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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辫乌托邦 | 正午

黄昕宇 正午故事 2017-04-30

全世界最著名的脏辫形象,无疑是牙买加音乐人鲍勃·马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鲍勃·马利把雷鬼音乐带到了世界各地。从此人们记住了,雷鬼就是一蓬体积庞大的辫子,踩着反拍节奏摇摆。

 

这种造型,英文称为dreadlock 。1990年代末,它有了中文名称,“脏辫”。那时,一些摇滚北漂聚集在海淀区的树村,他们把头发留得长长的。有人说,他们用蜂蜜、麻酱等稠密的东西往上抹,看上去就粘稠得可怕,还特别招苍蝇。用一个字形容,就是“脏”。




脏辫乌托邦


文|黄昕宇

 


1

 

北京后海的形状像个纺锤,银淀桥跨在纺锤的东南尖。桥周围开着无数酒吧和“老北京特色美食”铺子,无论春夏秋冬,这里都人流如潮,外地游客、外国游客,和拉游客的人力三轮一起,在炸鱿鱼味儿弥漫的窄路上推推挤挤。但是,过了桥,拐进小胡同里,人一下子就少了。T7就藏在这样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

 

T7是一间酒吧,也是一家脏辫店,门脸很小,颜色鲜艳,是斑斓夺目的非洲风格。小木门里传出节奏分明的雷鬼乐。屋子里昏暗狭小,墙上、窗沿挂着粗细和颜色不一的纤维辫子,一大束一大束,都是老板亲手勾成的。

 

T7的老板杨小鹏,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脏辫师。

 

杨小鹏是东北阜新人。今年40岁,中等个儿,黑瘦,戴一副老式黑框眼镜。他的两条胳膊都有,左臂上散着几块图案,都不太好看,暗青的线条缠绕小臂。右臂内侧是一行中文“放开那个女孩”,那是周星驰电影《破坏之王》中的经典台词。年轻时,杨小鹏常泡在录像厅里,周星驰的每部电影他都看得烂熟。

 

杨小鹏留着半头脏辫,从头顶到后脑,通常在脑后束成马尾,两侧是短短的发茬。他下颌的胡须留得很长,也勾成两根崎岖的辫子。

 

他最早对脏辫产生兴趣是小时候看球时,荷兰球星古利特顶着一蓬细辫子,那时他就好奇这发型是怎么弄出来的。后来他听摇滚,搞乐队,折腾过各种各样古怪的发型。最早是长直发,上公厕和大澡堂总是引人侧目。他把两侧头发漂黄,中间留黑,大家叫他“黑背”。

 

在阜新,这种怪异的造型极其稀有。除了杨小鹏,还有两个青年,一个头发半边黑半边黄,另一个上面黑下面黄。三人不认识,街上擦肩而过时互瞟一眼,心里暗骂,“傻逼。”后来结识了,发现大家都是搞摇滚的。

 

1990年代末,国外热门的摇滚乐队大都黑T恤,满头脏辫,音乐特别躁。杨小鹏听得热血沸腾,渴望自己也有一头粗犷的辫子。但是周围根本没人知道怎么弄,他就自己试着来,先整了一头三股细辫,强撑着不洗。不久,头发散发出可怕的味道,头皮越来越痒,终于到了没法忍的地步。最后,这次尝试以剃掉蓄了多年的长发告终。

 

后来他跑到泰国、日本,还有许多非洲国家驻华使馆,找会缠脏辫儿的人求师学艺,有时花几千块钱只能换得几十分钟的观摩机会,再加上路费,搭进去不少钱。

 

黑人的头发自带小卷,很容易纠缠成小辫,中国人的头发粗、黑、硬、直,勾起来特别费劲。杨小鹏学了别人的方法,又自己下苦工钻研,改善了技术,终于上道。他的脏辫技术是纯粹的手艺活,全凭一支钩针成千上万针地勾出来,能勾起来,也能拆。

 

2006年,他追一个网上认识的姑娘,来到北京。当时在北京,已经有了六七个脏辫师。但杨小鹏发现,这几个人都在糊弄,有人用胶水黏,有人用火烧,总之,怎么省事怎么来,全不顾这做法是否损害客人的头皮和发质。

 

杨小鹏想,继续下去,这行业很快就毁了。于是他开了T7,招收学徒,后来又开了分店。一两年后,T7就成了国内脏辫行业的标杆,原先的脏辫师纷纷失业。

 

T7这个名字,是莫名其妙想出来的。后来杨小鹏强行赋予其含义:T是travel的首字母,人的一生就是一次单程旅行;7呢,他说:“上帝创世用了7天,前六天工作,第七天用来休息。”

 

头几年,来做脏辫的人很少,多是外国人,或音乐、艺术类的自由职业者。慢慢地,来的人多了起来,几乎各行各业都有,有家长带着三四岁的孩子来做头发,也有公务员。杨小鹏会根据他们的喜好和气质,为他们设计造型,张扬点儿的就做粗而松散的辫子,秀气点儿的就做细密齐整的辫子。

 

有的客人直到辫子做了大半,还不是很坚定,问他:“路上有人盯着我看怎么办啊?”他就笑:“那你就戳瞎他双眼。”

 


T7店里。


  

2

 

全世界最著名的脏辫形象,无疑是牙买加音乐人鲍勃·马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鲍勃·马利把雷鬼音乐带到了世界各地。从此人们记住了,雷鬼就是一蓬体积庞大的辫子,踩着反拍节奏摇摆。

 

这种造型,英文称为dreadlock 。1990年代末,它有了中文名称,“脏辫”。那时,一些摇滚北漂聚集在海淀区的树村,他们把头发留得长长的。有人说,他们用蜂蜜、麻酱等稠密的东西往上抹,看上去就粘稠得可怕,还特别招苍蝇。用一个字形容,就是“脏”。

 

当时摇滚青年的另一个聚居地在霍营。1999年,高旭和另外三十多个摇滚青年一起,从呼和浩特来到北京。搞乐队的年轻人都觉得,只有北京才有机会。在高旭他们之前,扭机、夜叉、痛仰,都已经出了专辑。

 

高旭到了北京不久,就搬到了霍营。这里地处偏远,平房房租也便宜。一般五六个乐队包下一套院子,每支乐队分一间房,都用于排练,每个月只要两三百。即使如此,大家还是很穷。那个年头演出很少,每年的重要演出也就只有迷笛音乐节,至于小酒吧和Livehouse ,一场演出下来,一个人能分到几十块就不错了。出了专辑的乐队和新来的一样没钱,都只能在北京唯一的演出场地开心乐园演。开心乐园门票5元,一场演出看十几个乐队,啤酒一瓶2元。

 

同一时期,国囝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摄影,也在谢天笑的乐队冷血动物做贝斯手。他是三里屯出名的趴体常客,每天睁开眼睛,已经是傍晚五六点,他摸出电话本,开始搜寻,今天可以约谁去趴体,起床吃饭,吃完饭就直奔迪厅,一直蹦到清早。天蒙蒙亮时,他走出迪厅,吃一顿早饭,半醉半醒着开车回家,一觉睡到下一个傍晚。

 

两千年前后是新金属的时代,留脏辫,穿宽大黑T的科恩乐队(Korn)、暴力反抗机器乐队(Rage Against the Machine)等等重型乐队影响力极大。脏辫造型就跟曾经的Mohawk(鸡冠头)似的,一下子流行开来。高旭记得,他在霍营的朋友们,几乎每个人都试着留过脏辫。

 

那时没几个人会做脏辫,大家各自研究。高旭按照朋友们的方法,买来假辫子,把自己的头发烫糟,用梳子倒着梳,头发打了许多结,他就用手把假发搓上去。做得很失败,没过两天,接上的假辫子就掉光了。

 

那段时间,做音乐很苦。2000年初,霍营住了几百个摇滚青年,大家都很穷,用很烂的琴和很破的设备,过得辛苦。人们陆续离开了,当年那三十多个呼和浩特青年,后来只剩高旭一个人。他和其他留下的人,把艰辛和理想揉在一起,化在音乐里,或激愤,或昂扬,总是有劲。他们做的几乎都是重型音乐,在台上玩命蹦、嘶吼,每次演出就像放一次血。

 

大约在2006年左右,国内的音乐市场渐渐成了规模,音乐节和LiveHouse逐渐发展起来,乐手们有了比较多的演出机会,生活开始好起来,音乐创作也出了成果。多年的努力有了回馈。

 

大约这个时候起,高旭、国囝和其他几个朋友,搞重型都感到有些累了,年纪也有些长了,好像没那么躁得起来了。他们都对雷鬼有兴趣,觉得这种音乐轻松、愉悦,也很包容,便聚到一起,试试新风格。玩着玩着出了些作品,于是出了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雷鬼乐队,龙神道。

 

龙神道第一次正式亮相是在2011年。新年那天,他们推出了首张专辑《拥抱》。曲是典型的雷鬼节奏,词是关于爱与和平,乐队的五个成员清一色大脏辫——太标准的一支雷鬼乐队。龙神道是今年草莓音乐节第一天,草莓舞台的开场乐队。

 

这场演出,乐队还加入了古筝,龙神道的雷鬼音乐轻快松弛,古筝和着旋律,融合得很自然。主唱国囝同时也是贝斯手,穿一身带花黑衬衣,脏辫在脑后扎成马尾。这个乐队每个人的脏辫都是真发养成的。图方便,两周左右洗一次,该乱就乱,几乎不打理。

 

台下聚集的观众,从舞台下蔓延出一大片,大家跟着音乐有节奏地晃动身体,一下一下地挥舞手臂,一点也不躁。


 

3

 

《三联生活周刊》插画师谢驭飞的脏辫,是2010年杨小鹏给接的,用他勾制的第一批纤维辫子。谢驭飞的辫子集中在头顶,不长,盘成髻只有小小的一堆,扎起来就平杵在后脑门。他一直保持着这个长度,定期找杨小鹏打理,勾紧新长出来的真发,剪短接的假发。后来接发拆了,就全都是真辫子了。

 

谢驭飞做脏辫是因为非洲鼓。

 

他最早接触非洲鼓是在大理。那是十年前了,古城还不像现在这样游客泛滥。每天,谢驭飞都会在人民路上看到一帮无所事事的日本嬉皮,长头发脏兮兮的,穿得也邋里邋遢,他们常常聚在路边旁若无人地打鼓,打得如痴如醉。招呼他们的是一个开酒吧的神人,浪荡多年,最后定居大理,经营一间酒吧。谢驭飞去到他的酒吧,里面摆满了非洲鼓,鼓壁装饰得很漂亮。谢驭飞从那里带走了一只。

 

回到北京后,他通过论坛找到了六七个对非洲鼓感兴趣的朋友,每周在地坛公园鼓聚,边学边玩。朋友带朋友,来打鼓的人一点点多起来,杨小鹏也来了。

 

谢驭飞觉得杨小鹏挺逗,说话有种东北劲儿的幽默。这是他认识的第一个留脏辫的人,就像所有人一样,他首先对他的辫子起了兴趣。杨小鹏就向他介绍了脏辫的历史和含义——他几乎跟所有人都说。

 

脏辫来源于非洲,那儿天气炎热,为了防止虱子、虫子在头上繁衍生息,非洲人把头发缠成一根根发辫。大航海时代,水手和海盗也常用这个发型,免于洗头,耗费稀缺的淡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牙买加兴起拉斯塔法里运动,这是一场黑人基督教宗教运动,也是场非暴力的反殖民运动。牙买加底层黑人加入拉斯塔法里教派,创造自己的俚语、音乐和文化信仰,崇尚爱与自然,以一种不事劳作,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抵抗英国人建立起的社会体系。鲍勃·马利就是拉斯塔法里教徒。而脏辫,是拉斯塔法里教徒的典型形象。

 

“牙买加人学了《圣经》,接受教育,学会独立思考了,就想啊,你们嘴上说自由平等,你们还来统治我们,不是虚伪吗?”杨小鹏总是这么叙述。

 

谢驭飞喜欢有些乌托邦色彩的事物。他的青春期赶上了八十年代,那时,他过着纯粹的文艺生活,疯狂地阅读求知,听新的音乐,被各种各样的文化作品刺激着。作为一个学画画的人,他走在路上非常骄傲,觉得自己在先锋的队伍里,背负着振兴社会文化的使命。他觉得,那时候的人有股劲儿,直白地说,就是理想主义,“这些东西我们现在不说了,但它确实影响你的一生,你此后做事的判断和兴趣,都从里面发酵出来。它沉在精神的最底端,在你晃悠的时候就会沉渣泛起。”

 

谢驭飞喜欢脏辫文化里博爱、自然的理想,也喜欢这里面的反体制意味。在看国外的非洲鼓演奏视频时,他发现许多黑人演奏家们都留着脏辫。而非洲鼓本身具有一种原生的自由气质,也被认为是嬉皮文化的一个象征。

 

他找杨小鹏做了脏辫,以更符合一个打非洲鼓的人应有的形象。他建立了非洲鼓俱乐部“魔人布欧”,聚集了越来越多人。打鼓时,他们穿着色彩鲜艳的宽松衣裤,鼓挂在腰前、夹在两腿之间,在节奏中摇摆。

 

不过,形式到位容易,演奏技巧要精进却非常难。非洲鼓的节奏与亚洲人的节奏不同,亚洲人习惯四平八稳的大四拍,非洲鼓的节奏是自由摇摆的,有许多后半拍和三拍。一个没有音乐基础的人,必须花大量时间去培养节奏感。

 

谢驭飞投进去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多,画画的时间越来越少。非洲鼓作为一项爱好已经影响了他的本业。于是,他把俱乐部转手,不再打鼓了。

 

2014年春节出游回来,他到家楼下的发廊把留了四年的辫子剃了。



杨小鹏给朋友打理脏辫儿。



4

 

谢驭飞和杨小鹏很聊得来,两人年纪相当,都是七十年代生人,都喜欢玩侉子(三轮摩托车——编注),喜欢收藏军品。他们都过着自在的生活,干自己喜欢的事,不必上班。但他们还是不同。谢驭飞像个知识分子,而杨小鹏身上,有股江湖气。在谢驭飞的众多非主流文艺圈朋友中,杨小鹏可能是偏得最远的一个。

 

杨小鹏说:“有些人不用争取就有自由,有些人得拼命争取,为了自由牺牲太多东西。”

 

他生在东北阜新一个庞大的家族,是家里的小儿子。成长的阶段,他和父亲处处不合。他想读书,央求父亲给他办图书证,被拒绝了;他想学画画、学吉他,画作、琴谱、吉他都被扔了。

 

上小学时,老师把他从第一排调到了第四排。他一气,用小刀刻破了桌面。老师喊家长来学校,父亲拒绝了,给老师回信说:“让他把脸皮撕下来补桌子。”杨小鹏被调到最后一排。他开始逃课,泡录像厅、混台球厅、跟着大哥拎铁棍打架。上了中学,他就不再去学校了。

 

后来,杨小鹏搬出家里,自己养活自己。

 

他陆续做过不少差事,有一阵子,他带工程队的哥们四处接活,做路牌、护栏的广告绘画、写美术字,挣得不错。

 

1999年,政府推行“亮化工程”,打算在城市街面安装霓虹灯和亮灯广告。杨小鹏打算承包一栋大厦的灯光工程。他拎着几只大螃蟹到负责工程的主任家走关系。他敲了敲门,屋里出来个人扒在猫眼上张望,问:“干嘛的?”他客气地说:“我是主任下属,朋友从大连带了点螃蟹来,挺新鲜的。”里面的人甩下一句:“放门口吧。”就没声了。

 

杨小鹏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他决定,再也不与主流为伍。

 

他利用绘画基础学了文身。搞音乐的朋友找他文身,他就让人教他音乐和吉他,作为交换。不久,他和几个朋友组了一支朋克乐队,取名“乌托邦瘟疫”。

 

乐队在乡下租了间房排练。他们每天清晨赶早市卖山西陈醋,收入算作公款。上午收摊后,剩下的时间用于写歌和排练。钱往往花在卡口碟、卡口带和演出门票上了,不怎么攒得下来。他们常挨饿,穷得只能吃面条时,就去别人家要点儿白菜帮子,切了下到面里。有时几天没饭吃,饿得打晃,突然来了收入,就集体去吃廉价自助,狼吞虎咽扶墙而出。

 

那几年杨小鹏瘦得皮包骨头,得了出血性胃黏膜炎,胃疼起来会吐血。后来,他做进一步检查才发现,更严重的是引发胃病的胆结石。

 

乐队最终没有坚持下去,只演出过一次。组织演出时,杨小鹏想起了导致父亲煤矿关闭的那场事故。出事那天,父亲正好下井查看,亲眼目睹十米开外的煤矿工人被两吨煤炭砸扁。他扒开煤,拖出尸体背上来,此后再也不敢下矿。

 

杨小鹏将演出命名为“矿坑里的嚎叫”。他们唱道:“朋克不是匕首和手枪,朋克是你赤裸的胸膛”。

 

 

5

 

我见到杨小鹏,是在今年草莓音乐节的露营区。

 

午后是一天最热的时候,各舞台演出陆续开始,人们从帐篷里钻出来,往演出场地走去。杨小鹏的白帐篷边插着一面红黄绿三色旗,也就是牙买加国旗。这是营地中距演出场地最远的开阔角落,有些冷清。他打赤膊,头上披下一大块白色的阿拉伯头巾,用黑色的粗发圈固定。

 

看到我来了,他摘下墨镜,给我拖过一个小马扎,自己一屁股坐到地上。

 

他照例跟我讲了一遍脏辫文化,顺溜得像念一段课文。牙买加、拉斯塔法里和鲍勃·马利,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毕竟太远了。我忍不住问他,留了这么多年,脏辫对你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他顿了一下,说:“对我来说,脏辫是善意社会的良知。”

 

“人们看到脏辫,不再觉得你是坏人,他们多看几眼你的辫子,冲你笑一笑,如果好奇,就问问你这个头发,原本不认识的两个人就这样聊起来了”,他说,“这种时刻就是善意。”

 

十年前,杨小鹏刚来北京,感受不到这种善意。

 

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前,他的几个北漂朋友都曾经因为没有暂住证,被遣送到郊区铲沙。他和朋友们来北京看演出,总是来去匆匆,连天安门都没去过。北京对他来说,既向往又有些恐惧。到2006年,虽然《收容遣送法》已经废止三年,但他因为形象古怪,在地铁安检时被拦下过许多次。这事落下了阴影,他坐地铁时,会给任何人让座。等车的时候,他避免站在最前面——他怕被人挤下去,人家还说,他是自己掉的。

 

现在,他已经靠脏辫手艺在北京安身立业了。但他时常怀念自己长大的那座工业城市。在他动不动就离家出走的时候,工地收留他,工人送他回家。厂区里的黑道大哥也很仗义,会为穷人打抱不平。工人家和经理家,吃的都是面条。

 

那个社会平等,包容,友善,快乐,“挺‘牙买加’的。”

 

他这样解释脏辫的英文:“Dread是敬畏,Locks是锁、结,Dreadlocks拆解开来可以解读为固守敬畏,说的是人要有原则和底线”。

 

杨小鹏说这句话的时候,圆瞪着眼,显得很轴。在这之前,他说过另外一句:“世界上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朝九晚五的,追求效率和秩序;另一类就是我们这种异类,喜欢发呆,喜欢自然,喜欢无所事事。”。



杨小鹏在草莓音乐节。


 

6

 

鼓楼东大街是北京文艺青年的圣地。北京最著名的Live House愚公移山和不久前刚刚关闭的MAO,都开在附近。琴行、文身工作室、电玩商品店等属于青年文化的另类或新潮店铺也有很多。走在街上,常能撞见花臂,脏辫也并不稀罕。

 

高旭经营的酒吧Temple(坛)也在这附近。

 

五年前,高旭和两个外国人合伙开了Temple。他希望这里不只有酒,也不只有音乐,更重要的是酒和音乐共同营造出的氛围。头两年,这里的客人全是老外。有时,一个中国人走上来,看一眼,像误闯了别人的空间,扭头就走。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年轻人也学会了到这样的酒吧消费。现在,中国客人和外国客人的数量基本对半开。

 

不过最近几个月,高旭不常来店里了。今年一月,他的儿子出生。他和媳妇如今最繁重的任务就是带娃。

 

出了Temple再往西就是鼓楼,过了鼓楼,后海就到了。

 

我很喜欢T7,这里可以随意抽烟,音乐很放松,你可以跟任何人聊天,如果你自己发会儿呆,也没人来打扰。店内的窗用了许多神奇的单向透视玻璃。有时,我们一起看着窗外化浓妆的年轻女孩在彩色大巴前拍照,搔首弄姿,强行捉来路过的猫当道具。这只猫是T7收养的第七只流浪猫,叫小七。它刚当了妈妈,脾气很差,扭腰就是一爪。

 

在T7,杨小鹏教出了一些年轻的脏辫师,他们很多都早早辍学了。杨小鹏开玩笑说:“我不收留,他们就是一帮社会不安定因素。” 一个叫车浩的脏辫师,初中辍学,现在二十岁。他总是笑,不爱说话,没活时他就看书。他扣在沙发扶手上的一本书,是王朔的。

 

几乎每天都有人预约前来。来做脏辫的年轻人多了,他们不一定喜欢雷鬼或者打非洲鼓,脏辫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一个比较酷的发型,付钱就能得到,无需付出其他努力。如果有哪个明星新做了个脏辫造型,接连几天的生意都会很好,总有粉丝带着明星的照片前来,说“要一样的”。

 

另一名叫土狼的脏辫师,正在给一个女孩打理辫子。女孩是一家马具用品网店老板,一身利落的牛仔打扮,眼妆很浓,眉毛画成有些凌厉的上挑的形状。她的脏辫放下来到腰,黑色中夹杂着几根湖蓝的。土狼一手握住一根辫子,另一只手用钩针在辫子上快速穿插,把松散的头发勾紧。

 

女孩问我:“你看了这么半天,不想做一头吗?”我摇摇头,做一头脏辫,要花掉三四千,对我来说太贵了。

 

我问她,“你为什么喜欢脏辫?”

 

“漂亮呗,”她笑了笑又说,“其实还不是想跟别人不一样。”





所有图片都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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