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嶽史評 || 胡耀飛：傳記視角下的後唐王朝史——讀戴仁柱《從草原到中原：後唐明宗李嗣源傳》

胡耀飛

陝西師範大學唐文明研究院副教授

言歸正傳，除了作者自序（對應英文本的《前言》[preface]）、譯者譯後記，《李嗣源傳》主要包括緒論《有容乃大》（對應英文本的第一章第一節《偶像》[icon]）、六章正文、尾聲、三種附錄和參考文獻。其中作者自序寫於2018年8月1日，可知在《李嗣源傳》英文版出版之後，又專為中文版修改該序。自序的內容則與緒論頗為相似，可等量齊觀。六章正文則包括三部分：第一章《其人其地》和第二章《王者之路》描述李嗣源的成長背景和問鼎帝位的過程，突出其沙陀出身；第三章《天成政事》和第四章《長興遺曲》重在梳理李嗣源在位期間的後唐政事，按時間順序介紹各種政治事件；第五章《政治文化》和第六章《內憂外患》分專題綜述李嗣源在位期間的各項政治決策，以及在北方、南方所面臨的外部環境。尾聲則是對短暫的後唐閔帝李從厚和末帝李從珂在位期間後唐政治的簡單梳理。附錄一《明宗朝進士錄取人數》、附錄二《明宗統治時期大事年表》、附錄三《李嗣源主要家族成員世系表》（英文本放在《前言》後面）則按內容可將附錄一插入第五章“考試”一節（第223頁），并將附錄三插入第一章“兄弟子嗣”一節末尾（第49頁）。

雖然可以將《李嗣源傳》定位為人物傳記，但這並非普通人，而是帝王的傳記，故而一切敘述難免牽連政治史和斷代史。事實上，《李嗣源傳》與之前的《李存勗傳》正好可以構成一部後唐王朝的斷代史。根據劉廣豐的《譯後記》，《李存勗傳》原本是作者為寫《李嗣源傳》做的前期研究，最終形成了一部單獨的傳記。（第309頁）因此，可以將《李存勗傳》作為《李嗣源傳》的前傳。當然，《李存勗傳》未能詳述李存勗之父晉王李克用，若能將李克用作為傳主再寫一部，恰可湊成唐末五代沙陀後唐史三部曲。不過作者大概不會再寫了，好在早已有樊文禮的《李克用評傳》（2005）可以補充對李克用的認識。^[5]若有人想要對比三位沙陀帝王，可就此三書合而觀之。

綜合《李存勗傳》和《李嗣源傳》兩書則可以看到，戴仁柱對這兩部傳記的撰寫，確實是以傳記為主旨的前提下，連帶展示了整個後唐的歷史面貌。這一點在《李嗣源傳》更加明顯，特別是第五、六章的專題式呈現。根據劉雲軍的揭示，戴仁柱頗為欣賞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1936-2021）給清聖祖玄燁（1654-1722）寫的傳記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is一書中分遊、治、思、壽、阿哥、諭來描繪康熙人生的方法^[6]，故而也在第五、六章分專題梳理李嗣源在位期間的各項內容。好在戴仁柱沒有學習史景遷第一人稱的寫作手法，依然將兩部傳記限定在學術和通俗之間。也因此，這兩部傳記並未像史景遷的書那樣獲得許多矚目，受眾範圍局限於唐宋史學界和五代史愛好者。

唐末五代初，經過王（仙芝）黃（巢）之亂後，各個地方勢力以藩鎮為軀殼，合法地發展自己的實力。在此背景下，想要保持一個長久穩定的政權頗為不易，不僅需要第一代領導核心的優秀個人素質且能順利傳承給下一代，還需要第一代領導周圍的創業團隊的忠誠度能夠保證政權的緊密度。對於每一位打算創立自己政權（王國或王朝）的節度使而言，都需要確保這兩點。在唐末五代興起的各類政權中，無不需要解決這兩大問題。以李嗣源所承襲的晉·後唐政權來說，從李國昌、李克用到李存勗，是為權力傳承的主線；學界討論較為熱烈的李克用養子（義兒）或曰代北集團則為創業團隊的內容。

正如《李嗣源傳》主標題“從草原到中原”所示，在政治上的統合之外，同樣重要的是文化上的融合。在這方面，中國學者早年多關注沙陀人的漢化問題，比如傅樂成（1965）、李鴻賓（1991）、王義康（1995）、劉慧琴·陳海濤（2001）、王旭送（2010）等學者皆在《李嗣源傳》出版前有專文。^[22]不過《李嗣源傳》參引的僅最早的傅樂成一文和較晚的王旭送一文（主要參見《李嗣源傳》第14-16頁關於沙陀族源的部分論述），且王文對於在其之前的諸文皆未參考，故而此處不再比對諸文與《李嗣源傳》在這方面的對話。

好在，《李嗣源傳》的第五章《政治文化》通過對明宗朝各種政策的梳理，很好地展示了各個方面的胡漢融合情況。比如作者說：“明宗的兒子和女兒都跟武將家庭聯姻，而他們未必都是沙陀人，這說明對他來說，聯姻對象的職業比種族更加重要。”（第216頁）這一方面，譯者劉廣豐已有進一步的梳理，可參考其相關論文，以見五代沙陀人婚姻對象的多元化。^[23]又如作者所揭示的李嗣源對於狩獵傷農的認識，由於狩獵本身在歐亞大陸所具有的游牧民族傳統特徵而得到史家讚譽^[24],因其以傷農為理由放棄了游牧民族的愛好。（第217頁）甚至根據作者揭示，漢人將領霍彥威接受了作為“番家之符信”的傳箭行為，用傳箭向李嗣源表示臣服。（第218頁）

在制度方面，作者提到了翰林學士新學士入院考試中，保留“麻制、答蕃書與批答”這三門，反映了“後唐王朝廣泛的外交接觸”。當然，作者所說“可以想象，答蕃書的考試要求掌握外邦鄰國通用的語言”，這大概不一定如此，答蕃書依舊是漢文。（第219頁）作者還回護了李嗣源一次，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認為沙陀人不理解私人財產和公共財產的區別，故而指責李嗣源晚年從國庫中拿錢賞賜軍隊從而導致財政危機^[25],但作者認為這只是在李嗣源晚年才出現的情況，“對他來說肯定還有其他因素”。（第229頁）

當然，作者有時候也會過於強調明宗的北方民族背景，而將一些原本為中原傳統的事務視為北方民族傳統。比如作者說：“在沙陀文化裡，婚姻不忠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犯姦罪者一般會被處以死刑，這跟中原漢族文化是一樣的。”（第98頁）這裡作者給出的來源是《宋遼金時期民族史》一書，而非某段史料。但該書在論述沙陀婚姻習俗時說：“嚴禁強姦和誘姦有夫婦人，‘姦有夫夫人，無問強、和，男女並死’。”^[26]查該書所引史料原文為《資治通鑑》卷290《後周紀》：“初，唐衰，多盜，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竊盜贓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有夫婦人，無問強、和，男女並死。”^[27]即《宋遼金時期民族史》所引史料反映的其實是唐末五代中原王朝的官方律法，針對的是普通民眾，而非該書作者所理解的沙陀人習俗。因此，戴仁柱先生此處應是受《宋遼金時期民族史》一書作者誤導，將一般的律法當成了沙陀文化。

又如作者說當太原地震多日時，李嗣源“立即下令祭祀山川——這種祭祀活動似乎源於游牧民族——并派遣使者詢問相關情況，以及安撫平民”。（第167頁）此處所謂祭祀山川並非源於游牧民族，而是中原王朝歷來就有的傳統。《禮記·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因此，在古人眼中，凡有地質災害，必是山川之神有怒，故而需要進行祭祀。在唐代，對於五嶽四瀆的祭祀也一直屬於國家祭祀範疇^[28]，李嗣源作為後唐皇帝，自然會承襲之。

甚至，作者會將李嗣源當成沙陀人的首領，認為其應該承擔相應的民族責任。比如作者認為：“沙陀人征服了北中國，并把自己的根據地從黃河北岸遷到南岸，這就給契丹留出了一個政治空檔，讓他們的影響力可以緩慢但有序地滲透進去。明宗對契丹這種無形的擴張被動消極地容忍下來，但這是非常不智的。……沙陀史契丹唯一有威脅的對手，而明宗卻逃避了維護本族戰略優勢的責任。他同樣也沒有履行中國作為邊境秩序維持者的歷史使命。”（第249頁）這裡提到的後一點或許是正確的，但前一點並不一定。即李嗣源並不一定負有“維護本族戰略優勢的責任”，因為他身為延續唐朝的後唐皇帝，僅僅是作為中原王朝皇帝的面目出現，而非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樣擁有“天可汗”的頭銜，沙陀人在唐末五代也沒有建立過類似於突厥汗國和回鶻汗國那樣的沙陀汗國，故而李嗣源並不需要對沙陀人的活動範圍和生存環境負責。

行文至此，不敢說已經全面評價了《李嗣源傳》，但至少將其中的要點予以抉發。雖然對於一部帝王傳記而言，《李嗣源傳》基本符合要求。但在具體的研究方面，任重道遠，還需要結合墓誌等新材料和相關史料，繼續深入。因此，以下一些問題，是筆者在閱讀過程中隨手發現的，或可有助於今後修訂。

在《李嗣源傳》具體的內容方面，有些可以稍稍修正者：

1、作者說李愚“是趙郡李氏，但他的童年是在中國東北南部的自治小國渤海度過的”（第61頁）。這是混淆了作為郡縣的渤海郡和作為地方政權的渤海國，實際上李愚是在其父親這一代徙居“渤海之無棣”^[30]，即滄州（渤海郡）無棣縣人，而非渤海國人。

2、作者說：“在傳統中國，使用皇帝的名字屬於大不敬，是要被處死的。”（第121-122頁）這一論斷作者未直接引用史料，但事實上肯定不是唐五代時期的情況，唐律中並無因犯諱而判死刑者。作者的印象，大約來自清朝統治者借口避諱不及對文人大興文字獄的情況。

3、作者說李嗣源任命的一位宰相崔協為“武將”（military man）（第122頁），但崔協其實是一位文化水平不算太高的文臣，而且出身清河崔氏，曾登進士第，只是在後梁時期擔任過兵部侍郎。^[31]

4、作者說解元龜“原籍太白山（在今陝西寶雞境內），後來旅居四川多年”（第137頁）。這是將解元龜的隱居地誤作籍貫了，蓋太白山屬於終南山的一部分，是古代隱士、高道隱居的熱門地，而籍貫一般有具體的地方州縣，不是某座山。《舊五代史》原文為“太白山道士解元龜自西川至”^[32],其實是說平常隱居於太白山的道士解元龜從西川來到西京。

5、作者提及安重誨讓康福任朔方河西等軍節度使時，說：“這兩個地方相距近千里，為便於管理，自唐末起朝廷以朔方節度使兼節鎮河西。”（第150頁）事實上，當時河西地區並不在後唐版圖之內，河西節度使是朔方節度使遙領的，無法真正管理。

6、作者提及楊行密時，標註其生卒年為842-905（第250頁），但其實是852-905。此外，作者又說楊吳政權“最早是後梁的進貢國”（第251頁），事實上楊吳一直視後梁為敵國，楊吳跟晉國一樣，沿用天祐年號。

在具體的翻譯方面，也有一些可以討論的地方：

1、作者在敘述沙陀人多元宗教活動時，說“薩滿教在他們當中也很有影響力”（第15頁）云云。不過這裡的“薩滿教”原文雖然是“Shamanism”，但更應該翻譯為“薩滿信仰”之類的表述并括注原文，畢竟當時並無“薩滿教”這樣的宗教組織普遍存在。順便說一句，翻譯著作遇到概念表述時最好都應該附上原文，供讀者進一步理解作者原意。

2、作者在寫到晉陽於唐王朝的地位時，說“唐朝政府隨後把晉陽提升為‘北京’”（第22頁）云云，其實譯者可以直接將原文“northern capital”翻譯為唐人通用的“北都”。

3、作者在討論晉王李存勗使用唐末天祐年號時，說“這是一個不符合正統的虛擬（fictional）年號”（第48頁），譯者用“虛擬”來翻譯“fictional”似不妥當。因天祐年號並非虛擬，而是沿襲自唐昭宣帝，而非李存勗自己構擬，即在虛不在擬。故而此“fictional”似可譯作“空虛”，空有其號也。

4、作者在敘述李存勗亡梁時說：“京城陷落後，後梁政權在一個月之內即土崩瓦解，超過五十個藩鎮的節度使上章請降。”（第74頁）這裡譯者把原文的“governors from over fifty commands”譯成“五十個藩鎮”，似有不妥。當時全國藩鎮數量也就六十多個，局限於北方地區後梁政權則不到三十個。其實，這裡的“governor”往往指州刺史，只是這裡又有“command”，又疑為各種禁軍的指揮使。可惜作者未能給出史料來源，筆者猜測則來自《舊五代史》卷29《莊宗紀三》的“是時所管節度一十三，州五十”。^[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