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纸刊vol.2的主题是“何为青年”，试图从观念史角度理解“青年”在今天的意义，并勘察当代文化/艺术中青年实践的不同面向；特约编辑：王炜。本篇是这个主题的约稿之一，其他约稿也将不定时陆续刊出。

曾经在2008年前后，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感迷漫于中国当代艺术行业之中，从业者们对于自己的创作与欧洲、美国艺术家的创作在形式上和话题上的一些相似性、交叉和重叠之处充满着不和困惑。当时在中国，艺术行业被在一个短期内迅速生长和繁荣起来的市场所主导，经济力量使人们产生了一种自认为已经与世界同步的自信心，这种粗砺和浅层的感受激发了错觉、膨胀和狂妄，以及被压抑了已久而终于获得释放的自尊心，它甚至夹带着些许在上个世纪初也曾经出现的爱国主义情感。但很快，一种不安感也紧接其后地来袭。当国际流通使我们突然进入一种全球对话的模式时，在艺术上我们拿什么去对话的问题也同时变得不可避免。相似和平行的工作是否意味着我们失去了独特性和某种可以被推销的本土性？一种自我殖民心态的作祟也好，主体性问题的悬而未决也好，在商业逻辑的影响下也好，很多从业者们仍然首先想到了寻找和保持自我身份和话语方式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认为它们可能是最理想的交换物。一方面渴望加入并且急于交换，一方面仍然觉得只有异域特色才能是敲门砖，并相信隔阂能维持某种神秘感和激发了解的欲望，对于同质化有着消费者的厌倦心态。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推动部分中国当代艺术进入一小部分国际性展览和大面积的国际市场经营的身份和地理政治的特殊性已经随着2000年全球化进程的深化而逐渐失效。全球化的经济流通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充满政治对抗性的冷战思维变得更加隐蔽，在各种利益诱惑和强烈的交换和贸易欲望的驱使下，各自所处的政治背景和机制的相关性也被削弱。在这种情形之下，人们不会再因为你是中国来的而对你另眼相待，因为对你所处的社会和政治体系持有好奇心而希望文化生产和艺术创作能成为理解和认识这种特殊性的渠道。原来所被用以交换的特殊性和优势似乎没有了。但尽管如此，很多人仍然对“被选择”抱着幻想和期待。

然而更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不管是在闭塞、隔阂和孤立的时期还是在连结和交往日益紧密的当代社会中，艺术创作和思考始终与个体的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并不是任何集体秩序。艺术家的创作和思考有可能建构出一种超越任何区域、系统、机制、规则和艺术史叙述的个体秩序，它们会让任何现有系统、普遍秩序和他者经验的有效性黯然失色。在我们很多的工作中，为了便于识别、传播和即时的有效性，往往过分强调对创作进行归纳、总结，并让创作就范于某种潮流的描述，而忽略了复杂性的可能和个人精神的重要性。个人的工作在某种背景中、某种系统中被陈述，被阐释，被解读，被传播，被定位。过分强调创作和艺术家实践的特殊背景的阐述实际上也会削弱对于个体创作本身和个体精神认识的程度。在短期内，这样描述创作的方式使艺术家的工作看起来似乎遵循了某种客观发展逻辑，似乎是必然的和顺其自然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归纳往往却让创作中的一些本能的、个体的、偶然触发的因素被遮蔽掉，似乎创作是一项可以用步骤和说明书来分解的技术性过程。在艺术系统工作的传承之中，我们也往往希望总结出某种规律性和模式以便追随和有章可循。

当我们能够超越所谓的地域身份、政治身份和社会背景，以及各种人为设置的规则或归类方式，而来就创作论创作，将创作平等地进行呈现和观看的时候，我们总能发现大多数人们所设想的归类方式和某种普遍性和差异性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艺术本身的形状只会在各种边界的消除和形成中显露，而这些来自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创作中所涉及的艺术内部的问题都是同样有意义的。创作本身就是价值观，而不是从属于任何一种集体式的价值观的。我们也体会到，我们无法选取某一种“方式”观看当下的创作，任何一种“方式”，无论它选择超越、穿越、抛弃还是认同这个世界中存在的各种抽象系统，无论它进行哪种形态的整合，它的观看视角最终都将局限于抽象的预设和不同程度的想象之上。

然而，在2008年前后，很多同行仍然对于不同“系统”当中的创作所出现的相似性表示怀疑和不自信，简单地将相似性归咎为抄袭，并以此来对同行进行无端的指责，将一些在材料、媒介的使用上有平行之处的国内外艺术家的创作脱离语境地并置在一起，用简单粗暴的图像比较来指责甚至诬蔑同行具有抄袭行为，完全忽略不谈艺术家个人的创作体系和所面对的问题和情境，孤立地将单一的作品进行比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完全透露了这些批评者自身的创作路径和内心的卑微感，不敢正视新的情况，仍然想像着中国系统的某种天然的落后性，承认所谓的西方系统的先进性，在此种逻辑中，后来者的我们只有模仿和抄袭的可能，而无法站在同一个平台上来开展工作。而不管是指控者、被殃及的艺术家还是旁观者，在不同程度上都体验到一种关于雷同和自我定义的焦虑感。来自高速远程通信所带来的全球化体验加剧了这种焦虑感，而中国语境中所缺失的对于个体经验和价值的多元和多层次承认机制使它难以找到出口。这种焦虑感带来了彼此的伤害，也带来了无益的自我怀疑。

在这个时期里，人们同时纠结着自我膨胀和自我否定的情绪，在两者之间来回摇摆，并且一再地拖延并错过了各种自我观察和自我认识的时机。但同时，人们需要给予自己的注意力一个新的寄托，并为彼此的交谈和交换制造新的话题和商机。在这个空隙里，现代主义叙事的老剧本和艺术经济的新舞台再次共同促使人们去追逐新一代的创作，去“扶植”、“发现”、“培育”、“推出”和庆祝更年轻一代的艺术家，更是不假思索地给他们冠上“国际化的一代”之类的美名和期待。“国际化”的印象是基于更多的年轻艺术家从欧洲、美国学习归来，有更多的艺术家可以直接用英语阅读和交流、交往，他们浸润于互联网的空间之中，从中获得认识世界和彼此的各种通道。但交谈、交往和工作之中，很多年轻艺术家很快就暴露出了他们的局限性和狭隘的一面，尽管拥有与世界其他地方和文化交往的渠道，他们的好奇心、眼界和冒险精神却遭受到一定程度的自我束缚，他们并没有因为在一个改善了的经济语境下成长而具有更多的个体精神，他们也从未焦虑过自己对于政治与历史的无知和漠不关心的事实。和上几代的艺术家一样，他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大多数仍然来自于被规划的路径以及被反复传播的片面经验，对于他们而言，这个世界仍然只意味着目光所及的少数发达国家。国家政治制度的坚固墙壁使得意识形态控制日益加紧，可以使用互联网的幻觉掩盖了互联网被密切审查和大量内容被屏蔽和筛选的现实，这个国家正在用一种表面上的开放性和国际化，特别是以社会的富裕程度和人们流动性的提高为表象，来掩盖它深层的封闭和控制。我们的视野仍然没有被放开或得到延展的可能。我们仅仅获得了全球化体验中的部分消费经验，但通过消费行为所产生的信息、交往和互动并不会必然促成对于全球文化的复杂性的认识，也不一定能促进思考和文化层面的交流和彼此了解。我们对于他者的系统并不了解，也没有真正地参与过和深入地观看过。我们时而仰望，又时而受到国家舆论中发出的反西方的论调的感召。与此同时，我们并没有充盈的本土认识，新中国以来，我们逐渐把集体记忆混淆为历史真相，并听任一种自上而下的官方的历史叙述版本主导我们的认识、记忆和理解。对于历史的不透明性使我们无从理解今天众多问题的根源，我们在文化上的迷失也归结于这样一个强大的不透明的历史叙事方式。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基础只是官方媒体所宣扬和塑造出来的各种被简化和最庸俗化的传统符号和老生常谈，对于我们文化上的渊源和传统我们同样是自己的客人。

坦言之，新一代的艺术家中有不少人已经参与了国际上的展览和交流，在创作形式上似乎也与国际艺术系统中的流行样式，特别是商业博览会和双年展平台上被反复呈现并验证有效的创作，具有同步性。他们对于流行样式和思潮很敏感，对于经营自己非常留心，对于自己的商业道路有明确的规划，或急于规划，但在思考上和创作上，他们谨小慎微，束手束脚，而且一点都不野心勃勃。一点点小的成绩就能使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变得固步自封，无比自大，并且谨小慎微。他们和这个社会一样，对于机会的饥渴超越了任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对于道德底线的敬畏之心。他们可以把社会现象和流行话语及时地转化为创作里的图像和话题，他们可以直接将其他艺术家的工作拿过来，稍作修改，变成自己的工作，他们可以地轻而易举地创作出一种可以被复制和批量生产的样式，他们可以脱离道德基础而在机会层面上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他们的思想却如此浅薄，如此胆怯，而且往往如此自私。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们合乎时宜地保持着对时政的冷淡和距离，对周围的问题缺少意识和关怀，也认为与己无关。他们深受社会普遍价值的影响，主动隔离自己，以塑造个人成功为个人追求的全部，形成一种真空的状态，对于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无知但毫无好奇和敬畏之心。

很快，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已经在自认为到达一定出镜率之后视之为自己事业的高峰，出现了各种自我陶醉和幻觉。他们都具备了敏锐的嗅觉，都能很快找到各种与之趣味相投的队友，迅速地加入各种帮派和队伍之中，成为内部人士，并以此为生存之道。他们也都很快发现自己并不知道自己队伍的“立场”和“使命”到底何为，也不知道该“为何而战”。这个在短时间内形成的帮派格局居然仅仅在机会层面上有一种微弱的紧张感，却没有任何必须开战的迫切性。他们几乎不知道敌人何为敌人，战友何为战友，谁是敌我变得如此模糊和无关紧要。这个战场也因为人们的无所求而变得无从指南，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必须在那里，不能缺席。他们有了优良的装备，也已都身处一线，他们都善于以此为生，但对于他们而言，没有什么是必不可少的，和不得不为之而战的了，除了机会，其他一切都如此随意和可有可无。他们实践着种种生存和机会策略，机敏、配合、算计，膜拜追随已见的成功，并且快速地陈腐，却无法预见危机。

我不知道除了年轻以外，他们还有什么比其他年长的艺术家的工作更值得被庆祝和对我们有所启迪的。这个试图遮蔽和阻碍我们探求历史和社会的复杂性的政治机制希望庆祝者和被庆祝者都永远停留在庆祝的情绪和状态之中，无暇顾及前因后果与上下文。我们看到了年轻的艺术家与比他们年长的艺术家并无两样，在没有画廊、策展人、媒体、奖项和美术馆关注之前，他们的工作往往显得专注和坚定，尽管充满了还未“被发现”的生涩和郁闷，思考上却是蠢蠢欲动的，活跃的，较少束缚，自傲而自足。在创作上明显没有取悦的明确对象和目的，即使有，也多是自己的揣测和猜想，而不管处于无奈还是自觉，创作更容易基于自身，也从自身出发去展开实践。但随着他们中的很多人很快地步入了一个所谓的艺术体系，稍微一点合适时宜的曝光，画廊来了，博览会也来了，展览机会来了，收藏家也出现了。这些在出现之前都那么没有迹象的“标准”一下子都变得如此可视。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已经目睹了这样一个刚刚出现的体系如何拥戴并定型了一大批艺术家，快速地消费他们，把他们送到一个商业力量所能达到的平台，并且不断地开垦，以致于在创作上，他们迅速地被消费殆尽。几乎不用猜想的是，这样一种消费空间的出现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的年轻艺术家，他们迅速地适应了与画廊主的合作、协商，与收藏家的交往，与策展人紧密互动，并毫无保留地进入了一种供求关系之中。在这其中，我们鲜有看到拒绝和主动设定规则的表示和欲望。我们看到了创作迅速地进入程式化，因为被多次选择而很快地确定了创作的题材、内容和手段。这种通过外在的选择和肯定机制被迅速确定下来的创作很快显得胆怯和保守。而在没有精神诉求的前提下并以追逐个人财富和名誉积累为基础的创造性工作很快耗尽了动力，只能在狭隘的自我盈利之中寻找各种借口和进行表面的形式实验来体现所谓的创新和得以延续。

但是，在现象层面来批评年轻一代的艺术家，用一种普遍的经验来代替对于个体的观察和叙述，同样是不可靠的，也是不严密的。我们不能把问题全部归结于市场和人们的消费需求。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未曾脱离过这样一个以利益为主导的组织方式和空间结构，而它也不能构成对创作的唯一判断，这一点包括创作者在内未必都能清醒地意识到。只是不管是获利者还是失意者，我们都无法满足于这样一种消费结构和叙事机制，但如果不直指问题的根本和基础，也就是貌似丰富和当代的艺术机制在本质上的单一、循规蹈矩、以结果为主导的惯性和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下思考上的局限和保守，价值观的短视和狭隘，我们就回答不了为什么年轻一代没有比上一代更好的必然性的问题。不管舞台看起来如何不一样，我们依旧手持老剧本，演绎着人来人往的老戏罢了。

卢迎华，目前在墨尔本大学攻读艺术史博士学位。她曾担任亚洲艺术文献库中国研究员，并获得泰特美术馆研究中心亚太计划的首个特邀研究学者奖金。她是frieze艺术杂志特邀编辑，也是《展览主义者》编委会成员之一。她曾担任2011年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的评委、2012年光州双年展的艺术总监之一，以及第七届深圳雕塑双年展的联合策展人。目前，她与艺术家刘鼎正在开展一个题为“从艺术的问题到立场的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回响”的研究，对叙述中国当代艺术的视角和方法论进行重新评估。

封面图：General Impression © Art Basel

《同时》是一份以联结“青年状态”为出发点的刊物，试图呈现、凝聚不同领域的行动者在创作和实践中的经验思考。

编辑：李筱天、冯俊华、朱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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