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张军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来源 | 《经济研究》2023年第7期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又明确提出了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命题。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阐释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意义。经济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坚持“两个结合”，加快中国经济学人的理论创新步伐和更自主地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对于拓展和丰富经济学现有的知识体系必不可少，也是中国经济学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在时空上压缩了西方世界两百多年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也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站到了历史上最接近全面伟大复兴的时刻。之所以称为“奇迹”，不单是因为经济增长的速度之快和时间之久“世所罕见”，更是因为其实现方式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推测和叙事方式。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伴随着“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而前进的。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我们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多样的现象，以一种自觉的方式来构建以中国为衣钵的经济学理论和知识体系，不仅可能对中国经验现象与西方主流理论的巨大反差给出科学解释，克服主流经济理论缺乏唯物史观、缺乏价值观照、过度数学化、陷入机械论窠臼的本质缺陷，而且通过设立与中国经济重大问题密切相关、体现中国悠久国家历史、思想和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重大研究议题，可以大大拓展现有西方经济学两百年积累起来的知识与理论分析的范围，同时不断强化我们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历史经验表明，社会经济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必将给理论创造和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坚守“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正当其时，适逢其势。

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个艰巨浩大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坚持和付出。对中国经济学人来说，现在到了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关于中国经济和经济学的重要议题的时候了。

建立我们自主的经济学理论和知识体系，拓展当前经济学知识体系及其范围，需要纳入那些能更好反映西方以外，特别是能反映中国和东方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悠久历史的重要议题。就中国和东亚地区而言，其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国家类型、精英政治以及儒家文化传统的来源。古代中国两千多年的国家形成、官僚体系和政治秩序乃至治国思想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文化和制度遗产，对东亚儒家文化圈和更大范围里的民族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形成了深远的影响，这些遗产应该成为拓展当前经济学知识体系及其范围和构建以中国为主体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议题。

到目前为止，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涉及的几乎全部重大议题都是基于西方世界，特别是近代欧洲崛起的历史现象。这个历史现象催生了一系列主要的议题并被几代经济学家继承和发扬光大。西方经济学从最古典的阶段开始，经过英国工业革命的洗礼之后，再到19世纪欧洲经济的崛起与海外扩张，经济学的研究始终围绕以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为代表的重要议题。

从18世纪以来到20世纪初，除了马克思以外，对这些议题的最重要集大成者包括了斯密、穆勒、李嘉图、边际革命的推动者（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以及剑桥大学的马歇尔、伦敦经济学院的罗宾斯等。这些重要议题在20世纪40年代受到美国“剑桥”的一批经济学家（特别是MIT的萨缪尔森、索洛等）的综合与系统化，形成了流行至今的所谓新古典综合派。

简单地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议题大概可以用所谓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来概括。根据“第一定理”，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对象，由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所形成的全局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第二定理”告诉我们，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只需一次性总赋税（大致上可以理解为界定清楚初始的产权），市场机制这个无形之手就可以实施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因而政府只需担当“守夜人”的角色，无须参与具体的资源配置过程。

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就围绕这两个定理而展开，并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不考虑国家历史传统和制度、文化存在持久差异的情况下直接应用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型、收入分配、金融、国际经济关系等诸多领域，也自觉不自觉地以近代欧洲的经济崛起现象和西方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作为标准和模板。这个建立在相对价格和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逻辑之上的理论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们看不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经济体制的历史道路、文化传统、思想观念和国家能力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更不用说现有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在理解诸如东亚式发展型政党及其巨型组织内的激励机制的演进，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国家效能与市场效率的关系、具有不同历史传统和政治秩序演进路径的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持久性等等这些重大现象上的苍白。

所以，主流经济学的知识体系不仅在视野上过于局限，而且在议题上过于单一。由此形成的“一般原理”实际上是缺乏足够包容性的“局部知识”。而从范式竞争的角度看，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不仅需要能够容纳，而且需要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既有议题设定。这种超越性的集中体现就是需要容纳比欧洲崛起早1500年的中华文明和国家传统。两千多年来，中华文明所形成和演化出来的大一统国家体制、精英官僚政治、意识形态和治国能力及在经济社会演进中孕育的诸多重大议题。这些重大议题不但可以大大拓展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研究议题的广度与深度，也可以充分彰显基于中国经验的经济学范式的包容性和广阔性。

不可否认，过去三百年，在欧洲也出现过不同于以英国和美国经济学家为代表的经济思潮，如法国重农学派、奥地利学派、德国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继承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但这些重要的思想都没有真正成为后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议题。这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从学科范式的角度看，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分析范式都缺乏足够的“实证性”，进而难以进行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累积创新”。

同时，针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国内也不乏几代学者延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下进行艰苦的思辨式的探索，提出了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术语和理论概念，这无疑是帮助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宝贵资源。但同样从范式竞争的视角来看，这些研究也因为缺乏足够的“实证性”，难以进行跨国家、跨制度、跨文化交流，最终也无法融入并主导全球话语体系。

概言之，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我们要认识到，一方面，国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需要增加“实证性”，另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体系则需要增加“中国议题”。因此，议题设置和遵循实证性的研究范式将是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与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原则，其中将“国家”回归到经济分析的中心地位，是不可回避的选择。

国家不是抽象的概念，是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和制度的。将国家回归到经济学的中心地位，不仅具有回归到经济思想形成中的早期传统，更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需要把分析范围从现有的“局部知识”中拓展出去，登高望远，看到更丰富、更多样和更真实的世界。

以发展经济学为例，西方现有的经济发展的各种理论总体上是“第一原理”和“第二原理”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的简单应用。他们习惯于视国家为外生的因素，或者隐含地给定了国家能力、国家能效以及官僚体系的效率都是不变的。但正如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所发现的那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国家能力孱弱、官僚机构臃肿腐败、缺乏稳定和可预测的秩序与政策环境，这些常常成为经济发展中最致命的障碍。而中国和东亚地区能够借助于追赶战略实现快速的工业化进程，跟它们历史上受到的儒家文化的熏陶以及国家和精英政治的传统密不可分。国家有能力维护政治秩序和稳定，推行国内改革，制定有效的发展政策与战略，维护市场竞争和金融稳定，这些乃是经济发展的一阶条件。所以，关于经济发展的答案不可能在资源配置最优化的框架里得到。经济发展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关于国家的理论。在这里，因为国家和政治都是内生的，于是我们就完全可以扩大现有经济分析的范围，深化对国家这个巨型组织的效率及其团队治理能力的研究，对精英政治质量、官僚机构与经济组织的关系、对政治秩序的不同起源及其经济影响的研究，如此等等。我们对这些重要的问题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知识积累，我们若能在这些问题上有所贡献，就有可能构建出一个关于经济发展的国家理论来。

再比如，中国经济的成功经验中有一个常常被经济学家忽视的地方，那就是国家的战略性规划对长期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性。这些战略规划的领域除了像人才培养、医疗健康和扶贫之外，还包括土地、基础设施、电网、通信网络、装备制造、水土保护、治水治沙、水库大坝、南水北调等等。可以说，这是中国经济成功的条件之一，也是成功的结果。其实，西方崛起的历史和东亚高成长经济体的发展经验都表明，国家的这些战略性规划和投资活动并非可有可无，而是至关重要，只是这些活动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程度、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范围罢了。但是，由于这些规划领域的特殊性，尽管需要巨大的投入，却没有即时的产出或因为不进入市场交易而无法估计产出规模。其结果，这些对经济长期发展至关重要的国家活动及其“推断收入”却并不在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和分析范围之内，甚至当主流经济学家批评中国和东亚的投资效率不高和资本错配时，全然忽略了国家的这些战略性支出活动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些重要经济活动的隐含产出很可能在任何国家的经济产出总值中都占有不可忽略的比重，但却不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围之内。可见，以国家为中心扩展现有经济分析的范围对于我们理解真实的经济世界和看到不同经济模式的演变道路是多么重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既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也体现了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讲信修睦、亲仁善邻、无为而治、反者道之动等光辉经典思想，即便到了今天，依然深刻塑造着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而且也具有取之不竭的经济学内涵。“半部论语治天下”，“无为而无不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等等。在中国经济学人的理论创新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系统深入地汲取和掌握《论语》《道德经》《管子》等中华经典的思想将成为不可或缺的养料，不但能够为理论创新和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丰富素材，也可以为树立“四个自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更是应该放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70多年的新中国国家建设和共产党成立百年的历史视野中加以认识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的经济思想史。这个思想史跟中共党史、新中国建设史、改革开放史以及社会主义发展史密切相关。给定中国共产党是20世纪以来最成功也最具影响力的“创业团队”，创业史中自然呈现出许多值得研究和理论解释的重要现象与规律，对“四史”进行系统的文献梳理，将各种重大战略选择、政策制定和实施机制以及应对不确定性的方式等等融会贯通到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但是必要的，也将极大地丰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知识结构并扩大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最后，值得提及的是，中国拥有的有关国家历史和治国的数据库还太少，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建设出一批重要的数据库来，助推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建立起围绕治国及一系列社会经济指标的历史数据库，就可以推进我们对国家制度、国家能力、官僚制度、贤能政治、天下观、政绩观等重要基础性制度的变迁和特征、探索其相关因素、因果关系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与社会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文明和国家传统源远流长，为我们构建社会科学原创性研究活动的数据库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需要我们一两代人倍加努力。如以治国为主题，我们就可以至少推动以下三个层面的数据库建设：

第一层面，建立中国国家能力建设历史数据库。将基于前现代3000余本地方志，搜集并建立郡县制在各地区最早实施及后续变迁时间面板数据库。

第二层面，建立前现代中国官僚制度数据库。这一数据库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基于《二十四史》建立起秦汉至明代的官员信息数据库。《二十四史》通常由本纪、列传、志书与表四个部分组成，其中列传记载了历朝主要官员的生平事迹。我们将对中列传主传所记载的8660名官员进行数据构建，具体而言，拟建立包含官员姓名、籍贯、入仕途径、为官经历及死亡情况的数据集，结合《历代职官品位表》（吕宗力，2015)将官员官阶进行对应。第二部分基于《明代职官年表》（张德信，2009)、《清代职官年表》（钱实甫，1980)及《民国职官年表》（刘寿林等，1995)中官员名录建立三个时期省级以上官员面板数据库。该数据完成后将包含明清15783名（明：7929,清：7854)从三品以上及民国省级及以上官职及官员名录。结合中国历史人口、分省举人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保炯和谢沛霖，1980)中的进士数据分别计算明清两代政治精英选拔与流动的历史时间序列数据。

第三层面，建立明清社会经济指标数据库。明清时期是东西方经济大分流的关键时期，故拟建立明代以来府级社会经济指标的面板与时间序列数据，具体包括：技术进步、人口与经济增长、粮食种类与价格、地理、气候、天象及冲突。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理论创新活动进入新的阶段，一批高水平的优秀成果不断涌现，海内外中国经济学人为经济学文献和现有知识体系的拓展与丰富正在做出越来越有影响力的贡献。现在中国经济学人每年在国际国内的重要期刊发表的高水平研究论文持续增长，也在西方同行间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历史经验表明，一国的经济崛起和对世界产生的深刻影响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学的议题和发展轨迹。21世纪必将是中国重返世界中心和迎来中国伟大复兴的世纪。从现在起，只要我们坚持“两个结合”，不断从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与当代的重大现象中寻找重要的议题，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完全可以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为拓展和丰富经济学的分析范围和知识体系做出我们自己的原创性贡献，并以此将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和思想发扬光大。

来源｜New Economist

排版｜蒲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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