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二手时间》

Original 熊阿姨熊阿姨 2022-04-29

收录于合集 #十天攻克卡拉马佐夫大兄弟 7个

2021年春节假期结束，整个小组9/10的成员都完成了阅读任务，此次行为艺术获得了大成功！成员们意犹未尽，又从《2666》、《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等6个大部头中投票，决定下一次要一起读《战争与和平》，时间未知，恐怕还是要等到明年春节。

上班一周后，第四次支教姗姗来迟，《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刘怡来分享这本书的创作背景。

刘怡没用语音，花了一周时间查资料，写了一篇讲义，这已然是一篇完整的稿子。我以为他要事后发在杂志上，结果他全无此意，白白浪费一个工分，真的不知道图啥。

以下是刘怡的讲义：

《卡拉马佐夫兄弟》：真神·邪神，彼岸之国与“人间天国”

讲析：刘怡

这既是一部未完成的书，又是一部“最终之书”

1878年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56岁，健康状况由于癫痫频繁发作极为不佳，3岁的儿子阿辽沙（他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小弟阿辽沙名字的来源）也在这年春天因为遗传性的癫痫夭折。不过随着《作家日记》系列期刊的出版，陀氏的现实生活境况在这一阶段有了显著改善：他不仅获得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亲自召见（1876），还成为圣彼得堡文化沙龙中的常客，并在不久后列名皇家科学院名誉院士名单。料理完儿子的丧事之后，作家前往科泽利斯克著名的东正教修道院奥普塔（Optina Monastery），在那里隐居写作数月之久。

奥普塔修道院

奥普塔修道院是19世纪初东正教隐修运动中兴起的一个新据点。作为对官方主导的“神圣宗教会议”（由彼得大帝创立，取消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历史悠久的牧首制，使其成为帝国的附庸）的悖逆，隐修运动推崇“长老”（Starets）的中心作用。无须政府认证，只要其他隐修者认定某位年长者通过苦修、祷告和启示，从圣灵那里分有了属灵的性质，就可以将其尊为长老。长老还可以采用一对一引导的方式培养见习修士。而奥普塔修道院除去以长老的“显圣”、预测和治愈能力闻名于世外，还设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因此成为19世纪后期一系列俄国知识分子青睐的隐居写作地。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兄妹等人都曾经专程到过此地。

在奥普塔小住之际，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断断续续地撰写他所称的“最后一部小说”已经有大约两年时间。据他告诉自己的文学编辑之一，前往奥普塔是为了给小说中会出现的修道院生活积累一些鲜活的体验和现实素材。可以肯定的是，作家在那里拜会了名噪一时的阿姆夫罗西长老（Ambrose of Optina），并将自己对这位长老的印象写进了关于佐西马长老的片段里。佐西马的其他事迹则取材于19世纪初奥普塔的另一位著名长老列昂尼德（Lev of Optina）。见习修士阿辽沙的宗教生活，可以说忠实还原了当时隐修运动中最流行的模式。

阿姆夫罗西长老（Ambrose of Optina）

关于这部神秘的“最终之书”，最早在187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诗人阿波隆·迈科夫（Apollon Maykov）的信中就已经提到了。陀氏希望这部小说的总长度和《战争与和平》相当，由五个独立的中篇组成，可以单独拆开阅读或出版。小说讨论的终极话题是“上帝是否存在”，暂定名为《大罪人传》。它的第一部分是交代人物，第二部分是发生在修道院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位长老和一个富于虚无主义气质的小男孩，还会有恰达耶夫、别林斯基、普希金等现实中的人物穿插在其中。第三部之后则是小男孩离开修道院以后的故事。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因为健康状况不佳以及出版《作家日记》造成的耽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8~1880年大约两年相对完整的写作周期里只完成了计划中的前两个中篇，但作品的母题和框架与1870年最初的设想差别不算大。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部没有彻底完成的巨著，又是一部“最终之书”。目前的章节中已经出场的人物，几乎都带有陀氏先前作品中已经出现过的主人公的气质。阿辽沙有如一个更积极、也更稚嫩的梅诗金公爵（《白痴》），伊万则像是拉斯科利尼科夫（《罪与罚》）和斯塔夫罗金（《群魔》）的混合体，老卡拉马佐夫无疑与斯维德里盖洛夫（《罪与罚》）一样淫荡、虚无。伊万—斯乜尔加科夫怪异的主仆捆绑关系，乃至离群索居的长老形象，同样不是新鲜的，它们在《群魔》中已经有了“预演”（斯塔夫罗金和维尔霍文斯基，吉洪主教）。从这个角度看，《卡拉马佐夫兄弟》成为了陀氏过往作品中那些作为观念之化身的人物的最终表演：尽管它未能完成。

“巴尔”催生的观念话剧

在1870年给迈科夫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到他对“最终之书”的构思已经持续了大约两年时间。换句话说，在1867~1871年长达四年的“西欧蜜月”期间，陀氏已经开始着手建构《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问题意识和故事框架。评论家无不注意到陀氏中年以后对俄国欧化主义知识分子的怀疑；然而进一步说，作家对他眼中“远离上帝的生活”（现代性）的鞭挞并不需要借助俄国知识分子这个中间介质。陀氏本人是在西欧各国游历、生活过数年时间的，他在1862年足迹遍及德意志、意大利、比利时、英国、法国之后的第一次西欧之行以后，就开始系统阐发他对西欧资本主义的批判性观点。这些文章收录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1863）一书中。

在标题为“巴尔”（Baal）的第五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记录了他探访伦敦世博会以及工人生活区的印象。巴尔是前圣经时代黎凡特神话中的神祇，在希伯来语圣经中被视为邪神和蒙昧者崇拜的偶像；陀氏认为，对“现存的”物质力量的崇拜已经成为了19世纪的巴尔。他观察到工人街区的“白种黑奴”们在结束筋疲力尽的一星期忙碌后，在啤酒馆和廉价妓院中恣意放纵的状态，还回忆了自己施舍一个带着女儿卖淫的中年妇女的场景。凡此这般，在巴尔统治的世界里都是被许可的；因为人之于巴尔仅仅是手段，历史进程本身（“机构，复杂的社会关系，科学和艺术的世界，工业和商业的威力”）才是目的。而对巴尔的崇拜显然已经作为不言自明的事实被接受了，甚至还得到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进一步强化。作家不禁惊呼：“主，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巴尔（Baal）是前圣经时代黎凡特神话中的神祇

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对“进行中的历史”的不同态度区分了作为象征主义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同时代那些以现实题材为描述对象的杰出作家。在果戈里、托格涅夫乃至某一时期的托尔斯泰那里，主人公被某种冥冥中的“绝对精神”（黑格尔用的词）驱策着行动，而行为导致的结果最终成为绝对精神的印证。看似描摹的是现实，最终通向的却是某种带有终末色彩的、注定将会完成的历史进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期待的是某种“更高的现实主义”——不是虚构的人物作为历史主义的载体或木偶编织起情节，而是思想和心灵本身化身为人物/角色，在类似剧场的舞台上发言和交锋。更进一步说，小说本身的“形式”在阅读中是可以被消解的。

假如我们回顾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以及几乎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同时代的、出自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那么可以断言：它们都属于某种意义上的“观念话剧”。也即，假如不强迫自己相信柏拉图对话录中的那个“苏格拉底”就是现实中希腊曾经存在过的一位哲人，那么所有以苏格拉底为主人公的对话都可以视为思想本身的自我阐述和表达：在山脚、广场、牢房这些作者设置好的“布景”里，一个由思想幻化出的苏格拉底正在表演，他与同样由思想幻化出的色拉叙马霍斯、格劳孔、游叙弗伦这些人物发生了对话和争论。

《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是如此。尽管小说中登场的主要人物看似有三代/三辈之多，并且涉及到诸多枝枝蔓蔓的细节（分布在大约三十年间），但核心事件其实非常集中，那就是“老卡拉马佐夫的死亡及其侦破和审判”。与这桩案件有关的最核心的那些情节，时间跨度仅仅是三个月。而作为观念化身的几位主人公，尤其是卡拉马佐夫家的三个儿子之间的对话，几乎都被设置在类似话剧的场景中：封闭的斗室，没有第三人在场，大段的独白和陈述。尤其是最关键的伊万和阿辽沙围绕宗教大法官问题发生的对话，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嵌套在一起的形式结构：伊万向阿辽沙讲述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耶稣和红衣主教（宗教大法官）→主教向耶稣陈说教会在过往历史中的作为。但假如我们拆除掉这个繁复的形式结构，对理解其中希望讨论的问题并不会有任何影响：伊万和红衣主教本来就是同一种心灵的化身，正如阿辽沙和耶稣在这个场景里同样是倾听者，是另一种心灵的化身。不无巧合的是，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也出现了与之相仿的密室布道情节。

一定程度上，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宣称他的“最终之书”可以拆成五个单独的部分出版和阅读的原因：对观念话剧而言，情节和形式结构未必是最关键的（尽管不无意义），因为人物角色首先是思想和心灵的外在呈现。巴赫金提到的陀氏小说在“不同界面的复调性”，描述的也是这层意味：在小说的虚构时空中，“出场”的不仅是木偶式的人物，还有作家本人。由作家虚构出的伊万描述的他所虚构的红衣主教形象，正是作家本身的某种思想的化身。到了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的舍斯托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等人那里，这种趋势就更明显了。

父与子：永恒的精神母题

“父与子”是黄金时代以来的俄国文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母题。在屠格涅夫（《罗亭》、《父与子》）、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笔下，这个母题曾经有过不同角度和层次的呈现。《卡拉马佐夫兄弟》也不例外。

全书第一卷第四部分在交代阿辽沙的成长经历时，曾经剑走偏锋地描摹了老卡拉马佐夫其人的外貌，并且引用了他的一句自我评价——“衰落时期古罗马贵族的正宗相貌”。这是对整个家族父一辈精神气质的一个传神刻画。“罗马衰亡”在欧洲早期历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从吉本到孟德斯鸠，无数杰出人物都曾经试图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至少有两种观点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其一，罗马因纵欲而亡；其二，在衰亡前夜，罗马贵族的精神世界已经崩塌，其历史悠久的多神教信仰正在被一神论的天主教所取代。而老卡拉马佐夫这个人的形象，恰恰是在这两点上近似“衰落时期古罗马贵族”：他好色纵欲，并且已经抛弃了一切神圣信仰。

但这样一个人物，同时又是家族第二代四兄弟（包含斯乜尔加科夫）的父亲。如同检察官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在法庭上陈述的那样，不管愿不愿意承认，所有第二代卡拉马佐夫同样有分享了来自遗传的那种“大起大落的卡拉马佐夫性格”（这也是伊万痛苦的精神根源之一）。在季米特里身上，它是放浪形骸；在伊万那里是对上帝的弃绝，在阿辽沙那里是对恶的不能察觉（尽管随着故事发展，阿辽沙的形象出现了成长）。而在斯乜尔加科夫那里，它是彻头彻尾的精神虚无——伊万依然是一个会因为信仰问题而产生怀疑和痛苦的人，斯乜尔加科夫则和“爱在喝白兰地时讨论上帝存在”的老卡拉马佐夫一样，彻底丧失了人之为人的精神活动。

而这组“父与子”的母题，最终终结于一个同样富有象征意味的事件：伊万借斯乜尔加科夫（不被承认的私生子）之手杀死了父亲；也即，“卡拉马佐夫性格”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杀死了自己的母体。这是一场自我毁灭式的弑父，某种意义上，它还和伊万与阿辽沙关于宗教大法官的对话构成了平行线：人之弃绝信仰的一面通过弑父走向毁灭，同时它又饱受良心的谴责，依然渴望获得精神上的救赎和自由（通过那个“沉默的阿辽沙”的体验和成长，也许陀氏原本考虑在小说未完成的后续章节里展开这个部分）。而这个“弑父者伊万”的形象，恰好和宗教大法官传说中那个愤愤不平的红衣主教对应上了——令宗教大法官愤懑的是，他已经在殚精竭虑地建筑一个“没有无辜婴孩眼泪”的必然王国，耶稣何以依旧要再临，破坏他的计划？绝对的自由意志在个体身上导致的自毁（以弑父的形式，杀死父亲同时也毁灭了“卡拉马佐夫性格”），正对应自由在此岸“天国”中的消亡。

问答环节：

刘怡：关于复调性这个问题，想起一件别的事。2016年我去见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时候，问过她为什么她觉得自己的作品是真正的文学、而不是纪实性新闻报道。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因为每一个被她记录下来的访谈者，都是她的创作母题“红色人类”的某个侧面的呈现。如果把《二手时间》当作一部采访集来写，只需要让受访对象自己回忆和陈述就可以了。但她和阿达莫维奇都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认为对受访者的观察和揣摩和记录受访者的言论同等重要。所以她要和同一个受访者反复接触很久，一步步剥掉人因为时间流逝给过去的经历和看法添加的半强迫的修正，最终找到对方在“那时那地”的所思所感所行。

最终，在《二手时间》的成书里，已经不是现实中那个采访对象在讲述，而是“那时那地的他”，这个“他”又可以汇入到“红色人类”这个母题里。在许许多多“那时那地的他”的描述中，一个无言的“红色人类”终于浮现出来，这也是一种复调性。

Q：对一个人要采多少次才能有这种效果啊？而且如果不做这个人的周边采访，那怎么能确定这人记住的就是当时当刻的思路呢？

A：她回忆说《切尔诺贝利的祷告》和《锌盒男孩》差不多是两年半内五到七次，《二手时间》还要更长。你的想法是记者的思路，对“真实性”“准确性”更执着。而她关心的是“为什么那时那地你的想法、感受偏偏就是那样的”。你觉得自己的写作是要“还原一个真实的受访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觉得她是在“挖掘一个受访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更深的自己”。所以她要和那些人聊非常多不相干的事，关于童年、关于对死亡和爱情（之类极端情感）的体验、关于道德标准。她认为“呈现一个你自己都没有认识到的曾经的你”已经是一种艺术创作了，所以她不觉得自己的书属于新闻写作。

相关日记：

《手把手教你阅读俄罗斯文学巨著，的人名》

《我们为什么要读<卡拉马佐夫兄弟>》

《十日攻克卡拉马佐夫大兄弟——“我爱人类，但我恨我的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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