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国企成本发现机制的失灵

张军教授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学习的过程。他回忆道，早期的国有企业改革没有理论准备，人们也不知道如何进行改革，“不知道怎么样改的时候，我们最好的办法是让改革任务放一放，更好地发展非国有企业”。

当时我国允许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也允许外资企业流入广东、福建，从事加工出口。“作为改革很重要的战略，实际上也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通过非国有企业的持续扩张，外资企业、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开始壮大起来，一方面会让我们国有企业改革变得没有那么重要，另外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看到了非国有企业快速扩张和发展，慢慢开始反过来对‘什么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到底有何不同？’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张教授指出，早期，我国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往往都是从国企自身出发，提高效率，这是一开始很朴素的想法，希望放权、给予国有企业更多的激励、希望资产能够承包经营、希望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等等，这些东西在80年代都慢慢经历不同阶段的尝试，如果把国有企业改革放到经济改革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实际上这是成本发现的过程，我们在不断地降低国有企业改革学习的成本。

随着更多跨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还是一个工厂，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也在办工厂，这个时候，国有企业工厂该怎么高效运作，基本上就知道了，改革变得相对简单和容易了。

但是到了90年代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现代的公司，后来才逐步开始明白，国有企业的改革首先要让其变成现代公司，需要现代治理，我们把国际上的现代公司治理模式引到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当中，也是水到渠成的过程。

张教授强调，经历30年后的国企改革，先在大多数的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的模式开始大规模退出，当时经历的很重要的改革阶段就是缩小国有经济战线，对国有资本进行战略性重组，从大量竞争性领域当中退出，把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到基础性、战略性行业，所以形成了今天这样的基本格局。

“由于我们走了这一步，和80年代、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完全不一样，因为现在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垄断行业，所以就和此前不同，成本发现机制失灵了，在垄断行业里面，我们没有竞争对手，并不知道这些国有资本在其控制的战略性基础行业是什么样的？”，张教授说。

由于一直在就国企谈国企，目前的国企改革已经没有参照物了。“央企很能挣钱，国有资产在过去十年的增值还是相当厉害的，但是为什么还要改革国企呢？其实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经济学家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印象中若干年以前，美国的经济学家Tom Rawski 和英国经济学家John Sutton等做过关于电力行业非常好的研究，他们把中国和美国、加拿大的电力行业进行了对比，看到中国国家电力行业的资本使用效率低下，我认为这样的研究才能够让我们看到现有集中在上游基础战略性行业的国企、国资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张教授举例说。

“我们需要找回过去30年国有企业改革时依照的成本发现机制”，张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