的孩子充满着紧张与局促,偷偷用英语交流,努力想弄清楚自己为何被拘留。

19世纪末的上海街道


第二日,他们被分批带往审讯室,面对官员们关于“为何在美国呆这么长时间,是否还忠于皇上的质疑”,这些幼童给出了近乎一致的答案:“我们是被官方派出,为了学习西方知识为中国所用。”
 
但是无论他们怎么解释,这些官员们似乎都听不进去。
 
在哈特福德,这些幼童能够用英语熟练地与美国同学辩论,但在这间闭仄阴暗的审讯间内,他们却怎么也无法让眼前的官员理解自己的意思。

这群曾被称为天才少年们的幼童,此时因为“丧失交流能力”而万分沮丧——从他们嘴里说出的话,不是结结巴巴,就是突然冒出一句完整的英语。
 
在经历了近一个周的禁闭后,这些官员终于放过了幼童们,让他们各自回家。
 
幼童黄开甲后来在信中写到:“我与曾经朝夕相处的朋友分开,甚至没机会道别,不知下次何时才会再次相见。”
 
而对幼童容良来说,突如其来的分离比审问中受到的屈辱更让他难过,那日,他在日记中只写下了两个字:孤独。
 
彼时洋务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而这些从美国归来的幼童,正是被需要的人才,不久他们就被分配到祖国各地,有的进入政府衙门,有的被分去煤矿,而大多数则被分去福州船政学院学习驾船。
 

福州船政学堂

 
这些与家庭分开十年的幼童们,在与家人短暂团聚后,又被朝廷派向祖国各处。
 
1874年,正在福州马尾扬武号军舰上实习的幼童黄季良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向父亲表达了长久不能尽孝的愧疚,并附上了一张自画像:“不能一日承颜养志,负罪实深”。
 

“留美幼童”黄季良给父亲寄去的自画像


这是黄季良的父亲最后一次收到他的消息。
 
几天后,中法海战爆发,在这场战争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福州船政学堂被炮轰,800多名中国官兵阵亡,其中包括黄季良在内的4名留美幼童。
 
这一年,按照计划,本当是他们的毕业之年,而如今,这些幼童们只能带着无尽的遗憾,将自己对国家的那一腔热忱,留在了那片海上。
 
关于这些留美幼童的另一条叙事线索,是那两位滞留美国的幼童——容揆与谭耀勋。
 
他们在耶鲁顺利完成学业,容揆在容闳的引荐下, 进入中国驻美公使馆工作。

“留美幼童”容揆


而谭耀勋则准备前往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负责中国在纽约的部分国际事宜。未曾料想,在此时,他染上风寒,几个月后,这位11岁就来到美国的男孩,在这片他生活过12年的土地上离世。

他被永远留在了哈特福德的公墓中,至死,都没有完成想要报效国家的梦想。
 

“留美幼童”谭耀勋


在经历了中法战争与中日朝鲜战争后,外敌的一次次入侵,迫使清政府加快国防,海防首先被提上日程。
 
1888年北洋海军应运而生,这是中国第一批拥有西方装备与西学人才的舰队。多名留美幼童在舰队中担任各舰的大副、枪炮官与作战参谋等职位,这一年中国海军的实力甚至上升到世界第八的水平。

北洋海军的建立,意味着国家对燃料以及运输业的需求,并带动矿业、铁路业发展——这些在过去一直被中国人视为大逆不道、坏了“风水”的事情,终于开始加速前行。
 
而这些曾经受过西学训练的留美幼童们,也开始得到重视,逐渐崭露头角。
 

留美幼童在天津道台衙门合照


这期间,詹天佑北上参加天津到山海关的铁路建设,这成为这位“中国铁路之父”步入成功的起点。
 

语文课本中的詹天佑


与此同时,陈荣贵、吴仰曾、梁普照等一批幼童进入了中国最早的矿业,并服务终生。
 
在回国的这6年里,这些幼童们曾因为过于西化,思想前卫被不断排挤与指责。

而如今,他们终于开始活跃在铁路、矿业、外交等多个领域。

虽然早已脱去西式装扮,说回母语,但是他们仍习惯在每年12月底时聚在一起,庆祝西方圣诞节。
 

留美幼童回国后第一次在天津聚会


比起中文,他们更习惯用英文交流,而他们之间的称呼,仍是他们在美国时使用的绰号。
 
每当聚在一起时,他们就像回到了在哈特福德读书的岁月,那是回不去的年少好时光。
 

当容闳的幼童们一个个走向舞台中央,他却正慢慢变老。
 
1881年,在幼童们回国当年,容闳的妻子因病去世,留下两个年岁尚幼的孩子。
 
后来他在自传中写道:“1880年到1886年是我人生中最不幸的时期,我毕生的志愿遭到摧残,我生命中最亲近的人过早离去,顿时觉得心灰意冷,万念俱灰。”
 

容闳的妻子玛丽·凯罗克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幼童们”,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曾经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幼童唐绍仪,担任津海关道一职。
 
曾担任镇远号枪炮大副的曹嘉祥,被任命为天津巡警道,后来成为了中国新式警察的创办者之一。
 

“留美幼童”曹嘉祥


1903年,天津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蔡绍基成为这所学校的校长,也是留美幼童中的第一个校长,而北洋大学,就是当今的天津大学。
 
当蔡绍基在为北洋大学制定校训时,他想起自己曾就读的耶鲁大学校训:“光明和真理”,于是他将北洋大学的校训定为“实事求是”。
 

早期的北洋大学


北洋大学的成立,似乎也正意味着,中国长达几千年的教育正站在一个全新关口。
 
1905年,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宣告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对归国留学生的考试,举人、进士等古老的功名,将授予这些“留洋学生”们。
 
一夜之间,留学热潮再度被掀起,30年前,这些被送出国的幼童们,大多出身贫寒,30年后,贵胄子弟带着仆人纷纷远赴大洋彼岸,开启他们的求学生涯。
 
1904年,曾经的留美幼童梁诚,已成为中国驻美公使,在经过多次谈判交涉后,美国最终同意,将“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
 

担任“驻美公使”的梁诚


以此为节点,中国搁浅多年的留学事业,再次被恢复。
 
清政府将皇家园林的清华园作为选派学生赴美留学的预备学校,后学堂改为清华学校,曾经的留美幼童唐国安任校长。
 
这所学校,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
 
1909年,留学计划重启,第一批“庚款留学生”赴美,有趣的是,他们到达美国所走的路线,与40年前那120名赴美幼童走的路线如出一辙——坐着火车横穿美国,在马塞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下车。

而在那里迎接他们的,则是当年选择留在美国的幼童容揆,多年未见,再见面时,他已经成为了中国驻美使馆的秘书。
 

1909年第一批庚子赔款留学生


当载着这些留学生的火车在美国土地上奔驰时,中国第一条由自己建造的火车,也正在关键的验收阶段。
 
1905年,中国决定兴建一条从北京至张家口的铁路,也就是“京张铁路”。
 
消息一经放出,日本、俄国与英国纷纷致函清朝政府,想要接下这块“肥肉”。僵持之下,清政府最后与各方达成协议,如果中国能够不借外债,不用外国工匠,那么他们便不插手。
 
这一年,曾经的哈佛天才儿童詹天佑44岁了,这位曾经立志要成为铁路工程师的幼童,被任命为“京张铁路”项目的总工程师。
 

中年时期的詹天佑


彼时,没有人相信中国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建造出一条铁路,外国人甚至嘲讽,建造这条铁路的中国工程师可能还没有出生。

而他们没想到的是,詹天佑只用了4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条原计划需要6年建造的铁路。

1909年的秋天,京张铁路正式通车。这是第一条,中国人自己建造并投入运营的铁路。
 

京张铁路验收仪式


与此同时,詹天佑曾经的同学唐绍仪,正在外交界大放异彩。

三年后,这位曾经留美幼童中的“核心人物”,在促进新中国成立上做出重要贡献的唐绍仪,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唐绍仪与孙中山(1921)


也是在这一年,曾经带领他们走向美国、为国家崛起而奔走半生的容闳,在公寓内孤独离世。

终年84岁。

容闳晚年时期



1919年,曾经的留美幼童都已年近60,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当年他们从美国回来登陆的城市——上海。
 
这年秋天,前海军将领吴应科与蔡廷干因公来到上海,唐绍仪宴请曾经的同学们一同聚会,吃饭中他们惊喜发现,饭店紧邻他们当年赴美国前读过的预备学校。
 
时间好像回到50年前,他们刚满10岁,远离家乡,在一个全新的国度里展开新生活,时间一晃而过,这些幼童们已步入晚年。
 
他们仍旧说着英文,吃着西餐,叫着彼此在美国留学时的名字。
 
吃过饭,几位老同学来到学校旧址前拍了一张合照,并给照片命名为《千岁》——照片中的这些“留美幼童”们,加起来的岁数已有1000岁了。


“留美幼童”在曾经的学校门口拍照留念(1919)


50年前,他们背负着帝国最后的希望,漂洋过海,以期学习国外先进科技,以回国报效国家。

50年后,虽有坎坷,虽有生离死别,但是他们中还是有人完成了最初的梦想。
 

120名留美幼童部分名录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活跃在铁路、电报、海军、外交等领域的幼童们,成为了那个帝国最后的曙光,也为后来的中国奠定下了不可或缺的地基。
 

“留美幼童”最后一次在上海聚会(1936)

前排左起:钟文耀、温秉忠、丁崇吉、唐绍仪、周寿臣、吴忠贤

后排左起:周传谏、容良、邝炳光、苏锐利、陶廷赓


故事总有落幕之日,随着年岁渐长,这些“传奇幼童”,在时间的洪流中开始走下舞台。
 
1965年,最后一位留美幼童邝荣光去世,这一年,他103岁。

在他去世那一晚,透过房内黄暗的灯光,他望见了床头那张自己赴美前的合照,这是他第一次拍照,亦是第一次离家,那年他10岁,身边站着的,都是他日后最好的朋友。

回忆着往事,这位百岁老人阖上双眼,属于这120名“留美幼童”的故事正式落幕了。
 
时间回到一个世纪前,这些幼童们即将远行。启程前,他们在轮船招商总局前拍下一张合照,照片中他们脸庞稚嫩,目光坚定,属于他们的故事画卷正要铺开:
 
“此去西洋,深知中国自强之计,舍此无所他求。背负国家之未来,取尽洋人之科学。赴七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邦,奋然无悔。”

部分参考资料: 


1、央视纪录片《幼童》

2、马修·米勒《幸运儿》


图片来源:网络、纪录片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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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然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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