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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从文:飞临新加坡

园地耕耘者 一枚园地6 2021-12-02


飞临新加坡


张从文|文


因新冠疫情和中美关系冰降,去年计划去美国看望女儿,屡改机票,终于无望地取消了行程;今年情况有所缓解,但要转道新加坡隔离半个月,网上称之为“洗白”,这洗白加航行的价格比去年直航足足贵了十倍。


好在从前没有到过新加坡,我也不妨冒充个牛气烧包的游客,好好打量一下那个传说中自由的美丽岛国,看看那里的华人基因被西洋沃灌开出了什么样的胡姬花。


新加坡航空公司的TR117航班,网上称为“酷航”,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以为是“很酷”(so cool)。夫人按以往经验,将行李称重到临界值,随身还有背包和手提箱。但是办理登机卡时,旁边有工作人员过来问我:您背的是不是乐器?


我说是的。


他说,您这个太长了。


我说,这是二胡,以往都是这么背着上飞机的。


他又说,您肯定上不去,除非是小提琴?


我心里产生一种不快活的情绪,小提琴和二胡有贵贱吗?他补充说,TR117是廉价飞机,对随身行李的长度有限制。


这是廉价飞机?从郑州到新加坡,昨天(10月11日)的票价已经涨到4400元,而新冠疫情前,往返双程机票都不到2500元呀!


经过求证,我是真不能背着二胡上飞机,哪怕我背的是两把高档琴。无奈的选择是,剔除些行李托运一把琴,留下一把琴让朋友带回家去。


赶飞机的人不是太多,没有听广播里讲这航班那航班,仿佛整个机场只在为这趟“廉价”航班服务。戴好口罩,保持距离,出国如上战场。工作人员都有军官般的威严。出示每个人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注射新冠疫苗的手机记录,是全部工作的重点。


但是,我的华为手机很不给力地没电了,排队到入口直接黑屏,几番询问,偌大的机场找不到充电的地方,我这心里苦啊!


绝望之际,一个在队伍旁边等同伴的女孩子,主动将充电宝借给我用,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不,是解了倒悬之危!


工作人员接过我的手机查看健康资料,发现疫苗注射一栏我选择了否,想帮我纠正,我说就是没有打。她抬头看我一眼,似乎觉得我是个怪人。


原定11点20起飞,到了登机口,被告知因为疫情缘故飞机延迟起飞,这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


透过玻璃大墙,看停机坪上的飞机都那么懒洋洋地泊着,将近两年的疫情,这个偌大的国际机场停飞了多少航班,滞留了多少货物和旅客,损失不可估量。


借我充电宝用的姑娘是河南濮阳人,准备去新加坡打工。我问:出国打工是不是有很苛刻的条件?很多找不到工作的青年人,没有你这么好的机会呢!


她说没有什么条件,不讲究学历,国外有各种各样的工作可以做,新加坡很缺工人。我又问她是通过什么途径找到新加坡这份工作的?她说8年前(猜想是初中毕业)跟亲戚出去过一次,现在还去以前的地方。


终于上了飞机,身后的山东小伙与河南小伙又在谈工作。河南小伙说自己在新加坡送外卖,月收入两千多新元。


按汇率折算,相当于国内万把块钱的工资,但在当地生活就跟国内的两三千块钱差不多了,最好是国外挣钱国内花。我听了很有兴趣,扭身请问:你是怎么去到新加坡的?


他很警觉:你什么意思?


我解释说:假如我侄儿想去新加坡找工作,请问有什么途径?


他说到处到有中介啊,这又不难!中介肯定不是地下的,光明正大。他的话是这么说着,语气却有点虚张声势。


我不死心:能不能告诉我,是谁介绍你到新加坡做工的?他有点不知所云起来,喃喃诺诺,说得很抵触:这不能告诉你,凭什么告诉你?


TR117航班机舱30排座位,每排9座,上座率将近九成,乘客都是中国人。服务员以苗条的华人女孩为主,操着马来腔汉语,广播里的英语和汉语也都是马来腔。


飞机一升空,舷窗就被黑屏,看不成蓝天白云,整整五个小时的黑暗,服务员走动不多,旅客像坐在火车铁皮车箱里。空姐们逡巡的主要工作,是检查乘客的口罩戴得是否严实,我前后三次被提示将口罩从下巴上拉起来捂住鼻子。


久坐口渴,想要一杯水,被告知扫二维码可以买到,也有饭吃,扫二维码买。心里颇有些郁闷,水都不给喝,是不是上厕所也不给冲马桶?


于是我想到这个“酷航”的酷字,汉语和英语的原义解释,都不是帅气和时尚,而是暴虐和冷淡。


是什么让一向温言款语的航空旅行变得如此隔膜?是疫情改变了什么,还是管制失当带来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夫人提醒我,凡事都要忍耐,很多问题未必是别人的错。

 

到达新加坡,首先认识一个新字:“峇”,因为新加坡樟宜机场原名叫“巴耶利峇”机场。不用查字典,“巴厘岛”原本是“峇厘岛”,“多巴湖”其实是“多峇湖”,在汉字中,“峇”字没有单独含义,又与 “巴”字同音,于是被替代了。


听说马来半岛有“峇峇娘惹”,一些祖辈与马来人通婚三代以后的本土华人,男的称峇峇,女的称娘惹。新加坡虽然站在马来半岛上,马来人却只是它较大的“少数民族”,华人才是这个社会的最大族群。


新加坡的马来色彩很浓,汉文化也坚守着自己的传统。


为保持与中国大陆的文化联系,新加坡是海外唯一应用简化字的地方,但政府没有限制民间袭用繁体字,街道商铺用毛笔书写的繁体字牌匾很有法帖味道。道观、寺院和法坛上的对联,还有家庭门户和神龕上的对联,文辞或古奥或典雅,都深有来历。当然,也免不了繁体与简体混合使用的情况。


繁体与简体混写的牌匾


有人告诉我,来新加坡不会英语就只管说汉语,总能碰到听得懂的人。此言非虚,这里的50万永久居民中,一半以上是华人,要问路或办事,就去找那些长得跟自己一样的人。


新加坡的学校语文教育,以英语为通用语,又按各人所属民族和社区,教授第二语言、第三语言。中学毕业时,进行英国标准、全世界认可的英语达标考试——A level,通过了便可进入公立大学。对中国大陆学生来说,这个很有难度。


新加坡1819年开埠,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两百年发展历程,50多年开放建设,使一个资源奇缺的城市国家成了世界电子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世界第三大炼油国、世界第三或第四大金融中心,当然还是世界重要的旅游中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谋求实施改革开放之际, 李光耀对邓小平说,新加坡搞得好,中国大陆也一定搞得好。


在我们的传统认识中,新加坡相当于华人在海外开辟的一处小中国,南宋的《南洋测蠡》记载“有唐人坟墓”,元朝的《岛夷志略》记载淡马锡(新加坡古名)有华人集居。


事实上,1819年莱佛士代表英国东印度公司登陆新加坡时,岛上只有几百户华人居民。之后,英国实施殖民地政策,大量招募人丁,几十年间,来自中国福建、广东的华人就占满全岛,跸路褴褛,为现代新加坡的崛起种下了根基。


在新加坡今天的骄人成就中,有三位华人——陈嘉庚、许哲和王惠卿的头像被印在了新加坡纪念开埠200周年的钞票上。我所熟悉的,则是二战时期在中峇鲁市场居住过的郁达夫。


1938年底,他应《星洲日报》之邀,主持《晨星》副刊,成为新加坡华侨抗日的“第一号人物”,1945年,郁达夫隐居苏门达拉岛不幸被日军暗杀,展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在国难家仇面前的铮铮风骨。


而今江山代有才人出,我有幸在来新加坡之前,得知好友的好友,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当年的高才生蔡耀忠先生,是樟宜机场著名景观“星耀樟宜”的建筑设计总监。我和他微信联络,相约要在此次行程中会面的。


“星耀樟宜”是一个集机场运营与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大型“凹造型”公共设施,其中建造了不可思议的室内花园,有热带雨林、大型瀑布、空中桥梁、神奇迷宫等等,从网络上了解它的森林谷和雨旋涡,就能感受一种鸿蒙滂礴之气与天籁诗歌之美,这是将人类最深的幻想筑成了现实的立方,远胜传说中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


新加坡为这项工程投入了17亿多元新币(约为85亿元人民币),2019年4月开放营运后,成为新加坡的地标建筑,被誉为全球最美机场。


蔡耀忠说,“星耀樟宜”的设计与施工极其艰难,建设中总共发现了十几万个冲撞点,经过长达四个月的修改、调试和优化,最终将冲撞点全部解决。


工程完成后,他生了一场大病,现在两年过去,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我敬佩耀忠先生和同事们的职业操守,可惜下飞机后,一直走在室内,尚无缘一睹这个奇迹。


可喜这里是一个植物王国,机场内外都看到了一种形如翅膀、色如胭脂,在昔阳下、霓虹中扑扇如蝶的一群花朵,国内叫它蝴蝶兰,这里叫作胡姬花,被尊为新加坡的国花。于是,一路走着,王燕生老师的诗句在我心里像循环播放的音乐,一遍又一遍地诵读起来:


“会飞的蝴蝶兰,

认得归路的蝴蝶兰…………”。

 

樟宜机场有4个航站楼,因为疫情的缘故,2号3号航站楼被关闭。我们从下飞机起,一路曲曲弯弯鱼贯而行,过了这关过那关,似乎走了几公里远,才到至关重要的核酸检测处。


因为大家都是国内检测过的,推行李、提包裹谈笑不拘,恍如《醉翁亭记》中的“伛偻提携,往来不绝”。但是机场工作人员全套防护,神色凝重地前后吆喝,与中国行者构成了具有滑稽味道的巨大反差。


核酸检测兹事体大,若结果是阳性,会被立即强制隔离,同行一飞机的人员也将跟着遭殃;若结果是阴性,则欢迎光临,你的行踪就此进入该国防疫大数据系统。


核酸检测跟国内大同小异,就是防疫人员拿着棉签,不仅在人喉咙里沾唾液,还要往鼻腔里探一探。


检测完成之后,下一道关卡上的工作人员,负责检查你是否按规定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叫“合力追踪”(TraceTogether)的APP软件,告知到前方柜台买一个新加坡的电话卡才能运行。


“合力追踪”是新加坡政府为实施新冠病毒防疫计划,于2020年中开发出来的一款快速辨认新冠病毒密切接触者的追踪软件。为了方便没有手机的老人和小孩,还推出了“便携防疫器”。


那是一种比汽车电子钥匙略小且轻的塑料盒,电池可用一年,制造成本只合10元新币(约50元人民币)。任何人进入商场、公司等场所,都要在门禁处以手机或“便携器”刷屏,发出哔的一声笛鸣。


新加坡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家,新冠病毒全球流行以后,来自世界各洲、各国的流动人员,一度将这里变成了严重的病毒中心;2020年底,全国确诊染疫达58000多人。


要知道,蕞尔小国,一千人中就有一个人染病,这看上去非常可怕。事实上,政府从开始采取“清零政策”,到后来断然决定与病毒共存,做得清醒而有成效。他们没有阻断国际交流,也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经济和民生。


医院只接收高龄和低龄患者,以及50岁以上未接种疫苗的患者,轻症患者居家治疗。


政府加强防疫的科技力量,将“合力追踪”系统覆盖全国。这个追踪系统,是对全球通用的以手机扫二维码方式的改进,能确保两天之内完成任何一次密接者在全国范围的追踪。


政府推进全民免费疫苗接种,使用的主要是莫德纳(Moderna)和辉瑞/复必泰(Pfizer/Comirnaty),完全接种需要注射2针,安全性和有效性非常高,目前国民接种率达到了82%。


中国的科兴和国药两种疫苗也被允许民间使用(收费),只是很多在国内注射了疫苗的中国游客,手机上不能形成被国际认可的图标。


为督促民间防护,新加坡立法规定,未接种疫苗者不能“堂食”(不在饭厅用餐,可以打包带走),不能进入商场等。


这些政策措施有效地减轻了社会的防疫压力和民众的心理压力,尽管两年来,累计确诊达到了14万人,国际上却普遍认为新加坡是“亚洲抗疫优等生”。(编者注:10月20日,新加坡疫情形势骤然严峻,已联系作者,敦请持续关注撰文)。


“合力追踪”系统只适用于新加坡的国内电话,从中国大陆飞来的我们这一群人,被要求在机场某大厅一角排队,买他们的手机电话卡。五个工作台上,有华人用汉语与旅客交流售卖,其他服务人员仍在前前后后维持秩序。


一位马来女子特别敬业,容不得任何人的距离小于1米,不断严厉地以手势比划,叫人站到地上所划的脚印位置上去。我老老实实站在脚印位置等待,渐渐发现了他们办事的蹊跷:一张电话卡给予40G流量,几小时通话费(后来知道还含5新元公交费),怎么就要100新元呢?


付款时,他们说可以支付人民币现钞,便有人按当天汇价递过去480元。不行不行,要付600元!这就奇了,100新元的电话卡价格够贵的了,为何还要多收120元?这时身后有一人走出队伍来,马来女赶来示意他回去站好,那人说这么贵的卡我不买,于是走掉了。


轮到我时,我向他们出示之前在网上预定电话卡交了50新元的文件,办事的说,你买两张卡,那就再补交150新元。


换了电话卡下楼去,我一直想,那人不买电话卡,怎么出得了机场呢?

我按提示启动“合力追踪”(TraceTogether),填了护照信息,却总联不上网。夫人的手机也是一样,各样信息核对无误,一点确定,无法通过,如此反复不下十遍。


请一位工作人员帮我们弄了一遍还是不行,他于是冲着守卡的点一点头,就放我们出来了。这是什么骚操作?搞得人一头雾水。


我或可联想,这个开放自由的国度,是不是如国内教科书所说的,被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所笼罩,人民水深火热?


出来看满街行人,都是怡然而舒展的样子,我想起了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叫做“欺生”,一时哑然失笑。


后来听朋友说,新加坡法律制度完备,机场强卖电话卡是绝无仅有的,如果有人对此提起法律诉讼,他们准定要赔上一大笔,但不知为何没有人起诉。


是啊,我就没有想到这一点,现在知道了也懒得去做,毕竟我是一过客,不懂得真正的法律该怎样操作,劳神费力而没有个人的什么好处,管它做甚?


至于机场工作人员对旅客呼喝生硬,需要在新加坡待上两天才明白,这里的人都谨守规矩,即使单独走在空旷的街道上,也把口罩捂得严严实实,违反防疫规定就是违法,本埠人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拿法律做儿戏的。只有我们自己不肯受约束,三番五次将口罩扒到下巴底下,像个不懂事的孩子。

 


天色已晚,能够出机场,一开始觉得是人家给了一点方便,心里还有点感激。到了宾馆一想,不对,这个追踪系统不联上,官方可要找事儿的,弄不好会叫我们打道回府。


幸好前台小伙子会些简单汉语(或许是个峇峇)比较机灵,几下就把我的弄好了。但是夫人的手机怎么装都不行,怀疑是不是一加(one plus)手机不适合安装这个系统?她心里惴惴不安,计划着赶紧去买个新手机。


然而,就是这么一点不安的情绪,竟引出了意想不到的故事。


我于凌晨收到了机场核酸检测的阴性结果通知,夫人早起也从中间人得知了自己的结果为阴性,宾馆准许我们自由出行。


怀着新奇上街买早餐,知道昨晚夜市闹腾到深夜两点,七八点钟对新加坡人仍然很早。排队等侯的时候,夫人忽然接到一个电话,神色严峻地独自回宾馆去了。


半小时后,我提了早餐刚走到宾馆大厅,也接到一个电话。先是汉语人机对话,说我与新冠病患者有密切接触,叫按3号键与什么人联系。我按了3号键,出来一个人说是新加坡卫生部的,问我周围怎么这么吵?


我说不吵呀,在宾馆大厅里很安静。他说有重要事情通知你,请不要让身边有人。嘿!什么事不许我身边有人?有点像国内的一种套路。


听到我说身边没有人,他很正式地通知:经过什么什么数据追踪分析,确定你是新冠病患者的密接人员。


我惊讶不已:这怎么可能,我有核酸检测的阴性报告!对方很镇定,说检测归检测,接触归接触……,这听上去不合常理,我一时恼了,责问:你倒底是谁?


对方仍然镇定:我是新加坡卫生部工作人员,名叫林伟成,英文是Lin,Weiceng,仿佛很专业的样子。新到一个国度,我将信将疑,对他说:如果这是真的,可不是件小事,请你跟我宾馆前台的服务生讲讲。


他反问:你不是一个人在一边吗?


我把手机递给前台,服务生hello一下,用英语问了两三句,就摆一摆手对我说,不用理他。手机还给我的时候,电话已经断了,我完全醒悟过来,转身向房间里跑,把房门擂得山响。


夫人开了门很不高兴:你急什么?我这里正跟防疫人员反映情况呢?人家反复要求,必须单独隔离,身边不能有人。


我听了,这心里的火腾地一下冒出三丈高,连连说:骗子,骗子!电话里也传来问话声:屋里怎么有人?不是叫你单独在一边的么?夫人还想解释一下,我对着手机大吼:你这个骗子,滚你妈的蛋!


夫人如梦方醒,回想半个小时,被一步一步设陷套牢,讲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号、护照号、国内手机号、籍贯和最近的工作情况等等,起因不过是自己的“合力追踪”APP没有安装成功,觉得按防疫要求单独隔离,不与人接触是完全合理的。


夫人不理解地问,这帮人在新冠防疫上能做出什么文章?她说她决不会把信用卡和其它钱财方面的信息告诉对方。我相信,她做事一向周密谨慎,只是今天的情况比较特殊,人家像猎人一样,早就瞄准了你的软肋。我分析,这起诈骗的完整流程可能是这样:


第一,说你是新冠病患密接者,让你警觉而被迫配合;


第二,说你的接触史是从某地某场所开始的,比如说我夫人出入了上海杨浦区的长海医院,他们是故意把这个地方说得远离你的生活住地,或者你肯定没有去过的地方,引起你的强烈反对。由此,让你自己怀疑是不是身份证信息被盗用。


第三,说国内当地警察局发邮件给了新加坡卫生部,林伟成现在就此事向当事人询问。他让记下一段文字:“上海防疫中心文件编号,a000980,足迹时间2021年9月23日,长海医院,上海市长海路168号。”


我夫人以强烈的质疑态度进行申辩,林伟成便说,这样你就必须马上向上海杨浦警察局报案,电话可以在网上查到。他们知道,国内公安局的电话在网上是不方便查询的,故意放出一根长线。


第四,林伟成表现得通情达理,跟当事人一样急迫,说自己的上司正一同办理此案,一分钟后上司就会打过电话来。我推断,这个所谓上司将在电话里告诉你,上海“警察局”的报案电话是020——什么什么,可以找某某警官。这当然是他们的电话,摆在陷阱深处。


第五,上海的某某“警官”接到你的报案电话,会为“受害人”马上采取应急行动,称你的银行帐户受到威胁,应该如何如何,就像我们在中央电视台里看到过的案情一般。


还有第六、第七的步骤,那是一眼就能识破的伎俩,但是一个陷入网罗的人,思想高度恐惧,就不会有正常的辨识力了。


骗子不会对新冠病毒有兴趣的,或许他们自己倒愿意变成病毒,害死别人而从中得利。万变不离其宗,绕一百道弯也是为了把你的银行账户和信用卡密码骗到手。


我们遇到的这起诈骗,是利用新冠病毒防疫,攻击初到新加坡心理软弱的旅客,牵引你陷入身份或信息“被盗”的陷阱,请求他们的紧急“救援”——转移财产。


好在这起诈骗进行到第四步的时候,我就闯进来扯断了他们的套索。希望这件事能为所有初来新加坡的朋友立起一道警示。

 

此次出行前,急急地赶写了一篇关于河南浚县救灾济贫见闻的文章,其中讲到一个叫李明鑫的九岁小女孩,跟肢体高度残疾的父亲相依为命的情形。《民声V(60)张从文:疼痛的生活——河南浚县救灾记闻


文章发在“一枚园地6”公号上,转给了我的许多微信好友,引来如潮的同情和感叹。


武汉某保险公司老总,是我过去的老同事,当即转来3000元,叫我安排资助;郑州某教会的冯弟兄,是建筑石材工人,读了文章也发来500元让我转交那个贫困学生李明鑫。


反应最热烈的还是“园地读者驰援河南爱心群”,感言和流泪让人动容,群主安然不断收到新的爱心捐款,其中武汉的青禾老师,记念我的“辛苦”,给我也发了200元红包。异国他乡收看这样的信息,令我激动而又惭愧。


事有凑巧,园地读者群里的小徐老师是新加坡人,知道我到了新加坡,一定要来看我,给我指导旅游路径。


她在电话里还提到,读了李明鑫的故事,心里很感动。我说不敢太麻烦她,就是夫人的“合力追踪”没有安装上,看是不是要重新买个手机。小徐说不用买不用买,她认识牛车水那里卖手机的人,帮别人办过好几次这样的事。


第二天下午,也就是我们自行破解了那场以防疫为名的电信骗局之后,小徐过来了,是一位温柔知性的青年才女。


她听了我夫人的讲述,说那些诈骗电话都是+65开头,新加坡卫生部打国内电话哪用得着国际长途呢?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国大陆的,也有少数是台湾的。宾馆前台用英语一对话,他们就漏馅了,都是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其实新加坡的社会环境非常好,很少有盗抢案件,女孩子半夜单身上街都不用担心。


小徐带我们去中国城(china town),它的老名称叫“牛车水”,是200年前开埠时期华人最集中的居住地,现在建有古色天桥和“唐城坊”商厦。



在解决了“合力追踪”APP难题,重新花15新元买了一个比机场那个更好的电话卡之后,小徐带我们参观几处巴刹(集贸市场)和大排档式的“小贩中心”。


她说,新加坡人一般不在家里做饭,有些家庭连厨房都没有,一日三餐都在外面吃。中国城的饭食口味不错,各样菜品都是正宗的,卫生要求也很严格。


我们行走于坊间铺下,随处见有乌鸦飞上飞下,有的还立在食客的餐桌边,像一只宠物猫狗一样盯着人看,期待获得一点施舍。呵呵,这里简直是乌鸦的天堂。


小徐说:“人鸟共餐,这是狮城的奇妙景观。睁大眼睛饶有兴趣看的是游人,皱着眉头烦不胜烦的是本地人。”网上有资料说,新加坡人对乌鸦又爱又恨,想了许多驱除乌鸦的办法都不凑效。



《海峡时报》登出一个人的建议,把乌鸦出口到中国,说中国人从来都喜欢吃飞禽,鸽子、麻雀都是他们的盘中之餐。虽然中国人不喜欢乌鸦,但把乌鸦肉加工得跟其它禽肉一样,吃起来就不成问题了。


受此启发,新加坡政府表示,如果中国和其他国家有兴趣,可以出口乌鸦。


把乌鸦出口到中国的建议和政府表态,本身并无恶意,但同为华人世界,中国大陆上的鸟类有新加坡这么繁盛吗?我们的菜肴怎么连麻雀都不肯放过?来到新加坡,到处都见中国文化的影子,又到处都与当今中国大不相同。


小徐当然要带我们看新加坡河,看海口附近的总督府、鱼尾狮。



环顾大厦林立的金融中心,呼吸寸土尺金中的雨润花香,我意识到新加坡虽与上海、深圳的建筑格局相差无几,但这是跨过了南洋的华人世界,就像跨越了大西洋的新英格兰。


只有经过淘洗的宗教、人文与政治秩序,才像金子一样具有流通、储存、度量的恒久价值吗?


编辑后记:

李明鑫引起很多好心人的关注,目前已经有一位陆先生愿意长期帮助李明鑫完成学业,并将首次爱心款送到李明鑫家中。感谢陆先生的大爱,感谢所有关心李明鑫以及灾区贫困生的爱心人士。


【作者简介】张从文,湖北人,现居郑州,二胡教师,自由撰稿人。曾长期在银行工作,编撰金融内刊,并坚持新、旧体诗歌创作。一枚园地耕耘者。


(编辑:呼斯楞豫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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