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外国语文》2015年第6期。经作者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摘要：基于对法国文学的多年阅读，英国现代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典范式参照的方式昭示法国文学的优异之处，并从著名作家蒙田、普鲁斯特、司汤达、莫洛亚等人的作品中总结出法国文学的共通特质———表现生命整体。她从法国文学中获得的是一种从语言到形式及本质的根本性启示，这一启示从本源上激活了她的现代小说创新。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法国文学；典范式参照

Virginia Woolf on FrenchLiterature

Abstract: Based on a long-term reading of French literature, Virginia Woolf developed a model-reference critical mode to present its superiority. She summarized the common feature of French literature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wholeness of life itself from the works of Montaigne, Proust, Stendhaland Andre Maurois, which influenced her writing interms of language, form and essence, andinspired her creativity originally.

Key words: Virginia Woolf; French literature; model-reference

法国文学带给英国现代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是“惊喜和兴奋” ( Woolf, 2009: 4)，不像古希腊文学和俄罗斯文学那样，隔着时空、语言和文化上的鸿沟，既给人震撼又令人困惑。基于她对法国文化和语言的熟悉和掌握，以及英法文学在文化和思想背景上的相近性，伍尔夫对法国文学的关注重心落在其优于英国文学之处，而不像她对古希腊文学和俄罗斯文学那样，重点关注文化背景的不同和创作风格的差异。

近年来西方学界比较关注普鲁斯特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影响问题。法国批评家让·盖吉特指出伍尔夫与普鲁斯特的作品在自我的多元性、双性同体立场、同性恋描写、对真实的领悟等方面具有相近性，这种相近源于两位作者相似的性情和欧洲文明共通的背景( Guiguet, 1965: 247)。伊丽莎白·肖依托细致的比较研究，推进盖吉特的观点，指出这些相近性主要体现在伍尔夫的《奥兰多》之中( Shore, 1979: 232-245) 。梅尔斯翔实论证伍尔夫对视觉艺术与文学艺术的界线的突破和把握得益于普鲁斯特的影响( Mares, 1989: 327-359)。路易斯通过对比两位作家的代表作，阐明伍尔夫的创作和理论深受普鲁斯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句型、叙述视角等方面( Lewis, 2008: 77-86) 。不过，伍尔夫对法国文学的了解并不局限于普鲁斯特，虽然他是她最为喜爱的作家。她曾广泛阅读蒙田、司汤达、莫洛亚、福楼拜、瓦莱里、莫泊桑、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不仅评论他们的作品，而且从中提炼对法国文学的总体概括。

但是学术界很少有人整体考察伍尔夫对法国文学的审美感悟方式、特性概括和所受影响。她对法国文学知多少? 她对文明背景相通的法国文学采用了怎样的审美方式? 她如何概括法国文学的主导特性? 法国文学如何影响她的创作? 本文重点探讨这些问题，以揭示伍尔夫感悟外国文学的方式。

从伍尔夫的日记和书信看，她曾多年阅读法国重要作家作品。她大约于1903年开始阅读蒙田随笔，1906年开始阅读福楼拜和巴尔扎克，1912年阅读司汤达，1922年起持续阅读当时分七部陆续出版的普鲁斯特小说《追忆逝水年华》(法文版)，1924年开始阅读保罗·瓦莱里、安德烈·莫洛亚、莫泊桑等人的作品，曾就蒙田、普鲁斯特、司汤达、莫洛亚的作品撰写随笔。

伍尔夫对法国主要作家作品的阅读是长期的，反复的，尽可能全面的。她1903年开始阅读蒙田随笔，1924年再次通读5卷本《蒙田随笔集》，撰写并发表随笔《蒙田》( 1924)，1931年为撰写《三个基尼》，又重新阅读蒙田论述妇女激情的随笔。她用10 余年的时间( 1922-1934) 追踪阅读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不断将它与英国、古希腊、俄罗斯、美国文学作品相比照，与她同时期创作的小说《达洛维夫人》(1925) 、《到灯塔去》(1927) 、《奥兰多》(1928) 相比照。她于1912年蜜月旅行期间阅读司汤达的《红与黑》，至1935年游览荷兰、意大利之际，她依然在阅读该作品。她对司汤达、瓦莱里、莫洛亚的阅读均持续10年以上，涉猎作品广泛。

伍尔夫对法国文学的阅读并不局限于文学作品本身。除作品之外，她喜爱涉猎作家的日记、通信、随笔、传记，也博览法国文学史、文化史，欣赏法国绘画和音乐。对她而言，作家、社会、作品同等重要。她对福楼拜的阅读始于他的通信集，继而细读《包法利夫人》; 她阅读蒙田的随笔，并去法国参观蒙田故居; 她多次参观画展，领悟后印象主义代表人物塞尚、梵高、高更等人的作品，也不断出席莫扎特的音乐会歌剧，同时频繁与福斯特、斯特拉奇、威尔斯、罗杰·弗莱、叶芝等著名作家和艺术家一起探讨法国作家作品。这些概括只局限于日记中有记载的部分，她的实际文学阅读和文化活动无疑更为丰富。

正是基于对法国文学长期的、全方位的阅读，她对法国文学及其重要作家有着深刻的领悟。她对他们的评价极高，称赞蒙田是描绘“灵魂的图像、重量、色彩和边界”的第一人( Woolf, 1994: 71)，普鲁斯特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现代小说家” (Woolf, 1976: 365) 。她对他们的极高评价在随笔中的表现方式是: 普鲁斯特、蒙田、福楼拜在她的文学评论中总是作为参照典范出现。 

伍尔夫对外国文学的审美方式因国别的不同而不同。她对“没有学派、没有先驱、没有继承者”( Woolf, 1994: 49) 的古希腊文学，主要采用“以心观文”的整体观照法。她对基于“空寂辽阔的原野”( Woolf, 1987: 85) 的俄罗斯文学的阅读，主要采用全景观照和英俄对比法，以透视和洞见其“不同”的特性和意蕴。她对共同根植于欧洲文明的法国文学的感悟，则更多表现为典范式的参照。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她认为法国文学“比英国文学写得更好一些” (Woolf, 2009: 5)，因而可以将其视为文学的典范来映照英国作品的不足。她虽然以“错觉”一词来形容这一定位，并指出此“错觉”源于英国人对法国文学的“陌生感和魅力” (Woolf, 2009: 5)，但是她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法国文学依然据主导地位”，而且曾在一个世纪乃至一个半世纪之前对英国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Woolf, 2001: 554)。

基于这一立场，她常常在评论英国作家或论述小说理论时，引出法国重要作家为参照，以阐明英国文学的局限。在批评伊丽莎白时代的散文在形式、技巧和思想上的不成熟时，她对比了锡德尼的《诗辩》与蒙田的《随笔》：“锡德尼的散文是绵绵不绝的独白……它长篇累牍，既不活泼也不口语化，不能牢牢抓住其思想……与此相比，蒙田则擅长行文，了解文体的力量与局限，能巧妙地进入连诗歌都无法达到的情感缝隙……能表达被伊丽莎白时代的散文完全忽略的微妙和强烈。” (Woolf, 1994: 57) 在这里，蒙田的典范地位显而易见。这样的例子在伍尔夫的随笔中比比皆是，在《论小说的重读》中，为了批判帕西·卢伯克的《小说的技巧》中“书的本身即书的形式”的观点，伍尔夫分析了法国作家福楼拜的短篇故事《纯朴的心》，旨在证明，书的本身并非卢伯克所看重的形式技巧，而是读者从故事中体验到的“激情” (Woolf, 1948: 160) 。她在同一篇随笔中申明福楼拜已是“成熟男人”，而司各特的创作则显得“孩子气” (Woolf, 1948: 164) 。在指出劳伦斯的小说具有“一种不稳定的、轻微摇晃的、闪烁的”的缺陷时，她以普鲁斯特作品的自如与深厚来比照 (Woolf, 1948: 95) 。在评点福斯特的小说在内容、技巧、智慧、深度和美等方面一应俱全，却唯独缺乏内聚力和表现力时，她以普鲁斯特为典范，阐明只有当创作成为“兴趣和事物自身美的自然流溢”时，作品才可能有深度和力度 (Woolf, 1942: 172)。

这种以普鲁斯特、福楼拜、蒙田等为典范的参照式评点大都出现在伍尔夫对英国现代小说家的评点之中，这几位法国作家在她的心目中代表着欧洲近现代创作的制高点; 这与她常常将莎士比亚、乔叟、多恩、托马斯·布朗、笛福、斯特恩、简·奥斯丁、柯勒律治视为典范，昭示英美文学的制高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伍尔夫这一做法与她所遵循的批评原则有密切关系。伍尔夫认为文学批评必须由两个部分组成: “以充分的领悟去获取印象，这只是阅读的前半程……我们还要对这些纷繁的印象进行判断，将这些转瞬即逝的印痕变成坚实而恒久的思想”，而作出判断时须实施的重要环节是“将每一本书与同类中最杰出的作品进行对比” (Woolf, 1959: 266-267)。法国文学的重要作家正是伍尔夫做出评判时用于对照的最杰出典范。

伍尔夫对法国文学的总体概括大致定格在她对法国式的布朗太太的描述中：

英国作家会把布朗老太太塑造成一个“人物”，他会突显她的古怪形貌和举止，她身上的纽扣和额头的皱纹，头发上的丝带和脸上的粉刺。她的个性主宰着全书。法国作家会把这些都抹去，他为了更好地突出人性，宁愿牺牲布朗太太个人，而塑造出一个更抽象、匀称、和谐的整体。俄罗斯人则会穿透肉体，显示灵魂，让灵魂独自游荡在滑铁卢大道上，向生命提出一个巨大的问题，直到读完全书，它的回声依然萦绕在我们耳边。(Woolf, 1978: 102)

伍尔夫相信，法国小说更重视揭示人性，重在表现生命整体。它既不像英国小说那样特别注重对现实的描写，也不像现代俄罗斯小说那样着重关注灵魂的深刻性，它关注的是生命整体和生命内在各成分的匀称与和谐。

伍尔夫是从蒙田、普鲁斯特、安德烈·莫洛亚、司汤达等作家的作品中获得这一总体印象的，“表现生命整体”贯穿在她对这些作家的评论中。

在《蒙田》(Woolf, 1994) 中，伍尔夫给蒙田的总体定位是“灵魂书写大师”：“讲述自我，追踪自己的奇思妙想，描绘出整个灵魂的图像、重量、色彩和边界，它的混乱、多变和不完美———这种艺术只属于一个人，蒙田。”( 71) 她认为蒙田通过整体描写灵魂，生动而真切地表现了灵魂包容“害羞、傲慢；贞洁、好色；唠叨、沉默；勤劳、娇弱；聪颖、笨拙；忧郁、开朗；撒谎、真实；博学、无知；慷慨、贪婪、浪费” (75) 等相互冲突的成分为一体的本质特性，揭示了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整体性。在此基础上，伍尔夫概括了蒙田对生命本质的理解：

运动和变化是生命的本质; 僵化便是死亡; 墨守成规便是死亡; 让我们想什么就说什么，重复自己，反驳自己，发出最荒唐的胡言乱语，追逐最古怪的幻想，不管世人怎么做，怎么想，怎么说。除了生命之外 (当然还有秩序) ，其他一切都不重要。(75)

除了揭秘蒙田的生命理念，伍尔夫进一步阐明蒙田的表现手法。她认为蒙田创作的关键是启用了“与灵魂交流”的独特手法，他相信“交流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76) 。依托这一手法，他的随笔行文灵动自如，具备触及人性和触及生命真谛的深刻性。另外，蒙田擅长发挥“想象力”的作用，他能将灵魂中无以数计的成分，不论轻重，全都交织在一起，使生命在神秘的面纱背后若隐若现。

除了事实本身的意义之外，我们还有一种奇妙的能力，那就是用想象力来改变事实。观察灵魂如何时常投射她的光与影，使重要的变得空洞，微弱的变得重要，使白天充满梦幻，使幻影与事实一样令人激动，弥留之际还拿小事开涮。(77)

再者，蒙田创立了活泼空灵的语句，伍尔夫这样描述它们的奇特性: “简短而支离，绵长而博学，逻辑清晰而又自相矛盾”，它们不仅让人听见灵魂的“脉搏和节奏”，而且看见它在帷幔后“跳动”。“那些捉摸不定的、反复无常的成分”被奇迹般地融合为一个整体。(78)

伍尔夫从神和形两个层面揭示了蒙田所表现的“灵魂”的本质和特性，深刻而独到。这种犀利的评点同样体现在她对普鲁斯特的评论中。她在《小说概观》(Woolf, 1958) 中，将普鲁斯特作为“心理小说家”和“诗意小说家”的典范进行了论述，用“复杂深奥的发光体”来形容普鲁斯特的作品。它“多孔而柔韧，极具吸附力”，就像“薄而有弹性的气囊”，将意识、知觉、观念、记忆、梦想、知识、事物等整个世界包容在内；它毫无偏见，向一切“有力量的、被感觉到的事物敞开”；它复杂深奥，用“感悟这一深深的蓄水池”为人物赋形，待他像浪涛一般刚浮出水面，又将其沉入“思想、评论和分析的变动不居的大洋之中”，以赋予人物以生命(123-125) 。

她认为普鲁斯特的作品展现的是一个融“思想者与诗人”为一体的生命世界，它是双重的、整体的，不仅照亮生命意识的表象，而且揭示生命意识的本质：

作为思想者与诗人的融合体，我们往往在其极其精妙的观察之后，领悟到其意象的飞翔——美丽、出彩、直观，仿佛那用分析传递力量的心灵突然升入空中，从高处用暗喻向我们表现事物的另一面。这一双重视野使普鲁斯特的重要人物及其跃然其上的整个世界更像一个球体，总有一面是遮蔽的，而不是一个一览无余的平台。(125-126)

这里，伍尔夫不仅指出普鲁斯特具有奇妙地表现生命的复杂性的能力，如同蒙田所做的那样，而且揭示了普鲁斯特优于蒙田之处——诗意的传递。普鲁斯特的诗意源自精巧的隐喻中，“它们从思想的岩石下涌出，就像甘泉，将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每个场景仿佛都有双面的，一面正对着光，被精确地描绘，细致地考察；另一面藏于阴影中，只有当作者有信心和有视像的时候，用隐喻才能表现” (139) 。在伍尔夫看来，普鲁斯特在心理描写上要比亨利·詹姆斯更精彩，在诗意表现上则优于梅瑞狄斯、哈代和艾米丽·勃朗特。

伍尔夫突显了普鲁斯特在表现生命整体时那种包罗万象的立体性和意味深长的诗意性，拓展了她对蒙田的心灵整体的概括。这种拓展性同样体现在她对其他法国作家的评论中。她在《论不懂法国文学》(Woolf, 2009) 中，用“智慧” (Intelligence)概括法国现代作家安德烈·莫洛亚的创作特性，突出了他用“交流”表现生命整体的能力：

(莫洛亚) 最主要的特性无疑是智慧……英国读者考虑最多的就是它，也许因为它在我们自己的小说中极为罕见。智慧不太容易去界定。它既不是出色，也不是知性。它也许是这样一种感觉，兴趣点既不落在人们做什么上，也不落在人际关系上，而是主要落在与第三方的交流能力上，这第三方就是对抗性的、高深莫测的、( 或许) 可说服的、被称为普遍生命的东西。(5) 

可与莫洛亚“与普遍生命交流”相比美的，是司汤达对普遍生命的探索。伍尔夫在《司汤达》(Woolf, 1994) 中指出，他所刻画的人物拥有“雄心、谨慎、激情、科学性”，他们“探索着爱的本质，用不知疲倦的好奇心追问着人类灵魂的内在构成”。(417) 

伍尔夫对蒙田、普鲁斯特、莫洛亚和司汤达的专论，代表着她对法国文学的认识深度。虽然她从他们的作品中领悟的重心各不相同，但是不论是蒙田的“灵魂”，普鲁斯特的“生命发光体”，还是莫洛亚的“智慧”或司汤达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特性是对生命整体的追寻，对生命构成的匀称性与和谐度的表现。这一特性是她无法从英国、古希腊、俄罗斯、美国等其他国家的文学中获得的，这正是伍尔夫从法国文学中获益最多之处。

西方批评家在探讨普鲁斯特对伍尔夫的影响时，主要依托作品对比，揭示普鲁斯特的特定主题和思想在伍尔夫作品中的重现，如多元自我、双性同体、同性恋、叙述视角、句型等。这些分析自然有其道理，但是不免给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创作是一种整体，这是伍尔夫的一贯立场，如若她的创作在某一观点上模仿普鲁斯特，在某一技巧上模仿蒙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创作充其量只能成为一种拼贴，既无内聚力，也无表现力，绝不可能催生《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这样的经典名作。影响研究的目标不应该局限于寻找和论证具体的关联性和相似性，更重要的是去揭示隐藏在关联性之下的共通性，以及基于这一共通性之上的重构和创新。

伍尔夫从法国文学中，特别是从普鲁斯特作品中，收获的是一种根本性的启示，而不是一些具体的观点和技法。这种根本性的启示源自她对法国文学生命整体表现的高度关注。这一点清晰地记录在她的书信和日记中。

伍尔夫对普鲁斯特作品的领悟经历了从语言到形式到本质的升华历程。1922年5月6日，她首次读完普鲁斯特的作品后写信给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告诉他，普鲁斯特激活了她表现灵魂和思想的欲望，她几乎写不出成形的句子来，“几乎没有人曾像他那样打动我的内在语言中枢，萦绕在我的心中”(Woolf, 1976: 525) 。5 个月后，她又写信给弗莱，对普鲁斯特作品的创新形式有了深入的理解，她赞叹“究竟怎样赋予那些飘忽的东西以形式，使它以美而持久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不得不放下书本，喘喘气。所带来的愉悦已经变得可感，就像将太阳、美酒、葡萄与静谧而强烈的生命力熔铸在一起” (Woolf, 1976: 565-566) 。三年后，当伍尔夫完成了《达洛维夫人》(1925) 后，伍尔夫对普鲁斯特的创作本质有了深刻的把握：

我不知道这一次( 指《达洛维夫人》) 我是否取得了什么? 不管怎么说，与普鲁斯特相比，它几乎算不了什么。我现在依然沉浸在其中。普鲁斯特的最大特性是将最敏感的与最坚韧的东西融合为一体。他找到了那些蝴蝶身上各不相同的图案中的最基本的纹路。他既像羊肠线那般艰涩，又像蝴蝶翅膀那般飘忽。(Woolf, 1976: 7)

伍尔夫对普鲁斯特的感悟是本源性的，而不是表象性的。她从感悟语言的活力和形式的复杂性出发，最终洞见了艺术生命背后的奥秘，那就是：将纷繁复杂的表象和恒久深刻的本质融为一体。

伍尔夫将这一洞见置于英国文学深厚的传统之中，创造出全新的主题和形式。在《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海浪》等作品的意识流中，伍尔夫所注入的均是英国文学的传统元素，然而照亮并创新这些古老元素的灵感则来自法国文学的“灵魂交流”、“发光体”和“智慧”。

法国文学曾对伍尔夫产生影响毋庸置疑，但是伍尔夫对它的接受不是模仿性的，而是基于整体观照之上的彻悟。她对法国文学的典范式参照，体现了她提升和创新英国文学的决心和立场。她对蒙田、普鲁斯特、莫洛亚、司汤达等作家的整体观照深入而独到，从而激活了自己的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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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Woolf, Virginia. 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 vol. 2) [M]. Nigel Nicolson and Joanne Trautmann.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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