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9日宣布，将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以表彰其“发现了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背后的关键因素”（for having advanced our understanding of women’s labor market outcomes）。颁奖委员会指出，Claudia Goldin是第一个提供几个世纪以来女性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的人，她的研究揭示了这些变化背后的驱动力，并指出了性别差异持续至今的主要原因。据了解，Claudia Goldin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第三位获奖的女性得主，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一位独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得主。

图1：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Claudia Goldin教授

来源：诺奖官网

1、研究方法

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的基本原则有二，第一是发明原创性理论工具或研究方法，如1993年经济学诺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和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组委会所表彰的就是他们在经济史研究中创新性的使用经济理论和量化方法以解释经济和制度变迁。第二个原则是开创了某一个全新的领域，今年克劳迪娅·戈尔丁就是属于这一类。

性别平等话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全球范围内，大约50%的女性处于就业状态，而男性的相应比例为80%，而且当女性工作时，她们通常赚得比男性少。因此，了解女性和男性在就业和收入水平方面的差异是十分必要的，这涉及到社会资源在短期和长期内的有效配置。如果女性没有同等机会参与劳动市场，或者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参与工作，她们的劳动力和专业技能将被浪费，从经济角度来看是低效的，并且如果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不仅会使女性失去就业的积极性，也会引起社会动荡。

克劳迪娅·戈尔丁在经济学研究结构方面主要以统计为事实，通过事实的数据来印证近200年来经济发展的历程，如U型曲线的发现和男女收入差异的研究等。她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善于结合劳动力市场供需理论的分析框架以及实证分析，如在劳动力供给决策分析中引入预期，研究避孕药对女性职业、婚姻的选择差异等。

2、学术贡献

第一，她建立了关于劳动力市场统一的分析框架。经济学假设人都是理性的，所以一个女性决定要不要工作，实际上是约束条件下求最大化的结果，只是整个漫长的父权社会对女性的约束条件极大，导致女性就业决策时选择受限，这会产生重大的经济影响。Goldin对女性在漫长时间里的就业变化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在此之前，尽管也有不少对女性就业决定的研究，或者性别工资不平等的研究，都是零零散散，并且分散在其他各个学科里，学者们各说各话。

劳动力需求方面，Goldin认为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点，女性的就业和工资都是女性劳动力以及她们的技能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随着社会结构和技术（例如工业革命和现代服务业的兴起）的变化，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都会随之改变。

劳动力供给方面，劳动力供给决策嵌入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里，所以女性就业决策还会受到预期的影响。简单来说，如果女性预期受高等教育能改善就业决策，那么就会去上大学而不是高中毕业就去工作，但问题就是社会的成规陋习、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迫使女性需要更多平衡家庭（例如生娃需要照顾）与工作，就限制了女性的就业选择。

第二，她修正历史数据，延长了统计数据的观测时间，从而提供了高质量的数据。经戈尔丁教授研究发现，美国女性劳动力就业率数据在1940年前存在较大的偏误，并且由于数据的时间跨度有限，“女性就业与经济增长呈现相当显著的正向线性相关”这一结论并不一定正确。因此一旦上述结论被证实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那么对于劳动经济学中女性就业的问题就值得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3、研究发现：U形曲线（U-shape Curve）

在戈尔丁教授研究之前，经济学家们针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仅仅利用20世纪的数据（由于更早的数据获取困难或不准确等原因）得出了相对片面的结论，即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率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经济的发展不断提升。

戈尔丁教授利用历史学家的一些方法挖掘了以往经济学家们很少研究的数据，根据过去200年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数据得出更为全面的结论：

第一个结论：以工业化（大约1910年）为分界点，从农业时代（Agrarian age）到工业时代这段时间内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就业率与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负相关。

对第一个结论的解释如下：首先，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一产业占比下降，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产业占比的增加，导致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有所变化。其次，农业社会中女性更容易参与到就业中，这是因为不需要人们离开家庭太远就能参与私人农场劳动或者家庭手工作坊。最后，工业社会中，一般工作地点往往是固定的车间，厂房或者其他离家庭住址较远的地方，因此对于女性来说想要平衡工作和家庭变得越来越困难，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城市扩张以及家庭和工作的逐步分离，加上现有的社会规范，降低了将工作与家庭责任相结合的可能性。

第二个结论：工业化之后到服务业兴起的这段时间内，女性就业率才和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

对第二个结论的解释如下：首先是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升，这提升了女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其次是女性对于未来工作时间的预期改善，如果预期女性未来工作时间很短，她们的长辈不会让自己的女孩子受更多教育，反过来，如果随着社会发展女性工作时间增长成为显著的社会趋势，则投资在教育上的成本就会增加。事实证明，20世纪初，大部分女性被认为只需要在结婚前工作一小段时间，一旦结婚就会退出劳动力市场，一直等到小孩长大才工作，所以就没必要投入太多资源接受教育。最后是避孕药的普及，Goldin和Katz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框架来解释获得避孕药如何降低等待结婚的成本（例如禁欲）并激励女性投资于职业。避孕药的引入提高了妇女控制生育能力的能力，而投资“职业”教育虽然看起来贵，但回报巨大，因而对大部分人来说是值得的。从他们的框架可以推断避孕药的引入应该提高了第一次结婚和生育的年龄，以及增加了职业投资。

图二：U形曲线图示

来源：诺奖官网

图三：美国女性劳动参与比率历年走势

来源：诺奖官网

在对U形曲线的研究中，戈尔丁教授做的细致的地方在于更正了过去历史的错误数据，她认为在早期的美国普查过程中，对于已婚女性的职业大部分会直接填写“家庭主妇”（Wife），但实际上可能是有工作的。戈尔丁教授对过去这些错误数据做了更正（by compiling new database using historical time-use survey，industrial statistics and censuses），最终发现已婚妇女的就业率比当时普查登记的多了几乎三倍。

在调整1890年开始的就业率数据时，她将女性群体区分了未婚女性和已婚女性分别研究，发现未婚女性就业率要显著高于已婚女性，这是因为已婚女性受到既要忙于工作又要照顾家庭这一因素的限制。

对于历史上女性劳动参与率几次大幅上升，如美国工业革命（1820- 1850）和白领就业兴起时代（1890-1930）期间，她认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作机会的增加是得益于存在更多的就业岗位，例如工业革命初期的制造业部门，同时白领就业时代的文书工作也缩减了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

4、研究发现：女性和男性的收入差距

戈尔丁教授汇集的大量的经济史数据，得到第一个长时间序列的关于收入差距的数据，她发现薪酬歧视（定义为无法被工作效率，教育，年龄等可以被观察到的因素影响的薪酬差异现象）的程度随着服务业的兴起而增加。

对于收入差距的原因，她给出三个解释：

第一是期望的重要性。对于服务业的雇主来说，他们更青睐那些能提供长时间的持续不断劳动力的雇员，而在面对女性劳动力时，雇主会自然而然考虑到后续的工作时长及连续性，因此在普遍认为已婚女性负有照顾家庭的义务的大环境下，雇主会选择要么降低月薪，要么拒绝录用。

第二是报酬体制（Pay System）的改变。工业化时代主要是计件工资，而服务业多数是月薪的形式，由于服务业中员工的产出无法准确度量，所以雇主统一采用月薪的形式，而月薪的报酬就对女性不利，由于薪酬制度的改变，招聘单位更加偏好能够长期工作稳定的雇员。

第三是父母效应（Parenthood Effect）。男女薪酬差异在高收入国家可以达到10%到20%，甚至是在那些具有立法保护的国家，更加根本的原因是父母效应（parenthood effect），养子女的义务通常由女性来承担，因此收入差距始终存在。在2010年与先生合作的论文中，他们发现在结婚生第一个小孩之前，收入差别很小，但随着第一个孩子出生，趋势立马发生改变，女性收入显著降低，同时并不像男性一样在之后有相同的增长率（即使他们有同样的教育程度，同样的职业）。戈尔丁认为这种“motherhood effect”是因为现代劳动力市场的本质决定的，许多部门期待职工能持续工作，但对于女性来说就无法提供这种不间断的服务。

5、对未来及政策的启示

第一，尽管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戈尔丁教授研究发现的阶段，但对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正在经历女性劳动力市场差异的某一阶段当中，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对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劳动力市场上性别差距因素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是不同的，不能简单认为经济发展与女性就业率只是正相关。

第三，要进一步理解甚至解决性别差异带来的就业差异需要追寻根本原因，正如戈尔丁教授所说的“Parenthood Effect”，能否进一步能政策解决？如果可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第四，Parenthood Effect的改变以及政策的生效是缓慢的。

第五，女性对未来工作时长的预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政策很可能不仅仅影响当下，还会进一步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同时也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种预期的形成，以及如何被政策影响的传导路径。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表示，今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戈尔丁，颁给一个强调把女性放在平等位置上的经济学家，说明学界正形成一个共识：发展要从过度强调效率转向更加重视公平，这是人类社会对过去40年经济实践的一个反思。我认为戈尔丁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经济学界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向，消除性别歧视和促进城乡公平、社会公平、区域公平等问题已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这对中国学术界以及相关理论和政策，都会产生非常好的正向反馈。在学界，探讨性别、妇女的公平问题往往被认为是非主流议题，实际上，这不仅是世界前沿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且是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对劳动力市场歧视、性别歧视、家庭责任歧视等问题的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这些都是值得反思的，尤其随着戈尔丁的研究成果被诺奖所认可，我们希望这成为一个好的开端。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研究员本力表示，今年克劳迪娅·戈尔丁关于性别差异的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延续了他老师的思路，只是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相反的方向，其实内在结构完全一致。他们都主张社会进步，在经济效率提高的同时反对歧视，让社会更加关注弱势群体，更注重对家庭层面上的照料。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表示，如果说去年诺奖的三位得主给予当今社会的启发主要集中在宏观政策和金融危机的系统认知上。今年诺奖得主则更多的从劳动经济学视角，方法论创新以及对微观经济研究上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首先，进一步解放女性劳动力将降低经济不平等性，促进经济长期发展。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发现展示了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和对女性劳动者歧视降低对降低经济不平等性和改善社会发展具有长期重要影响，因此，全球主要市场应继续引领全球不断提升女性教育水平并有效保护女性劳动者，特别是对于中国这种转型经济体而言，提高女性的社会教育程度并进一步降低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受歧视程度，有助于降低中国经济内部存在的经济不平等性。具体来说，中国在推进性别平等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当前中国劳动市场仍存在一定的性别歧视现象，导致性别工资差距长期存在。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而言，要想进一步缩小性别工资差距，提升社会的共同富裕水平，需要从女性劳动者出发努力提高工作环境的灵活性并设计出台家庭友好型政策。

了解女性在劳动中的角色对于社会而言非常重要，男女在劳动就业中的不平等问题需要逐步得到改善，戈尔丁教授开拓性探索了性别差异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深远影响，具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启示，进一步解放女性劳动力将降低经济不平等性，促进经济长期发展，是我们应该共同关注的课题。

排版 | 刘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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