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评 || 《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评价

《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

评价

上海中医药大学  袁开惠

于赓哲教授的新书《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出版了，以“疾病”“改变”“历史”三个关键词书写历史，关注历史与现实中的“人”。

该书共分为十二章， 第一、第二章谈中国历史上的大瘟疫及瘟疫的应对办法，第三、第四章谈古代的医生与医院，第五至第八章谈疾病，第九章谈外来医术金篦术，第九、第十章谈名医、名人与疾病，第十二章谈割股奉亲。各章之间似乎关联并不紧密，但全书又似可归纳为中国古代的疾病与中西交通，中国古代的医疗手段与中西交通两个板块。无论是对疾病的书写，还是对医疗手段的探讨，于老师都将其置于全球化、中西交通的背景中来考察，从而让我们意识到“疾病与医疗是大历史背后不应忽视的‘小’因素”，也让读者认识到瘟疫是流动不居的；无论是对疾病与医疗现象的正面描写，还是对医骗医托等的犀利揭露，人始终与疾病相关，而人与疾病又不断地影响历史的走向。

在疾病的流动中发现历史

瘟疫流动不居，在疾病的流动中发现历史。谈到盛行于明清之际的天花，追溯其源头，则是一种外来的烈性传染病。晋人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详细记载，说到“以建武中南阳击虏所得，俗呼为虏疮”，疾病名称揭示疾病来源，在对外战争中将异域疾病带入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肆虐十几个世纪。虏疮，因患者体表生疮如豆，又称痘疮、痘疹。

到了明清，虏疮愈演愈烈，为害尤厉，不仅被记进医书，也被写入了文学作品。《临证指南医案》卷十《痘》谈及人痘术未推广时，“即使一村之中，有百儿出天花……甚有竭力调治，而损伤几及一半者，不闻其归咎于医生，惟有委命于天而已”。玄烨因为患过天花而成了大清的天选之子。而《封神演义》中会布痘的潼关主将余化龙被封为主痘之神碧霞元君，《镜花缘》中又有了痘疹娘娘，《红楼梦》里的巧姐生了痘疮，王熙凤药神两乞。明清时期，从朝廷到民间都供奉痘神，实际上反映的是对天花的恐惧。

不过，中国并没有追责于天花的“传入之地”，而是将如何消灭天花作为医疗的首要课题，正如于老师书中所言种痘是“中国医学对世界的贡献之一”。正是因为中国种痘术的西传，才有了1796年詹纳发明牛痘术，才有了后来的牛痘术东传。

这在疫情流行的当下，尤其发人深省。疾病会跨越国界，而新的病种也将推动医疗技术的进步，应对疾病、消灭疫病才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首要课题。正如于老师所说：“文明客观上可能为传染病的传播提供路径，但文明因交流而强大，强大的文明和现代化的卫生体系反过来克制传染病的传播。”

在医术的交通中发现历史

疾病可以流动，而应对疾病的医术也因此成为东西交通的一项重要内容。无论是伴随佛教东传而进入中土的印度金针拔障术，还是经俄罗斯-奥斯曼土耳其传入英国的中国人痘术；无论是从美洲到欧洲，后经传教士带来中国的疗疟药物金鸡纳霜，还是有效遏制非洲疟疾的中国“神药”青蒿素，这些医疗手段与医疗药物的背后，都有一条全球化的线路。医学技术的交流，药物的流通，成为全球史的一项重要内容。探究这些医疗技术与药物的从东到西，从西到东，来呈现东西沟通的历史，并探讨它们怎样促进了全球知识和技术的变化，它们怎样满足了不同地区民众的生活需求，它们怎样引起了不同族群与地区的相互关注，显然价值巨大。

仅以金针拔障术为例，其由古印度阿育吠陀医生发明，在汉代以后随佛教传入中国，根据文献记载，曾治愈梁朝萧恢生母的眼病。毛主席晚年左眼白内障由医生唐由之金针拔障后痊愈。中年以后的白居易患多种眼疾，也曾手术治疗，未知其是否痊愈，但其晚年仍能观景读书。外来医术治愈了很多中国人的疾病，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不唯如此，经由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印度医学中的眼科理论与眼科疗法，如《龙树菩萨眼论》等最终促成了中医眼科的形成，并促成了《银海精微》《审视瑶函》等中医眼科著作的诞生。

医学技术与医疗手段的交流总是双向的，清代的时候金鸡纳霜由欧洲传教士带入中国；21世纪的今天，我国学者屠呦呦团队提取的青蒿素被称为遏制疟疾的中国“神药”。而古代中国的生姜、桂皮等也都曾是欧洲热衷获得的东方香料。瘟疫的传布，也带来了医学技术的融合与演进，从而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

走出疾病与医疗的认识误区

什么是瘴气？赵匡胤“体有金色”？“悬丝诊脉”确有其事？口罩是中国人发明的？古人如何避孕和堕胎？蓄蛊和放蛊是怎么回事？鹤顶红与鸩毒是一回事？人肉为何可以治病？这些令人好奇又难以厘清的问题，于老师在书中科学推理，一一厘清。

“瘴气的诞生，与其说是一个自然问题，不如说是一个‘观念诞生史’，它的出现与消失，就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方碰撞、交融的历史。”瘴气的诞生，与唐代士大夫们对于当时贬谪之地岭南的恐惧与想象相伴而生。而宋代以后，随着岭南日渐开发，瘴乡之污名也渐渐褪去。时至今日，人才南下，“孔雀东南飞”，南方成了进步、富庶的象征，“瘴气”早已被人们抛之脑后。

赵匡胤“体有金色”？这样渲染宋太祖的圣人异相也是有医学依据的，只是这虽是“异相”，却未必是天命，而应该是疾病。赵匡胤出生时，极有可能是患有新生儿黄疸。病因是胆红素代谢异常，胆红素水平升高，导致皮肤增出现黄染，其中生理性黄疸属于自限性疾病，轻者呈浅黄色局限于面颈部，或波及躯干，巩膜亦可黄染，2~3日后消退。这本来是疾病，但经民间传说、士大夫渲染，就成了帝王特有的圣人异相，让黄袍加身有了天然的合理性。

“悬丝诊脉”确有其事？脉诊可以测度体内的疾病变化与脏腑血气情况，“切脉而知之谓之巧”，脉学大家王叔和曾感慨脉诊“心下易了，指下难明”，何以“悬丝”就能诊脉？于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悬丝诊脉”不过是人们的想象罢了，因为没有一部正式的医书记载过此事。并且于老师从古代社会的思想观念出发，来解释这种民间的医学想象，认为这与古代社会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和认识有关，同时，这种想象也与脉诊的复杂和难以掌握有关，孙思邈就在《大医精诚》中感慨“脉有浮沉弦紧之乱”。因此西医东渐后，在中西医的碰撞过程中，脉诊也成了西医质疑和中医反思的一项重要内容。

疾病与人关系面面观

疾病与人关系密切，上至帝王将相，下到普通百姓，终其一生，都未必能跳脱得了疾病的魔爪。有的人为疾病折磨，有的人为人消除疾痛，有的人害怕疾病，有的人利用疾病。在《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中，于老师从不同人物与疾病的关系来探讨疾病与人关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讨论华佗，于老师从考古所见开颅术谈起，论及华佗外科手术记录的真实性，但又钩沉索隐，在相关文献史料的抽绎中，否定了传说中华佗曾为曹操试开颅术，指出“刮骨疗毒”与华佗并无关系。不过，这些传说，虽系子虚乌有，却也从侧面说明了华佗外科术的声名显赫。但外科手术在华佗之后逐渐没落，及华佗在近代被“西学中源论”者指称为西医外科术之鼻祖，这样的牵强附会背后，实为民族争光的立场。

在附录“古人如何避孕和堕胎”中，于老师分析了古代堕胎的药物以附子系列为主，而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多以麝香堕胎，“大约是‘麝香’二字更富有文艺味”。药物堕胎未必可靠，又有“自投地”“捣衣杵碾压”“水渍草鞋碾压”“孕妇坐在冰冷河水中浸泡”等物理堕胎的方法与尝试，堕胎妇女的悲惨与痛苦可想而知。

秦皇汉武，畏惧疾病与死亡。徐福、卢生借此心理，从始皇帝那儿骗财骗物后，不知所终；李少君、栾大或以司灶黄金而被宠，或言神仙可致而累迁。秦皇汉武，追慕神仙，无非意欲却病成仙而致不死，帝王在疾病与死亡面前，也显露出类同于甚至超过常人的恐惧。

宫廷女医淳于衍参与霍显阴谋，以毒药毒死了汉宣帝的平民皇后，后又设计欲害太子，既是被权势所逼，也因贪恋荣华富贵；而古代佛道典籍中，以圣水骗人钱财者不可胜数。

人与疾病呈现出种种关系，看似大相径庭，却始终是文化和观念的反映。帝王追慕神仙，百姓争服“圣水”，医骗医托总有生存的土壤，既透视出人们对健康长寿的渴求，也警示我们要独立思考，科学思辨，抵御谎言和骗术。

总之，这是一本有疾病，有“人”，有医术，更有“历史”的书。在书中，于老师为你答疑解惑，了解蛊毒与瘴气，揭秘悬丝诊脉，看透割股奉亲的思想源头与行为实质……在趣味中解析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疾病与疾病应对手段；于老师也引发我们思考疾病和医疗之于文明演进的作用与意义，启示我们“读史”的多重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