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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阿隆 | 20世纪的战争

Raymond Aron 社會學會社 2022-03-18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3.14-1983.10.17),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以批判法国左派思想家萨特闻名。1955年至1968年任教于索邦大学,1970年起任教法兰西学院和社会科学高等学院。代表作有《知识分子的鸦片》《国际和平与战争》等。(相关阅读知识分子的鸦片)[图源:contemporarythinkers.org]




就在这年代,我已经在酝酿一本书,后来名叫《国家之间的和平与战争》。另外,我还写了好几篇文章,讨论国际关系的理论和方式,一篇叫《历史社会学关于紧张与战争的观点》,一篇叫《外交星座分析论》,一篇叫《论没有胜利的和平》,一篇叫《寻求一项对外政策的学说》,一篇叫《在原子时代,能限制战争么?》。

 

有一些想法可以说是用来做了桥梁,从《大分裂》和《连锁战争》两本书中发挥的历史分析,过渡到《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抽象的或一般的看法。

 

头一种想法,屡见于上述几本书中,本来是答复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或者是以这种专家自居的人所发表的论点的。他们说:“战争是在人的思想里开始的”。我不同意那些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家、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而主张深入研究,应该以这样的战争作为起点,就是说,战争是“两个政治上独立的单位之间的武装冲突,用的手段是有组织的军事力量,而目的则在于推行一项部落政策或民族政策”。这种特定的现象是任何文明中都有的,虽然形式很多,但都可以认得出来。换句话说,我是主张搞历史社会学的。

 

我列举了六个问题,答案则该由关于外交星座的分析来提供。前三个问题属于一类,都是政治家随时该想到的:什么是外交的活动范畴?在这个范畴内,力量关系是什么模样?各国政府根据什么样的战争技术,来估计各种地位和各种关系的重要性?

 

我提第一个问题,显然是出于上半世纪的经验。执政者或军事领袖,把人民带进1914到1918年的大战,但并没有想到,美国会变成主角之一,更想不到它会是全剧的主角。法国在欧洲及其属地的有限范畴内,是一个大国,但是到了全球范围内,却算不上大国了。

 

第二个问题来自外交范畴的两极化。这是第三帝国灭亡,日本的“共荣圈”消灭后才产生的两极化。19世纪的欧洲集体,或者是1914年以前的20世纪欧洲集体,是建立在大国多元之上的,彼此的实力不相上下,合纵连横便可防止一国独霸天下。回想当年的欧洲集体,我们就可以看出力量对比的理想典型。美苏为一方,其他一切政治单位为另一方,双方之间的差距,标志出另一典型,即两极化的典型。

 

扩大外交范畴,取决于两项因素。一是国家的大小,二是军事技术的高低。正由于运动手段,或者说,交通运输的发展,美国才能够在1917-1918年决计到欧洲来参加战争。麦钦德早在南非战争和满洲战争时,就已经对20世纪最初的两次战争感到吃惊。帝俄在一万公里以外,凭仗仅有的一条铁路,为作战部队提供给养。英国也是一样。它掌握了制海权,向效命海域的远征军运送军需。那么,革命性的武器革新,核弹的使用,又将怎样地改变国际关系呢?


三个问题,基本上都是政治战略问题,所以我还得加上三个政治思想问题:交战国到底能在何种程度上体会到,对方跟自己都大同小异,差不了许多,所以,逐鹿不过是为了解决一些疆界问题,谈不上亡人国,灭人种,不共戴天?第二个问题是:内政的作用与执政者的决策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第三是:执政者是怎样理解和平、战争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

 

第一个问题针对帝国战争和民族战争的抉择。克劳塞维茨曾经写道,在拿破仑以前,君主们不相信在欧洲能搞什么兴邦灭国的大名堂。可是出了拿破仑,又出了希特勒,打仗简直要决定某些国家的存亡绝续问题。不承认一些国家的事例,在不同的情况下都发生过。如果胜利者要战败国臣服于自己,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不配享受独立,或者交战国都认为对方的制度和意识形态,都跟自己无法相容,那就要消灭对方的体制,清除敌人的意识形态。

 

第二个问题关系到内政的研究。美国总统主持国外的活动,跟共产党政治局主持苏联的国外活动,方式并不一样。美国的社会学,越来越研究利益集团、压力集团、新闻界和议会的作用。这些势力的作用,限制了总统和幕友们活动的自由。姑且不说,国家各种组织之间明争暗斗,对于外交决策,都有各自的发言权。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受了局势的启发。克里姆林宫中的马列主义者谈时事,不用华盛顿领导人惯用的词汇。照莫斯科的看法,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政权,标志了人民摆脱美帝迫害的一个里程碑。苏联的外交,奉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成为历史全景中的一部分。而美国外交则拿法制和道义的理想主义,搭配一些现实主义,而这种现实主义往往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过了几年,我又在另一部著作中重新提出这六个问题,作品命题为《外交星座的分析》。这六个问题是我用来弄清楚战后局势的。我特别注意区分各色各样的不承认主义。50年代初,西方国家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美国甚至不承认苏联兼并波罗的海三小国。在苏联心目中,不存在韩国,而在西方国家心目中,不存在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我在第三个问题里面,补充了外交技巧的研究,势必引起对国际关系新模式的研究,例如联合国组织、关贸总协定等等……正如研究兵器技术,势必接下去研究核武器的历史后果。德尔布鲁克的盖然判断论,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时新:战争的历史只有在政治关系史的范畴内,才可以理解。
 
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看得出力量的关系:范畴的限度,力量的结构,军事技术……此外还有国家相互间和平交往或武力交往在意识形态上的意义。这种意义同时来自多种因素:内政与外交之间的联系,国家彼此承认或不承认,不同国家信奉的外交哲学。一方面是力量关系,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意义。这便是国际星座的两种形象。如果一切国家都给外交以同样的意义,外交便会趋向一种历史的典型: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中立,使国与国在交往和抗衡时,彼此不去对方制造内乱。在党派斗争或教会斗争的时代,这种斗争同国家之间的冲突交叉在一起,把事情弄得格外复杂。欧洲打完了宗教战争,找到了一条出路:搞密室外交,迫使教会和宗教信仰服从国家大计。在革命战争结束后,欧洲再一次恢复了一种国家正统,作为传统外交的支柱。自从1917年以后,欧洲进入了意识形态的一个新阶段,直到现在还没有走出来,而且还把全世界都拖了进去。我在一份日内瓦通过的博士论文中,发现了我所寻找的一些概念。我本来想用这些概念来界定国际关系的两种典型:一种是同质关系,一种是异质关系。同质关系是一些国家都奉行的同一正统的关系。异质关系则是一些国家各自信奉对抗性的正统,从而服从各自意识形态和宗教的理由,不作实力的盘算。论文的作者帕帕利古拉斯,几年前曾在希腊政府中担任部长,总理是卡拉芒里斯。
 
20世纪的两次战争,也叫我再三思考越打越大的战争,这个名词是费尔罗起的,思考那种一打到底的决心,为的是强迫对方接受命令式的和平,但也不一定要迦太基式的和平。同时,我觉得朝鲜战争是一个转折点。这是美国在它的历史中,头一次放弃毁灭性的胜利。总体战打了半个世纪,结果开创了下半个世纪的有限战争。这就引起我使用这个意思,作为题目,在《原子科学家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图为凡尔赛条约。1919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发表的《和平的后果》中,谴责一战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是“迦太基式的和平”(本词源于罗马对迦太基的完全征服与毁灭),即强者强加在弱者身上的短暂的、不平等的和平,和约的目的是将“德国沦为一代人的奴隶”,并在那里造成“整个欧洲文明的衰落”。[图源:baike.sogou.com]

文章命题为《没有胜利的战争》,1951年秋天发表。那时候,中国出兵朝鲜,已经把战线在1945年划定的分界线附近稳定了下来。折衷妥协、不分胜负的局面业已在望。把这篇分析文章重读一遍,似乎并非毫无意思。就华盛顿而言,“通过协商,实现和平,乃是大国为自己规定最低限度的目标。不管代价如何,仗必须打下去,一直打到敌人让步,也就是说,打到敌人放弃大获全胜的野心”。对方又怎么样呢?“按道理说,只消克里姆林宫中人物认为,中国已经打得够吃力,以后要听话一些,那么中苏便将结束朝鲜战争。”从这时候开始,我已经不相信,苏联和人民中国会和好无间。我还得补充一句,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马里克还没有代表苏联在联合国提出建议,促成板门店谈判。
 
于是,交战国双方,没有一方再想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谈判和平,或者谈判停火,已经势在必行。而折衷妥协的结果,无非是维持两个朝鲜。“当前的事实和思想,似乎仍然叫人认为,打了一年多仗,原封不动,恢复过去的地位,这样的结局,实在太过荒唐可笑了。”可是朝鲜战争已经打了两年多。美国人一开始谈判,便停止了军事活动。中苏方面的意图则至今搞不清楚,他们为了战俘问题,拒绝让步:战俘无法选择自己的去向,归韩国呢,还是归朝鲜,归北京呢,还是归台湾?斯大林死后几个星期,他们便让步了。这起码会让人联想起一些东西。
 
朝鲜战争的结局,在我的思想里,成为东西冲突全局的象征:“冷战等于有限战争,双方都只使用一部分力量,但是,双方之一想的是大获全胜,而另一方只想局部获胜。西方阵营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想取得在朝鲜取得的那种胜利,既不想灭掉苏联,也不想推翻斯大林政权,而只要苏联放弃向全世界扩张。”我看对了没有呢?当然,我不主张黩武战略,这是对的,但是,美国在当时显然处于优势,那么该不该满足于打个平局呢?该不该坐视欧洲被分割呢?可不可以说,斯大林假装决心要征服西欧,给美国造成错觉,仿佛让民主自由国家,在分界线以西稳住阵脚便是胜利呢?其实倒是斯大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目的不就是让红军强迫下成立的诸国人民民主制度获得稳定吗?
 
我还要谈一谈另外两篇文章,都是在朝鲜战争以后,在《没有胜利的战争》发表以后写的。一篇文章登在1953年的《证据》上。我在文中问道:“人们在原子时代,能不能打有限的仗?”我主张在地理上限制战争,主张执政的人克制一些,免得各趋极端,尤其是主持战局的人和主持国政的人,千万别为自己规定一些不灭别人的国家便达不到的目的。然后,我谈到全面战争。在这上面,也不能在事前就排除限制的可能性。当然,“在欧洲打仗,两个阵营全面交战,不可能不用原子武器。但也不见得交战双方一定要抛出全部的毁灭手段。论理,双方都想毁掉对方的反击手段。原子武器越来越多,在军事上的用途,花样也越来越多,火箭也在发展,这些都促使人们不能不设想,一仗打开了头就会一直打下去。但是这并改变不了我们认为是最关键的想法”。“两个阵营都有相等的能力向城市进行核轰炸,而理智却禁止它们这样去做。核力量的对比达到了平衡,自然会重新把敌军作为头号目标。”这样推论全未失掉价值,也许还越来越有说服力。然而,古怪得很,美国人在1970年,采取了一种学说,名叫“保证同归于尽”。换言之,美国人把威慑政策局限于两大国互相毁灭敌我双方的城市。这样的威慑政策太不解决问题,对于本国国土遭受的任何攻击,只要没有使用核武器,便毫无办法。美国人的这门学说,其前提便是我在这篇文章里所批判的:只要一跨过该门槛,必然会发展到总体战争的顶点。
 
“保证同归于尽”,亦称“相互保证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简称M.A.D.机制,亦称共同毁灭原则)是一种“同归于尽”性质的军事战略思想,指对立的两方中如果有一方全面使用核武器则两方都会被毁灭,被称为“恐怖平衡”。这是根据战略中的吓阻理论:要避免有人使用强大武器就必需部署这样的武器。此一策略实际上是一种纳什均衡,双方都要避免最糟且有可能会发生的结果:人类灭绝。图为1945年8月6日,广岛核爆后的场景。[图源:Wikipedia]

也许,我登在《原子科学家通报》上的文章,概括了我在当时的解释。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半个世纪的有限战争》。文中并不列举限制战争的手段。甚至一些已经使用了某些核武器的战争也不在其内。文章只集中谈两大国之间关系的变化,首先向美国公众说明一些相当清楚的道理,为什么苏联人没法接受巴鲁克-利连撒尔的计划,把核武器和核工业国际化。我心想,现在或将来,两大国在核武器和运载工具方面,实现了不相上下的均势,那么结果将会怎么样?威慑政策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住手,不然我就叫你化为灰烬。”这个公式比另外一个公式更能触动那个假想的侵略者。另外一个公式是:“住手,不然咱俩就同归于尽。”
 
1956年,美国还掌握着可观的优势,其水平就是今天大家说的“中央平衡”。这些话,我说得太早了。我讨论的是今天所谓“保证同归于尽”这一学说能牵连出来的东西。第一次攻击过后,交战双方各自保留着反击的工具,足够给侵略者以毁灭性的打击。尽管毁灭的程度不完全相等,至少在大体上差不多。就是从这里出发,我提出问题:哪一些地位,如若没有核反击的威胁,便没法保卫?哪一些地位应该在地方上进行局部保卫?因为,对方不会认为核威胁真有弄假成真的可能。我接着谈到两种争论的题目,这种争论现在越来越流行:到底该不该保留威慑的极端形式、原始的形式,抑或恰恰相反,把威慑(也就是说把威胁)分清层次,与彩头的大小成正比例?我主张后者,也主张加强常规力量,应付大规模报复的威胁不易取信的情况。
 
结论相当正确地反映了局势。热核武器不仅用于相互制约抵消,而且用于防止侵略一些特别重要的地区。热核武器不是随时随地能用的外交工具。至少对于下一历史阶段,政治观察家并不与物理学家的看法完全一致。而物理学家则追悔,科学家竟把这种恶魔般的武器交给政治人物支配使用。当然,谁也不能排除,错误或疯狂会引起一场滔天大祸,其残酷残暴将远远超过有史以来的任何战争。然而,我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全面的和总体的战争大概不至于发生。

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他在第一次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后向《纽约时报》的记者表示,他感到“恐惧”、“不无沮丧”,还说“许多孩子还未成长就面临死亡”。他呼吁人们要警惕核战争的风险,并坚决反对美国发展威力更大的氢弹。[图源:zhuanlan.zhihu.com]

萨拉热窝一枪打响,发动连锁反应,直到广岛、长崎的原子轰炸才算结束。今天,我们难道不正面临一场相反的经历吗?从空间限制冲突,放弃用一切武器来取得绝对的胜利,这种倾向不也是我们今天都看得到的吗?所以这些有限战争,加起来便成为一场无限制的赌博,总有可能引起一场自杀性的爆炸。
 
我时而咀嚼上半个世纪,时而推测下半个世纪,在二者之间摇摆不定。自从回到大学任教,我便想写一部书,把新近过去的教训,把对于当前局势的分析,把对执政的忠告,一概结合起来。我既是旁观者,而又立场分明,所以一定要拿一门行动的理论来作结论。
 
*本文节选自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第十一章“20世纪的战争”,页259-264,杨祖功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出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广岛原子弹亲历者Koko Kondo(中)所提供的1947年的全家福照片。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当时八个月大的Koko被母亲抱在怀里,房子突然倒塌,把她们压在了下面。[图源:abc.net.au]

 
〇编辑:千寻 〇排版:宁静
〇审核:景弎 / 咖喱格
〇专题策划人: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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