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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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近年来，社工流失率居高不下，在全国具有普遍性。社工收入低、未来发展不明确、社会地位低，这些原因导致社工很难在这个岗位上坚持。
从考虑辞职到最终递交辞呈，叶岚(化名)只花了3天时间。
7年前，从中山大学社工专业毕业后，她正式应招进入北京市丰台区一家社区，开启了自己职业社工的生涯。
7年来，身边的同伴停停走走，面孔换了一批又一批，还留在社区的“老人”，只剩下了叶岚自己。
“去年我们招了18名社工，今年半年刚过，就已经离开了15个。”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叶岚的情绪有些低落，“现在，我也坚持不下去了。在中国，社工太难做了。”
所谓社工，即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指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慈善事业、社区建设等领域提供社会服务的人才。
“流动人口、留守儿童、困境老人、问题青少年、残疾人、精神疾病人群、高危人群，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叶岚解释道。
根据2010年5月我国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至2020年)》的要求，到2020年，我国社会工作人才总量应达到300万人。
但严峻的现实是，由于工作压力大、薪资水平低、晋升空间有限等原因，我国社工队伍建设始终面临人才流失严重的困扰。
叶岚，便是这支流失大军中的一员。
“用生命影响生命”
最后一次打开社工站的信箱时，叶岚收到了11岁女孩单宁(化名)的一封信。“我每天都按时完成作业，很听妈妈的话，阿姨，你什么时候能来看我呢？”
叶岚没有提笔回信，只是把头深深地埋进了胳膊，许久没有说话。
单宁是叶岚看着长大的孩子，也是她的第一个服务对象。2010年，刚刚入职的叶岚和社区其他几个社工一起，利用周末时间，对社区家庭进行家访，服务对象多是家教功能缺失的农民工子女。
单宁正是其中之一。
“孩子两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在小区附近摆了个摊子卖小吃。”叶岚回忆道，由于生意忙碌，单宁母亲没有时间陪伴女儿。
“久而久之，孩子就变得有些孤僻了。”叶岚记得，在最初接触单宁时，这个小姑娘不爱说话不爱笑，在学校时也不愿意和其他孩子玩耍，“就孤零零地躲在角落里。”
意识到了问题的叶岚，开始密集“跟踪”这个家庭。
“我们当时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跟孩子谈心，陪她玩耍，或者跟家长聊天，探讨孩子家庭教育缺失问题的严重性。”叶岚说，“如果当时没人做这些，孩子的童年可能会留下阴影，甚至影响一生。”
慢慢地，单宁母亲陪伴孩子的时间变长了，单宁也逐渐开朗了起来，叶岚才安下了心。如今，7年的时间过去了，叶岚仍坚持着每周给孩子写封信，而单宁也会在回信中描述着自己的校园生活和烦恼。
“驻扎在一线，社工能第一时间发现社区里最需要帮助的人群，并及时以专业手法化解矛盾，预防不幸事件的发生。”
叶岚将社工工作定义为“用生命影响生命”，“看着自己的服务对象越来越好，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也是我能坚持下来的最大动力。”
但现在，她也要走了。
刚到平均工资的一半
事实上，社工职业曾经也是个“香饽饽”。
时间退回至8年前，北京市开始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决定在3年内招聘5000名大学生社工。
根据资料显示，2009年，北京市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的第一年，计划招聘2000名大学生社工，但报考人数已达到16200人。
到2010年，人数又增加到17500多人。
当时正值毕业季的叶岚便成为了17500多名报考者中的一员。
促使她参加这次考试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对社工职业抱有的理想外，更重要的是职位带来的“福利”：北京市户口。
这也是不少报考者瞄准的目标。
据叶岚回忆，当年与她一同进入社区的同事共有9人。但在隔年3月拿到户口后，身边的同事却纷纷辞职。
“辞职，主要是因为工资太低，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叶岚直言，“我做了整整7年的社工，到现在，扣掉五险一金每月的工资拿到手只有不到4000元。”
而与之相对比的是，今年5月，北京市统计局、市人力社保局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16年度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7706元。
叶岚的工资也并非没有涨过。北京市委社工委提供的资料显示，2008年以来，北京市３次提高社工待遇。
2008年，所有社工年平均涨薪700元；2010年，平均每人涨薪900元；2011年，涨薪800元。
三次涨薪，平均每人每年上涨了2400元。
“现在不到4000元，就是几轮翻涨之后的结果。”叶岚对此很是无奈，“最开始工作的时候，每月连2000元都拿不到，与付出根本不成正比。”
在叶岚看来，社工工作覆盖面广，与项目购买方、服务对象、居委会等都有着很多工作交叉和联系，每一项工作都需要全力付出。
“尤其是在老人和青少年这些工作领域，定期举行专项活动，形式多、工作量大、占用周末以及休息时间。”叶岚解释道，“每天需要担负行政人员、老师、保姆各类角色等。”
“撑了这么久，是真的撑不动了。”持续7年的“月光”生活，给叶岚带来了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
“房租1200元，吃穿用1000元，交通费500元，人情往来500元，煤电水汽200元，手机话费100元……”叶岚掰着手指细数着自己的生活成本，“一个月工资就这么耗没了。我有时候躺在床上就会想，我要是生场大病，连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来。”
“我们社区基本上每年都会有一次大换血。”据叶岚介绍，如今，还愿意“甘心”留在社区进行社工服务的，“基本都是家庭稳定的女同志，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大多数男生接受不了这个行业的低薪。”叶岚解释道，“大家都知道做社工是在帮助人，可帮助人的前提是，你得有帮助人的资本。自己都焦头烂额一地鸡毛，怎么帮助别人？”
看不到职业的未来发展
“有时候，好不容易把苦、累熬过来了，但收获的却不是感谢，而是社区居民对我们的误会和排斥。”叶岚说，由于最初开展工作时，社区居民不了解社工性质和工作方式，不少人将他们误当成推销员或骗子。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会把社工等同于义工和志愿者。”叶岚解释道，但其实三者有着本质区别。“志愿者不需要报酬，但社工则是一个依托机构平台具有稳定收入的职业化、专业化群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来开展社会服务。”
但由于社会认知度低，许多社工在工作中看不到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法治周末记者在采访中了解，我国社工职称体系分为初级职称的“全国助理社工师”和中级职称的“社会工作师”，并没有高级职称的“高级社会工作师”。
“尤其在现实工作里，只有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和主任两个职位，升到主任级别就是最顶端。”叶岚直言，没有职称和职位，意味着缺乏加薪的因素。“即便努力到主任级别，每月工资也只是四五千元。”
“因此，我身边的很多社工辞职进入基金会。”叶岚表示，与社区服务机构相比，基金会的升职空间会更大。“年轻人，工作都希望能有些奔头。”
尽管《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至2020年)》，已明确表示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作为全国重点建设的六类人才队伍之一。北京市政府也曾发布目标称，近几年，会培养5万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与500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但现实却是，“目前北京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不足100家，专业社工不到5000人。”叶岚表示。
“别人的父母在临近年关时都是催婚，再看我父母，每到放假都会催我辞职。”叶岚感叹，“现在，他们终于如愿了。”
全国还有70万的缺口
叶岚的困惑与离开，在社工队伍里并不罕见。但人才流失带来的损害，也影响到了受助群体。
“社工主要是做人的工作的，他们来到一个新的社区，熟悉社区情况和问题至少要1到3个月，服务对象要适应一个新的社工也需要一个过程。”北京市一家社会工作事务所负责人林欢坦言，“社工频频离职，已经对服务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
除公开招考聘用社工外，自2010年起，北京市政府也开始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聘请社工到养老院等地协助开展社工服务。
林欢的事务所是最早一批被政府购买服务的事务所之一。
“我们所里有名社工，为一名精神障碍人士服务了两年多，彼此的默契与认同程度越来越高。去年这名社工离职后，这名服务对象就再也不来了，说是适应不了其他社工。”林欢感叹，社工离职了，就需要补充新鲜血液，但招聘起来难度很大。
今年5月，事务所原本计划招聘社工16名，尽管门槛不高，但前来面试的只有不到20人，学社工专业的还不到10人。
“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了。”叶岚回忆道，2010年毕业时，班上50多个同学，最终只有6个从事对口的社会工作。“这个专业的学生80%从毕业那天起就已经转行了。”
更令叶岚痛心的是，今年5月，她在朋友圈中看到消息，自己的母校中山大学宣布暂停社工本科招生，持续16年的中山大学社工本科遭遇裁撤。
“这就是社会对社工不够重视带来的直接影响。”叶岚直言。
但矛盾的是，在社工人才的高流失率下，社工的社会需求很大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西方发达国家，专业社会工作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一般都能达到2‰以上。在我国香港地区，社会工作从业人数甚至超过总人口数的3‰。
“按照社区服务站的规定，每500户居民应该配一名社工。但我所在社区，居民共有4200户，社工却只有5个人。”叶岚表示。
2017年3月中旬，在第八届中国社工年会中，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秘书长刘京提出，根据国家中长期的规划，“到2020年，应该有145万的社工，但现在只有76万，还有70万缺口”。
而在职的76万社工中，只有30万是通过考试，持证上岗的社工。
破解社工人才流失难题
“没办法，社工的专业性一直不被重视。”林欢坦言，中国的社工发展看似很快，其实不然。“大多数人认为社工谁都能做，实际上，社工与律师、会计师一样属于专业人才。”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都有更成熟的社会工作的经验和环境。民众知道社工职业是什么，什么时候需要社工服务。”林欢解释道，“而我们到哪里去都要先跟别人解释社工是干什么的。”
“扎网花、教烹饪、做面包”，已在林欢的事务所工作一年的社工胡娜(化名)无奈地表示，居民对“社工”的印象通常是这三样。
在她看来，社工最初介入社区，必须要打破居民的陌生与戒备感。“跳广场舞、扎丝网花这些活动其实只是载体，背后关注的仍是解决社会问题。”
遗憾的是，大多数社区居民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把社工混同于社区行政人员，“一波年轻的居委会大妈”。胡娜自嘲道。
而对社会工作缺乏认识的不只是居民，还有“甲方”。
两年前，在到林欢的事务所工作前，胡娜曾在深圳一家事务所实习。
“第一项工作是去深圳市一家养老院配合院方做活动。”带着满满30页纸的策划，胡娜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社工工作。
但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却并不希望社工策划、组织活动。
“在他们(养老院工作人员)看来，不组织活动就不存在老人受伤的可能性。”胡娜解释道。
此后，胡娜开始了自己“漫长”的行政生活。“我们几乎一直都呆在办公室里，打印文件、接听电话，帮助领导写发言稿，做一些行政化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精力了解服务对象。”
对此，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政策系主任陈友华表示，政府购买服务带来的行政任务确实会令社工感到受限，不能体现其专业性。“这种情况下，社工可能选择辞职、调岗，甚至被同化，这对社工行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不过，陈友华仍然看好社工行业在我国的发展前景。“当前社工行业出现的问题，说明我国的社工行业发展处于初期阶段，产生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也必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解决。”
那么，究竟如何破解社工人才流失现象？
“减少社工人才流失，最根本的是要提高待遇，给他们留出成长时间。”陈友华提出，“政府应尽快出台政策，增加社工在工资待遇、医疗、养老、住房、职称等方面的保障，以此留住专业社工人才。”
去年年末，北京已率先发力。北京市委社工委发布消息称，社区居委会社会工作者的工资水平，开始动态调整，不低于社会平均工资的70%。同时，优秀的社区工作者还可以直接调任公务员，或给予事业编。
但叶岚已经等不下去了。
决定辞职后，叶岚的情感和理智也曾不断地拔河。
离开，曾让她不断地自责；但不离开，已过而立之年的她，面临着养家糊口的拮据。
文/张舒
图/网络
编辑整理/李含 王硕
微信ID：fzzm01
微博：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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