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风 || 张铁华：黄永年先生的书法篆刻研究

黄永年照  约摄于2003年

黄永年（1925年10月14日至2007年1月16日），江苏江阴人，195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先后就职于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曾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同时曾担任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

黄先生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在历史学、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诸多领域造诣精深，被誉为“一代宗师”。黄先生不仅道德文章楷模当代，在繁忙的治学、教学工作之余，对书法、篆刻亦曾留意，堪称“博学余暇，游手于斯”（赵壹《非草书》）的典范。本文主要对黄先生书法、篆刻方面的研究成果做一介绍，以期引起书法、篆刻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一、治学概况

黄先生1925年生于江苏常州，自幼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于中国古代学术并没有家学渊源。抗日战争爆发后，黄先生避难江阴农村期间读了半部《孟子》，从此和古代文献结下了不解之缘。1939年春返回常州之后，他偶然于地摊上买到吕思勉先生的《经子解题》，就此获学术启蒙，渐沉迷于阅读古籍。黄先生在高中二年级时考入苏州中学常州分校，聆听了吕思勉先生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得益于吕先生的指点，他又研读了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于考证方法上颇有所悟；之后又先后师从童书业、顾颉刚等先生，学业始益精进。在复旦大学就读期间，黄先生在唐代文史研究方面深受陈寅恪先生著作影响，并且学而能疑，在本科期间发表多篇论文，包括针对陈先生的《狐臭与胡臭》一文的商榷文章。其本科毕业论文研究唐代河北藩镇问题，也提出了若干不同于陈寅恪先生的看法。（参见黄永年《我的自述》，见陆三强主编《树新义室学记：黄永年的生平与学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黄永年就读大学本科期间养成了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写作的习惯，积数十年之功，笔耕不辍，真正做到了著作等身。1993年，他应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之邀，曾撰文《治学浅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自己的治学情形，金针度人，嘉惠后学。在谈到自己撰写学术论文的经验和体会时，黄先生总结了如下五点：一、把马克思主义用于学术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指导研究和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黄先生特别重视毛泽东《实践论》里所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认为对研究古代文史同样有指导意义。二、在读书时要发现了问题再写文章，写文章时把问题彻底弄清楚或曰彻底解决。而所谓问题，一是前人或今人都没有注意到的，但确属重要应该研究解决；二是前人或今人弄错了讲错了，需要加以纠正。三、要读常见书，用常见书，不要光依赖孤本秘籍。四、写文章要善于联想，运用资料不要局限于那么一小点领域。五、要注意寻找事物的规律。六、要坚持真理，不要迷信权威。

黄先生撰写的学术论文，行文极其精练，所论皆有为而发，不务空谈，剖析过程要言不烦，直指要害。他善于在常见书里读出别人看不到的问题，这一方面，直接得益于吕思勉、顾颉刚、陈寅恪、童书业等先生的影响。至于坚持真理，不迷信权威，敢于独抒己见，在黄先生复旦读书时期已见端倪，并且在之后的研究工作中贯彻始终，更以“树新义室”为斋号，愈见其治学之旨趣。黄先生多次提到他在复旦读书时期的两个治学案例，藉此说明治学不要迷信权威的道理。在复旦读书期间，黄先生研究明器，认为罗振玉先生把明器中的有角怪兽定为“魌头”有问题，于是根据《唐会要》《太平广记》纠正这个错误。同样是在复旦读书时期，他不仅对陈寅恪先生颇为自得的文章《狐臭与胡臭》提出了商榷意见，还获得了陈先生的首肯与鼓励。在之后的书法篆刻研究方面，他同样基于坚持真理，不迷信权威的立场，虽然研究结论不无可商榷之处，但他“依据实物不率信传世名迹，勾稽文献以摧折后起谬说，词必己出，毋剿袭雷同”（黄永年《书法源流论（一）》，《古籍研究》1995年第1期）的治学方法、研究理念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例如他指出提倡北碑的包世臣《艺舟双楫》“有心得，亦多偏见”，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本《双楫》而益多欺人之谈，谬误失检处更往往多有”，既直陈其弊，又申说康著不可忽视之处在于“较今人之剿说雷同、陈陈相因者究有雅郑之别”（黄永年《碑刻学》，《新美术》1999年第3期），既批判其疏漏之处，又不否定其既有的参考价值，持论可谓公允。

黄先生在治学之余研究书法篆刻，不仅是出于爱好，优游于艺，同时更是治史的延伸，两者相得益彰。在这方面，黄先生的治学方法、研究理念深受其岳父童书业先生的影响。童书业先生在治史之余，兼及美术史研究，著有《童书业绘画史论集》，其中的《中国美术史札记》曾委托黄永年先生代为润饰校勘。翁婿之间，美术、书法各有侧重，皆是“博学余暇，游手于斯”的状态。童先生早年曾从名师学画，于画技、画学用力甚深，然以史学研究为主业，在谈到治画史的体会时，他曾说：“研究绘画、瓷器的画家、鉴赏家，虽在绘画技法、古画、古瓷的鉴赏方面造诣颇高，却可惜不懂历史，不能以发展的观点探讨绘画、瓷器史，对于有关的许多问题，往往不能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不能前后比较，贯通研究，因此挖掘不深，甚至出现错误。有些研究历史的人，虽有发展的观点，但对于绘画技法、古画、古瓷的鉴赏不甚了然，同样也大受限制。”（童书业著、童教英整理《童书业绘画史论集》之《整理说明》，中华书局2008年版）史论研究与艺术实践并重，方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种治学观点为黄先生所恪守。翁婿二人还深受顾颉刚先生治学方法的影响，黄先生早年更是通过阅读《古史辨》而学得了精密的考证方法。在黄先生为数不多的论书著作中，可以见到这种精密考证方法的熟练使用。

建基于雄厚的史学素养，黄先生谈书论印，往往语简义精，颇多振聋发聩之论，而他研治书学的方法，凭借多年自学而建立的学术体系，尤其值得后学关注。黄先生的书法篆刻研究，主要体现在他撰写的若干教学讲义以及学术论文当中，主要有《书法源流杂论》《唐人楷书述论》《碑帖谈丛》《篆刻艺术六论》《碑刻学》等。

《黄永年印存》封面  中华书局2004年版

二、书法研究

黄永年的书法研究和史学研究、碑刻研究密不可分，在《书法源流杂论》一文中他曾自述研究书法源流的缘起：“惟于役咸秦，多读碑志摹拓，于书法源流，颇思撰述，以为《札记》之绪。”（黄永年《书法源流杂论（一）》）可见黄先生撰写书学研究文章，一方面是研读碑志治史学的副产品，一方面是受岳父童书业先生著述《中国美术史札记》的启发。黄先生著述的书学论文虽然不多，但都是有为而发，既抓住核心的、容易有争议甚至误读的问题做精密的考证，又注重对书法发展源流的宏观把握，因而能发前人所未发，或者把前人语焉不详之处阐释清楚，显示了卓越的史识以及极其娴熟的考证功夫。

黄先生自少年时期即喜欢鉴赏、研究碑石拓片，1956年来西安工作后，得益于陕西的人文、地域之便，他对碑刻的研究逐渐深入，这些研究成果又推动、促进了他的史学研究。黄先生治学深受清代乾嘉考据学派影响，尤为重视清代乾嘉以后学者所崇尚的“淹通”之学，他特别提到清代“旧式文人若不知金石则不得齿于通人之列”（黄永年《碑刻学》），而20世纪80年代碑刻学研究已经处于后继无人的中衰状态。有鉴于此，先生总结自己数十年来从事碑刻研究之所得，从1985年开始，给文献学、唐史方向的研究生专门开设了《碑刻学》课程，意在“重振斯道，且使从学者开阔眼界”，“据以考史补史，于学术有所裨益”（黄永年《碑刻学》）。

黄先生对于碑刻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于1986年印成的《碑刻学》讲稿里，后来应中国美术学院范景中先生之请，又将此稿刊于《新美术》1999年第3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黄先生的碑刻学研究由拓片收藏延伸，涉及到拓片鉴定、史料考证、书法源流考辨、题跋研究等方面，和史学研究紧密相连，虽然篇幅不长，却体现了黄先生对于建立碑刻学研究体系的卓识。

作为教学讲义，《碑刻学》旨在指示治学门径。黄先生列出研治中国碑刻的重要参考书目，并对每种参考书的优劣之处加以辨析，要求学生择要看参考书，同时研究碑刻分类、拓本、史料及书法。虽然黄先生也曾以金石自娱，但研治碑刻学的最终目的旨在“据以考史补史，于学术有所裨益”，非为单纯的审美享受而已。《碑刻学》讲义虽然篇幅不长，基本都是黄先生沉溺此道数十年的心得之言，即便是知识性的课程讲稿，亦是独抒己见，不乏造微入妙之论。

至于先生研究书学之始，可从重写于1977年的《书法源流杂论》提到的“迁延十余年，止成此《杂论》六首”看出端倪。从1977年往前推十余年，黄先生在1965年撰写的《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可视为先生撰述书学札记之始。之所以撰写此文，和60年代的“兰亭论辩”有关。论辩双方各执一词，对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的一派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以高二适先生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坚信《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黄永年经过审慎的研究，认同郭沫若的结论，即传世的《兰亭序》不是王羲之的作品，同时又认为郭氏考证不够精审，因作万字长文，考辨此事。他通过勾稽文献，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风格演变的基本规律，再根据目前所传的《兰亭序》不仅书法风格与东晋时期书风不相符合，而且和文献中所描述的王羲之书法“字势雄强”也大相径庭，从而得出传世《兰亭序》非王羲之书迹的论断。

 从1977年改定本《书法源流杂论》的内容来看，分为“隶书、八分、楷书、正书”“王羲之书师法钟、张”“兰亭序为梁陈人书”“南北书派异同”“唐楷”“晋唐小楷不可信”六个部分，所论都是讨论书法源流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体现了先生深厚的史学功底以及研治书学的基本方法——依据实物、勾稽文献，通过对实物、文献的辨析，考证史实，从而得出不人云亦云的结论。

黄先生研治书学，注重对书学史料作细致入微的解读，善于从常见史料中发现常人所忽视的问题，因而能发前人所未发，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我们可以从《兰亭序为梁陈人书》一节略窥此中妙处：首先，黄先生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认定王羲之书法师法钟繇、张芝是不争的事实，从王羲之自述及他人的评述来看，王羲之于章草一体师法张芝不难确定，至于师法钟繇，效仿的是哪种书体？黄先生用排除法进行了推测，认为钟繇所擅“钟书三体”之“行狎书”即章草，而王羲之于章草乃是取法张芝而非钟繇，因而行狎书可以排除。至于传秘书教小学的章程书，“盖西陲所出古写经之属，字体介乎行狎、铭石之间，非晋宋时能书大家所措意”，因此也可以排除在外。那么，王羲之所学之钟书，只能是铭石书而不是其他。当时的铭石书传世者，都是“整齐波发茂密雄强”的隶体，梁武帝评王羲之书法“字势雄强”，也只能对应于这种旧体隶书，而不是流传至今的《兰亭序》的书法风格。至于王羲之当时能得大名的原因，黄先生认为不在别创新体，而是在于墨守钟、张旧体，其时“官学旧体夙宗钟繇，而羲之为其最后大师。南北朝人多以钟、王并称，自非偶然”。既已推理出王羲之书体的应有风貌与传世的《兰亭序》不符，接下来就要考证传世《兰亭序》的书法风格究竟对应的是哪个时期的书法风貌。黄先生认为今本《兰亭序》为藁、行新法，书体介于正书、草书之间，而其中正书的成分尤多。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行草法帖“并时即多伪作，传世者复几经钩临摹刻”，近真者极其罕见，所以从行草一脉考证《兰亭序》年代不便着手，但是见于写经、造像、碑志的正书多且比较可靠，那么可以通过考察《兰亭序》中正书成分的风格特点所对应的历史时期，从而大致推定传世《兰亭序》的书写时代。黄先生根据实物，分别考察彼时写经体、碑志等铭石书体的书风演变规律，认为写经体大致可划分为具汉魏隶书笔意、方笔险劲之北魏体、于险劲中见虚和流美之新体三个阶段，碑志等铭石书体大致可分为魏晋、北魏体、结构平正虚和流美之新体三个阶段。在考察辨析彼时众多作品书风的基础上，黄先生进而确信“新旧交替之间，或略有参差，而所历阶段及递变大势，则若合符节，知此实魏晋南北朝间书法由隶至正之发展规律”（黄永年《书法源流杂论（二）》，《古籍研究》1996年第1期）。理清三阶段的各自书风特点之后，再考察传世《兰亭序》中正书成分之风格特点，发现只能在第三阶段即虚和流美的阶段才可能出现。黄先生因此得出结论，今本《兰亭序》不仅不可能为王羲之所书，即便擅长藁、行的王献之也达不到这种虚和流美的书写风貌，要到南朝梁陈时期才能演变出这种风格。目前关于传世《兰亭序》的真伪问题依然存在争议，无论我们是否赞同黄先生对此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思路，确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学习的。

黄先生是精通唐史的专家，除了在《书法源流杂论》专辟一节讨论唐楷，还著有《唐人楷书述论》一文，可见他对唐楷研究的重视。他说：“今所谓楷书，自以唐人所作为极则。”（黄永年《书法源流杂论（二）》）对于包世臣、康有为等人倡导北魏体，为尊魏卑唐之说，黄先生极为排斥，直斥康氏所著“多欺人之谈，谬误失检处更往往多有”（黄永年《碑刻学》）。作为唐史研究的权威，自然不能不对此等“谬说”摧而折之，以见拨乱反正之意。在讨论唐楷时，黄先生多有令人耳目一新之论，发前人所罕发，尤其是对于虞世南楷书水平的再评价。黄先生认为今传北宋摹刻本即所谓陕本《孔子庙堂碑》实传唐碑真面，而之所以不副虞书之盛名，不是由于翻刻失真的问题，而是由于虞世南楷书本不足称。他认为虞世南之所以能得大名于初唐时期，只是缘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推崇。至于陕本近真的问题，他的依据是自己所见旧拓《唐任静观魏法师碑》为高宗时学虞书者张德言所书，书风酷似陕本《孔子庙堂碑》，据此便可推测出陕本能传《庙堂》真面。这些论断解决了翻刻本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是否近真的问题，对于虞世南的书史地位研究，至关重要。黄先生类似的考证案例不胜枚举，读来引人入胜，发人深思。

黄永年著《茭蒲青果集》封面  中华书局2012年版

三、篆刻研究

黄先生对篆刻的关注，始于13岁开始购读线装古书时，因对其中的收藏印记感兴趣而开始自刻印章。1944年9月，黄先生考入南京的中央大学历史系，次年1月退学。在南京求学期间，得益于中文系郭则豫先生（字组南，号枫谷）的指授，黄先生于篆刻一道才真正开始入门。郭先生篆刻取法黄牧甫一路，受郭先生影响，黄先生购置了黄牧甫、赵撝叔、王福庵等人的印谱，但是所花时间并不多。20世纪70年代后期，黄先生投入了较多精力于碑版收集、鉴赏等活动，同时重拾刻刀聊寄所托，与当时的印坛名宿多有往还。

1979年4月，陕西终南印社被正式批准成立，黄先生作为发起人之一参与了终南印社的筹建，后被推为顾问。1980年至1991年，黄先生的篆刻作品先后参加了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全国首届篆刻艺术展、全国第二届篆刻艺术展，入选了沙孟海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书法集》。2004年10月，在先生八十岁寿辰之际，其篆刻精品汇为《黄永年印存》出版。

黄先生的篆刻创作相较于职业篆刻家，存世作品并不算多，有两百余方。与职业篆刻家不同的是，黄先生学养深厚、兴趣广泛，少时学刻印即得篆刻名家指点，中年时期复与印坛名宿往还，因此眼手俱高，每多佳作。先生辞世后，终南印社有挽联曰“学坛寂寞失朝月，印社悲凉忆春风”，可见黄先生给予终南印社同仁的不仅是艺事的助益，更是道德文章的楷范。人们敬重黄先生其人、其学，愈重其书、其印，堪称当代艺因人重的典型。

黄先生已发表的谈论篆刻的文字不多，流传较广的有《篆刻艺术六论》（《中国书画》2004年第7期）一文，语言平实，娓娓道来，于斯道颇多甘苦自得之言。该文涉及“篆刻是不是艺术”“秦汉印章”“明清以来的篆刻”“怎样写印章”“怎样刻印章”“印材印纽及其他”等诸节，虽名曰“六论”，亦可看作关于篆刻学的简明扼要的知识性讲义，尤其是关于篆刻艺术的规定性、取法对象、具体实践等方面，给初学此道者指示了一条易于入门的途径。

在厘清篆刻是不是艺术的问题时，黄先生认为“只有够水平的才算艺术”，篆刻艺术要求在有限的印面上排入一定的文字以彰其美。对于当时印坛上存在的乱风，尤其是以粗、狂、怪、丑自诩而其实不美者，先生颇为排斥，认为“美的真正的艺术品一般能做到雅俗共赏”。他曾叮嘱学生：“无论刻印还是治学，都要走正路，在传统的基础才能有所创新。”又说：“印用于书画或藏书，太粗大或歪斜丑怪，有损画面和藏书的品相。”对于篆刻初学者，先生建议他们最好多看黄牧甫、王福庵、钱君匋等人的印谱，在汉白文、元朱文上打好基本功。在《篆刻艺术六论》中，先生曾评论黄牧甫篆刻“朱文参汉金文，多用方笔，是一大创新，白文仿汉，也得浑穆拙朴的神韵，且多变化，可谓仅次于赵之谦”。黄先生推崇赵之谦集秦汉印之大成，变化万千，至今尚无人能企及，更无人能超越。从这些评语，可以看出黄先生的篆刻审美步趋清代文人印一路风格，讲究雅俗共赏的审美取向。黄先生自己所刻印章则于清新雅正中见灵动之气，和他严谨治学、余事游艺的人生状态颇为契合。对于名气甚大其实并不高明如齐白石、邓散木的篆刻作品，黄先生则一再叮嘱千万学不得，尤其是齐白石的单刀乱刻，初学学之即万劫不复。联系当前书坛、印坛的种种乱象，黄先生的这些言论依然不过时，切中时弊，令人警醒。

终南印社前社长赵熊先生在《回顾的价值》（终南印社社刊《终南》第二十二辑卷首语）一文中认为黄先生的篆刻“在缺失了流派印这个重要阶段的当代长安，有着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先生的某些观点以及对某些印风的批判自然可以看作是一家之言，但他主张的精纯典雅仍将以主流形态的一翼，振翮于当代印坛”。赵先生提到的当代长安流派印的缺失问题，和从斯道者大多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治学者又大多不务此道有关。黄先生治学之余，以刻印消遣，无意以此名世，反而被誉为“印林之隐者，不名而高”。以学者的身份治印，审美判断的标准自然会和职业印人所追求的有所不同，这也是黄先生的某些印论被视为一家之言的原因之所在。

黄永年  篆刻作品

结语

对于自己早期的研究结论，黄先生一般都比较肯定，不会轻易改变，但是由于受时代、资料等的限制，黄先生在后期也有调整的时候。例如在写定于1977年的《书法源流杂论》一文里，黄先生很肯定地认为如今流传的《兰亭序》为梁、陈人书，非王羲之真迹，而在参编高校权威教材《中国文化史》时，或是出于编写通用教材的考虑，黄先生把相关表述文字做了如下调整：“现在人们见到的传为王羲之的《兰亭序》，就用这种行书书写。有人又认为像《兰亭序》这种行书要迟至梁、陈时才能出现，就是东晋时王羲之所书写怕靠不住。究竟如何，尚有待继续研究。”（阴法鲁、许树安、刘玉才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43—544页）可以看出，委婉的言辞背后依然不乏对己见的坚持。

黄先生曾评价其岳父童书业先生的画是文人画，而黄先生本人的字则是典型的“学者书法”，不务新奇狂怪，作书端庄严谨，一如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正如元人盛熙明在《法书考》中所言：“夫书者，心之迹也，故有诸中而形诸外，得于心而应于手。”黄先生谈唐楷时尤为推崇褚遂良，他本人的书法也是追踪褚体，以“虚和流美”为表现的佳境。清人刘熙载《艺概》中有段广为传颂的论书名言：“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面对黄先生的书作、印作，如见先生其人，不惟其才、其学、其志可睹。学艺相通，技进乎道，黄先生余事为艺，在书法、篆刻方面多有高屋建瓴之论。如今的书法、篆刻圈束书不观几成风气，黄先生的相关书学、印学研究成果未能引起人们应有的充分重视。笔者不揣浅陋，作此短文，在向前辈致敬的同时，也希望当代的书法、篆刻爱好者学艺并重，庶几书道不废，风雅再续。

黄永年先生与书法、篆刻有关的著作目录：

1.《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撰成于1965年。

2.《书法源流杂论》（附石刻摹本题记），1971年初稿，1977年重写，油印本，后刊于《古籍研究》1995年第1期、1996年第1期。

3.《唐人楷书述论》，刊于《唐史论丛》第五辑，1990年7月。

4.《碑帖谈丛》，刊于《碑林集刊》第三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出版。

5.《篆刻艺术》，1983年3月汉唐工艺研究班授课讲稿，后以《篆刻艺术六论》为篇名刊于《中国书画》2004年第7期。

6.《碑刻学》1986年油印本，后刊于《新美术》1999年第3期。

7.《黄永年印存》，中华书局2004年版。

8.《中国古代文化史》（撰写其中的第十二章《古代书法与碑刻》，阴法鲁、许树安、刘玉才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2008年修订版。

9.《黄永年谈艺录》，中华书局2014年版。

10.《黄永年文史论文集》（全五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

张铁华

咸阳师范学院于右任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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