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风 || 宋史专家崇德乡贤——李裕民教授

宋史专家崇德乡贤——李裕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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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李裕民，1940年3月生，桐乡崇福人。1959年考入杭州大学历史系，1963年大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是新中国第一届硕士研究生。

曾任山西大学历史所副所长，民进中央委员、民进山西省副主任委员，山西省政协常委兼山西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山西文史资料》主编、山西省地方志特邀编审，《北朝研究》主编。1996年后调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

现为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杭州师范大学“钱塘学者”讲座教授与国学院特聘研究员，浙江省重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南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及学术委员。培养宋史、古籍整理、道教史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20余名。主攻宋史，兼及古文字学、历史文献、地方史志等。先后出版专著《宋史新探》《四库提要订误（增订本）》《宋史考论》《宋人生卒行年考》《北汉简史》等，编著9部，工具书3种，点校辑佚古籍17种，发表论文3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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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爱学，圆梦北大

李裕民从小就爱学习，念初中时，地理老师要求严格，考试就画一幅地图，让大家填。这让他很感兴趣，于是，便自己买了一本袖珍地图，天天看，每次考试都难不住他，甚至还能指出老师图画中的错误。李裕民同样感兴趣的还有历史小说，从《东周列国》《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岳飞传》到《神洲光复志演义》等。这些书，也是他历史知识的启蒙。此外，他还看了不少公案小说、侦探小说，这在无形中也培养了他的分析能力。

1955年，李裕民初中毕业后，正赶上国家缩小招生规模，他没有考上高中。李裕民开始反思，最后总结道：“问题在于读书不精，缺乏毅力”。于是，他开始每天记日记，直至“文革”前，没有间断过一天。

靠着这股子韧劲，第二年，李裕民考上了海宁中学，开始精读文学名著，背名篇，练写作。1959年，他考上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历史系，为了有更多时间钻研专业，他决定放弃看小说、电影、下棋等爱好，只保留锻炼身体一项。1963年，国内第一次公开招收研究生，李裕民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那年浙江省共考上8位，文科占2位，进北大的就他一人，令同学们非常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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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指点，学术有成

在杭大读书期间，李裕民得到了徐规教授的教导，徐规教授是著名史学家张荫麟的高足，张又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进入北大后，又受到宋史权威邓广铭师的熏陶，邓则师从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因恩师的治学方法路子各不相同，使李裕民大开眼界，还有北大的学风、藏书、环境，都给了他莫大的帮助。

李裕民介绍说，他的治学路子是在比较、摸索中逐渐走出来的。

1968年，李裕民被分配到山西大学历史系，一年后，他去到其他学校，带了两年半的初中班，当班主任，教语文。空余时间，他从不浪费，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埋头苦读。

1973年，李裕民在《考古》上发表第一篇论文：《我对侯马盟书的看法》，对郭沫若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在社会上有些影响，日本出的《世界考古事典》也收入要目中。接着，又发表《金文中的孝》，对另一名学者的观点提出商榷。1978年以后，迎来了他的学术春天，8年中，在《文史》《古文字研究》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工具书《后汉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9年)、《明史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85年)，还整理点校了几种古籍，其中《山西古方志辑佚》，共辑佚方志236种，这也是解放后辑佚数量最多的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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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宋学，热爱家乡

转眼到了90年代，李裕民把主要精力又转移到了宋史研究上。1991年在日本发现了失传已久的司马光日记，国内外几十家报刊作了报道。出版的书，与宋有关的有《宋史新探》（1999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司马光日记校注》（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杨文公谈苑、倦游杂录》（辑佚点校，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李裕民写的《四库提要订误》（1990年，书目文献出版社），纠正了学术名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许多失误，1993年获山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还有地方志、古籍整理方面的书十来种，论文100多篇。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如今，李老已迈入耄耋之年，但初心未变，他一直关心浙江历史文化，对家乡始终充满了深厚的感情。近年来，他经常关心崇福建设发展，大力支持崇福教育文化事业，亲自参加《崇福教育志》审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并为《崇福教育志》写序；投稿《崇德文苑》，弘扬宋韵文化。同时，结合个人学术专长，为崇德古城复兴提出专业的意见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