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向远 (1962-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17度入选)，北京师范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华学术外译两部著作的入选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发文240余篇，出版著作20余部计600余万字，译作10余部计350余万字。结集有《王向远著作集》全10卷(2007)、《王向远教授学术论文选集》全10卷(2017繁体字版)。
王向远教授
“译文学”之于比较文学的作用与功能
（本文发表在《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第150-158页。经作者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摘 要: 比较文学不能仅限于“文学关系”的研究，不能只满足于“跨”的边际性、边界性或边境性，还要找到得以立足的特定文本，那就是“译文”。为此，就不能像一些欧洲学者那样把“翻译研究兴盛”与“比较文学衰亡”合为一谈，要把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联通起来，把“译文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纳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中，使之与“译介学”并立。只有这样，比较文学才能拥有“译文”这种属于自己的“比较的文学”，才能克服边际性、中介性的关系研究所造成的比较文学的“比较文化”化倾向，才能在有限的国际文学关系史研究资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为今后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无穷无尽的研究文本资源，从而打消比较文学学科危机论和学科衰亡论。
关键词：比较文学 翻译文学 翻译学 译文学
“译介学”是比较文学的重要分支，这是众所公认的。同样的，“译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既相对独立，也可以与比较文学关联起来。“译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联既可以使“译文学”获得比较文学的观念、视野即方法论的支持，也可以使比较文学既观照“译介”也观照“译文”，使“译文”成为比较文学所特有的“文学”文本，成为“比较文学的文学”。
一、究竟有没有 “比较的文学”
这种 “文学”?
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的“跨”的特性，就是“边际性”、 “边界性”或“边境性”。这也是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也是我们一直理直气壮加以申明的。但是，另一方面，质疑比较文学学科合法合理性的人也许会说: 中国文学学科所研究的是“中国”的文学，“外国文学”学科研究的是“外国”的文学，这些都是有特定的文学文本的，然而，世界上有“比较的文学”这种“文学”吗? “比较文学”所研究的文本对象是什么呢?
想来，“比较的文学”这种作品文本确实并不存在。比较文学所要研究的对象，都是其它的文学研究学科相重合的，所要面对的文学作品、所要处理与研究的文学文本，实际上都被其它学科所统属、所拥有了。例如，中国文学学科的对象是中国文学作品文本，外国文学学科的对象是各个外国文学的作品文本，文艺理论学科研究的对象是中外文艺理论史上的理论文本，而比较文学看起来却一无所有。所以它只能在中外作品之间、在想象性虚构性作品文本与非虚构、思辨性的理论文本之间，立足于“边际性”、 “边界性”或“边境性”。换言之，比较文学似乎没有自己的“文学”，只有在国别文学、民族文学的夹缝处或衔接处才有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比较文学只有跨越性，而没有本体性。
这虽然是对比较文学一个误解，但却不是一个简单的误解，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必须面对、必须讲清的一个基本问题。而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及教科书中都没有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和回答。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曾在《比较文学学科新论》一书中，强调比较文学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确立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如果找不到自己的独特的研究对象，比较文学学科那就可有可无。并为此而确立、论证了六种研究对象。又把六种对象划分为两类，即三种“一般对象”与三种“特殊对象”两大类。所谓“一般对象”，在通常情况下也是文学研究的一般对象，一是“比较文体学”(研究作品的外在形式)，二是“比较创作学”(研究文学的内在构成) ，三是“比较诗学”(在理论文本域虚构文本的双向互动中探讨文学的美学规律)。这里的文体学、创作学、诗学，都是一般的文学研究的领域，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特殊对象”，而只有在研究中运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才是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而所谓“特殊对象”则不同，特殊对象指的是: 只要研究了这个对象，就必定是比较文学研究，而无需特别有意地运用比较的方法。因为研究这个对象的性质决定了有关它的研究必定是“跨文化”的研究，也必定是比较文学的研究。换言之，所谓特殊对象，也就是比较文学独特的研究对象。这类特殊对象有三个，即翻译文学研究、涉外文学研究、区域文学史及世界文学史研究。①
比较文学者三种特殊研究对象，都有面对和处理那些文本呢?
先说“涉外文学”。涉外文学实际上是从本土文学 (例如中国文学) 或外国文学中划分出来的内容上涉及外国的那一部分文学类型。这类文学类型也可以在本土文学研究或外国文学的范畴内进行，但一旦谈到这类涉外题材，无论自觉与否，实际上必须对作家作品进行跨文化的观照与研究。例如谈到《留东外史》，就必然牵扯日本问题，必然跨越中日两国的文化; 谈到艾芜的《南行记》，必然要牵扯东南亚; 谈到林语堂的《唐人街》，必然涉及到美国。然而，尽管处理这类涉外文学的文本天然地具有比较文学研究的属性，但涉外文学的各种文本本身，其实并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能处理的文本，虽然不免要使用比较文学的立场方法，但它本来就属于本土(中国) 文学或外国文学的范畴，当然完全可以在本土 (中国) 文学或外国文学范畴内加以观照与研究。对于文本属性而言，涉外文学或属于本土 (中国) 文学，或属于美国文学、日本文学等某一外国的文学，因此，“涉外文学”并不单单是“比较的文学”。
再说“区域文学即世界文学研究”。顾名思义，它属于国际文学之间的总体的、连带性的研究。之所以要做由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形成的区域文学研究，是为了寻求区域间的连带性、联系性、各自的共同性及差异性; 之所以要把世界各国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与研究，其宗旨不在于把握个别，而是要把握总体或一般。这样，“区域文学或世界文学研究”就更没有自己特定的文本了。文本总是具体个别的，毋宁说区域文学及世界文学研究需要超乎个别文本，在研究中即便涉及到了文本，通常也是举例式的。
第三，是“翻译文学”。“翻译文学”是一个本体概念、是一种文学类型，与之相近的“译介学”的概念则是中介概念，并非一种文学类型。“翻译文学”与左边的“本土文学”相区分，与右边的“外国文学”相区别，对此笔者曾经说过: “‘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具有天然的跨文化的品格。一方面，它是从另外一个民族或国家，从另外一种语言文本中翻译过来的文学，从原本看来，它是外国文学; 另一方面，它是本民族翻译家，通过创造性的艺术劳动，用本民族语言翻译过来、供本民族的读者阅读和欣赏的文学文本，因此它应该属于本民族、本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而不再是外国文学。由于翻译文学具有了这样的跨文化的品格，它自然就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特殊对象。”并且明确地指出了它与“译介学”、“媒介学”的区别，强调: “‘翻译文学’的研究，主要是对作品译本的研究，对文学本体的研究，并在这个基础上涉及对译者 (翻译家) 的研究。”②也就是说，翻译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文学类型、文本类型，其核心要素是“译文”。当它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纳入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后，可以为比较文学提供“比较的文学”这种“文学”、这种文本。这样看来，在三个比较文学的三个特殊对象中，能够给比较文学研究提供特定文本的，就只有“翻译文学”了。
但是，在比较文学文学的学科理论的建构中，“翻译文学”是应该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来处理的，而要作为“分支学科”来处理、来看待的话，那就要表述为“翻译文学研究”，正如若要表明“翻译”是一个学科，就必须表述为“翻译学”一样。“翻译文学”学科概念，必然是由客观对象与主观行为的交互作用而产生，是“本体”(对象) 与“主体”(研究者) 互动的产物。例如，“中国文学”是一个客观的、本体的概念，而“中国文学研究”则是一个学科概念，通常在学科的语境中，往往只提“中国文学”也可以指称学科，但那只是习惯上的省略。又如，“世界文学”是一个本体概念，“世界文学研究”则是一个学科概念，因而有学者曾提出了“世界文学学”这一概念，③其目的显然也是为了将本体概念转换为学科概念。
在比较文学的学科平台中，把“翻译文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概念加以处理的，首先是为入所熟悉的“译介学”，就是从“译介”的角度来研究作为文化交流之中介或途径的“翻译文学”。但是，如上所说，“翻译文学”固然包含了文学中介、文化交流，但其核心要素还是译文。翻译文学的重要价值不仅仅在于“介”，而在于它可以为比较文学提供独特的可供研究的文学文本，所以，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说，仅仅研究作为“中介”的翻译文学史不够的，更需要研究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本类型的翻译文学。为了更明确地标注这一点，就需要在“译介学”这个概念之外，再提出“译文学”这一概念。“译文学”这个概念是客观的“译文”与主观之“学”的统一，明确表明自己是“译文之学”，是关于译文的学问，是对译文的研究。如果说“翻译文学”是含蕴丰富的本体概念，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研究对象，那么从“翻译文学”这个对象的研究中，则可以产生出“译介学”与“译文学”两种研究范式; 如果说“译介学”跨越于边境或边缘，是比较文学的中介性的研究，强调广义的文化视域，那么“译文学”则是聚焦于特定文本的文学本体的观照与研究。
把“译文学”纳入比较文学学科框架中，可以矫正将“翻译文学”片面地处理为“译介学”的偏颇，更为重要的是，“译文学”所谓的“译文”，就是比较文学自己特有的文学文本。上述关于“没有特定文本”这一比较文学科的尴尬处境就可以得到消除和解决。究竟有没有“比较文学”这类“文学”? 对这一问题也就可以做出肯定的回答了: “翻译文学”中的“译文”，就是“比较文学”所要面对、所要处理的那类独特的“文学”、特定的文本。比较文学拥有了“译文”，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比较的文学”。通常说来，这个“比较的文学”文本既不是本土 (中国) 文学意义上的文本，也不是外国文学的文本，无论是对本土文学 ( 中国文学)研究而言，还是对外国文学研究而言，“译文”这类文本都是延伸的、边缘性的存在，可以不纳入研究的视野和范围，可以不专门涉及，可以加以忽略。故而现有的绝大部分的中国文学史类著作，都未把译文纳入研究的范畴。但“译文”这类文本历史积淀悠久，构成极为复杂，数量极为庞大，却又长期被传统的“本土 ( 中国) 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研究所忽略，因此，研究这些译文，就必须、也必然要有“译文学”。
“译文学”首先是翻译学或翻译研究的一种范式，也应该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范式。两者是可以互惠互通的。因为比较文学一定要研究跨文化的文学交流问题，而翻译是跨文化的文学交流的最重要的途径、手段，翻译文学则是跨文化的文学交流的文本形式，所以比较文学一定要研究翻译及翻译文学。但是，在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架构中，对翻译文学的研究却只通行“译介学”的模式，而没有“译文学”的模式，也缺少“译文学”的理论意识，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一个亟需弥补的缺憾。比较文学学科一旦有了“译文学”这个分支学科，就可以保持“媒介研究”与“文本研究”之间的平衡，就可以在理论上解决“译介学”长期徘徊于“边界性”、“边境性”或“边缘性”的处境，使比较文学既可研究中介，又能研究本体。
二、要克服比较文学的“比较文化化”
就必须提倡“译文学”
“译文学”之于比较文学的作用与功能，除了上述的为缺了“比较的文学”文本之外，还有助于克服比较文学研究中长期形成的“比较文化”化的倾向。
近30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界，对“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和论争。总体来看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主张。有人主张比较文学就是比较文化，比较文学属于比较文化，两者密不可分，也不必区分; 有人则认为“比较文学”本质上是文学研究，必须坚持文学本位，必须研究文学性，因而不能使比较文学淹没在比较文化中。但理论论争中的这种差不多势均力敌的态势，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实践中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两者之间的平衡。实际上，长期以来，比较文学研究在实践上总体是向比较文化倾斜的。甚至可以说，比较文学已经呈现出相当程度的“比较文化”化了。而究其根源，首先是由现有的来自西方的比较文学理论对比较文学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限定与理解所决定的。
从比较文学对象上说，现有的主要来自法国学派的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都属于文学关系研究，不属于文学本体研究，也就是说，它研究的不是文学自身、即文学性问题，文学的审美问题，而是文学的传播与接收、传播接收的途径与环节的问题。同样的，现有的来自法国学派的“形象学”，主要研究对于异国异域的反映与描写，也是一种跨国题材的研究、本质上是跨文化的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没有触及文学性本身; 主要来自欧美的主题学、题材学、文类学，所研究的是文学所表现的主题、所描写的题材以及主题与题材的类型与划分，这类研究本质上也是文学社会学的、思想史的，而不是对文学性或文学审美性的研究; 主要来自美国学派的所谓“跨学科研究”，以“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宗教”为问题，甚至在我国许多比较文学原理类教材、教科书中，将“跨学科研究”简单地理解为文学与这些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并以多量文字加以论述。“跨学科研究”通常是对文学作品的内容按学科性质归属加以分类分析，析出并强调文学作品中的文史哲等非文学成分，是为着说明某些哲学、历史、宗教等方面的问题，而从文学作品中寻找材料，这就势必淡化文学本体的研究，与美国学派韦勒克等人竭力提倡的“文学性”的研究，实则背道而驰。美国学派的理论代表之一韦勒克排斥法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的实证研究，认为那只是文学的“外贸关系”的研究，但美国学派则指责法国的同时，似乎也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主张的“跨学科研究”，实际上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科际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外贸关系”还是“科际关系”，都不是都具体的文学文本的研究，都没有将研究聚焦于文本审美，而是寻求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国学者从由法国学派“媒介学”改造而来的“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进来，是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充实与贡献，但“译介学”也是立足于“译介”，重视的是中介性而不是译作本体，这是无需多言的了。
看来，无论是法国 ( 欧洲) 学派还是美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的界定都在“关系”而不在文学本体。译介学则定位在文学的“中介”性上，都缺乏文学本体，也就是没有文本的观照，而没有文本的观照就没有审美性的发现，就无法做审美的判断。现有的整个比较文学理论体系而言未能明确地确立比较文学所要面对的特有的文学文本，由于定位于 “关系”研究，对“关系”的研究的基本姿态，便以“跨”字来表示来概括。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的定义，都使用“跨”这个关键字。跨民族、跨国界、跨学科，还有跨文化，处处强调“跨”。这个“跨”字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比较文学的直观认识。仿佛一只脚跨在“中”、一只脚跨在“外”，一只脚在“东”、一只脚在“西”，或者一只脚在“文学”，一只脚在“非文学”(广义文化)。在具体的方法操作上，也长期盘桓在横向的平行的“比较”与纵向的“交流”的层面。“比较”是横向的关系研究，“交流”是纵向的关联研究。横向比较的是寻求不同文学之间的接点，纵向的关联是寻找不同文学的联系。这两种研究模式，其实都在于“跨”，前者是左右跨，后者是前后跨。这两种“跨”自然都是必要的，但它们毕竟都是“跨”，是两条腿、两只脚的前后、左右的分立，中间跨度大，有阻隔，而不是将两条腿、两只脚都同时并立于一处。
“跨”或者说“跨文化”，当然是比较文学的根本的学科属性。换言之，“跨”是比较文学的一种主要姿态、常用姿势。但却不是比较文学唯一的姿态和姿势。比较文学的进行，正如一个人行进在充满阻隔和坎坷的路上，你时时都需要跨越，但倘若只有跨或跨越，而没有稳定的立足点，就会产生无所立足、无所归依的窘迫境况。如果老是在跨来跨去，你的两条腿、两只脚就永远不能并拢，你的足之所至，总是不能停留太久，因为那不是你长久的落脚点，于是你只能匆匆行进，只能浮光掠影，只能擦边钻缝，因为你没有属于你自己的立足地。这实际上是比较文学长期面临的一种尴尬。
为了突破1950年代以后几十年间来自苏联式的学科划分的禁锢，自1980 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一直强调跨学科研究。在人文学科中强调综合的、“大文化”的视野，这是合理的、有益的。对于比较文学而言尤其是必要的。但是，当比较文学在中国红红火火地发展了30多年后，回过头来看，我们的研究总体上是视野宏大的，视域重合是可能的、必要的，但视野的重合往往不免视域的模糊，并使焦点模糊迷失。在国际文学关系的传播研究、实证研究方面，起初是对“某国文学在某国”的传播史、交流史研究，后来进一步扩大到形象学、异域题材的研究，中外文学交流史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史实史料问题，得到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发掘、呈现、清理和研究。但仅仅着眼于“文学交流关系”研究，所研究的其实往往是“文化关系”。其实我们只在外围研究彼此之间的关系，没有深入到具体的作品文本中，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文学的 “文化性”，而不是文学特有的“审美性”。对文学审美性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细读、细品的基础上，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模式由于意在寻求关联性，就往往不得不忽略对作品的细致的审美观照。这样一来，“文学关系”的研究与“文学本体”的研究之间、“文学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的审美研究”之间，就难免会形成顾此失彼的现象。诚然，也可以说研究文学也是研究文化，但研究“文学性”不是研究“文化性”，而是研究“文学性”或“审美性”。一般而论，“比较文化”的立场是宏观的、巨视的，所面对的往往是某一类甚至多种类的文本，而“比较文学”的立场则是微观的、具体的，它所面对的常常是某一个文本; “比较文化”的立场是历史的、社会的，而“比较文学”的立场则是文艺的、美学的。
鉴于这样的原因，我们把“译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进来，其重要意义，就是由于比较文学拥有了自己的特有的文学文本，就可以改变长期以来人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的一种错误认识，矫正人们对比较文学的“跨文化”之“跨”的狭隘的理解。比较文学的学术姿态，既在于“跨”，也能够“立”。“跨”所研究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创作、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立”就是立足于作为一种独特文学类型的“译文”。比较文学只有走向“译文”的天地，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作品本体，这样，比较文学不但能以“跨”的姿态行进，也能以“立”的姿态立足; 不仅能在“关系”研究中，在文学的边境、边际上发现和开拓，而且也可以在自己特有的文学领域、在特定的文本类型即“译文学”中拥有立足之地。一句话: 要克服、超越长期形成的比较文学的“比较文化”化倾向，就必须提倡“译文学”。
三、国际文学关系史资源递减，
“译文学”资源无穷无尽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提倡“译文学”，还有一个重要作用与功能，就是可以为比较文学提供无尽的学术研究的资源。
任何学术研究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当这些对象及相关问题处理得差不多了，这个学科就会衰微，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上世纪末以后，欧洲的比较文学界有人提出了“比较文学衰亡论”，认为比较文学开始走向衰亡，终究要被蓬勃兴起的“翻译研究”所替代。比较文学衰亡论传入中国后，中国的比较文学界曾经就此展开过讨论。但现在有必要强调和补充说明的是，西方的比较文学衰亡论，一方面是因为西方的比较文学在兴盛过一百多年后，研究资源逐渐减少。欧洲各国内部的文学乃至文化交流关系史的研究，已经全面深入细致到了相当的程度，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推进，难度极大，因为资源不够了，材料快用光了。另一方面，对东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更为广大的领域，但大部分的欧洲人的欧洲文化中心的感觉和思想，以及东方语言的学习的难度大、或学习的意欲及动力不足，造成了许多学者的比较文学研究仍局限于欧洲国家之间，结果只能因循守旧、逡巡不前，最终不得不发出衰亡论。
“衰亡论”在美国学术界似乎没有多大市场，因为美国的学术界对东方即东西关系的研究，具有较大的热情和投入。在中国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对比较文学衰亡论也不认可。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成立晚，起步晚，而所拥有的资源又格外丰富巨量。所以在中国言衰亡，显然为时太早。但我们要看到，以往中外文学交流史、文化交流史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特别是中西文学交流史，由于跨越地域、语言、宗教等跨度大，比起中印、中日、中朝来，历史较短，文学的深度交往也有限。但另一方面，在语言政策上，中国一直把英语当做唯一的“世界通用语言”，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国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就学习英语，而缺少机会和条件学习其他国家的语言，因而，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以英语为外语从事研究的人，在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人员中所占的比例格外的大。近30年来，关于中英、中美文学交流史、关系史的研究成果相当多。正因为如此，这方面的研究资源也较为迅速地递减，以致已经出现了研究选题大量循环重复的现象。例如，中国的寒山子在美国的影响，中国的古典诗歌与英美意象派诗歌的关系、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的研究等，大量成果陆续不断地推出，其中相互之间也不免有重复踏袭之嫌。研究得太多，就难免造成说过头、过甚评价等问题。例如对美国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研究及诗学理论研究，由于研究的太多，显然已经出现了对研究对象逐渐拔高、过甚溢美的情况，偏离了学术研究客观科学、恰如其分的原则，也凸显了研究者众多与研究课题有限之间的矛盾。在学术史上，众多人盯着有限的对象，一代一代不停地加以关注与言说，固然可以造就一些经典乃至圣典，发挥了一定的社会文化功能，但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说，循环往复，不仅会造成学术的停滞，也会造成思想文化的自闭与禁锢。我们要意识到，就现在而言，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的资源还十分丰富，大量的学术领域有待开垦开拓，特别是东方比较文学，数千年的积累积淀，需要发掘清理，需要说清楚、写出来。但是，历史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不能再生的。而且是在发掘使用中逐渐递减的。
欧洲的比较文学衰亡论，实际上也是比较文学研究资源贫乏化的一种危机感、焦虑感的表现。但欧洲人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否定之否定的思维，使得他们不由地将“翻译研究”与 “比较文学”对立起来，为了提倡翻译研究，就唱衰比较文学。大部分人没有把翻译研究、翻译文学的研究纳入比较文学体系，没有意识到翻译文学一种独立的文学类型，一直把翻译视为文学交流的“媒介”，于是，便提出抛弃陈旧的比较文学、投入方兴未艾的翻译研究。
我们的看法与此不同，“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当然不是一回事，但两者的关联度很大。不仅研究文学交流时需要翻译研究，而且文学翻译的文本，即译本、译文本身，也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之一。由此产生了 “译文学”。因此，译文学既是翻译文学研究新范式，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范式。“译文学”既可以与传统的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学”、与以文化翻译研究为基础的“译介学”形成三足鼎立，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同时，它也可以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我们提倡将“译文学”纳入比较文学，是因为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架构中，虽然也有“译介学”、“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章节内容，但正如上文反复强调的，“译介学”与“译文学”虽一字之差，但含义却大相径庭; “翻译研究”的界定非常宽泛，而且现代“翻译研究”主要着眼于文化翻译，也是也并不等于“译文学”。将“译文学”纳入比较文学的体系中，两者可以相得益彰。对于“译文学”本身而言，可以获得比较文学广阔的文学视域与比较方法。文学视域可以强化“译文学”的文学研究属性的自觉，意识到作为比较文学的“译文学”的“译文”不是一般的译文，而是文学的译文，即翻译文学。另一方面，纳入比较文学的 “译文学”，自然就有了比较文学的比较意识与比较的方法，于是“比较译文学”就会顺乎其然地形成。“比较译文学”通常是将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文加以比较研究，不仅在比较中见出不同译者、不同译文的翻译背景、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的不同，也可以在比较中鉴别优劣高下，这对译文的审美价值的判断而言是不可缺失的。“比较译文学”更可以从比较文学中借鉴不同的比较方法，例如平行比较，对同一作品的两种或多种译文，例如 《红楼梦》的英文、法文、德文译本，进行平行比较，这些译本有语言阻隔，相互之间的继承性、联系性不大，故而适合进行平行比较。同时，也可以使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的比较方法，对存在着继承关系、借鉴关系、影响接受关系的不同译文加以比较。例如对《源氏物语》不同的中文译本加以比较，不仅可以看出首译本与各种复译本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对伪译、盗译现象，也可以在比较中做出鉴别和判断。对有多种译本的古典名著译文，采用这种比较方法加以研究，不仅是做出是非对错判断的有效途径，更是做出美丑判断的有效方法。
而对于比较文学而言，“译文学”的纳入更为重要和必要。自从1984年卢康华、孙景尧合著《比较文学导论》问世以来，30多年间已经陆续出版80多种比较文学概论、原理类教材，几乎全都是集体合作编写，基本框架、基本思路、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都来自欧美比较文学。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学者从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史及研究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新的观念、观点，新的范畴，往往被排斥在正统之外，难以介入既成的架构体系。可以说，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及体现这些理论观点的教科书、教材，已经呈现出固化、封闭化、滞定化的征候。与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理论前沿学科的性质不相符合。在这种情况下，把“译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纳入进来，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正如上文所强调的，对比较文学而言，“译文学”的介入，可以使比较文学找到属于自己独自的、特有的“文学”文本，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无穷无尽的研究资源。
为什么说比较文学的研究资源是无穷无尽的呢? 这首先是由文学翻译活动的规律与性质所决定的。
首先，对古典文学的翻译而言，由于古典文学历史积淀久，文化蕴含丰富复杂，语言古雅深奥，翻译的的难度很大，因此，一个译本要的忠实度、审美度方面，做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可超越，是很困难的，因而古典文学译本需要不断复译、不断更新、不断完善。另外，从译本的语言本身来看，一个译本过了大约50年、100年，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现象，新一代读者读来便会有一定的隔膜感，因此也需要不断复译。但是，无论是首译、还是复译，无论是新译本、还是老译本，本身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学文本，都是值得研究的。例如，但从阅读、特别的是大众阅读的角度看，老化的译本往往会降低乃至失去阅读价值，但从学术研究、是翻译文学史研究的角度看，老化译本却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或者说老化本身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可以从译本的老化过程、老化表现，看出语言发展演变的足迹，看看双语转换的语言对应性的不断调整与完善，对于研究语言学、文学、翻译学、阅读学、接受美学的研究，都是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例如，近年来许多学者对晚清时代林纾翻译的小说，加以研究，动机可能就在于此。同样的，对草创期、探索期缺陷译文的研究，也有比不可替代的价值。缺陷翻译在阅读上同样缺乏可读性和吸引力，但在研究上反而有独特的价值。例如鲁迅早年用硬译的方法从日文转译的那些俄苏文学理论，一直被读者所诟病，但却一直被许多研究者所津津乐道，因为鲁迅的这些译本甚至比后来那些缺陷少得多的译本，更能说明许多其它的译本所不能说明的问题。
其次，对现当代文学而言，我们已经处在了“世界文学”时代，世界文学时代文学的世界化，不是由原来有些人所设想的用所谓“世界语”来创作、无需翻译的世界语文学来形成的，而是由广泛的、大量的文学翻译来支撑的。民族文学、国民文学的世界性，是靠翻译来实现的。因此，现当代各国文学的翻译，将原来越及时、越来越全面、越来越繁荣。与此相适应，对译文的研究，也必须随之跟进，文学翻译实践与 “译文学”之间是一个紧密互动、相互依存的关系，前者创造译文的世界，后者译文的世界加以解释、整理、评说或者展望。
看来，译本或译文，无论是古典的译文，还是现当代文学的译文，无论优秀的译文还是有缺陷的译文，都是学术研究的对象，都有各自的研究价值。自古及今、良莠并存、海量数字的译文，形成了一个浩瀚广袤的文学世界。而且旧的译文还在，新的译文又不断出现，是不断叠加和膨胀的。与跨文化的文学交流的史实史料与个案的有限性相比，译文的世界是一个无限的世界。当我们把一个史料发掘、考证、论述出来后，这个问题便解决了，便进入了通常的知识甚至常识的领域，一般情况下也无需再做重复的研究了，所以一般的文学交流史的史料资源是有限的，但是译文却不同。译文的数量上的累积性和不断增殖性，使之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译文学的研究者、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只能管中窥豹、尝鼎一脔，不可能一览无余、尽收囊中。译文学的研究实践恐怕永远都难以覆盖所有新的或旧的译文，正如文学研究者永远难以覆盖所有的作家作品一样。如此，译文学的研究资源无穷无尽，纳入了 “译文学”的比较文学的研究资源也永远不会枯竭。“译文学”可以与翻译文学的实践相辅相成，促进翻译文学的进步与繁荣; “译文学”可以与比较文学伴随始终，确保比较文学拥有无尽的资源宝藏。如此，也就可以打消比较文学学科危机论即比较文学衰亡论。
注释：
①② 王向远: 《比较文学学科新论》，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21、209页。
③ 钱念孙: 《文学横向发展论》，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395-402页。
照片由王向远老师本人提供，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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