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事儿（137）从容楚卤：在那遥远的小山村（连载五）

第十一章 稻谷不入仓，全部送公粮

队里今年早稻算是丰收了，平均亩产达450斤左右，24亩田收了约110担谷，因为备战备荒，大队在＂双抢＂刚完成时，就下达了送公粮的通知。

队上马上给每家发了两担稻谷，剩下的一粒不剩全送到公社粮站，听说还不够，公社派人过来清查。队上的谷仓自然是找不到一粒谷，又每户搜查，好在队长银哥有经验，早通知每家将谷藏在地窖里，每家仅剩米缸里一点点米。冬婶拉着来检查的公社干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得很伤心，公社干部见状也很为难，答应跟公社领导反应，给我们队一点返销粮。冬婶马上拉着队上的女人跟着检查干部去了公社，哭哭啼啼地给每家要回了100斤米的返销指标。

队上送公粮是全队出动，大人小孩都挑着箩筐，从窄窄的山路上挑到公路上，再由我家的土推车推到公社的粮站。烈日炎炎，公路上、山路上全是挑担送粮的人，粮站的工作人员可是鼻子朝天，极尽挑剔，一天收的粮食有限，很多生产队的人从上午排到下午都交不了，一到下午五点，工作人员下班，没有交完粮的社员就只能守着谷子露天过夜了。

好在我家曾是街上的人，爹与粮站的人熟悉，爹安排大哥排队，等队上的人一到，就很快交了粮，免了队上人的露宿之苦。

送完公粮后，队上人开会，队长银哥感慨地说，今年交公粮真顺利，不但少用了5天时间，还没受露宿之苦，给我家每天多记了5分工，别人都一致同意了。

下半年开学了，我又回到了小学，家里有了粮食，每天三餐都能吃个半饱，只是年纪实在太小，刚开学时，所有的字都不会写了，把江老师急得每天都将我留堂练字，天黑才放我走。好在二哥等我，不至于让我一个人摸黑走夜路，但功夫却辜负了苦心的老师，我的字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一直没有练好，总是班里字写得最差的一个。参加工作后，不论是教书还是在工厂，我写的字总是难以见人。奇怪的是，在开始使用电脑不再需要写字时，我的字突然变好了。

二哥到底是在街上长大的，人也灵活，打架也有力，被江老安排为全校的红小兵大队长，我因为偷摘黄瓜被人抓到，在学校有点抬不起头来，也就没有什么同学跟我玩，好在有二哥在，也没有同学来欺负我。

因为是知识青年，小学毕业的大哥就是大队文化水平最高的人，在农闲时经常在大队帮忙，给大队和生产队的人念报纸、学文件、读最高或最新指示，俨然是一个不是大队干部的大队干部了。

转眼就到秋收了，因不需要插秧，我们的三秋假倒是过得比较舒服，除了割禾，摞禾梱，就是上山摘油茶籽。秋天的山上，各种野生的果子都成熟了，有毛栗，弥猴桃，冷饭团等等，我们小孩上山，油茶籽摘不了几个，背萎里都是那些野生果子。

秋收刚过，我家平淡的农村生活却翻起了滔天波澜。

第十二章 不忘阶级苦，批斗变常事

昏黄的灯光下，生产队上开起了批斗会。批斗的对象是我爹和大哥，罪名：没有罪名。

秋收过后，适逢征兵，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光宗耀袓的大事，记得五队有位解放军战士回家探亲时，学校还请过来作个报告，讲述他在部队的生活，当讲到餐餐大米饭，馒头管饱，间或还有肥肉吃时，我们这帮小学生羡慕得不得了，有的口水都流得老长老长，恨不得立马长大，去参军保卫祖国，当个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毛主席语录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

为了贯彻落实这样的指示方针，这年参军的对象基本上都是街上的下乡知青，要把有知识的青年送到军队这个大熔炉里锻炼。能更好地掌握新式武器，更好地保卫祖国。

大哥当时不满十六岁，不够年龄，但来招兵的解放军见过后，说是个好苗子，要破格招收。爹和娘虽然有点舍不得，但还是非常高兴，毕竟入伍就能脱离农村，知青退伍后还会安排工作。

体检过后是政审，我家解放时划的成分是贫民，相当于农村的贫农，是差不多最好的成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大队生产队的人也很高兴，看到我家的人非常热情，冬婶还拉着大哥的手说：星伢子在部队好好干，争取当上干部，当上干部后，我让二芳不读书了，嫁给你当老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最不应该出问题的政审还是出了问题，爹的干爹，我们的干爷爷被查出是个历史反革命。

原来，爹不是在当地出生的。爹出生在县东部，当年黄公略起义的安定镇，在五岁时，亲爷爷跟着族侄傅秋涛将军闹农军被害（到现在也不知他到底是因何而死，我家也不是烈士家属），奶奶带着爹改嫁西江一个乡绅，本已改姓，后来宗族来人不同意，又改回了原来的姓氏。

干爷爷好象当过民国时的乡长，带领“挨户团”剿过匪，并亲自枪毙过两个危害乡里的匪徒，解放时，本来要被镇压，因他当时资助过坚持在当地的新四军游击队，加之当地乡民作保，留了一条命，划为反革命分子在当地监督改造。

作为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孙子，当然是不可混进革命队伍的，虽然我爹在申诉，在改回本姓后，已离开了干爹的家，并且亲生父亲可能是革命战士，请求公社再调查。当时社调不比现在，一个电话或上网就能查清楚，但入伍的时间已经过了。大哥参军的事也就泡汤了。

成分的事还没查清楚，大队上已不让大哥去大队部了，二哥的红小兵大队长也没有了，同学们当面骂我们是反革命分子。

队长银哥怕得要命，让自己的儿子监督我和二哥，队上的人轮流在我家门前放哨站岗，生怕我家的人破坏生产。每天晚上开批判会，队长自己不识字，还要大哥带着先读毛主席语录，并把他们自己想好的大字报让大哥写出来贴在墙上。

队上的人虽然批不出什么道道，但实际行动还是够狠的，首先没收了我家后山的菜地和柴山，另分了很偏僻的地方给我家，又将大哥的工分降了，并且扣了公社补的我家上半年的口粮指标。冬婶再也不说要将二芳姐嫁给大哥的话了，并不许其他的小孩跟我们兄弟玩了。望贤叔也不来串门蹭爹的水烟筒了。

好在不久后公社的社调结论来了，我亲爷爷家是贫农，至于死因查不到证据，虽然干爷爷是历史反革命，但我爹没跟他姓，也没跟他生活，所以保留我家的贫民成分。但还是因为奶奶是反革命分子的老婆，我们家的人不能提干，参军。其余方面可当贫农对待。

虽然社调的结论来了，队上收回的柴山和菜地并没有还回来，大哥的工分也没涨上来。爹去了大队和公社反应情况，公社说，虽然我家成分没变，但奶奶还是反革命家属，因此已做的处分不可能撤销。因爹曾经在公社食堂做过饭，与书记熟悉，爹找到书记，好说歹说，总算把公社补助的上半年口粮指标要了回来。

一年做到头，寒冬腊月在完成公社修整河道的任务后，生产队开始年终决算了。

谁知因这次年终决算，导致我家与生产队彻底决裂，冒着风雪，踏上飘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