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一直倡导坚持和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曾多次到青浦进行调研。青浦是陈云的出生地，他在那里生活工作了14年。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又曾四次到青浦进行调研。陈云在青浦的调研，在其几十年的治国理政实践中，推动了独创性的、富有个人特色的调研理论与方法的形成，为制定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撑。

调研地点选择主观上应“熟悉”

陈云认为，搞调查研究，应选择熟悉的调查地点，要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在陈云看来，“要掌握真实情况，就要到你熟悉的地方和熟悉的人中去了解”。与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开创的中国本土社会调查方法不同，陈云认定的“熟悉”除了包含“对调查地的熟悉”“对当地语言的熟悉”这两个层面之外，还有第三个层面，即曾经在调查地工作和生活过。例如，1961年他到青浦进行农村调查时说：“这里是我一九二七年做过农民运动的地方，解放后也常有联系，情况比较熟悉。”熟悉的环境和人际关系，能够确保调查者不需要适应环境和进行角色转换，便能快速进入调查状态。

陈云非常重视自己亲自作调查，因为“领导人的阅历、经验，以及发现、认识问题的敏锐性和深刻度，以及集思广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对策的本领，与一般干部相比毕竟是不一样的”。他认为：“在干部中间多注意听反面的意见，这是调查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如果对方提出不同意见，那就可以吸收进来，使正确的意见更加完备。”陈云善于从不同的联系人那里获取不同的信息，尽可能地摈弃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使信息更为全面、客观。此外，陈云与他的联系人没有任何亲属关系，能够保持相对独立性，他与联系人之间形成一种以他为中心的辐射式信任，这种“一中心多向度”的信任模式能增强调查结果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在效果上也更优。

调研地点选择客观上应“典型”

陈云选择的调研地点青浦，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青浦地处上海、苏州、嘉兴三角地带中心和太湖流域中心，全境东西两片宽广，中部狭窄，地势低平，地下水位较高，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是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在古代，青浦属于漕粮交通之咽喉要地、粮仓所建之所。宋时，“坊市繁盛，置巡司、税务及仓库于此”。明初，“置新泾税课局，又上海之水次西仓亦置于此，曰唐行仓”。这些充分说明青浦作为农业要地的地位。近代以来，青浦也一直是典型的农业县，据《青浦县志》记载，历代以种植稻麦为主，油菜、棉花次之，多数劳动力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据统计，1965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全县劳动力的79.3%。

可见，青浦是一个具有典型江南农业经济特点的地方，将其作为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调研地点，具有客观优势。当陈云需要针对公私养猪、种双季稻还是单季稻、自留地、集市贸易、征求统购政策意见等问题进行调研时，主观上基于对青浦地区的熟悉，客观上基于对青浦作为具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典型农业地区的认定，通过对青浦的调研，能够对农村相关问题的政策制定提供很强的参考价值。

调研方法选择上预调查、长时段观察并用

陈云的预调查一般有三种：一是派人下去搞调查，二是寻找敢讲真话的可靠的朋友面谈，三是自己下去亲自掌握第一手资料。他的预调查很有个人特点，“派人下去调查，所派的人一般是地位不高，知名度不大，下去以后容易到群众中了解到真实情况；从基层找人上来谈，一是交了朋友，二是上来小范围交谈，容易打消顾虑，谈的东西会比较真实可靠，而且与派下去的人所了解的，还可以相互比较，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情况；亲自下去调查，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这是陈云一贯坚持的方法”。

陈云很重视向普通基层群众了解情况。他将青浦家乡的联系人发展成为长期联系对象，他们“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讲心里话”。还“约定这两位农民曹象波、曹兴达为他今后了解农村情况的长期联系人”。家乡的老熟人可以保证观察的连续性，将政策实施情况、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有利于打通联结官员与农民的信息渠道。因此，陈云总结说：“搞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

以政策制定和解决问题为导向开展调研

陈云在开展调查之前已有明确目的，或是为解决农村实际问题，或是为制定农村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他在调研过程中始终围绕着这些核心问题进行有价值的探索。例如，1955年统购统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为调查该政策的执行情况并解决问题，他两次到青浦进行了调研，之后向中央提出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中的“三定”政策和办法。陈云提出的办法在推广后，切实缓解了征粮过重和救济问题，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陈云在调研时，“住在农民家，吃在农民家，每天上午开座谈会，下午三四点钟到田头、养猪场和农民家里实地考察”。与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不同的是，他的调研方法比参与观察法更进了一步。作为领导干部，他自己就是调研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种“介入式”观察要想获得客观、真实的资料，实际上要更加困难，对调研的要求也更高。

如果说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追求的是在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前提下对社会问题进行诊断，那么陈云青浦调研所作的努力则更多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具有更强的政策性导向。农村个案调查的两种不同思路，折射出20世纪中期现代社会科学在中国本土的重要探索，两种定性调查方法既有明显边界，又存在交叉，可以互相借鉴，能够给今天的学者与政府官员学习和从事社会调查提供重要的指导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物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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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欣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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