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年来，我们为了所谓的理想，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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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对你而言，它意味着什么？小到个人生活，大到家国天下，每个人都有对完美世界的幻想与寄望。为了这个完美理想，我们付出了多少殷切的探索与奋斗？
今天，是英国著名作家、思想家托马斯•莫尔爵士的逝世纪念日--他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次真正提出了“乌托邦”一词。而今年，距离莫尔用拉丁文写就《乌托邦》的1516年，也恰好500年。
莫尔用希腊词eutopia(好地方)和outopia(不知道的地方)构成了“乌托邦”。而中文词“乌托邦”则由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在1896年翻译《天演论》时首度译出。“乌”意为子虚乌有，“托”即寄托，“邦”乃邦国、地方。《天演论》中，“乌托邦”所指即是莫尔的《乌托邦》。
在之后五百年中，乌托邦作为一种“元叙事”贯穿了西方文学史、思想史，并在内容层面发展出两种变体：一是Eutopia，指“好的地方”，一是较晚出现的Dystopia、Anti-Utopia，即“反乌托邦”，指黑暗、可怕之地，以反乌托邦三部曲（赫胥黎《美丽新世界》、奥威尔《一九八四》和扎米亚金《我们》）为代表。
然而，作为一种观念和思想、文学传统的乌托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世界整体性格局的浮沉开始衰落。“乌托邦已死”也成为当代一些学者的论调。就其精神意义而言，回顾乌托邦传统，在赞赏其对现世的挑战之外，也需直面它的逃避主义倾向，以及理念与实践之间悬而未决的断层。
自然会有中国学者试图从东方的文学、思想史中找寻乌托邦传统，从庄子的《逍遥游》到陶渊明的“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再到金庸、古龙创造的武侠世界。哪方土地上没有人类美好的心念呢? 论及“乌托邦”，在接下来的书单中，我们还是倾向于就西方的乌托邦传统有针对性地进行梳理。
衰落的传统依然迷人。奥斯卡·王尔德就曾说，不包括乌托邦在内的世界地图是不值一瞥的。所以，7月6日，我们一起来一段“乌托邦”之旅吧。
《理想国》
版本：商务印书馆 1986年8月
在中文中，与“乌托邦”语义最为相近的，除了本土的“桃花源”，就是“理想国”。说乌托邦，避不开柏拉图和他的理想国。
《理想国》是柏拉图的一篇对话录，以苏格拉底之口，铺排出柏拉图设计的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政体，一个达到公正的理想国。这位古希腊的大哲学家相信，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国家最高理念的认识，即对“善”的把握，而其他人也只能把握“意见”而已。因此，建立以哲学家为国王的国家才是最理想的国家。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吗？一些学者认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乌托邦虽受希腊古典与基督教传统影响，但严格说来，并不存在古典乌托邦，因为乌托邦本就是西方现代产物，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发明。与之相应地，乌托邦与宗教在原则上也有基本予盾。宗教具有来世的关怀，乌托邦的兴趣则在现世，故也不存在基督教的乌托邦。
以此而论，奥古斯汀的《上帝之城》也不当算作严格意义上的乌托邦作品，何况他还在谈论原罪和人性之恶，这恰与乌托邦的前提--人性之善，或至少可以不断改进而达于至善--相反。而博丹的《共和国》，霍布斯的《利维坦》，哈林顿的《大洋国》和洛克的《二论政府》再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类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古典乌托邦”的政治哲学作品也不能全然算入严格的“乌托邦”传统，因为乌托邦既不是一个抽象的理想，也不是对本土条分缕析的批判。乌托邦应该是一个运动不息的社会，乌托邦作家需试图将一个或然的完美社会栩栩如生地呈现给读者，有时还需用到叙事技巧。
《乌托邦》
作者: 托马斯·莫尔
译者: 戴镏龄
版本: 商务印书馆 1982年7月
符合上述要求的作品何时出现？莫尔的《乌托邦》，1516年。紧接着第二年，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问世。宗教改革的大幕拉开，整个欧洲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
在《乌托邦》中，莫尔设想了一个物品用之不竭、人人都可以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乌托邦人穿的衣服朴素简单，在其他生活方面也崇尚俭朴。这幅场景对中国读者而言并不陌生，“桃花源”不就与之遥遥呼应？拘于时代，两者都在表达一种简朴的农业社会理想。同时，乌托邦允许个人自由选择信仰，重视享乐，财产公有，生产有序，货币废弃，还允许离婚并实行安乐死--难怪一些读者大呼莫尔一定是个“有趣”的人。在乌托邦，文艺复兴的号角已经吹响。
理解《乌托邦》，需要回到莫尔的年代。在文艺复兴时代，随着古希腊异教文化的重新发现，统治中世纪的宗教世界观逐渐开始动摇，而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则建构着人性善的观念。随着否定人生现世的神学式微，一度只能发生在天国的美好幻想也得以移植到现世，乌托邦理想由此而生。现代乌托邦就这样诞生了，在基督教世界分裂的前夜。
另一件影响托玛斯·莫尔的大事件是地理大发现。1507年，亚美利哥·维斯普奇发表了他的旅行笔记，而莫尔《乌托邦》的叙述者就被设定为维斯普奇麾下的水手。探险并发现未知新大陆的努力，给了欧洲作家书写的灵感和素材。其实从希罗多德开始，借用异邦文明讽刺和批判本土便逐渐成为一种文学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乌托邦，它在建构功能之外，也自带批判性。
《太阳城》
版本： 商务印书馆 1960年4月
除莫尔的《乌托邦》之外，从文艺复兴到十七世纪还产生了其他一些作品，它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幻想式政治或公共写作类型，被后人称为乌托邦式作品。
发表于1623年的《太阳城》，是早期空想共产主义者，意大利人康帕内拉的重要代表作。在太阳城中，人人必须劳动，一切生产和分配活动都由社会来组织。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主张废除私有制，反对私有制之下的各种弊病和罪恶。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正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雏形。可见，从乌托邦式作品诞生的早期，它就不只是一种文学传统，也形成了人类思想史上的诸多重要文献。
不可忽略《太阳城》的局限性。正如学者江绪林在《太阳城》一书的豆瓣笔记中所言：相比于一个世纪前的马基雅维利，康帕内拉的政治想象或许见证了意大利公共生活的萎缩。
“他几乎完全依据其修院经验和囚徒生活来设想太阳城，虽然这种贫乏因其柏拉图主义的学识而得到部分缓解；或者换一句话说，意大利陷入了停滞，沉浸在古老的灵性世界中，而这种沉浸不意味着新的指引，仅仅是对故旧的留念”。
《新大西岛》
作者: 弗兰西斯•培根
译者: 何新
版本: 商务印书馆 2012年12月
虽然有些学者们并不认同“基督教乌托邦”的说法，但作为一种文类，乌托邦传统与基督教的确有密切的关系。早期重要作者，如莫尔、康帕内拉、安德里亚等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直到17世纪末，主要的乌托邦思想家都在设计完美的基督教共同体，而科学在当时被看作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上帝、建设基督教社会的手段。
使情况有所改变的人，是因随笔和许多名言为中国人所知的培根--他其实也是一位乌托邦构建者。弗兰西斯·培根则试图调和基督教与科学。培根认为，原罪在很大程度上是无知和穷困的后果，对自然和普遍性的纯粹知识将帮助人类避免堕落，复归本性。在未完成的《新大西岛》（又称《新大西洲》）中，乌托邦开始正视现代文明的精华——科学。
因此，乌托邦传统在莫尔的平等理想之外，自培根起，又多了一份进取精神和自信。莫尔在《乌托邦》的结尾表达了对他所创造的理想世界的犹豫：它可能是他的向往，而非希望（I may wish for than hope for）。但在培根那里，乌托邦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终将实现。
培根的这部晚年作品并未完成，却依然是乌托邦思想史上的重要作品，拥护者称其为“最伟大的科学乌托邦”。随着科学乌托邦的兴起，莫尔所代表的物质生活贫乏的乌托邦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乌有乡消息》
作者: 威廉·莫里斯
译者：黄嘉德 、包玉珂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1981年2月
乌有乡的消息，来自梦里。伦敦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参加一次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辩论之后，晚上便做了一场梦。梦中，英国已进入共产主义制度，整个英国社会和人们的精神面貌、生活习惯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朝向好的方向。
这是《乌有乡消息》讲述的故事。1890年，在《太阳城》之后，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为题材的长篇空想小说出现了。在《乌有乡消息》中，以“地上乐园”为主题，乌托邦的理想得以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目标相结合。以《乌有乡消息》为代表的后期乌托邦式作品多使用文学手法，因此多被视为小说。书中描绘的社会物质丰富、分配平等，因此也被视为“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文献。
《乌有乡消息》成书的十九世纪是一个浪漫主义时代，恰好最具乌托邦的理想气质，但乌托邦式作品创作却较少。仅有的贝拉米的《回顾》，莫理斯的《乌有乡消息》和赫茨卡的《自由国》都出现在十九世纪晚期。这是为什么？
《圣西门选集（全三卷）》
作者: 圣西门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版本: 2011年8月
乌托邦文学创作走向了低潮，但乌托邦社会理论和社会运动却开始蓬勃发展了。
在十九世纪，进化论和实证科学的发展，使进步和目的论观念成为十九世纪欧洲思想主潮，文学乌托邦逐渐衰落衰落，而乌托邦主义在一种历史和科学新形式中兴起。乌托邦不再朝向那些未知的异国领域，而是未来可实现的理想社会。理想社会不再只是一种虚无飘渺的幻想，而是按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必然演变而来的结果。
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是这一时期乌托邦传统的代表人物。“人类的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而在我们眼前；它就在社会秩序的完善之中。我们的祖先从未得见，我们的子孙有一天却会抵达那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他们清除道路。”
圣西门反对不事生产的封建贵族与军人等级，认为社会应当由实业家和科学家来领导；他提出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这些主张都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但他主张保留私有制，并且把宣传和平的思想作为实现社会改造的唯一手段。
圣西门的同行者还有傅立叶和欧文。在这知名“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由文学的虚构变成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运动不是乌托邦在十九世纪的惟一表现形式，但十九世纪最具乌托邦性质的思想确是社会主义理论。
《我们》
作者: 尤金·扎米亚金
译者: 殷杲
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10月
乌托邦本身就是一个想象的虚构观念。一旦它“要”变成社会现实，观念与实践之间的差异便直接暴露出来。随后，乌托邦观念本身的缺陷也暴露了。
反乌托邦出现了--其实，或许在乌托邦思想出现的同时，反乌托邦思想便已经出现，只是作为反乌托邦代表的三部曲均出自二十世纪。乌托邦以人性善为前提，反乌托邦的作家和思想家则强调人性的阴暗面。尔虞我诈又自相残杀的人类，冤冤相报何时了，怎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
作为第一部反乌托邦作品，《我们》引领读者进入这样一个世界：在登上“人类文明的最高峰”的联众国，所有人以数字为名，比如“D-503号”。这里一切高度数字化、集中管理，作为模范公民的D-503恨不得为身为机器，但I-330（按照剧情发展，当然是个女的）的出现重新发掘了他的人性。不过，既然是反乌托邦，故事的走向显然不会温馨圆满。
这部讽刺极权主义的作品，也使作者扎米亚金成为政府压制的目标。他在青年时积极参与俄国十月革命，但苏联成立之后，有感于新制度的种种弊端，他以《我们》等作品针砭时弊，并因此被迫流亡法国。
因此，《我们》是一部俄国人在苏联以俄语写就，但只能翻译成英文在别国出版的作品。其写作风格直接影响了后来的《1984》、《美丽新世界》。
《美丽新世界》
作者: 阿道司·赫胥黎
译者: 王波
版本: 重庆出版社 2005年6月
让我们从D-503的世界里出来，进入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并且，做好心理准备。
这里是福特纪元632年即公元2532年的社会，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受着控制的社会。由于社会与生物控制技术的发展，统治从基因和胎儿阶段就开始了。人类经基因控制孵化，被分为五个阶级，分别从事劳心、劳力、创造、统治等不同性质的社会活动。何谓快乐，何谓幸福，也早已被写入了每个人的大脑。不够保险的话，还有睡眠教学、催眠术被广泛用来校正人的思维。此外，还有免费的药：国家发放叫做索麻的精神麻醉药物让人忘掉不愉快的事情。
失去了爱、失去痛苦、失去思想，欢迎来到美丽新世界。
作者阿道司·赫胥黎是生物学家的儿子，先后毕业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他把如此奢侈的教育背景和对人类世界矛盾的那种超人般的预见力相结合，在1932年创作出《美丽新世界》。此后，作为一位反乌托邦作家名留青史。
《1984》
作者: 乔治·奥威尔
译者: 孙仲旭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13年10月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乌托邦和反乌托邦都表现和反映了现代政治当中意义最重大的现象，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运动兴起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在苏联、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成为社会生活的现实，也是反乌托邦传统在二十世纪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对乌托邦的批判并不完全发自政治思想或对人性认知的保守主义，也不全然由个人气质或情绪所决定。札米亚金的《我们》、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等反乌托邦作品也是一种对于前苏联社会现实的回应，以及对更广泛范围内理想社会集体主义幻想的批判。
不过，也有学者从反乌托邦作家、思想家的“反乌托邦气质”解读他们何以成就其作品。这群人恰是具有深刻而且热烈乌托邦气质的人，正是因为他们的乌托邦主义受到阻碍和挫折，反乌托邦才产生。这些反乌托邦文学也因此更具深刻的眼光和抗争的勇气。
《1984》的作者奥威尔，当是诠释“反乌托邦气质”的代表。很多人读《1984》，或恐惧、或悲伤、或感到“体无完肤”，或觉得“丑恶”“残忍”等词都变得轻微了。可就是这样一本书，让奥威尔被称为“时代的良心”，人们在文字里懂得了他伟大的道德力量。
卡尔·曼海姆曾认为，消除乌托邦超越现实的力量，就意味着“人类意志的衰竭”。然而，反乌托邦三部曲所表现出的勇气与坚定，恰好是一只回应：当时代的思想者们从超越现实转向直面现实，人类的意志并未衰竭，反倒可以练就出冷峻的良心。
《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
作者: 拉塞尔·雅各比
译者: 姚建彬
版本: 新星出版社 2007年6月
乌托邦思想为什么会越来越受到普遍的怀疑？因为反乌托邦小说，尤其是三部曲的流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如汉娜·阿伦特、以赛亚·伯林、卡尔·波普尔等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也在思想界塑造着现代反乌托邦主义，并使它深入人心。
“我同他们之间没有争论；但是就他们的批判抹黑了所有的乌托邦思想而言，我表示异议。”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教授拉塞尔·雅各比在《不完美的图像》中对此提出了批判：这些小说家和思想家错误地将乌托邦思想同纳粹主义及极权主义等同起来了。雅各比怀着对乌托邦事业的珍爱进行历史打捞，并区分出两种不同的乌托邦主义传统，即蓝图派乌托邦主义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二者都误解了真正的乌托邦，因为它们“几乎不包含作为经典乌托邦显著标志的和谐与友爱”，而将乌托邦的概念偷换成了一切极权团体的社会理想，令理想主义名声扫地，也令人类的想象日渐枯萎。在其另一部著作《乌托邦之死》中，雅各比也揭示了人们对于曾经支持过异议、社会变革运动的乌托邦理想的抛弃，并召作家和批评家矫正自己正在丧失的想像和骨气。
雅各比为乌托邦恢复名誉的良苦用心让人敬佩，但这种在当下难能可贵的救世情结也并不为所有学者买账。有人指出，他恰回避了乌托邦最直接而强大的敌人，即后现代主义。后者从身份、性别到地缘、阶级，直到文本和语言，对乌托邦的打击像群蚁侵蚀大厦地基那般防不胜防。因此，这本书本身也是个“不完美的图像”。
《乌托邦思想史》
作者: 乔·澳·赫茨勒
译者: 张兆麟等
版本: 商务印书馆 1990年1月
怀旧一下，翻一本老书。这是国内最早对西方乌托邦思想史进行系统性介绍的译著之一，根据1965年的英文版译出，中文版定价仅为3.5元，之后无再版。因其出版时间较早，成为国内研究乌托邦传统的论著中引用率颇高的一部译著。
在这本300多页的小册子中，赫茨勒将乌托邦思想传统最早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先知者们，这批伦理-宗教性的乌托邦思想先驱名单中有阿莫斯、艾赛亚等，思想源泉包括耶稣的天国、柏拉图的《理想国》、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修道士萨沃纳罗拉15世纪末在佛罗伦萨建立的神权统治等等。因此，《乌托邦思想史》中一个主要的贡献在于廓清了前莫尔时代的理想社会思想的雏形。
《政治期望》
作者: 保罗·蒂利希
译者: 徐钧尧
版本: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3月
“每一种乌托邦都在过去之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基础--既有向前看的乌托邦，同样也有向后看的乌托邦……这是人类思维中最令人吃惊的现象之一：在一切象征系统中--宗教的、神话的、政治的、美学的--过去和未来是相互关联的，过去的根源和未来的目标两者之间互相呼应。”
保罗·蒂利希在《政治期望》蒂利希谈及乌托邦传统，并在时间意义上将乌托邦区分为“向前（未来）看的”和“向后（过去）看的”两种。乌托邦在这种相互交织的时空存在之内，建构着“曾经逝去”并“即将到来”的想象中的乐土，或以反乌托邦的形式抨击此世的罪行。
蒂利希是20世纪横跨哲学与神学两大领域的著名思想家，其哲学思想堪与海德格尔和萨特相比，而神学思想的影响上与马里坦、巴特匹敌。《政治期望》虽是一本小书，却论述范围广泛。它收录了蒂利希从20世纪20年代直到1965年逝世前发表的8篇演讲和论文。从一战后动荡的德国局势到核威胁下的人类处境；从基督教的政治主张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直到一般的国家理论以及爱、力量与正义的关系，蒂利希以此论述存在的勇气，表达其对人世的终极关怀。对乌托邦的论述出现在这样一本辞别书中，顺理成章，也意味深长。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
作者: 卡尔•曼海姆
译者: 霍桂桓
版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1月
有没有人曾预测过某种“后乌托邦”时代的样貌？
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乌托邦的未来表达了忧虑。会有一天，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会被“超时空的人类冲动”所取。这听起来很像另一部科幻片，曼海姆说，我们可能会进入这么一个世界，那里将没有任何新的东西，一切都已完成，每一刻都是对过去某一时刻的重复，一切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因素全都没了。人到达了理性存在的最高程度，任何理想都没有了，成为一种“仅存冲动的造物”。
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乌托邦“超越现实”的力量被完全消除了，而卡尔·曼海姆认为这意味着“人类意志的衰竭”。没有了乌托邦，人类也将将丧失创造历史的意志，也丧失了理解历史的能力。
这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点。此外，曼海姆还根据乌托邦的思想倾向建起不同的乌托邦类型：1、千禧年主义乌托邦，基督教思想千年至福轮回说的表现。2、自由人文式的乌托邦，它带着文艺复兴人性苏醒的光晕，认为通过知识与教育可以改变现实。3、保守主义的乌托邦，基本上是一种改良主义思路，否定激进的社会变革。4、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式乌托邦。
《希望的原理》
作者: 恩斯特·布洛赫
译者: 梦海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年12月
有人分类型，还有人谈功能。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所谈论的就是乌托邦的功能。
他认为在很多领域中，乌托邦功能都在发挥作用；在不同领域中，乌托邦的内涵会有相应的改动。在较次要的创造中，乌托邦功能表现为盲信和狂热，而在伟大的创造中，则表现为自成一类的精确性和现实主义。人类想象力的丰富，及其在世界之中的牵连，若不从乌托邦功能入手，就不可能得到勘探和查明。
“每一部古典时期的作品都站在每一个时代的前面，作为革命浪漫主义，即作为向前指引的任务，作为未来的解决办法而发挥先导作用。特别是，这种解决办法不是来自过去，而是来自未来，而且自己谈论未来，招呼充满希望的未来，继续呼吁更美好的未来。”
按照布洛赫的说法，如果乌托邦的缔造者其“预期”意识或“转型”意识得以书写和播散，那么乌托邦的接受者，或隐或显地，将会构成现存世界的一股离心力量。这便是乌托邦所具有的离心功能，这股离心的社会力量为现存的模式和体制提供了一种“对抗性”或“替代性”的维度。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作者: 莫里斯·迈斯纳
译者: 张宁、陈铭康
版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1月
乌托邦传统和空想社会主义有紧密的关联，那么，马克思主义会如何评价乌托邦思想？
不出意外地，马克思主义对此进行了严厉批判，并把科学社会主义严格区别于乌托邦或空想社会主义。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就最明确地表述了这一观点。
不过，翻翻《共产主义宣言》，我们也多少会有些困惑。正如美国学者库玛评论所言：“如此令人目眩的普遍和谐的设想——也许这正是一切乌托邦思想的原则吧？——在严肃的乌托邦文献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不妨再多读一本论述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关系的书。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在1982年出版，作者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共党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他挖掘了毛泽东思想中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那一面，即乌托邦成分，试图找寻其与乌托邦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从而恢复在马克思著作中被扭曲的“乌托邦主义”。莫里斯·迈斯纳将城乡关系作为毛泽东主义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论题，分析其乌托邦目标与苦行价值观以及未来观中的乌托邦成分和非理想化成分。
他认为，之所以说毛泽东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正是由于他充分保持了“乌托邦主义”的冲动，同时又根据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与“民众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乌托邦的形式化，即毛泽东主义时代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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