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学 || 杨瑾：新全球史视角下的“长安与敦煌”研究现状与展望

新全球史视角下的

“长安与敦煌”研究现状与展望

杨瑾     

以长安与敦煌为主题的互文性研究在1980-2000年间已有零散的文章，如柴剑虹、杨希义、杨富学等，也有一些综述类文章中偶尔提及，如樊锦诗、杨富学、李国和沙武田、郑弌等。但该主题受到特别关注并得到集中研究应该是在最近二十年。首先是长安学的兴起。长安学的提法酝酿于2000年前后，最早由荣新江等以敦煌学为参照提出，2006年左右被北京和陕西学者共同确定，2009年前后曾热极一时。其次是相关研究机制与机构的设置。除了荣新江在北京大学主持的“隋唐长安读书班”，敦煌学和长安学两地各自机构外，专注于敦煌与长安主题的主要有敦煌研究院的常态化专题读书班、陕西师范大学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陕西历史博物馆丝路与长安研究中心，为该主题的研究提供了机构性支撑。第三是两地学者的学术合作。如敦煌研究院的杨富学、陕西师范大学的沙武田等青年学者致力于将考古、文献、文本资料相结合，从敦煌看长安或从长安看敦煌等不同视角出发进行跨区域的综合研究。在他们的促成下，西安、敦煌两地机构联合举办了系列化的学术沙龙和专题国际研讨会，进一步加强了两地学者的联系及其与国际学者的交流互动，推出了敦煌与长安系列研究成果，极大地提高了长安与敦煌主题的比较研究水平及其国际影响。

 一、研究现状

虽然敦煌莫高窟在唐代是一个边陲城市周围的一处佛教石窟，藏经洞所藏文献和绘画不能与都城长安比肩，但由于长安城地面建筑尽毁，存留文献多为官方史料，无法反映隋唐社会之全貌，而敦煌文献、洞窟壁画和雕像提供了解读隋唐社会与文化的珍贵文本与图像，内容涉及儒家经典、佛教典籍、诗人诗歌、乡间俚语小调等，既有艺术家的雕塑和画作，也有画工们的直白描摹，可谓唐朝一座集中、最丰富的百科全书式图书馆。学界研究亦多以两地雕塑、壁画和文本为基础，从宗教（佛教、祆教、摩尼教及民间信仰）、艺术、技术、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多重证据研究。亦如上文所述，一些综述类文章提及有关长安与敦煌为主题的研究，但基于新全球史视角下的再次梳理也会不断明晰该主题的研究重点与方向。由于才学浅陋，挂一漏万，望方家海涵。

（一）敦煌与长安佛教研究。隋唐长安是世界宗教交汇之地，也是佛教六大祖庭所在地，佛典、艺术、建筑、传播方式等所构成的“长安样式”成为时代标杆，对包括敦煌在内的很多地区产生影响，敦煌文献、图像、雕像中保存了很多来自长安的佛教文本与器用，两地佛教信奉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但亦有地方因素产生的差异性。

1.宏观研究。杨富学以沙洲长安乞经等为例，讨论以长安、洛阳与平城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对敦煌文化的影响，并通过敦煌发现的长安佛事斋文和其他长安法物讨论唐代长安与敦煌佛教文化的关系。马军综合运用史料和出土文献对唐代长安、沙州、西州三地胡汉民众佛教信奉进行研究，他认为三地族性、地区、环境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信奉的趋同性远远大于差异性，原因在于胡人汉化。

2.专题研究。（1）人员。包括画匠、塑匠、商贾、官员、宗教人士、贩夫卒夫、马夫驼夫等。早期僧侣往来主要有竺法护等，隋唐时期两地人员交流更为频繁，特别是安史之乱至沙州被吐蕃占领期间，大量军民因乱而从长安西逃至敦煌，其中就有不少佛教僧侣、道教徒、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上山大峻、姜伯勤等对西明寺沙门昙旷、乘恩和尚等进行过专题研究。樊锦诗认为玄奘译经和佛学思想对敦煌石窟产生较大影响，根据玄奘译经绘制的壁画有《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和藏经洞药师经变榜题底稿与药师经变、天请问经和天请问经变榜题底稿与天请问经变、《十一面神咒心经》与十一面观音经变、《法住记》与十六罗汉图榜题底稿及十六罗汉图等7大类，还有敦煌本《大唐西域记》、瑞像图壁画底稿和瑞像图以及西夏壁画中的玄奘取经图等，说明玄奘译经与唯识宗思想在敦煌的传播之广。葛承雍认为敦煌发现的基督教圣徒画像与长安景教构成空间上的传播链，具有多元文化融合特性。姜伯勤对莫高窟B105窟发现景教铜十字架的性质、特征与景教背景进行考察。

（2）写经。隋唐长安的写本、拓本、刻本、抄本等大量流传至敦煌，甚至有武则天时期的御制写经，这些公私文书、教俗写本等记录了很多历史细节，为了解长安城市生活，尤其是寺院生态提供了重要依据。聂顺新从《慧观题记》《常会题记》《明真题记》敦煌写经题记中考察唐长安的佛教映像以及长安与敦煌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朱义德从P.2041题记探讨道宣律学在长安、敦煌和吐鲁番三地的传播。刘超则从敦煌写经来考察敦煌与长安在佛教文化方面的交流互动。付俊链以敦煌为视角考察唐代敦煌高僧悟真大中五年（851）赴长安与长安两街大德唱和的事迹，颜廷亮也有类似研究。赵和平对武则天《妙法莲华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切道经》写经发愿文及相关敦煌写卷进行综合研究，并对俄藏三件来自唐宫廷的《妙法莲华经》《金刚般若经》等三件写经进行初步探讨。郝春文、吴绍伟《敦煌遗书中所见敦煌与外地之文本流通》所列近二百件外来文书中其中104件来自长安的文书，“占据了绝对优势，占总数的一半还多。在这一时期的文本中，虽然佛典仍然佔有重要地位，但官文书数量明显增多。这些官文书反映了大一统时期都城对地方的直接管理和控制。当然，这一時期来自长安的佛典也是都城对地方佛教实施影响和辐射的载体。”冯培红则另辟蹊径，考察从边陲敦煌到京城的敦煌大族的京漂生活。

4.个案研究。柴剑虹分析了列宁格勒藏敦煌《长安词》写卷。八木春生以第57窟、第322窟为例，讨论隋代洞窟的传统承袭与创新变化以及变化背后的长安因素。荣新江认为敦煌莫高窟第220窟主室经变图中北壁七身药师佛和东壁维摩诘经变中与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相同的帝王图像应当是新摹自长安的画样，为考察此一时期长安画样传入敦煌的背景和可能来历提供更多参考。赵燕林对该主题也提出新解。马丽敦煌莫高窟第45窟出现长安普遍流行的绘、塑样式,如青绿山水、簪花仕女、树下人物、女扮男装、花鸟画、倒“凹”字建筑群以及世俗化的佛教造像等长安样式。朱生云探讨莫高窟第217窟壁画中的唐长安因素。杨效俊以开凿于武周圣历元年(698年)的莫高窟第332窟为中心分析武周时期王权对佛法的影响，她认为该窟是武周时期新出现的"原创性"洞窟,其建筑与图像程序为从佛祖寂灭到佛法永恒,其主题是武周时期兴盛的佛舍利崇拜,是在中心柱、涅槃经变等长安佛舍利崇拜制度影响下形成的敦煌地区独特的佛舍利崇拜形式。杨冰华从代濮州铁佛弥勒瑞祥入手考察长安与敦煌的佛教互动。

上述研究中，学者们并未把敦煌仅仅作为长安佛教的一个地区分支，或“长安样式”的接受地区，而是凭借地处丝绸之路要道的地理优势和胡汉交融的文化特色又吸纳其他地区佛教影响，呈现出甚至比长安佛教更加多元的国际型佛教文化。在吸收不同佛教文化的同时，敦煌还对长安、西州等地佛教信仰产生一些反射作用。尤其是敦煌在魏晋南北朝长安至西域交通间歇性阻断时与南方地区亦有交流以及长安自唐亡以后失去帝都地位后，敦煌地区作为宗教中心仍然与西夏、元、回鹘等发生联系，持续保持旺盛的宗教生长能力，并将保存下来并进行变革之后的长安佛教文化继续传播。

（二）长安与敦煌壁画研究。由于地面建筑不存，长安寺庙、房屋等地上建筑壁画难觅芳踪，幸得考古发掘的高等级墓葬中多见精美壁画，与敦煌壁画相映成辉，尤其是隋唐时期。尽管敦煌壁画内容多被置于佛教语境下，但佛教渊源及传播的复杂性而塑造出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与世界性等宗教特性，因此关于敦煌壁画的研究既有佛教性，也有多教融合性，更见多民族文化多元并置的复杂的复调性。如王子云所言，“敦煌石窟实为一部完整而珍贵的东方艺术史料。尤其在佛教艺术方面，融中西文化于一炉，取希腊、波斯、印度之精华，再加上中国固有的民族艺术，遂形成奇丽不朽之杰作。敦煌壁画虽属佛教范围，但其内容包括甚广，凡举中国古建筑、音乐、服饰、习俗以及西域风尚，都可据以考证，实为研究东方文化史之绝好资料。”

姜伯勤详细讨论了敦煌壁画中传自长安的周家样、曹家样、吴家样等画体与画样，他还谈到了长安道教经典“入京写一切经”和《本际经》传入敦煌情形及与敦煌道教的关系。沙武田系列文章极大地丰富了长安与敦煌壁画的研究。他认为敦煌壁画中有关汉唐长安城的图像分别出现在莫高窟初唐第 323 窟“张骞出使西域图”“昙延法师灵异故事”，莫高窟盛唐第217,103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序品”中，另有以莫高窟第85窟为代表的晚唐时期华严经变的里坊图像。这些唐五代宋初出现在敦煌壁画中有关汉唐长安城的图像，是目前所知仅存的以彩色壁画形式记录的汉唐长安城相关信息资料，有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该文通过壁画中所记录的城市格局、建筑样式、场景细节等，提出佛教绘画象征性、理想化地再现了作为佛教之都的长安城。岳敏静基于考古资料对唐代长安墓葬陶俑、壁画等与敦煌壁画的竿木杂技形象进行比较研究。杨丹从敦煌资料出发分析唐长安佛寺壁画的题材与艺术风，牛金梁则从构图、设色等方面对唐代墓室壁画与敦煌石窟壁画进行比较研究。李朝霞对唐代敦煌壁画与中原墓室壁画进行用线、敷色、人物造型等方面的交融与差异，表现出唐代共同的审美情趣。

在萧默关于敦煌建筑与长安关系研究基础上，王雨认为敦煌壁画“凹”形佛寺建筑受含元殿建筑形制影响，并讨论敦煌壁画塔形建筑图像与慈恩寺大雁塔的关系，而敦煌古建筑绘画和城防图案提供了5-9世纪长安的蓝本。李重申、丛振对敦煌文献中的网鹰资料与河西嘉峪关魏晋墓葬壁画、敦煌莫高窟85窟壁画、新疆阿斯塔纳墓壁画及隋唐京冀地区墓葬壁画（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金乡县主墓的等）进行比较，探析猎鹰活动背后的游牧与农耕交流互动及其丝绸之路交流文化价值。

（三）长安与敦煌文书研究。盖佳择、杨富学对唐代两京、敦煌景教写本文献研究进行述评，陆庆夫认为敦煌写本P3818号《唐判集》残卷系由长安传入的案件卷宗，其中《康莫鼻告言史婆陀违法式事判文》反映了长安城关于粟特胡商的法律情况。荣新江认为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许多戒律写本说明长安的戒律思想和实践已由道建以及许多不知名的僧人传入敦煌。俄藏《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记载的开元二十九年二月九日唐长城大安国寺僧人释道建受命来沙州大云寺主持授戒仪式,并宣讲唐玄宗刚刚编纂完毕的《御注金刚经》以及《法华经》《梵网经》，为长安佛教与敦煌佛教之间搭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通过两地紧密联系,长安流行的佛典、画样、艺文等传入敦煌，如敦煌壁画中一些题材与安国寺佛教壁画相似，第103窟（绘制于742-755天宝年间）南壁西侧大型向心式《法华经变》为我们考虑一些莫高窟壁画受长安的影响提供了思考的空间。

（四）长安与敦煌交通研究。史念海详细考证了汉唐长安至敦煌的交通情况以及作为丝绸之路的枢纽城镇的繁荣。朱德军、王凤翔梳理了长安与敦煌之间道路交通情况，包括隋裴矩数至敦煌，撰成《西域图记》。杨希义、唐莉芸讨论了敦煌与长安之间的驿馆分别与功能。张德芳根据出土汉简和文献记载，以法显、宋云、玄奘及宋元明清时期官员为例，大致估算了从长安到敦煌约1800公里所花费的时间大致为一个半月至两个月，但也有紧急军情下的8天时间或间歇较长的70天。陈佛松强调长安至敦煌的丝绸之路线路经乌鲁木齐、阿克苏、喀什、吉尔吉特、塔克拉西延伸至拉合尔，留下了包括考古、宗教、建筑、民族学、语言、音乐和舞蹈等丰富文化遗产。

（五）长安与敦煌墓葬研究。敦煌地区六朝至隋唐墓葬较为集中地分布于佛爷庙、鸣沙山下及新店子一带，利用新近考古资料对敦煌和长安进行研究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长安城周边考古发掘的墓葬中一类是墓主人与敦煌有关。如隋敦煌太守姬威、武则天登丰年间沙州刺史李无亏、敦煌县令宋素、大和五年（831）陇西李夫人等，葬制与葬具与两唐书记载相当。其中李宗俊、王惠民等对陇西成纪人李无亏墓墓志的研究值得关注。因为李无亏武周载初元年至延载元年任沙州刺史，地位显赫，生前曾任上柱国、朝散大夫、太中大夫、长城县开国公，死后追赠使持节、嘉州诸军事、嘉州刺史，死后归葬雍州万年县淳风乡务政里。王团战、尹夏青等对石墓门进行专题研究，讨论其中的外来文化元素，尤其是祆教影响。另一类是墓葬规制和随葬品。二十世纪40年代，西北科学考察馆在敦煌佛爷庙唐墓发现胡人牵驼纹模印砖，胡人深目高鼻，头戴尖帽，身穿紧身窄袖翻领过膝袍服，脚蹬长筒皮靴。该地唐墓后又发现类似模印胡人牵驼纹砖[55]。1998年莫高窟北区瘗窟出土彩绘木雕牵马胡人俑。如戴春阳将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塑像砖墓与长安附近唐墓进行比较。杨瑾讨论了佛爷庙湾等地唐墓出土的胡人形象。成文正对敦煌和长安造型艺术进行比较研究。

（六）其他。如李永熾的大唐长安与敦煌，薄小莹、姜伯勤等关于服饰、装饰纹样的研究，葛承雍将反弹琵琶图像与长安刻画、吐蕃银壶纹饰进行综合比较后，提出从长安皇家艺术吸纳异域外来文化，将反弹琵琶的男性舞者转变为女性舞伎,并传播至敦煌艺术工匠创作之中。

  以上研究以写本、考古发现、文献记载为主，体现出宏观考察与微观精研的不同呈现，也包含着新全球史一些重要的内容。一是采取“社会空间”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特别是反映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社会史研究，如工匠与画匠、僧侣、女性、物种、饮食、服饰与疾病等。二是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跨越社会空间的族群互动（经济、技术等），特别是贸易网络、人员流动、语言传播、观念和信仰演变等。三是相关性和互动性，探寻影响不同地区的共同因素，即将每个地区的发展都视为更为宏大的自然与社会机构运动的一部分，以阐述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双向发射为宗旨，既强调局部地区（小地方）的发展乃是与之关联的外部世界（大世界）变迁的结果，又要指出局部地区的发展对外部世界的影响，甚至两个地区的历史都可以同时作为一部世界史。四是独立与交往关系。不同区域的独立性与交往性并存，在客观存在的“关联性”之上寻找包含主观努力的“互动”及其生成机制。核心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不断融入新文化元素。社会发展、人口增长、移民、技术与艺术的进步与传播、商业联系等。

长安与敦煌研究以文献典籍和图像艺术为主，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勾勒出两地在皇权政治框架下以佛教文化为主的交流与互动及其影响。然而也像有些学者所言“长安与敦煌的研究就像一条纽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两地双方的互动让我们的眼界再宽一些，心胸再阔一些，知识再多一些，积累再强一些。”

（一）在研究内容方面，以长安学与敦煌学为支撑进行拓展延伸。敦煌与长安、敦煌学与长安学的概念既有独立语意，也有相当紧密的关联性。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成为隋唐区域史和比较史学的重要领域。与敦煌学相比，长安学作为一个词汇、概念出现要晚许多。以敦煌为名的敦煌学肇始于1925年，由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提出，与1930年陈寅恪的敦煌学具有相同的研究对象，即洞室文献，后扩展至敦煌石窟乃至敦煌史地和敦煌学理论等与之相关领域的研究。而以长安为名的长安学是在敦煌学比照中由荣新江在2003年正式提出。当他谈及自己在研究隋唐史和敦煌学过程中不断思考长安与敦煌的问题时，指出长安的国家制度、城市形态以及多元文化风貌成勾勒出那个时代国家的基本框架，长安出土的壁画雕塑、墓志碑刻、文物珍宝、宗教遗产等都是敦煌研究的参考资料。“长安是大唐帝国首都，敦煌是唐朝丝绸之路上的边陲重镇。敦煌石窟丰富的文献和图像资料引发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敦煌学研究热潮，而唐长安的资料并不少于敦煌，但比较分散，所以关于长安的研究远不如敦煌的研究那样硕果累累，甚至也未建立起像‘敦煌学’那样的‘长安学’来。”之后，他不但主编《唐研究》15卷“长安学”研究专号及后续刊登一些专文，而且撰写多篇以长安与敦煌为主题的文章不断强化这一观念。与此相呼应的是，由陕西政府部门倡导与支持的长安学出现了研究热潮，而丝绸之路申遗成功、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更是在敦煌、长安两地学者中掀起了新一轮内容更加广泛、方法更加多元的研究热潮。

（二）在研究视野方面，以敦煌与长安两地交流互鉴为基调。如葛承雍所言，长安与敦煌皆为中国中古时代（3-10世纪）最著名的文化符号和地理标志，帝都长安有着敦煌折射的影像，敦煌有着长安直接影响。“这不仅是京冀地区与西部郡县地域的关系，也是中央集权地与地方生活的互动，更是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相融”。“只重视长安而不重视敦煌，每个历史片段则不会是完整的世界。同样，不把敦煌的历史信息放入长安的事件或大背景中相比较，也不会显示出它的意义和作用。”因此，研究隋唐历史需将长安与敦煌及其互动考虑其中，无论从政治视角下的王权与宗教互动，还是宗教之间的流动，仰或是艺术之间的迁移。此外，自下而上的新社会史研究方法下的“中层”“下层”视角将带来不同于传统的中心与边缘、大历史与小历史新知。

 （三）在研究方法方面，长安与敦煌应置于全球视角下予以宏观考察。从新全球史角度看敦煌与长安，两者皆为新全球史构建中典型的都城和绿洲城镇，为由丝绸之路体系构建的全球交流网络中的重要联结点，对跨文化交流、全球贸易、宗教传播产生重要影响。二者也皆为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冲击与反应模式的生动展演地，以极其动态的方式将不同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相连接，从而构成新全球史演化过程中一个重要节点。亦如长安一样，敦煌自古就是多元文化交融之地，只是在场性、波度、模式、影响各不相同。敦煌丝路要冲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核心地区，在历史中处于世界不同民族与文化接触、碰撞、交融地带，本身就具有全球性。敦煌与长安相互回应与认同，共同构成了世界历史中文化交流的重要篇章。

1.敦煌和长安本身包含世界性。即文化传播的广泛程度和国际化特质，长安和敦煌经济繁荣和宽容政策带动了艺术、科技及学术，乃至以资源竞争和影响力竞争为目标的军事冲突对世界各地的影响。通过丝绸之路构建起一种“全新的世界史”。陈寅恪认为 “敦煌学者, 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 , 是世界性的学术, 是 “诸国学者” 可以“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的领域。荣新江曾谈及“敦煌学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的敦煌学”“敦煌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术，敦煌学需要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 中国的敦煌学需要具有一种胸怀宽广的国际视野, 而不应抱有一种狭隘的所谓 “爱国主义” 情绪。对于当前的中国敦煌学界来讲, 只有拓展领域, 思考问题, 沟通中外, 才能既不负华夏之国宝 , 又能襄进世界之学术。”长安长期作为王都、丝路起点和交汇点本身带有强烈的世界性，也一直是国际学者研究汉唐历史的重点和要点，如足立喜六（王双怀、淡懿诚、贾云译：《长安史迹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劳费尔（《中国与伊朗编》2001年北京商务印书馆）、谢佛（《唐代外来文明》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罗森（《中国装饰：莲花与龙》1984年纽约Holmes&Meier Publishers）等。

2.关于敦煌与长安的研究已分别生成一个全球学术流通圈。产生于东方学语境下的敦煌学与兴起于丝路申遗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长安学都需要全球视野。虽然“长安与长安学”“敦煌与敦煌学”两者皆为以地域冠名者，切勿在长安论长安，在敦煌言敦煌，而是在更宽广的地理和文化概念下，在全球视角下进行长时段和跨时空考察。比如劳费尔的敦煌学，再如纹饰的迁移与嬗变的全球轨迹，如鸟兽复合体造型（翼兽、飞廉或森木夫）、人鸟（兽）复合体（迦陵频伽、祆教司火穆护、人面镇墓兽、畏兽）、胡服胡妆、胡乐胡舞（葛承雍反弹琵琶，武惠妃石槨纹饰中类似纹样），敦煌纹样在长安的多载体表现（雕塑、石刻文物、俑类、金银器、墓葬壁画等）。

3.敦煌与长安研究中的新全球史视角。对长安与敦煌的研究应置于新全球史视角下进行拓展与重构。一是新全球史去东方主义欧洲中心论的史学理论范式突破了社会特殊性、文化排他性、经验地方性的史学传统，强调各社会之间的相关性和互动性，重视每个文明的价值与贡献，提出“各种文明几乎同时建立”的观点，阐述“小地方与大世界双向反射”的观点。东方主义语境下的敦煌学旧体系随着全球化的演进，在世界各地之间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基础上不断被解构，而以中华文明“交流互鉴”为基调的新的敦煌新学术体系已经显现。当敦煌石窟珍贵文物屡屡被盗而产生伤心而屈辱的“大分流”趋势逐渐被中国学者扭转为一种全球大合流局面时，长安学研究中同样面临这一转型。因为长安文物中亦有类似的著名被盗案例，如景教碑被盗未遂、昭陵四骏被倒卖、大量的汉唐墓葬或遗址被盗掘后珍贵文物流散海外，近世典型者为武惠妃石槨与壁画的被盗与追索，尤其是围绕景教碑而形成的全球研究体系值得更多关注。由于种种原因，相对于敦煌文物所受的关注度而言，长安文物远远不足，有待学界提高认识且不断加强海外流失文物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二是敦煌学学者有不少具有多种语言、多学科知识体系，如石滨纯太郎、陈寅恪、韩儒林等历史语言比较学方法，也如樊锦诗、刘进宝等梳理敦煌学概念与研究史中列举的很多著名学者，有的也涉及长安的研究。敦煌之为敦煌学也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全球历史演变过程中近代至现代的重要嬗变时期，斯坦因、等帝国主义探险家出于直接或间接的服务于帝国利益之目的盗取敦煌文物，“在世界形成了一股研究敦煌文献的热潮。”

敦煌文物收藏的全球性、研究手段的全球性、学者构成的全球性、学术成果呈现方式和传播手段的全球性（如各国以敦煌文物为主题的国际展览），构成了一个全球流转的学术圈，以致于当今全球不同收藏敦煌文物的国家或地区也出于各种政治、文化考量对于研究提供的便利或设置的障碍也是基于当代全球发展现状，而敦煌研究院始终秉持的国际化战略及其不断推出的全球展览（实体与数字）和学术活动也极大地推动了敦煌研究的全球化程度。对于出自长安的文物亦如此，这种对敦煌文物的当代全球研究既是挑战，也是巨大的机遇，特别是全球数字资源开放的时代，为长安学背景下的长安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当然除了各种非建制研究中心外，依托像陕西历史博物馆这样的大型学术综合体和像《敦煌学研究》《敦煌学辑刊》这样的学术期刊也不失为一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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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恺人

审核/傅亭瑄

指导老师/胡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