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剧场微剧评 | 昆曲《玉簪记》：琴声为媒连心意 万般柔情寄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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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簪记》剧照
昆曲《玉簪记》改编自明代戏剧作家高濂创作的传奇剧本，由邵天帅、翁佳慧主演。该剧写道姑陈妙常与书生潘必正冲破封建礼教和道法清规的约束而相恋的故事。陈妙常为求得婚姻自由，避难女真观，老道姑的侄儿潘必正也到此寄居读书，二人邂逅相遇。在此后的交往中，他们互表心声并私订终身，陈妙常以玉簪为信物赠与潘必正。老道姑得知，深怕败坏了观内清规，要求侄儿回返临安赴试。陈妙常闻讯追至秋江，互诉分别之情。后潘生登第得官，迎娶妙常，终成眷属。《玉簪记》的当代意义桂 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
昆曲《玉簪记》共四折戏，展现了男女主人公潘必正和陈妙常的爱情故事。从《琴挑》中的相互试探，《问病》中的情感升温，《偷诗》中的情感共鸣，《秋江》中的巧妙别离，让两人的爱情持续升温并最终达到高潮。每一折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艺术追求的随物婉转的艺术特质，具体为《琴挑》折的弹琴，《偷诗》折的赋诗，还有月夜，高楼，春花等所构成的一个含情脉脉的情感空间。尤其喜欢的是《秋江》中船上场景的设置。坐船追赶，两船并置，船的摇荡与两人情感的激荡形成一种摇曳和共振，让两人之间的情感交融有了更强的运动感，并一步步攀登到最高峰，最终两人以互赠信物来完成了对爱情的郑重承诺。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观看《玉簪记》的感受，甜蜜应该是最合适的。欣赏完全剧从剧场中走出来，内心充满了纯真、美好和快乐。这出戏立刻让我想到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虽然莎士比亚的戏剧杰作众多，但流传最广，被改编最多的却是他早期的这部情节十分简单，仅仅讲述两位年轻人爱情的故事。据说故事发生地的意大利小城还一直常设一个机构来给全世界给罗密欧和朱丽叶写信的读者和观众回信。《罗密欧与朱丽叶》最让观众着迷的正是那种纯粹美好的爱情高峰体验，《玉簪记》也提供了同样的情感体验。这两部戏都没有涉及太复杂的思想和太宏大的家国历史叙事，但恰恰是其中呈现的这种最单纯，最热烈的爱情高峰体验反而可以超越国家，超越时代，获得古今中外最广大观众的共鸣，由此成为经典。
尤其是我们如今已经越来越进入一个怀疑爱情和否定纯爱的时代，从目前阅读量最大的网络小说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当代人似乎也越来越难全身心地投入爱情体验之中。但也正因为如此，如《玉簪记》这样真挚、热烈、唯美的书写爱情体验的作品才更加具有了当代意义，让已经被理性深刻规训的当代人在艺术中能够再次感受到纯爱之美。
——昆曲《玉簪记》里的真性情
闻石天慈
中国戏曲学院学生提诗、抚琴、弄茶的风雅意趣，潘必正明知对方身份却犹敢出言挑逗，陈妙常不拘身份暗写情诗时的真性情，高濂的《玉簪记》在用最唯美的纯爱故事，在诗情画意中讽刺“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礼教。可这其中并没有贬低“神性”，并没有塑造“虚伪的僧道形象”，而只是用两个年轻人最质朴的“真性情”，赞扬了属于“人性”的美好与高贵。一开始没有登科的潘必正获得了陈妙常的芳心，并不是因为世俗概念中“状元郎”所代表的“功成名就”，而是二人最简单质朴的灵魂契合。因而妙常的思凡，思的并不是世俗，而是两心相依的风雅，是内心不为物欲横流的功名利禄迷眼的最真切的悸动。同样的，姑娘（姑母）在问询潘必正时，虽然身为出家人，可以为潘必正害病的缘由，句句皆像是以世俗的化身，来质问潘必正的内心——是“真性情”还是“世俗累”？姑娘（姑母）身为出家人，却没有脱离世俗对于“人”、对于不同身份的“定义”。在舞台上，更像是一个“礼教”与“清规”的化身，虽有对侄子关心的“人情”，却也在“存天理，灭人欲”的世俗标准中随波逐流，终于被规训成了维护其存在的“无情人”。如果没有这份规训，爱护侄子和徒儿的她会关心二人的情绪与健康，为了不让女贞观的名声为陈、潘二人的情谊所累，催潘必正应试，未必不会有一份“真性情”是希望陈、潘二人终成眷属的。反倒是两个年轻人，用自己的懵懂和勇气，一再冲破“定义”，通过舞台上略带诙谐的表现形式，故事里稍显傻气的行为动作，尽展自身的“真性情”。北方昆曲剧院的演绎是同样的真性情。习惯性的使用京白代替苏白，让《玉簪记》里仆人进安的逗趣话语更易为观者所接受，也方便演员表演，并没有拘泥于形式的限制。而戏曲舞台里不忌讳对于“舞台”的表述，进安的以京白的逗趣形式，将剧中渴望见到陈妙常的男主潘必正引下台，同样与《玉簪记》中对于真性情的追求不谋而合。受到各种限制而只演到《催试秋江》一折的《玉簪记》确有遗憾。无限遐想的空间，却没有让观众看到戏剧家高濂最终为他们安排的结局：姑娘（姑母）最终在陈妙常被算计嫁与王公子未果等一系列命运弄人之后，终于感动于陈、潘二人的真性情，以“出家人原来如此。罢罢。今日之事。也是五百年前宿缘。天涯相会”成全二人。既是天注定，也是人性情。可没有两个真性情的人儿的勇气与坚守，也就不会有天注定的大登科连小登科。《玉簪记》里的文人风雅与对世俗观念的讨论，展现了文艺作品的风骨和社会价值，陈、潘二人的形象，也是戏曲才子佳人故事里直面世俗的一份“真性情”。从传奇到昆曲：“词姤私情”一出的舞台化黄素蓉北京电影学院学生
《玉簪记》的故事最早出自《古今女史》，据记载：“宋女贞观尼陈妙常，姿色出众，诗文俊雅。工音律。张于湖授临江令，宿观中。见妙常，以词调之，妙常亦以词拒之。后与于湖故人潘法成通。潘密告于湖，以计断为夫妇。”而将这个故事搬上舞台的是无名氏的“张于湖误宿女真观”的元明杂剧，又经明代作家高濂进行情节的增删和结构的完善，写成了传奇，之后才有了昆曲《玉簪记》的本子。昆曲《玉簪记》讲述了陈妙常在靖康之难中与母亲离散，为避难投身女贞观中带发修行，不期偶遇因姑母缘故寄居观中备考的书生潘必正，两人初次相见就互生爱慕之情，但却不知对方心意，于是就发出了一系列的相互试探。后来姑母察觉，就设计让潘必正赴京科考，两人在江边痛别。戏曲在舞台呈现上，着重突出了两人相互试探的情节，饰演潘、陈的两位演员在人物塑造上生动灵趣，如陈妙常夜抚琴诉情，潘必正循声而至，以曲挑逗，陈妙常心下虽是欢喜但碍于封建礼教却做嗔状。潘必正相思成疾，缠绵病榻，其姑母携陈妙常前来探望，两人言词之间暗通衷曲，不久潘必正就霍然而愈。又如在《偷诗》一折中，潘必正闲步至陈妙常房中，见她伏案而眠，袖底却藏有一纸诗文便偷来一看，发现字字藏情，心生感动之余又升起挑逗的心思，于是待陈妙常醒来后，又发生了一番试探。《偷诗》这一折戏的情节故事，对应高濂传奇中“词姤私情”这一出。在传奇里，潘必正在陈妙常醒来后，用她原词里的语句组织挑逗性的谈话，并义正言辞地说：“自古偷诗不为贼。”陈妙常对此有一段自言自语的唱词：“这场冤债诉凭谁，当初出口应难悔，一点灵犀托付伊。”紧接着背转过身去，唱到“几番羞解罗繻”。《偷诗》在对这一情节进行舞台化处理时，不仅将人物性格勾勒得更加细腻，恰到好处地把握住了古典戏曲中的含蓄婉转之美，还将人物碍于封建礼教不断地克制情欲的心理通过动作、面部表情和词曲唱腔具象化，让观众能够快速地走进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的那份欲拒还迎的克制和青春的炙热。因而，戏曲在呈现潘、陈两人的情感试探时，既是古典又是青春的，饰演潘、陈的两位演员在表情、动作的处理上，以嘟嘴，转眼，猛坐等表现人物心情，给这段古典的爱情增添了几丝青春气息，灵动而富有朝气。
含而有致，蓄而有漏——昆曲《玉簪记》赏析惠莹莹中国艺术研究院学生
4月18日，“佳作有约——2024北京市文联精品剧目邀请展演”在老舍剧场演出北方昆曲剧院的经典剧目《玉簪记》。此次演出由邵天帅饰演陈妙常，翁佳慧饰演潘必正。《玉簪记》传奇创作于明代，作者高濂，共三十三出。清代刊印的戏曲剧本选集《缀白裘》中，收录了《琴挑》《催试》《秋江送别》《姑阻》《失约》，为清代常演剧目。北方昆曲剧院的昆曲《玉簪记》小全本，分为《琴挑》《问病》《偷诗》《催试秋江》四折，生旦戏份均衡，表演精细成熟。同时，符合“起承转合”式的戏剧结构。表演之精到与文本之韵味高度结合，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整体来看，四折分别演出了陈妙常与潘必正“惊情”“掩情”“漏情”“伤情”的情感状态，含而有致，蓄而有漏，喜剧效果正藏在两人情感的遮掩与流露之中。
《琴挑》中，潘必正夜晚被落叶声惊醒，步闲庭。听闻陈妙常弹《潇湘水云》一曲，入帘栊，惊动陈妙常。二人一持扇，一执拂尘。不仅表现出书生与尼姑的身份，也隔开了二人的距离。这种距离，是“情”与“理”的距离。因此，虽然是生旦对戏，却需要用琴来传递心意。每当潘必正的心意有所暗示或者传达之时，便会引起陈妙常的“惊”，这也是本折最吸引观众之处。如在唱到【前腔】中“莫不是为听云水声寒一曲中”时，两人距离拉近，四目相对后又觉不妥地拉开距离，而眼神却暗藏心意；当陈妙常想要请教潘必正一曲时，两人先是拉开距离，后行步至摩肩之时，潘必正故意向陈妙常身后抛袖，两人各怀心思；潘必正弹无妻之曲，受到陈妙常的打探，一本正经地吐露自己未曾有妻的状态，又惊得陈妙常撇清干系等等。虽然两人各自怀揣心意，却因为隐形礼教的不可逾越而收敛。通过琴声传达出的是对无形礼教压迫的挑逗。在表演上，通过抛袖、磕扇、扇与拂尘的触碰等动作表现二人的小心思。
第二折中，潘必正染相思病，其姑母与陈妙常前来探病。这场戏的有趣处在于剧中人与观剧人的信息差。潘必正在姑母前掩饰自己生病的缘由与对陈妙常的心意。陈妙常也要小心掩盖自己的心思。姑母则是猜测病的根由，从风寒、忧愁到思乡，都引得观众会心一笑。同时，穿插进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插科打诨。潘必正与陈妙常则隔着姑母，暗诉心意。四人各怀心思。如果说《琴挑》中隔着礼教，通过琴声诉说二人的心意。在《问病》中则是隔着潘必正姑母，借助染病的由头暗诉心意。因此，潘必正是真病或是装病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染病将心意传达于陈妙常，传达于观众。
《偷诗》是二人情感的转折，也是真正互诉衷肠的一折戏。即使是陈妙常对潘必正心意的泄露，也是极为雅致含蓄地通过诗稿来传达的。“松舍青灯闪闪，云堂钟鼓沉沉。黄昏独自展孤衾，欲睡先愁不稳。一念静中思动，万般情意难禁。强将经卷压凡心，争奈凡心转甚。”这首词已不同于原词，将陈妙常的思凡之情写的更为含蓄优雅。同时，不仅要将思凡之情通过诗稿传递，还要陈妙常稳睡半响之时，才能被潘必正识破。因此，虽早已芳心暗露，却是“鸳鸯已入牢笼计”。两人合拜跪，将往日相思抛却，真正互通心意。
《催试秋江》是《催试》与《秋江》两折的合并，情感基调应该是伤怀的，以两人互赠碧玉鸾簪与白玉鸳鸯扇坠收尾，使整剧的结尾似“小收煞”，给人留下无尽的悬念。然而，这折戏的看点却在做功中，在虚拟化、程式性的表演之中。在这折戏中，姑母催试与陈妙常的追别是用情节做背景与铺垫，观众更为关注的是演员怎么在舞台上表现陈妙常与艄婆、潘必正与艄公江上行船的。于是，在“急追”与“慢赶”之间，便产生了几分喜剧效果。秋景的意象寄予的是二人的离思，江流的湍急表现在演员的做功之中，情景交融，虚中有实，将案头与场上相结合，正是《秋江》这折戏的动人之处。
昆曲《玉簪记》的折子戏曾是清代常演的剧目，如今经过整理改编，依旧是昆曲的经典剧目。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首先，特殊的人物身份形成强烈的冲突。明清昆剧有“十部传奇九相思”之说。自《浣纱记》《牡丹亭》的问世，表现爱情题材的传奇不计其数。《玉簪记》《孽海记》独特处正在于剧中人物的身份。书生受礼教的束缚，尼姑受佛法的约束。于是，即使潘必正、陈妙常两人共处一室，矛盾也暗含其中。冲突是隐没的，却是难以挣脱的。然而，以情感的力量挣脱这种束缚，才能显示出情感的无穷力量。这种人物身份的特殊性，正是《玉簪记》从众多爱情题材作品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其次，是文本的删减与表演的打磨。从高濂《玉簪记》全本到如今北方昆曲剧院演出的小全本《玉簪记》，从三十三出到四折，在文本上不断精简，保留下来最为精华、传情的部分。在表演方面，将戏曲程式与人物行动高度结合，融为一体，妙在传神。同时，文本与表演在实践中又不断地融合，二者相得益彰。因此，昆曲《玉簪记》是经过舞台不断检验的剧目，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提升的剧目。这正是许多现代戏缺少的过程。第三，是剧种与剧目风格的统一。如越剧《玉簪记》分为八场，从情节安排到服、化、道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唱腔也婉转动听；京剧《玉簪记》在唱功与做功方面也颇为出色。但是经过对比，昆曲的演绎依旧更为经典动人。这一方面是因为《玉簪记》初为高濂创作的昆曲剧目，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剧种与剧目风格的统一。第四，是昆曲《玉簪记》的喜剧效果。悲剧固然有净化的力量，可是喜剧题材的优秀爱情作品并不多见。昆曲《玉簪记》的“喜”不在于情节的“误会”与团圆的结局，在于陈妙常与潘必正幽微的内心，在于二人的情感炽热却偏偏不能直接表露，在于观众心知肚明却要看二人在礼教的束缚下故作端庄。最后，是人物情感与观众情感的共通性。昆曲《玉簪记》中陈妙常与潘必正间的相思，以及二人间的试探，是可以被现代观众所理解共情的。即使故事背景与人物身份并不贴近现代观众，但是这种相思与情感试探对于观众却不陌生。因此，昆曲《玉簪记》在美感与情感两方面与观众产生了链接，这也是在如今观众熟知《玉簪记》情节的情况下，依旧愿意走入剧场，欣赏这出戏的原因。对于昆曲《玉簪记》的“守正创新”大概在于剧目表演方面，即通过不同昆曲演员的演绎来传承，继续在舞台上流传与精进。同时，昆曲《玉簪记》人物动作的程式化、舞台表演的虚拟化、曲辞的意象化都是值得现代戏所吸收、借鉴的。
王奕舒中国艺术研究院学生
本次北昆演出剧目《玉簪记》是明代高濂所作的传奇，其叙事简练而不失深意。从《琴挑》到《偷诗》的三出，将潘必正与陈妙常从相识到交心的关系变化描绘得入木三分，也体现了作者对于这份真挚情感的赞美。《玉簪记》富有文学性的唱词在昆曲的渲染下更具一番韵味，尤其是《琴挑》一出。潘必正神随曲至引出深情，以宋玉曲词《风赋》伊始又加以苏轼《洞仙歌》的“水龙吟”铺陈，于是弹奏古曲《潇湘水云》引来陈妙常相见。两人随曲共鸣，在前人的词藻里宣泄自己的内心，从《诗经》到《西厢记》，最后以庭前石榴花的“瓣瓣飞红”作结。这种被身份和礼教困顿于当下的感伤寥落与此情此景相应和，伴随着演员悠长的唱腔，无不令人动容。此外，《玉簪记》虽是一出才子佳人戏，但与大众耳熟能详的才子佳人相较而言，它的爱情发生节点在男主“功成名就”前。陈妙常与潘必正冲破身份和礼教的束缚，更多是凭借自身对爱的坚定，而非借助于外部力量如“状元及第”或“赐婚”。“琴挑”中，无妻之曲《雉朝飞》暗合《广寒游》中的嫦娥之思，勾起少男少女的无限心事，也预示着两人天作之合；而后在《偷诗》中以诗词互鉴真心，揭示了看似循规蹈矩的表面下丰富内心世界；最终，这份真情随着江面上的船一同波涛汹涌，在现实归于平静后两人立下盟誓。昆曲至此落幕，但故事仍在继续。留白的处理将观众的目光集中于“情”，而非两人之后的人生。一方面是当下注重对于人物的塑造，另一方面其实诀别亦或重逢，每个人都有真正属于自己内心的答案。
《玉簪记》：一桨一桨向对岸行去张静雅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经典往往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层累叠加和岁月淘洗的往复中千锤百炼而成。北方昆曲剧院的作品《玉簪记》一共四场，是对明代作家高镰所写《玉簪记》（共33出）的创造性改编。实际上，《玉簪记》所讲述的故事版本众多，这便足以证明该故事内蕴的力量。与昆曲这样古典而深沉，并在当下文化语境中不断焕发新生的艺术形式相结合，使该剧融合古典美学与现代审美，实现跨越时空的情感共振，进而完成了历史与当下的对话。北方昆曲剧院的《玉簪记》传承与创新并举，不仅忠实地传承了昆曲的妆面造型、人物身段、舞台章法，更在尊重戏曲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增强了故事性，将三十三出的原本压缩到四场（约100分钟），也使故事主线完整清晰、冲突明显而妙趣横生。更凝练的故事和更符合当代观众剧场习惯的演出时长，加之从话剧、音乐剧等舞台吸取的有益经验，作为市场指向的必然规训也的确倒逼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发生自我革新，从彼岸的古典一点一点向此岸的当下迈进，使当代的昆曲因新质焕发新生，更能够与当代观众的审美经验相契合，相对较低的观赏门槛吸引了更多人走进剧院听昆曲，接触到这门古老的艺术，也因此涵养起一批剧场观众的审美习惯。北方昆曲剧院通过这样的努力，真正实现了昆曲这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也恰如《玉簪记》中陈妙常的追寻：唯有不受常规所限，才能奔赴心之所向。当羞涩、拘谨成为对古代大家闺秀的常设画像，陈妙常不轻易动心但动心之后便不计成本、满腔恒心的奔赴，就不仅具有突破性，更有启发性与感召力。爱情故事之完满，不仅在于两人切实相爱，更在于实际行动中即使千难万险、常人所不为，陈妙常依然在得知爱人突然离开后不疑惑、不摇摆，执着而迅疾地追寻。其生命力可见一斑，生命也在韧性中迸发出华光，可以说《玉簪记》中的爱情故事是因为有这样一位敢爱敢恨、至情至性的魅力女性而闪耀的，她带给我们最深远的感召或许是：纵使前路多艰，唯心之所向，便义无反顾。衷心祝愿至美之昆曲，也如她一样，千锤百炼而斗之弥坚，在当下的重重挑战中，迸发出万丈光芒。
王宝城中国戏曲学院学生
若非各自凄惨，断然不能相见，于是两颗孤独的灵魂相遇道观，这正是道姑陈妙常与书生潘必正突破礼教与清规自主追求相恋的故事。选自明代高濂著写的传奇《玉簪记》，由北方昆曲剧院演出的小全本包含《琴挑》《问病》《偷诗》《秋江》四折。相见难，是前三折两人关系从微妙到渐入佳境；别亦难，是两人从刚刚建立的温存却又要被迫踏上离别的征程，两人的爱情在秋江中飘摇不定。全剧文雅隽永，极具东方浪漫主义爱情色彩。
《琴挑》潘陈二人寄情于琴，以琴会情，弦外传情。从偷听、挑逗、抚琴，情丝如琴声袅袅而来，如泣如诉，化入二人心间，埋下了情窦的种子。《问病》以潘必正相思疾苦锁头为线，两人的“地下恋情”总是处于被压制的秘密状态。这种“地下恋情”只有姑母一人不知情，观众随着潘、陈、书童、姑母四人在台上的“为”与“不为”展开了多向的互动交流。刚要接触，又被打断；越要靠近，又被阻拦，四个人在多方博弈中愈发生趣。《偷诗》一折则是将两人的感情窗户纸捅破。妙常写诗表情怀，必正偷诗来调侃，一来一回，大闹哭笑间两人敞开了心扉，同拜天地，不惧束缚，定下了山盟海誓之愿。《秋江》一折秋风萧瑟，离别无欢。一个不想走，回首顾盼；一个忙追赶，只恐难见；舞台上两艘无形的船在江里漂泊，诉说着离别的无奈。互赠相思之物，共约明天，给观众留下了一个开放的想象空间。
中国戏曲中不乏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但《玉簪记》聚焦命运的个体、体味至真的情感，是难得的舞台佳作。正如纳兰性德所言“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相见难、别亦难，好在潘陈二人终得团圆，而非“意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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