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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的外交生涯（连载16）
本公众号连载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吴建民大使和施燕华大使合著的《在法国的外交生涯》一书。
法国的婚俗--既传统又实际
我们的一位法国部长朋友要结婚了，他盛情邀请我们参加他们的婚宴。
法国朋友结婚，我们应做什么表示?结婚礼品送什么?怎么送?对中国的婚俗我们还有所了解，但法国的婚俗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必须了解一下才行，因为婚俗体现了各国的文化传统，“入乡随俗”,这方面得十分小心才行,否则,做得不得体，对方不高兴，自己还不知道。
在现代中国，出席婚宴一般是送一个装有人民币的红纸袋，听说数量也是“随行就市”,虽然这种做法有点“俗”，但不啻是一个进步，至少比过去人人都送花被面要实用得多。
在法国,只能按照法国人的习惯行事。也许为了避免礼品的重复,造成浪费，从20世纪70年代起,大的百货公司想出了一个促销的好点子:为即将结婚的夫妇专门开设一个礼品部，新郎新娘可到那里选择自己想要的物品，开一个礼品单。他们的亲朋好友若想送礼的话，就到那家百货公司根据礼品单挑选，还可以有一定的优惠。
有一次，我们到巴黎一家有名的百货公司拉法耶特，该公司的地下室就是新婚礼品部，里面商品琳琅满目,从床上用品、玻璃器皿到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在一间敞开的休息室里，摆着许多小桌子，一对对男女青年正拿着笔,认真地阅读商品目录，挑到自己需要的物品时，就填在一张公司提供的礼品订购单上。礼品部里有不少老太太在买东西，可能是为她们的儿女或亲友的孩子选购结婚礼品。
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法国先同居、后结婚的人多了起来。我们认识一位不到30岁的女青年，她和未婚夫已同居了三年，一些生活必需品都有了，他们俩的亲朋好友就根据他们的意愿，合起来送一张出国旅游的机票。这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
但是，给我们这位部长朋友送什么呢?我们的情况很特殊,他是身份很高的人，我是中国驻法国大使，既有私人交情，也有两国间的友谊，礼品既要符合各自的身份，也应有象征意义。我们商量决定，送一件能长期摆放的礼品，让他们看到这东西，就想到这是中国大使送的。施燕华在使馆礼品库里挑来挑去，挑了一套紫砂茶具。中国的茶文化是世界闻名的，而这紫砂茶具又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紫砂外包了一层锡刻图案，图案以牡丹花为主，象征荣华富贵。这套茶具既可以沏茶,也可以用来盛咖啡,不仅可以保暖,还可以保持咖啡的香味。如果作为艺术品，放在客厅的装饰柜里，也是一件高雅的艺术品。
可惜国内许多艺术品都没有外文介绍，更别说设计者的姓名了。这同我们的文化有关，我们是不注重个人的作用的。在欧美国家，一件很小的礼品，除了精美的包装外，通常都有一张卡片，说明这类艺术品的历史、艺术家的名字等，在送礼品时，也宣传了他们的文化传统。有了这样的介绍，礼品的身份就提高了。于是，我请一位法语干部写一份关于紫砂陶瓷的介绍，打印得漂漂亮亮，放进了盒子里。
婚宴在一家高级俱乐部里举行。前往出席的客人很多，而我们是唯一的外国大使夫妇。进门后第一间大厅用作宴会前招待会，客人熙熙攘攘，新婚夫妇春风满面，热情地招呼着新到的客人。大厅的一角是一张长桌，上面放着包装鲜艳的各种礼品。我们的礼品体积较大，放在那里十分抢眼。几天后，这对新婚夫妇还特意写信感谢我们送的礼品，这是他们收到的唯一有异国情调的礼品。
宴会餐桌分别设在四间大厅里，每间大约有三四桌。最大的一间也只有四桌。我们与新婚夫妇及巴黎一些名流坐在第一桌。这对新婚夫妇是重新组合的家庭，双方各有两个孩子，都不到十岁。四个孩子碰到一起，就刮起了“人来风(疯)”。他们到处乱跑，捉迷藏。一个小女孩钻到了我们的桌子底下，被一个小男孩抓住了。他们在桌子底下玩了起来。女孩问男孩:“他们不是早就住在一起了吗，为什么还要结婚?”桌上的成年人听到都笑了，他们的父母把他们从桌子底下拽出来,说道:“别淘气,上那边吃饭去!”
新郎穿的是一身黑色西服，新娘穿的是宝蓝色的长裙。法国是天主教国家，根据天主教的习惯，二婚者是不能进教堂举行婚礼的，二婚的新娘也不能穿白色的婚纱。《圣经》上认为白色象征纯洁，蓝色象征忠诚，所以新娘穿的是蓝色的婚纱。二婚的新娘也可穿除白色以外其他颜色的婚纱。但以蓝色、深红色为多。
1792年法国大革命以后，颁布了一项法律，新婚夫妇必须先到居住地的市政府登记，婚约才有效。所有的市政府都有一名副市长专门负责结婚登记。新婚夫妇必须告诉市政府他们的结婚日期，市政府门口的告示牌上就要贴出布告，如有人检举重婚，就不能结婚。在市政府登记时，还要有证婚人两个到四个，双方的父母或好朋友都可以当证婚人。在市府登记结婚，办的是法律手续，登记后双方成为合法夫妻，相互要承担有关的法律责任。
但是戴面纱的习俗比结婚长裙要早几个世纪，听说这与古老的传统有关。但人们的解释各异，有的说，在古代，如果一个小伙子看上了一位姑娘，就把一块盖头布扔到姑娘的头上，后来盖头布演变为面纱。第二种解释是，古时候是包办婚姻，结婚前新郎新娘不能见面，只有结婚那天新郎才能看到新娘的面目。第三种解释是，新娘戴面纱是为了避邪。
如果说在市政府登记结婚是“例行公事”的话，在教堂的婚礼则是隆重而充满感情的。在市府，双方做出法律的承诺；在教堂，是对上帝的承诺，在天主教徒看来，更加神圣。所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神甫直呼男女双方的名字，问:“某某，你愿意娶她为妻，与她白头到老，富贵共享，患难与共吗?”“某某，你愿意做他的妻子，与他白头到老，富贵共享，患难与共吗?”
当男女双方各自回答“是，我愿意”后，神甫宣布两人成为夫妻，新娘才能把面纱掀开，双方交换结婚戒指。结婚戒指必须戴在左手无名指上,因为左手连心，而且在17世纪时，由神甫给双方戴戒指，他要说:“以天主、圣子和圣灵的名义……”，从大拇指开始数，第四个实义词“名义”正好在无名指上。
男女双方站的位置也很有讲究。女方总是站在男方的左边，为什么?这也是沿袭古老的传统。古时候，经常有两个小伙子爱上同一个姑娘，怎么办?那时可没有现在这么文明、民主，只有诉诸武力，不必征求女方的意见。谁能把这姑娘抢走，谁就能娶她为妻。小伙子必须左手抓住姑娘的手,右手挥剑抵挡其他的追求者。女左男右的位置就这样固定下来了。
婚礼结束，新婚夫妇走出教堂，客人们抢先在教堂门口等候，大把大把地向新人撒米粒，象征多子多孙。现在，常用彩色小纸片或玫瑰花瓣代替。看来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繁衔后代是人类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祈求多子多孙的习俗。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控制生育成为人类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婚宴后，通常要举行新婚舞会。大概这主要是头婚的年轻人才会办的。我们这位部长年纪不小了，婚宴后没有举行舞会。按法国的习俗，在新婚舞会上，第一支舞曲要由新人挑选。第一、二个乐曲，新郎必须先与自己的丈母娘，然后与自己的母亲跳，新娘也必须先与自己的公公，然后与自己的父亲跳，大概是为了感谢双亲的养育之恩。
法国的婚俗还有一部分是沿袭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做法。对于第一次结婚的女孩子，要带一件旧的、一件新的、一件“借”的、一件蓝的东西。从家里带一样旧东西，表示与家里有割不断的联系，通常是家传的一件首饰，母亲或祖母一件出嫁时穿的裙子。新东西是新买的婚礼时穿的长裙。“借”的东西是向已婚且婚后生活幸福的女子要一样东西，象征这东西会给新人带来好运。蓝色表示忠诚，也是为婚姻讨个吉利，现在是一条蓝色的松紧带，可缠在新娘的腰上。法国许多传统的家庭仍然照“老规矩”操办婚事。这倒是很温馨的。
婚宴结束了，在我们离开时，每人得到了一小包用白色尼龙纱、白色缎带包扎的糖衣果仁，象征健康、富余、长寿、幸福。
法国人在招待会、宴会桌上，爱谈论当时有什么新的展览,有什么值得看的电影、歌剧或话剧，哪里有好的音乐会，或是议论最近出版的新书，主要是有关历史的书籍。在一次法国友人的晚宴上，他们谈论起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德·维尔潘的新作——《拿破仑百日》，讨论之热烈，几乎把我们这两位中国客人忘了。邀请我们的主人无可奈何地对我们说:“对不起，法国人谈起拿破仑，可以争论三天三夜。”
确实如此。法国人对拿破仑的种种政绩还是予以肯定的，因为《拿破仑法典》为法国乃至欧洲奠定了法制基础,他还创办了高等科技大学,建立了功勋章制度等，但是，深受法国大革命民主、自由思想影响的法国人对他称帝持否定态度，还有人对他穷兵黩武持批评态度。因此就产生了如何全面评价拿破仑的问题。
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名作《战争与和平》描写了1812年拿破仑侵俄失败、溃不成军的情况。这部巨著不仅被搬上了银幕，而且还改编成歌剧演出，经久不衰。
由俄罗斯各地著名歌剧演员组成的四百多人的庞大演出队伍在巴黎巴士底歌剧院演出时，场场爆满。歌剧院院长于加尔请我们去观看。他请了我们三次：第一次，首场演出，我们正好要接待国内来的一个重要代表团，没能去；第二次，剧院法国工人罢工，俄罗斯演员不罢工，照常演出，但没有灯光，也没有布景。我们想这么好的歌剧，不是经常能看到的，还是等一等吧。终于等到第三次，如愿以偿。
法国人热爱自己的文化，对异国文化也非常尊重，乐意接纳。我们曾经历过不少令人感动的事。
每年夏天，法国各地都要举行艺术节,不少地方邀请外国的艺术团体去演出。我们曾到法国西部一个小城市蒙杜瓦，参加他们的艺术节。他们请了北京青年京剧团来演出。在一个广场上搭了一个很大的帐篷，可容纳2000多人。
我们坐在第一排有靠背的折叠椅上，四周全是人，坐在像体育场上的那种长凳子上，连舞台的两边也坐满了人。大家耐心地等待开场。
北京青年京剧团演了两个剧目:《大闹天宫》和《秋江》。《大闹天宫》以武打为主，还比较好懂。《秋江》主要是对话，听不懂对话就很难知道台上演员的动作的含义。因为是临时舞台，没有字幕解释，只是在演出前，有一位法国小伙子三言两语地介绍了一下剧情。
这么多人，买了票来看演出，看得云里雾里，会退场吗?会大声暄哗吗?我们很担心。
不用多久，观众的表现就证明了我们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甚至在演《秋江》时，台下也是鸦雀无声的，好像他们都能听懂似的。舞台右边的观众，视线被京剧团的乐队挡掉了一半，但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或大声抱怨看不见。演出结束时，观众起立热烈鼓掌，演员谢幕达七次。
在台下，我们和演员们交谈，他们都很感动，他们觉得法国观众很有教养，而且很有欣赏力，一位演员说:“他们鼓掌都鼓到点上了。”
京剧对外国人来说，毕竟还有点了解。许多普通的法国人以为中国的“歌剧”就是京剧。他们不知道还有许多地方戏呢。
2000年2月，北方的亚眠市举办了“新世纪文化节”,亚眠与宁波是友好城市，所以他们请来了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演出整本《梁山伯与祝英台》。市长请我们去观看，我们十分好奇:法国人对越剧是一无所知的，对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也从未听说过。近两个小时的演出，他们能坐得住吗?
我曾听说，1952年,要给外宾放映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电影，周恩来总理对外文的译法提出了建议。他说，直译成《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恋爱故事》,不易被外国人理解,不如译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周总理见外宾，善于用对方能听懂的语言阐述我国的看法，使外宾听了心悦诚服。像一个剧目名字的翻译，他都考虑得这么细，在外交部翻译中传为佳话。
我向亚眠市长介绍《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想起了周总理的这一教诲，就对市长说，这是一部悲剧，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他一听就懂，而且能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角度来理解《梁山伯与祝英台》，并说，这样的悲剧,在封建时期的欧洲也是常见的。
台上是典型的中国地方戏，音乐优美、缠绵，演员们象征性的动作，只有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才能欣赏。出乎我们的意料，台下金发碧眼的法国人看得如醉如痴，有的老太太居然还掉下了同情的眼泪。演出结束时，不少观众跑来对我们说:“太精彩了，从服装到音乐都很美。”“这两个年轻人没能实现他们的愿望，我实在为他们难过!”一位老太太用纸巾擦着鼻子说:“尽管我听不懂他们唱的是什么，但从他们的表情上，我完全能跟上剧情的发展。”
这场越剧以及后来在巴黎演的京剧《杨门女将》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重视文化的法国人对外国文化都抱有强烈的好奇心，渴望了解。不仅对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是如此，对其他国家的文化也是抱着学习、了解的态度。他们尊重文化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