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特朗普的支持率达到2020年6月以来的最高值。在2020年7月达到低点，一度逼近40%，但是其后逐步回升，近期已经达到44%左右，基本回到美国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水平，且仍有进一步上升之势。下图为美国政治追踪网站“真实政治”（Real Clear Politics）制作的特朗普支持率变化曲线，该曲线中每一时刻的支持率由当时的各民调机构结果加权平均后得到。

图片来源：Real Clear Politics；作者编译。

第二，在部分民调机构的调查中，出现了一些特朗普的支持率高于不支持率的调查结果，这在2020年6月以来尚属首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拉斯姆森（Rasmussen）的民调数据，它的民调预测最接近2016年大选的最终结果：在2016年大选前两天，拉斯姆森预测希拉里的得票将比特朗普高1.7%左右，而大选中希拉里的实际得票比特朗普高2%，误差只有0.3%。

数据来源：Real Clear Politics；FiveThirtyEight；CNN。

究其原因，主要由于拉斯姆森在民调问卷中的设置最为详细——除了“支持”、“不支持”的选项，还有“算是支持”（somewhat approve）等类别，将“算是支持”也纳入“支持”的范畴后，特朗普的拉斯姆森民调支持率会比其他机构的粗线条民调数据结果好一些，因此特朗普本人一直都非常喜欢引用拉斯姆森的数据。

第三，在至关重要的“摇摆州”，当前特朗普支持率并不落后。美国政治分析机构POLITICO、Fivethirtyeight等普遍认为美国有大约13个州为竞争激烈、颇有悬念的“摇摆州”，下图显示了特朗普和拜登近期在各个摇摆州的民调支持率，特朗普在其中五个州具有优势，在明尼苏达与拜登持平，在三个州稍微落后于拜登。

数据来源：各民调机构网站；Real Clear Politics。

其中，俄亥俄州的选情较为引人注目。美国大选历年来流传这么一句话：“得俄亥俄者得天下”， 在过去60多年的总统选举中，俄亥俄州所支持的候选人最终都取得了大选胜利。其原因在于俄亥俄州在经济社会结构、族群宗教结构、党派力量对比等维度上的主要特征与美国全境的总体特征比较接近。俄亥俄州地处美国腹地，重工业比重较高，因此人口规模较大的产业工人是核心选民，也有不少非洲裔移民来这里讨口饭吃，制造业衰落和政治认同问题构成俄亥俄选民的重要关切，这也是美国政治面临的主要议题。当前，根据Morning Consult的民调数据，特朗普在俄亥俄州领先于拜登，这对于特朗普来说是个积极的迹象。

如果考察自拜登锁定民主党提名（6月6日）以来两位候选人在摇摆州的民调表现，会发现特朗普在明尼苏达、科罗拉多等州缩小了落后幅度，在俄亥俄、密歇根、佐治亚等多个州实现了后来居上。

数据来源：各民调机构网站；Real Clear Politics。

除了民调揭示的支持率问题之外，有两个重要机制可以赋予特朗普以竞选优势：

其一，是隐藏选民问题（shy voters）。受某些占据道德制高点和话语霸权的思想理念的压制，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公开表达立场甚至被民调机构采访时不愿意表露真实想法，这可能使得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略低于真实值。

其二，特朗普的支持者更加坚定，投票率更高。福克斯新闻网在视频、新闻文章中经常如下数据来说明拜登缺乏支持：“拜登的支持者更可能因为害怕特朗普而投给拜登（比例为63％），而不是出于对拜登的热情（比例仅为31％）。在那些支持特朗普的人中，情况恰恰相反：有两倍的特朗普支持者说他们的动机是对特朗普的热情支持（62％），而不是担心拜登会获胜（33％）。”在特朗普的选民之中，基督教福音派是重要力量，他们在2016年大选中以高达81%的投票率支持特朗普，投票率远高于选民平均值。福音派选票在全体选民中占比1/4，今年也将是支持特朗普的重要力量。2020年大选的投票率问题空前复杂，因为今年大选可能结合现场投票和邮寄投票两种方式。对现场投票而言，新冠疫情肆虐增加了选民投票的成本，可能进一步打消一些相对政治冷漠者的投票念头，这是不利于拜登的因素。对于邮寄投票而言，特朗普的亲信路易斯·德乔伊（Louis DeJoy）如今担任邮政局长，可能在一些技术层面打一些有利于特朗普的擦边球，例如提升邮寄手续的复杂性从而打消温和选民的投票意愿等，这也构成了特朗普的优势。

从数据来看，新冠疫情毫无疑问降低了特朗普的支持率。如下图所示，从2020年2月至今，共和党选民、中间选民和民主党选民对特朗普政府疫情应对的支持度都在下降。

图片来源：FiveThirtyEight；作者编译。

但是上图也描述了这样一个现象：虽然当前美国每日新增数万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虽然特朗普曾经提出注射消毒液以对抗病毒，但是共和党选民在疫情问题上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仍高达80%。在当前美国政治中，80%是一个关键数字：特朗普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长期维持在80%-90%之间，任内平均值约为87%，这是特朗普的基本盘。因此，上图的信息反映了这样的现象：新冠疫情对特朗普基本盘的负面作用非常有限。

此外，民主党选民中有7.8%对特朗普的疫情应对感到满意，这与一个月前（8月初）几乎没什么变化。为什么这个数字仍有7.8%而不是继续下跌，是十分令人困惑而又值得探究的问题。拜登团队乃至整个民主党的竞选策略以“打败特朗普”为主要导向，在所有的演说中都把特朗普批判的一无是处，然后变换各种修辞来提出“打败特朗普”的呼号。这种竞选策略的理论预设即认定所有亲民主党选民都极为痛恨特朗普，这样做可以团结己方阵营，但是民主党选民中竟有7.8%觉得特朗普政府处理疫情还不错。

从数据信息来看，之所以民众对特朗普疫情应对的满意度没有继续以较快的速度下跌，原因在于当前美国民众对新冠疫情的担心程度较6、7月而言下降了。如下图所示，美国民众对疫情担心程度的上升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段：其一是2020年3月，可以说是美国人与疫情的“初次见面”；其二是6月底到7月中旬，这段时间美国发生了第二波疫情扩散高峰，每日新增病例达到数万，可以说是“疫情又回来了”。而8月以后，虽然美国每日新增确诊保持在3万-5万的区间，但是民众的担心程度正在下降。

图片来源：FiveThirtyEight；作者编译。

美国民众担心程度出现下降的原因可能是“新冠病毒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一开始说的那么吓人”的心态。在3月-4月，新冠疫情占据了媒体的主要版面，占据了政客们的主要日程。但是如今，从全球的情况来看，新冠疫情似乎不再是迫使所有政客的所有时间都围着它转的核心事务了，它变得更像是政客们处理所有事情时都需要考虑的一件事，各国政府已经能腾出手来处理与疫情没有直接关联而又十分耗费资源的事。例如：哈马斯和以色列近期再度发生武装冲突；土耳其一边加强在叙利亚东北部的侵略行动，一边和希腊、塞浦路斯在地中海围绕领土问题展开竞争；美国正在与塞尔维亚围绕科索沃问题和巴以问题进行外交沟通……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完全不像是以疫情为第一要务的状态。

由此可见，对于当前世界政治而言，新冠疫情正逐渐以一种“状态”而存在。不管是从选民的注意力分配来看，还是从美国高官的时间精力分配来看，美国政治开始“习惯”新冠疫情。

近期特朗普支持率的上升，可能部分得益于黑人抗争运动（BLM）的暴力化趋向持续加剧。除了根植于美国政治传统的和平抗议、频繁发生于过去几个月的趁乱打砸抢事件，当前美国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现象：民兵组织或准民兵组织正拿着枪步入政治舞台的显眼位置。据《华盛顿邮报》报道，9月5日，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发生了民兵组织持枪对峙事件。在黑人抗争运动持续高涨的背景下，当地右翼民兵组织“愤怒的维京人”成员拿起合法持有的枪支走上广场，以武力对抗议示威者展开威慑和挑衅；当地左翼民兵组织也携带了枪支与之对峙。当地警察局官员接受采访时表示，“局势正在紧张升级……我们不认为（民众）进入该区域是安全的。”

右翼民兵组织“愤怒的维京人”成员持自动步枪喊话。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此类活动不止是发生在路易斯维尔一地。自从那对著名的用枪怒指示威者的“史密斯夫妇”在美国网络引发热议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右翼人士已经受其鼓舞，拿起枪与示威者对峙。特朗普及其团队是乐于见到此类现象的，他们干脆邀请了史密斯夫妇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视频讲话，以示对右翼激进派的支持。现在尚无暴力对峙事件增长的具体数据，但是美国著名选举分析网站“538”（Fivethirtyeight）已经在网页头条位置刊登分析民兵运动的文章。

这种在时间上旷日持久，在形式上日趋暴力的黑人抗争运动已经让相当一部分人对抗争运动产生反感。据《今日美国》（USA Today）报道，在党派立场相对中立选民中，对黑人抗争运动持支持态度的比例已经从24%跌落到3%。据Civiqs的数据，当前全美国支持黑人抗争运动的净支持率为-6%。

黑人抗争运动对选情的影响有三个重要机制：

其一，虽然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把黑人抗争运动和更多代表黑人利益的民主党联系在一起，但是整个民主党对当前的黑人抗争运动没有什么驾驭能力。作为民主党党内的温和派，拜登竞选团队及政治盟友对此事的影响力则更加有限。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若非具有紧密、强大、纪律严明的组织作为支撑性条件，温和派想要遏制群众运动的极端化趋向是非常困难的，最极端的个人行为体的行动则是最难预料和控制的部分。分布式、大规模的群体性对峙事件蕴含极大的不确定性，在激烈对抗的氛围中发生擦枪走火并非不可能。

其二，虽然民主党无法驾驭黑人抗争运动，但在相当一部分选民眼里，号称代表黑人利益的民主党至少要为此负一部分责任。黑人抗争运动的暴力化将会促使党派立场相对中立的选民，甚至促使一部分本来支持民主党的白人选民转而支持特朗普。这种机制如今已经能被调查数据所验证，未来还可能得到进一步强化。

其三，围绕黑人抗争问题，特朗普执政团队的潜在政策杠杆比拜登竞选团队要多。特朗普通过邀请史密斯夫妇登上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鼓舞强硬右翼，就能让黑人抗争问题走到更加暴力化的轨道上去，从而形成对己方有利的态势，但是拜登则难有作为。特朗普政府可以抬出“法律与秩序”的口号，以保护者的强大姿态动员选民，但是拜登团队考虑到不得罪黑人选民，是不可能说出“法律与秩序”这样的口号的。但实际上，即便拜登被选举上台，假如他想要让美国重回正轨，难道可以不借助法律与秩序吗？这使得拜登非常被动，难以提出一个坚定有力的主张。

若将新冠疫情问题和黑人抗争问题结合起来加以审视，一个重要趋势是新冠疫情的影响更加常态化，而黑人抗争问题带有高度不确定性；前者对美国选举政治的重要性略有下降，后者的重要性正处于上升阶段。

当前美国的种族关系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法律秩序问题与政治认同问题的叠加。面对当前美国面临的难题，特朗普的药方是倚靠铁杆支持者所赋予的政治资本以强制而非共识的方式重构政治经济结构（尽管不一定能成功），通过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民生问题。拜登的药方则是回到奥巴马政府、回到民主党一直以来的将左翼政策和族群身份进行绑定的“老路”上去。这种族群身份绑定如今越来越“僵硬”：在5月底，拜登在一次线上活动中对选民说：“如果你是黑人就应该支持我，不支持我的就不是黑人。”这种“绑架式”发言很难说是令人愉快的。有趣的是，奥巴马在2016年大选期间也说过这样的“绑架式发言”：“黑人不给希拉里投票就是对我的侮辱”。这种不得人心的发言自然成为共和党攻击的把柄，在今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几位黑人政客发言便借此嘲讽拜登说：“我就是黑人，我就不投你，难道我就不是黑人了？”

从中长期来看，不管是拜登还是特朗普当选，都很难说是大部分美国人的满意之选。特朗普当选所凭借的政治力量是受到资本持有者和低收入少数族裔双重挤压的、相对地位正在跌落的蓝领工人等中间收入群体。冷战结束后，当美国资本在霸权的支撑下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源、攫取更多利益时，资本持有者和中间收入群体的差距被拉大；当美国政府在民主党左翼驱动下加大对少数族裔、低收入群体的“输血式扶贫”力度时，中间收入群体和少数族裔、低收入群体间的差距被缩小。中间收入群体的失落感和特朗普对此事的积极响应是特朗普上台的原因。

概括言之，新自由主义秩序和民主党左翼政策才是驱动力。面对这样的局面，特朗普的药方是重构政治经济结构（尽管不一定能成功）；而拜登的药方则是回到奥巴马政府、回到民主党一直以来的“老路”上去。

在日益分裂的政治格局下，两党目前唯一的共识可能就是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态度。目前来看，特朗普阵营受益较多。从2020年6月至今，特朗普支持率的上升伴随着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馆、施压Tiktok、加剧南海东海紧张局势等一系列标志着中美关系恶化的事件。至于二者是否存在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现在尚难以找到实证证据。但是在当前美国政治生活中，对华强硬已经成为政治正确，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8月9日被CNN记者提问“中国是否在干涉美国大选”时，她在给出否定答案之前，先说了一句“批评中国这事儿我已经干了四十年了，没有谁比我对中国更强硬，华盛顿圈子里的人都知道……但是，真的没有证据证明中国在干涉选举，俄罗斯才是主要威胁。”当前，特朗普正在以种种具有公众效应的方式破坏中美关系，而特朗普团队从民调数据上得到的反馈是正面的，国会议员克鲁兹、卢比奥等反华政客也捞到了一些好处，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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