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学 || 王成军、高延玲：文明互鉴视域下罗马与希腊文化交融成因再探

文明互鉴视域下罗马与希腊文化交融成因再探

摘 要

文明互鉴论最鲜明的特色是赋予“文明”以“实践性”，将历史进程引入文明交往研究，为解读罗马与希腊的文化交融成因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其一，罗马与希腊长期而复杂的交往历程为文化融合提供了历史条件，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为持续的文化交融创造了关键契机，二者不断调适文化冲突，提升了对以往历史的认知，增强了彼此的文化认同；其二，历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实用主义”史学的产生，既是二者文化融合的成果，也是其进一步融合的动因，希腊的理论理性与罗马的实践理性在历史进程和历史学发展中有机结合，推动了罗马与希腊的深度文化交融，使二者以希腊—罗马文化为依托，逐渐走向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其三，罗马与希腊文化交融的历程证明了文明交往与历史进程之间的紧密关系，归根结蒂，文明发展和文化交融实质上是一个历史的进程。

目 次

一、交往历程：罗马与希腊文化融合的历史条件

二、“实用主义”史学的产生：罗马与希腊文化融合的新路径

三、文明互鉴的本质：建立在历史自觉基础上的文明交融

共和中期（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2世纪中期）是罗马文明进行海外扩张、建立跨地区帝国的关键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与希腊文明有了大规模的深度交往。罗马对希腊的征服，基本保存和延续了希腊文化，体现出明显的文化交融特征。长期以来，学界对此问题的解读，要么强调希腊文化的先进性和在文化交往中的优势地位，要么突出罗马文化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从本质上看，如果出于对希腊文化体系中哲学和理论理性的偏爱，就会夸大希腊理论理性的影响和作用，却解释不了罗马作为征服者所发挥的主导作用；如果从罗马文化体系中注重实效的实践理性出发，则又无法解释希腊理论理性是如何适应并接受罗马文化的，不能触及二者文化融合的深层次原因。显然，两种看法都有偏颇之嫌。因此，现代西方学者开始尝试从二者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视角进行解释，推动文明交往与文化融合的研究。这一解释方式揭示了不同文明交往的本身是一个互动的辩证关系，因而具有明显的合理性，但其不足之处却在于，仅从文明的理论和概念本身解读文明的交往，不仅难以体现文明交往的复杂多样性，更重要的是，也无法呈现文明交往的历史真实性。

文明互鉴理论是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之路的实践基础上汲取“以史为鉴”的历史智慧所提炼总结的当代文明交往理论，为当今世界日益频繁的文明交往互动提供了理论指导。文明互鉴论最鲜明的特色是赋予“文明”以“实践性”，将历史进程引入文明交往研究，阐明历史进程与文明交往之间的紧密关系，强调文明发展和文化交融实质上是一个历史的进程，从而突破了以往西方文明史观的理论局限。正如彭树智先生所指出的，“人类文明交往的根本性自觉是历史的自觉”，而这种自觉则“来源于历史学科”。共和中期罗马与希腊之所以能够通融，就是因为二者的文化融合过程建立在双方所处的相似的从城邦到帝国的一般历史进程，但又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一真实的历史基础上，且与各自的历史学观念的发展成果紧密相关。正是由于当时的人们对历史进程的实践和历史学思想进行了双重的深刻反思，才促成了希腊的理论理性与罗马的实践理性的统一。这种经过反思、碰撞而走向交融的文化成果对希腊、罗马乃至西方的历史发展进程都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一、交往历程：罗马与希腊文化融合的历史条件

罗马与希腊文明之间的往来最早可追溯至王政末期。共和中期，以第一次布匿战争中与西西里岛上希腊人的接触为转折点，罗马与希腊的文化交往呈现日益频繁之势。罗马与希腊之间长期互动的历史进程与文化交融相辅相成，在文明交往的过程中，文化也在不断发展融合。这种融合的突出成果首先表现在双方发现了彼此的价值，促进了两个不同城邦文化的交融，合力突破并创新了原有的城邦文化。

从罗马文化重构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来看，罗马与希腊在社会历史进程和社会制度方面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促使罗马能够在文化冲突中汲取希腊文明的成果，注重保持本民族特色，从而丰富罗马文化的内容，加快罗马新型文化的建构。

一方面，罗马民族对于希腊文化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和亲切感。公元前7世纪，罗马就以伊达拉里亚文化为中介长期受到希腊文化的间接影响，通过伊达拉里亚字母改造希腊字母而拥有了自己的拉丁字母；王政后期，伊达拉里亚人塔克文·普利斯库斯成为罗马第五王，传闻说他的父亲就是希腊克林斯人。罗马城在建筑、艺术和服饰等方面都明显带有希腊元素。早期希腊文化对罗马的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政治制度方面。学界一般认为，对罗马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图利乌斯改革的内容基本都是向希腊学习的成果。正是在向希腊学习和模仿的过程中，罗马建立了自己的城邦国家。

另一方面，罗马在向文明过渡的早期历史阶段，非常注意构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内容，与希腊文明体现出明显的不同。图利乌斯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对氏族内部血缘关系的冲击是与突破罗马氏族的封闭性同时进行的，而他对罗马体制的改造则完全是在突破狭小的氏族界限的基础上实现的。他把原先生活在氏族外的大批民众吸纳成为新的社会成员，并将其编入罗马军队的百人队里。百人队里形成的新的军事精神，不但使罗马人生来擅长的组织和管理才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而且使罗马民众更加迅速地融为一个民族”，“这一创造性的突破，显然是雅典和斯巴达等古代希腊国家所不具备的”。对于罗马而言，“罗马精神的觉醒首先不是表露在哲学上，而是表露在如何协调罗马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一政治行为上……塞尔维乌斯改革显然是罗马精神在制定规则领域里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与罗马文明的交往历程中，希腊人则逐渐获得了深切的历史认知，进而增强了对罗马文化的认同。希腊对罗马文化的认同经历了长期的理性反思，而这种理性更多地是属于实践理性的范畴。

罗马与希腊文化交融时期，二者有着各自独特的历史进程，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希腊已发展至城邦的衰落期，罗马则处在城邦的上升期，但二者面临着同样的历史挑战，即如何突破城邦的狭隘性，从而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希腊不但具有建立多种政治和军事联盟的成功实践，也有建立更大规模和高层次的政治实体——帝国的理念和设想，如斯多葛派的世界主义理念。在斯多葛派看来，宇宙是统一完整的体系，为同一个理性定律所支配，虽然人们所处的环境并不相同，但却分享理性，因而便同属于一族，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国家。“人类之分成许多敌对的国度，实是全不合理，荒谬之极。智人决非这一国或那一国的国民。他是世界的公民”。这种理念突破了建立在小国寡民基础之上的城邦制度的狭窄视野，指明了世界主义的发展前景和目标。但是希腊人的政治视野主要局限于同盟这一政治结构中，而无法消除世界主义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在亚历山大死后帝国迅速分裂，希腊化各王国之间长期混战，经历了双重打击后的希腊古典城邦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显然，建立长久帝国的理想与希腊各小国纷立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希腊人在经历了与罗马文明长期的军事冲突后，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逐渐从先前的理论思辨转向对于社会实践的理性反思，获得了更多的历史认知。公元前146年希腊诸邦发动的反对罗马统治的亚加亚战争和随后罗马对科林斯城的摧毁，结束了希腊城邦史的发展进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最后的解决，给希腊带来了它自己以前多少世纪从未成功达到的长久的和平”。事实上，追求社会内部和谐一直以来都是希腊理论理性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由于罗马的征服而获得的长久和平既是希腊历史发展的悲剧之所在，也是其喜剧之所在。希腊开始重新审视罗马社会及其文化的精神内核，客观地面对罗马文化，结合真实的社会历史进程对自身的传统理性文化进行理论反思，特别是强化了对实践理性内容的反思，对理性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从西方文化史来看，尽管此时希腊已处于希腊化时代，但以公民为主体的古典城邦所惯有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等文化精髓仍然保留，同时也发展出了以斯多葛派世界主义思想为典型代表的希腊化时代所特有的一些思想观念。柯林武德指出：“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单一的历史单位的观念乃是典型的斯多葛派的观念，而斯多葛主义则是希腊化时期的典型产物。它是创造了普世历史观念的希腊主义。”希腊的这一复杂的思想状况对于当时的罗马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者相似的社会发展历程和现实需要使斯多葛派的世界主义思想成为罗马和希腊思想的一个重要的交融点，并进而成为罗马冲破城邦束缚和统一地中海的强大的精神武器。

古典城邦史表明，城邦并不会必然地发展成为跨地区的强大国家，其原因就在于城邦自身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最突出的表现是维护城邦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政治体制寄附于“小国寡民”这一本质特性上。从希腊、罗马的早期历史来看，从城邦走向跨城邦，其实是非常重要且艰难的一步。与希腊贡献给人类的发达的哲学成就相比较，罗马的精神觉醒突出地表现在其政治智慧上。与希腊城邦政治明显的排他性相比，罗马国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于外邦的吸纳性和相对的开放性。希腊的政治紧紧地依附于城邦的理念上，充满了直观性、朴素性和单一性。要冲破这一传统政治制度的束缚不仅需要哲学深刻的理性认知，还需要城邦具有突出的政治智慧。而在罗马的历史进程中却潜藏着突破城邦局限性的文化因子，这在图利乌斯改革中就可以看出。有学者认为，罗马能够如此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影响下，图利乌斯所进行的改革在罗马社会中确立了通过民主改革、适时调整以解决社会内部矛盾和国家发展中的新问题的政治和文化传统，这使得罗马社会的适应性和运行效率较之于希腊城邦而言都大大增加。罗马长期所形成的政治传统不断突破城邦的局限性，向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统治的阶段迈进。罗马不仅走上了古典城邦的发展道路，而且突破了希腊城邦的政治局限性，能够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来改善其同被征服广大地区的紧张关系，最终建立了跨越地中海地区的大帝国。

综上，罗马与希腊的文化交融不仅仅是一个文化观念不断碰撞、深化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双方长期复杂的历史交往过程使二者的文化融通具备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正是通过文明交往的历史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深化各自的文化观念，希腊的理论理性和罗马的实践理性才在历史进程中统一起来，两种文化传统历经各种冲突、不断磨合而交融汇通。正如彭树智先生所说：“人类的文明自觉随着历史自觉的提高而走向深化。”

二、“实用主义”史学的产生：罗马与希腊文化融合的新路径

社会历史进程的发展极大地推动着罗马和希腊文化体系中理性思维的不断深化，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开始与社会变革相结合，从理论的角度对正在变化的历史实践给予阐述，并给世人以训导。正如朱本源先生所指出：“历史学必须始于求真而终于求善，于是产生了‘实用的史学’。”这一重要的史学观念与传统的史学观念有着明显的不同，突出了历史学的社会价值功效。史学思想方面的成就，既是共和中期罗马与希腊文化融合的成果，同时也对其深度文化融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向先进的希腊文化学习的同时，罗马人发扬本民族务实的文化传统，在历史写作中形成了“实用”的治史思想观念。以贵族精英为代表的罗马知识分子在积极学习希腊文明的过程中敏锐地发现了希腊文化中诸多不适合罗马民族统一性的因素，即希腊人文化认同与城邦政治认同之间的矛盾，以及希腊文化中发达的形而上学的理性探求难以满足罗马人对真实的社会发展进程的探寻需求。这激发着罗马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建构体现罗马国家特殊发展历程的、真正属于罗马人的文化。罗马人在原有基础上对文化进行了重构，将希腊文化作为重要的元素，同时结合时代的需求，构建了罗马古典文化。究其原因，罗马与希腊在人文精神方面的共通性使罗马能够克服文化交往中相冲突的一面，汲取并发扬承载二者共同精神理念的文化精髓。这一时期罗马文化取得的成就集中表现在史学方面。

相较于古希腊早期的历史学而言，罗马史学不同于希腊史学侧重探求因果关系，而是尤其重视历史学的社会效用，将历史作为教育民众的工具。从匹克脱创立罗马史学，到加图的《创始记》为标志，罗马史学一直都在通过记述民族早期历史以激发民族自豪感。正如汤普森所说，罗马人“深信历史的目的是劝善惩恶，历史应当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宣传道德借以塑造青年人的性格”。加图《创始记》追溯民族起源的做法，被认为是效仿希腊历史著作的惯例，但其真实目的则是为了宣扬罗马社会的传统及美德，记录布匿战争则是为了彰显罗马社会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激发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加图特意隐去战争中罗马优秀将领名字的做法，被认为是为了表明罗马元老院集体领导体制的优越性，他认为罗马民族的快速崛起缘于数代人前赴后继的共同努力，而不是像希腊那样仅凭某个立法者（指梭伦）在某个时刻的发明创造对于政治体制的巨大推动作用。最重要的是，加图时刻都在罗马和希腊之间进行比较，通过模仿和利用希腊文化成果，在自己的写作中竭力证明罗马文明在政治体制、民族精神、发展趋向上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不仅塑造了罗马人的民族认同，激发了自豪感，而且将罗马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形象传递给被征服的希腊人和地中海其他各民族，为罗马国家的扩张大力鼓吹宣传，通过宣传罗马民族的发展历史在地中海世界塑造文明的国际形象和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

受这一史学观念的影响，在公元前3世纪之后的罗马历史学发展进程中，历史人物传记就成为其史学的重要内容。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即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通过两两组合的方式，为希腊和罗马将领进行对比列传叙述，并在人物传记后专门撰文探讨二者的共性和差异，反映了希腊与罗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行进一步交融的时代主题。这不仅彰显了罗马史学重社会效用的突出特点，而且开辟了罗马与希腊文化交融的新路径。

在希腊，以波利比阿（Polybius）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并实践了“实用主义”史学新理念，深化了对历史学的理解，促进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交融，有力地推动了双方的文化融合。

希腊人一直认为罗马人是缺乏文化教养的蛮族。在希腊人看来，罗马人为人所称道的只有爱国守纪、尊重法律、军事强大等。如古典史学者斯托巴特所说：“在公元前300年，如果我们把法律、政治、军事技术除外，罗马人几乎就没有取得多少文明成就。”而这些都属于实践理性的范畴。然而，当希腊遭遇罗马的多次全面冲击后，希腊人最终以现实的人的生存为依据，在其文化核心——理性观念指导下，调整了心态，开始探求昔日据蕞尔小邦、野蛮粗鲁的罗马人战胜希腊众多城邦的真实原因。

波利比阿以一部四十卷的《历史》巨著，记载了罗马在地中海称霸的历史，也就是他所知道的“世界”的历史，其目的是要探求“罗马人凭借什么，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里把人类居住的几乎整个世界置于其统治之下？”这也是当时地中海世界的人们所关注的最为重要的现实问题。罗马元老院贵族的传统、罗马国家的统一和罗马法律的严明，都令波利比阿印象深刻。他认为，罗马强大的内在原因与罗马开明的政体有关。希腊各城邦采取的是单一而各不相同的政治制度，而罗马政体则具有更多的优势，它融合了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三者的优点，用执政官代表行政部门（执行君主职责），用元老院代表贵族，用“罗马人民”代表民主，罗马是在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两种政治势力长期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最大限度地集中了两种制度的优点，并在斗争中又最大限度地避开了两种制度的缺点。此外，与希腊人相比，罗马人团结忠勇、勇于征战、虔诚自律，而这些实践理性都是希腊人所缺乏的。波利比阿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味地否定罗马文化，而是重新审视罗马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将希腊形而上的理论理性与罗马的实践理性结合起来，有力地促进了希腊人对实践理性的认知和理解，增进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交融。

一般认为，正式提出历史教化（edification）作用的是波利比阿。他说：“历史的特殊领域是……弄明某一特定政策或论点为什么失败了或成功了。因为单单陈述一个事件的发生当然是有趣的，但没有教育意义。而当这种叙述再以事件发生的原因加以补充说明时，历史研究才能有益。因为只有以类似历史情况和我们自己的处境相比，才能从中取得推断未来的方法和基础，因为只有学习过去，才能学会在现在的情况下，什么时候行动应当更谨慎些，什么时候行动应当更勇敢些。”当然，波利比阿对罗马史关注的重心在于政治军事领域，如柯林武德所指出，在波利比阿看来，“历史之所以值得研究，并不是因为它在科学上是真确的或可证明的，而是因为它是政治生活的一所学校和训练场所”。波利比阿的历史观念与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有着明显的关联，因此克罗齐把古代的史学归结为实用的史学。他说：“古代史学被人称为‘实用主义’的；在这个词的古代和近代的双层意义上，它都是这样的：当它使自己局限于事情的世俗方面尤其政治方面时（波利比阿的‘实用主义’），当它用反省和忠告装点它们时（同一历史家兼理论家的‘必然如此’），它就是这样的。”而这两方面的借鉴作用都是古代“实用的史学”（pragmatic history）所具有的含义。

朱本源先生认为，从波利比阿提出的“实用主义”史学的效用角度来看，它与我国古代“以史为鉴”的史学观念很类似。借用孔子的话来表达，即为了进行道德的训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所以伯伦汉把“实用的”（pragmatische）和“训诲的”（lehrhafte）用作同义语。用我国古代史学术语说，“实用的史学”就是“借鉴的史学”。如顾炎武所云：“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克罗齐以修昔底德和波利比阿为政治借鉴的代表，以塔西佗为道德借鉴的代表，二者都是使历史起“训诲作用”（didactic function）。这样看来，“实用的史学”其实就是“训诲的史学”。

如果从西方史学史的角度来看波利比阿实用主义史学的内容和作用的话，就会发现，他是从古希腊古典文化的理论理性来提升传统的史学观念，努力使历史从满足于具体的叙事而进入探讨事件本身所包含的价值。这种价值，在波利比阿看来，就是在现实社会中所表现出来的作用，这种作用与原先希腊史学所追求的事实因果的趋向和突出特征已经有了明显不同。由此，古典时代的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发展时期，即进入探求和发挥历史学的社会价值（政治价值和伦理价值）的新时期。即朱本源先生所指出的：“古典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即既要把握历史真相（求真），又要使历史起训诲作用（求善）。”

总之，罗马人和希腊人对公元前3世纪以来所发生的重大的社会历史变革的认识，是伴随着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和反思不断深入的，对历史进行探讨的目的和成效体现了希腊和罗马历史观念的不断深化和进步，而历史观念的深化则开辟了二者文化的融合之道。

三、文明互鉴的本质：建立在历史自觉基础上的文明交融

综上，罗马与希腊的文化交融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交往和文明互鉴过程，而共和中期是希腊、罗马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罗马和希腊之间的文化交融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其深层次原因与二者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史学观念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关联。

其一，在共和中期的文明交往过程中，尽管大量的文化冲突与摩擦成为罗马与希腊之间往来互动的突出特征，但在文明互鉴论看来，这种冲突的历史进程，其实正是希腊、罗马文明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文明互鉴的重要内容。虽然罗马与希腊在文明的内核——人文精神方面存在着某些差异并导致了二者在文化上的诸多不适与矛盾，但同时它们在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城邦政治制度等方面所具有的历史相似性，则成为二者能够克服差异、相互调适并进一步融合、推陈出新的重要基础。所以朱龙华先生说：“这种基于相同社会体制而产生的深义层次的文化精神的共鸣，才是希腊文化作为罗马文化源泉的无可比拟的重大意义之所在。”

其二，在罗马与希腊的文化交往过程中，历史学发展的新成果——“实用主义”历史学的产生，一方面就是二者文化交融的重要成果，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双方对彼此历史进程的认同和历史反思。以波利比阿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历史学包含了许多历史自觉的内容，不仅彰显了历史学所具有的对文化交融的指导作用，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上进一步促进了二者文化交往的良性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其说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交融是一种理性的认知和选择，毋宁说是二者分别对历史的认同和反思的成果。

其三，文明交往的本质是一个历史性的真实过程，同时也与在历史学的发展基础上人们开始形成的历史自觉意识有着重要的关系。文明互鉴的过程，既是双方文明的不断交融的历史过程，就其实质而言，又是双方对这一交往的历史过程不断反思的历史自觉进程。正是在长达几百年的相互交往和文化互动的真实历史过程中，罗马人与希腊人对彼此的认识不断加深，这种不断深入的认知又在历史实践中指导着二者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希腊、罗马文明的交往和交融的互鉴过程其本身就是历史自觉性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总之，罗马与希腊二者间长期的文明冲突和交融是文明互鉴的典型事例。只有将文明交往、文化交融置于历史自觉的基础上，置于文明互鉴的理论体系中，而不是之外，才能深刻理解文明互鉴理论在指导人们进行文明交融中所具有的重要理论意义；同时，也可以深刻感知文明互鉴理论所包含的重要的历史自觉的意义。唯其如此，才可以更深刻且全面理解希腊罗马文明交往的本质和意义之所在。

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作者：王成军 高延玲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引用时请引用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