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东京自治区”，《同时》认识了申鉉準教授。去年底和今年初，他和他的学生相继来到广州探望我们。这篇约稿里，他介绍了自己为什么对2010年后的泛亚洲青年行动主义联结感兴趣，这些突然的政治化意味着什么。他对此有长期观察，并把青年们正在开辟的领域/方法归纳为空间实践、艺术与文化的角色、网络与社群。

作为NO Limit东京自治区的事件之一，亚洲永久和平游行2016年9月11日在东京国立市举行

从自我介绍开始吧。我叫申鉉準，是韩国学者，文化研究专业教授。解释文化研究是什么需要费一些时间，例如，这个学科如何发展到今天，它为什么存在。

对于文化研究这门学科，确定的是：它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后来传播到其他英语国家，然后再到非英语国家。它在九十年代晚期进入亚洲，这也是为什么“亚际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这个思想项目在那个时间形成，并于2000年出版同名的杂志首期。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亚”的前面有一个“际”（inter），或为什么在两者之间使用连字符，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我们在这不用对它在意，既然这不是一篇（无聊）学术文章。总之，从2005年开始，我成为这本杂志的编委。一些著名中国学者也与我们杂志有所交往，例如汪晖、孙歌、王晓明。新加坡的蔡明发和台湾的陈光兴也算是汉语（文化）区作者。

你们是否读过我们杂志的文章？很可能没有。其重要原因，我们是一本英文杂志。去说英语是英美霸权的语言媒介毫无用处。与亚洲文化相关的大多数杂志文章并不以亚洲语言写作是不是种遗憾？不论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总之，这个杂志的内容对亚洲读者来说，并不容易获取。甚至你们眼前的这篇文章，在翻译之前也是英文！

然而还有别的原因。并不夸张地说，文化研究学科是“富裕社会”的产物。从它诞生于西方的那一刻起，主要关注点就在消费、身份、身体和快感，而非生产、意识形态以及阶级，并将前者作为研究的关键范畴。也主要由于这个原因，文化研究直到二十世纪的结尾才到达亚洲以及非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

在亚洲，统领一切的关注点是政治变迁、经济增长以及文化现代化这些主叙事。以它的视角来看，亚洲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从六十年代的日本到九十年代至二千年的中国和东南亚，中间时段是所谓的东亚“四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亚洲都被看作（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的典型范例。二十世纪也被看作这个地区的“奇迹”世纪。

文化研究在二十世纪晚期在亚洲出现时，它正象征着亚洲新近获得的财富和权力。一时间，谈论资本、劳动以及阶级似乎过时，它们似乎与人们相信自己所处的后现代再不相关。然而没过多久，他们的“奇迹”崩塌，与此同时，他们的骄傲和乐观主义消散。简单地说，奇迹变成了海市蜃楼！原来看似无尽的增长触顶变缓，失业率攀升，贫穷重新成为关键议题。受经济回落影响最严重的是青年，不同于前一代人，他们几乎没享受到增长的好处，却被抛进严重两极分化又麻木不仁的世界。在这种凄惨的条件下，他们面对的是显著而普遍的无业、无权也无望的此刻以及未来，并对这种图景进行斗争。

在新千年后第二个十年里，亚洲青年处于划时代性的政治抵抗的前线，有时这种抵抗规模很大。要理解这次亚洲青年突然政治化的原因并不容易，这是因为，不同于上个世纪的青年运动，当前抵抗既不为进步的观念所动员，也无明确定义的目标。事实上，这些政治运动参与者往往表现出对行动能够改变系统这件事的怀疑态度。无望的时代孕育无望的社会运动。它们明显缺乏要去达成的既定目标，也使分析与评论者在观察这些行动的议题和有效性时，往往找不到门径。

我说过，自己最近十年在不同的亚洲城市间参观、旅行。最初，和其他人一样，我也认为主导亚洲的空间景象在于超现代都市形式，它以摩天大楼，大型公寓街区，交通严重拥堵以及空气污染为特征。但后来，在公共态度和感受上明显出现了深刻变化。我观察到，亚洲青年中，至少比较敏感的那部分，发觉自己难以对主流都市空间的冷冰冰的匿名性和笨拙的一致感产生归属。为取而代之，他们移动、漂浮于地点之间，寻找意义、美以及情感。

在青年运动对替代性都市空间的探索中，一些微观实践出现。这些微观实践在都市宏观发展空间的不平衡处创造出新的空间或更新已有空间。地点营造（place-making）的过程也是各种行动者（actors）占据地点/发生事件（taking-place）的实践。例如，重新发现了破败的建筑和曲折的小径，并将其修复为叙述化身与情感实体。这种修复对地点的风景、人口以及日常产生了根本性影响。不论它应该命名为何，现在越来越清楚，亚洲城市进入了都市发展的，大概可以说成是“情动转向”（affective turn）的阶段。这些小规模，自发形成，并被赋予其艺术性的场所，带着它们独特的美学和感情吸引力，几乎在同时席卷了这个地区。

在这一吸引人的外观背后，冷血的市场逻辑在运作。首先来到这些地点，并为之付出可观的时间、精力和汗水的人，往往因为自身努力而最终被赶到别处。这些场所为新的财产拥有者、房产开发商以及大企业主的服务商所占据。政府即使抱有美好意图，也往往以错误的干预方式加速这个进程。这一过程通常称作“士绅化”，尽管亚洲新近的都市变迁进程显得比这个英文概念所包含和表达的复杂得多。能够确定的是，自发性场所塑造总会面临这种挑战，并且地点营造的结果也取决于营造者如何与这个问题周旋。

一系列问题由此提出：什么是亚洲青年集体行动的背后动机？他们给予这个动机以什么样的意义？在实践中（在有时是斗争中），他们采取什么战略和战术？很高兴看到，在面对这个令人沮丧的新世界时，亚洲青年并未陷入虚无与绝望，而是为生活与合作网络努力建立积极基础。他们行动的关键词大概是“存活”。他们似乎对实现社会宏观变迁并不热衷，而集中于寻找并创造在本地社群尺度上保持活跃的方式。

作为学者，我特别关注于“后发展时代”亚洲都市青年行动主义及其存活实践的新形式。目前为止有三个关注的主要领域：1）空间实践：创造（或毁坏）青年行动主义在都市空间里占据的地点；2）艺术与文化的角色：对艺术和文化的细致讨论作为构建自治而独立，有时也是“安那其”的行动主义主题的情动（affective）资源；3）网络与社群：建立国际与跨地的联系，用来交换、连接并合作。

一个亚洲替代空间纪录片制作项目“绕道大篷车”的宣传：多地与不同人的拼贴

去年九月，我在“东京自治区”度过数日，它是不介意自称“大笨蛋”的艺术家与行动主义者将这三者交叉、扭结并混合起来的节日。有些人听到这个命名会不开心，因为它听起来有些玩世不恭，甚至自我贬低。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些亚洲青年在试图寻找在国家和语言这条线之外的共同命名。例如，我在那遇到几个韩国青年群体，他们在不同相邻的群体间走动，而不是在韩国青年之间。

“东京自治区”并非一次性的都市行动主义事件。在亚洲不同区域，各种行动主义都已或将要降临。那么，我最后的问题是：共同的基础是什么？它如何在离散的亚洲城市里，在绝望的环境中创造出来？我使用“离散”这个词，是因为我从未承认“亚洲是一个整体”。毫无疑问，亚洲（或延伸到整个世界）的不同地点，都有层次密集的历史、轨迹与时间性。

所以我并不想浪漫化“亚际”年轻人的聚集与网络。它并不能自动解决亚洲地区国内与国际政治的复杂问题。有些人将他们批判为只是纯粹个人层面上的生活方式与亚文化，我也承认对此进行更深远而严肃的讨论是必要的。但难道不是很明显，亚洲青年终于开始从对离散生活的空间性的感受、观察与参与，迸发出一个独立而自治的定义么？我的答案很确定：“是的。”但其条件是它并不试图构建一个“我们”，而是为了与“他人”相遇；并不为了合并议程表，而是为了聚集不同视角。确切地讲，在当前条件下，我们在“亚洲”空间里遭遇创造力、欢乐与同情，紧张、焦虑以及“革命风险”。因此，让我们营造并多样化我们自己的地点吧！

* 此文部分地基于我和同事在2015和2017年所组织的两次研讨会的简介部分。

（翻译：潘赫）

申鉉準，韩国圣公会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同时》是一份以联结“青年状态”为出发点的刊物，试图呈现、凝聚不同领域的行动者在创作和实践中的经验思考。

编辑：李筱天、冯俊华、朱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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