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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看到互联网上，关于传统文化究竟是精华还是糟粕有很多的争论，特别是对儒家思想有不少的误解，认为儒家思想主张愚弄人民，为统治阶级服务等等。从他们的言论中可以看到，他们所说的儒家思想的所谓罪状，实际上不是来源于儒家，而是属于糟粕的法家思想。

有人会说如果法家是糟粕，为什么还能铸就大秦帝国统一六国的伟业呢？这话说来可就长了，把大秦帝国的雄起完全归功于商鞅，这个说法还真是有失偏颇。其实让秦国摆脱蒙昧的是主张儒家仁礼思想的百里奚。百里奚在秦国大刀阔斧的改革，奖励农耕，减少刑罚，收服了西方戎狄，获沃野千里，人民生活富足，他辅佐秦穆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648年，晋国国内发生了灾荒，在百里奚的劝说下，秦国派出了大量运粮船队，运载着万斛粮食从秦都雍城出发，沿着渭水，一路浩浩荡荡，白帆自秦都到晋都，八百里首尾相连，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秦国的实力，储备的粮食不但自己足够，还可以大量的援助其他国家。

那么商鞅的变法，我们从效果上看，是使秦国走向了强大，但是代价却是加速了强秦的灭亡。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来看看商鞅的法家理念以及施政的原则。商鞅变法的目的是要秦国国富兵强，注意是国富兵强。那么国富就要发展农业或是工商业，秦国受地理原因的限制太过偏远，发展工商业不如农业有优势，发展农业就要有足够的土地和人口；强兵要有热衷于战争的，足够多的人口。所以稳定人口是前提条件，为此商鞅首先拿老百姓开刀，推出十家连坐法，一家有罪其余九家必须举报，否则一并受刑，此举有什么积极影响我眼拙没看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此以后人不再相信人，而是人防人，民众斗民众人人都是锦衣卫，如此国君就放心了；紧接着的就是小过大惩，轻罪重罚，比如偷窃他人钱财在一钱以上便要被立刻砍去左脚，并且服城旦苦役，《汉书刑法志》记载，商鞅“连相坐之法，诛三族，增加肉刑、死刑，甚至他还发明了凿穿头顶、抽胁骨、锅煮这样的酷刑。”那么多轻的罪受重罚呢？百姓穿着用锦做的鞋就要受罚，甚至一步超过六尺者就要治罪。商鞅在《商君书·靳令》中说如果用很重的刑罚去对付轻罪，百姓们就不敢去犯轻罪，如果百姓连轻罪都不敢去犯，那么还有谁敢去犯重罪呢？商老师的逻辑我实在不敢恭维，但我从中看到了问题，其实不在乎穿什么鞋，步子迈多大，由头不重要，而是让你知道大秦随便找个借口就能弄死你，从而让你生活在恐惧里，没有一天有安全感，再给你些小恩小惠，你就会发自内心的热爱统治者。两千三百二十九年后西方心理学家们才因为一件事，给这种心态起了一个名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可见在玩儿阴谋上商鞅甩了西方二十三个世纪。

有人辩白说商鞅是受李悝的影响，而李悝据传说是子夏的徒弟，所以说其实法家思想来源于儒家。这话说的很不讲理，就算李悝是子夏的的弟子，可翻遍儒家经典找不到法家说的这些东西。儒家弟子不讲儒家的东西，而是散布其它的学说，这就一定不是儒家。我们来看《史记菁华录》记载：“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一天之内有七百多人在渭水边被杀，渭水被染红，当真有多大的罪要杀这么多人！

我们再来看看孔子参与编写的《春秋》里的规定，一是罪不相及：“春秋之义，恶恶止其身”，“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就是说本人的罪，惩罚止于他自身，不能株连亲人。二是罪止首恶：“春秋之义，诛首恶而己”，“春秋诛恶及本，本诛则恶消”；三是刑不淫滥：“春秋之义，不幸而失，宁僭勿滥”，“赏不僭溢，刑不淫滥”。孟子提出“罪人不孥”罪不及妻女的司法原则。荀子视“以族论罪”为“乱世”之举，明确反对诛族之刑，可见儒家和法家对于这个问题是绝对的对立的。法家认为人性本恶，就要用利益引诱，用法制约束人，完全靠外在的形式控制人，可是这样并不能使人不犯罪，看不到的时候，还是会去做。而儒家认为人可以用礼义廉耻来教化人，让人的道德底线保持在一定的高度，事事都能主动约束自己的欲望和行为，从而达到有没有监管，人都不会去犯罪。就比如一个家长告诉孩子电门不能摸，但不解释原因，只要看见他摸就往死里打，但孩子还会在家长不在的情况下好奇的去摸电门；另一个家长不但告诉摸电门有多危险，而且还通过视频让孩子清楚的看到触电有多可怕，所以不论有没有家长在孩子都不会去碰电门。这就是儒家和法家在理念上的差异之一。

接下来商鞅又开始了更加过火的表演，使他走向了与人民对立的行列，什么情况呢？我们下回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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