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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哲思对谈
楼巍：维特根斯坦可能好多人不知道吧，可能大家也知道他是20世纪很重要的一位哲学家，但是具体怎么样也不甚了了，那我简单说一下。他是一个奥地利人，他的爸爸是奥地利的钢铁大王。如果大家关注足球的话，以前意大利足坛有一个叫皮尔洛的，皮尔洛的地位跟他差不多，皮尔洛的父亲是富可敌国的一个人，维特根斯坦父亲也是富可敌国，很有钱。那维特根斯坦是家里最小的一个，他爸爸想把他培养成一个机械工程师，就把他送到了英国去研究飞机的螺旋桨。在研究飞机螺旋桨的过程中，他就对数学产生了兴趣，后来又对数学的基础产生了兴趣，后来他又对罗素的《数学原理》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之后他就去跟着罗素学哲学。但是维特根斯坦的特点是他只要跟一个人学习他就会马上发现这个人的有些地方是不对的，所以他很快就发现罗素的逻辑学或者罗素对逻辑的看法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就在跟罗素的合作过程中很快从学生变成了一个主导型的人物，后来罗素也要听他的，后来罗素对他也不是很热心，因为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关系很尴尬，对不对？一战爆发以后他就以志愿兵的身份参加了奥地利的炮兵，我们知道奥地利打仗很差的嘛，他就被俘虏了。被俘虏以后他就写下了他的第一本书，叫作《逻辑哲学论》，这是以前就在写了，他在监狱里整理出来，后来就出版了，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那么在这本著作里面他的主要一个核心的思想就是语言是世界的模型或者图画，那具体是什么我等一下会解释。这本书很短，大概只有两三万字，但是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最初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等到这本书出版以后他就认为自己解决了所有的哲学问题，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厉害，也非常自负的看法。后来他就去一个修道院里面当了一个园丁，但是也被赶出来了，被赶出来以后他就去奥地利的一个乡村里当了小学老师，因为体罚学生又被赶出来了。后来他就回到了奥地利，因为他实在没有钱。为什么没有钱呢，虽然他的父亲曾经留了很多钱给他，但是他认为这些钱是一种负担，所以他就想把这些钱捐出去。那这个时候很多人说你应该把钱捐给穷人是吧，但维特根斯坦说不想把钱捐给穷人，我想把钱捐给富人。不能理解对吧，但其实我们可以想象现在把钱捐给穷人，那接下来他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他会疯掉对吧，他马上就会去买法拉利，他会想我应该跟某某网红约会一下（笑）……他会疯掉。所以他就把钱捐给了他的姐姐，他姐姐比他更有钱。他认为把这些钱捐给他姐姐对他姐姐是没有影响的，她姐姐不会疯掉，还是会保持她原来的生活方式嘛。但是他留了其中的一点点，大概分成了五份，然后捐给了当时奥地利的一些艺术家。其中有一位叫特拉克尔，是一位诗人。很不幸的是乔治·特拉克尔自杀了，所以这笔钱不知道后面落到谁手里了，我也没有去研究过，反正这就是他对于钱的态度吧。大约到1929年的时候他重新对哲学产生了兴趣，后来就回到了剑桥当哲学老师，后来成为了剑桥的哲学教授，直到1951年的时候患癌症死去了。他死去之后出版的著作就是《哲学研究》，在《哲学研究》里面他系统性地反对了他过去对于语言的看法。也就是说，可以这么说，在20世纪有一个人创造了两种哲学，一种哲学蕴含在《逻辑哲学论》这本书，另一种蕴含在《哲学研究》这本书。那实际上这两本书的很多观点很多时候是对立的，这两本书都很重要，特别是在哲学界这两本书是很多人都在研究的。那我的话就这些了，接下来请黄老师讲。黄玮杰：大家好，我是黄玮杰，来自南京大学哲学系。刚才楼老师跟我们介绍了一下维特根斯坦的生平，以及他思想的主要内容。在英国攻读硕士期间，我主要研究的是维特根斯坦哲学。在这几年的研究中，同楼老师相似，也写过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比较研究。今天，在讲到维特根斯坦的时候，我认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说过的一句话（大家可以在楼老师的《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注解》中看到）：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语言是跟一种生活形式息息相关的。为什么？事实上，在《哲学研究》里面，维特根斯坦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语言跟意义的关系。对此，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思考一个问题：离开了语言，人能不能思考？如果这个问题不好直接回答，我们可以类比今天我们使用的计算机，思考一下：离开了计算机语言（如C语言），计算机能不能做出它的思考，计算机能不能运转，它能不能只靠硬件和电流运转？不可能。其实，在这一点上人也是如此。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语言已经超出了一种简单交流工具的范畴。当然，维特根斯坦说语言也是一种工具，但它不是一种低层次、低级意义上的工具；用西方哲学的话来说，它在座驾着我们的思维，座驾着我们的生活。事实上，在哲学的领域中，从中国到西方，哲学家一开始就会思考一个问题：人和动物的区别。先秦孟子也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跟动物之间的差异是很少的，但就是那一点点差异构成了我们人和动物的区别。哲学家往往会去思考，差异在于哪里？中国哲学会说，差异在伦理道德，比如“诚”“善”。在语言哲学的视角下人跟动物之间很大一个区别是，人是有语言的动物，而且人是靠语言来生活的动物。人靠语言生活的重要性在于什么呢？在于人背后是一套意义的网络。
西方一位重要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说过一句话：“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这意味着什么呢？人和动物不一样，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的因果性下，也即饿了要吃饭，困了要睡觉，而且，人还生活在文化的意义关系中，人的这种属性很高级，但是也很危险。这就是今天我们会遇到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校园里面，自杀的现象越来越多。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好像也曾经有过自杀的念头。（楼：经常有。）为什么会这样？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问题恰恰在于，人的生命不仅受制于自然的界限，而且还受制于自身意义的世界。事实上，意义之网的崩溃可能会让人丧失生活的意义，促使人做出跟绝大多数动物都不一样的选择，他不仅可能由自然去终结自己，而且可能通过自己的方式来终结自己，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其实，这也是语言的一个问题，因为意义世界的存在，需要语言作支撑。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离开了语言的意义世界。对此，我们特别想请楼老师谈谈语言跟意义的关系，因为我知道这是您的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
楼巍：好，其实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语言的话实际上就是没有世界。有的人会认为世界当然是存在的，世界存在是没错，但是如果我问你它是怎么样的，那你这个时候会说什么，你肯定得用语言把它刻画出来。所以在早期的哲学里面有这样一个让人觉得很难接受的看法，就是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而不是由对象构成的。有的人可以把对象理解成单纯的东西，但事实是跟语言处于同种投影关系中的。换言之就是，如果你觉得世界是存在的，但假设我问你它是怎么样的，你必须用语言把它说出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我们都听音乐对不对，我们都不会说音乐是由音符构成的对不对，音符是一个一个的嘛。你会发现音乐是由乐句构成的，乐句实际上是有某种结构性的东西……音乐中是有音符的，但我们知道它不是由音符构成的，它是由一段段的乐句构成的，实际上乐句就相当于我们的句子，演奏出来的音乐就相当于我们世界中可能的情况。所以当我问你世界中有什么情况的时候，你不能给出一个番茄、土豆，不能用这样的话说。你可以说“中午我吃了番茄”“我想吃土豆”或者“那里有番茄”，你要用句子给它描述出来。所以实际上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就是说我们没办法脱离语言去想象、去构造，甚至去设想一个世界，语言必须在这里。前期维特根斯坦有一个奇妙的看法，他认为世界的界限是在语言中被划定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只要你理解了这个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事实是语言处在投影关系中的东西，那你会发现当我们想为世界划出一个界限的时候，它一定是在语言中被划定的，而且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所以严格意义上，我不能说是事实啊，应该说是可能的事态。因为事实我们都知道是成立的、已经存在的东西，它是现实中的一部分，比如说“那里有一个镜头”，“这个凳子是红色的”，这些东西已经成为了事实。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设想这个凳子是绿色的、那里没有镜头，或者说那有一个杯子，类似这种。你会发现无论你怎么设想，你都要去使用命题，或者使用句子，或者使用语言。也就是说实际上世界的可能的界限是在语言中被划定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有的同学可能会很奇怪世界怎么会有界限呢，世界应该是无限大的。但实际上它的界限就是你的语言可以言说的部分，在此之外如果还有东西的话，你可以说还有东西，但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有意义吗？没有意义。那么这时候就涉及到意义，意义是什么呢？在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一个命题的意义或者一个句子的意义就是跟它相对应的那个可能的事态，那这个可能的事态是不是一定存在呢？比方说这个凳子是红色的，它是存在的；说它是绿色的，它不一定存在，它可能是存在的。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的界限要远远广于现实存在的世界。因为它是个可能性的世界，现实中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在这里面就谈到了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又有一个很奇怪的看法，他认为美学啊、道德啊、上帝啊这些东西并不是世界的一部分，他认为价值也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价值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呢？只要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是事实的集合，理解了这一点，你就理解了美学、道德、上帝这些东西不是事实性的东西对不对，你不能说上帝是红色的对吧……因为不能用事实去刻画它。我们也不能说这个东西是美的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因为一个东西是美的，它是美的这一点并不是它自身的，也可以说凳子是红色的是一个事实，但凳子是美的它就不是一个事实。有的人说这是事实，这对我来说是事实，但是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对你来说是事实对其他人不一定是事实，但我们都不会否认它是红色的。所以我们能够接受这一点，就是美学啊，价值啊它们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哲学很像康德的哲学，就是从现象界里面排斥出一些东西，把上帝啊这些排斥出现象界，这是他前期的看法。那后期呢他认为这种关于语言的看法太狭隘了，语言好像只是用来刻画世界中可能的样子，太狭隘了。他认为语言是我们的一种游戏，我们用语言来玩很多游戏。因为当我们去谈论语言的时候，我们谈论的这种方式当然是其中一种，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词语……比如“椅子”，可能是有一个东西跟它相对应的，但很多词语是没有东西跟它们相对应的。比如说“你好”，它对应的什么？还比如说“并非”，很难找到一个东西跟它相对应。比如说还有“滚开”，很多这种词你很难找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东西跟它们对应。所以经过这种思考，其实慢慢地我们就会发现前期的这种哲学虽然想给世界划出一个界限，给思维也划出一个界限，好像是一种非常宏大的东西。但是这肯定是不对的，因为语言并不仅仅用来做这些事，可以用它做很多事。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发明了一种叫“语言游戏”的东西。他认为语言是我们用来做很多事情的工具，可以说是工具。他经常用一个比喻，就是下棋的比喻，每一个棋就相当于一个词语，有卒有马对不对，还有帅、还有象（相）这些。每一个词的用法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滚开”这个词的用法跟“红色”这个词的用法肯定是不一样的，那“红色”这个词的用法跟一个专名，比如“苏格拉底”的用法又是不一样的。我们会说“苏格拉底穿着红色衣服”但我们不会说“苏格拉底穿着苏格拉底”，或者也不会说“红色穿着苏格拉底”，你会发现这些词语的用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就用一个语言游戏来统摄这一点。词语，我们用它来做很多事，那它的意义是什么呢？那我们追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相当于有人在象棋中追问那个象或者卒这个棋子的意义在于什么呢？那我们都知道象棋它的意义就在于玩一个游戏嘛，棋子的意义在于你用它来下棋，对不对？现实生活中也一样，词语的意义就在于你用它来做很多事情，那这些事情也包括你用它来构造有意义的句子。比方说“我想吃番茄炒蛋”，你们在食堂里会这么说，“我想吃……”这些都是用它来构造这个句子。然后呢，如果你把词语单独地拿出来，他认为是没有意义的。这一点也很反我们的常识，我们会觉得一个词单独在那里怎么会没有意义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想法，用这个想法来理解。一个词它本质上就是一个符号，我想这一点大家也能够理解对不对。假设这时候有一个外星人来到我们身边，看到了黑板上的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写的“滚开”。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符号，那他能够理解它吗，他不能理解，对不对？因为它只是个符号。他为什么不能理解呢，是因为他不知道拿这个词用来干嘛。就像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上看到交通标志一样，比方说外面一个圆里面一个叉，他也不知道用它来干嘛，他不能理解它，那我们知道这个标志表示我们不能在这里停车，对不对？所以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一个符号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我们知道如何使用它，或者说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它稳定的用法。但是我说的稳定的用法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假设交通标志一直在变的话我们也很难把握它的意义，因为它没有稳定的用法。比方说一天是一个叉，第二天是一个米老鼠的头像，第三天是一个笑脸，你会发现你不知道该如何使用它。一个符号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稳定的用法，所以我们才能够学会它，才有意义。所以我总结一下，前期意义就是跟它（语言）相对应的一个可能的事态，事态是可能存在的。而事实是已经存在的东西。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是一个现实的东西。后期它的意义在于我们用它来做很多事，它的用法、它的应用。当然这样的观点是非常笼统的看法，所以这种关于词语应用或者语言游戏的一种观念克服了前期那种关于语言的过分狭隘的看法。黄玮杰：我接着楼老师的话谈一点感想。刚才楼老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它包括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使用过程已经在呈现出语言本身的意义了。这让我想到一个庸俗的例子，比如考古专家今天去考古，发现在一个非洲的某个石壁上有一幅壁画。这个壁画是用非常简单的笔触、用小朋友都能看懂的方式画了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这时候考古专家会想到什么呢？他们可能会想到在那个时候的一个非洲部落里面可能已经有一些男女分工，当时的非洲人会用这样一种艺术的方式来反映生产活动。黄玮杰：就是这个意思（笑）。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现代人对这个符号可能第一反应会认为这是卫生间。同一个符号或概念，在不同的用法、语境或者生活形式下，它呈现出不同的使用方式，从而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另外一个想法是关于之前提到的意义关系的问题。意义关系是在人这里才有的独特关系，它跟因果关系既相交又相平行。这一点是匹兹堡学派研究的一个问题。对此，我们假设一个情境。假设像在今天这样一个对谈中，我在给大家讲我的一些感想。台下一位朋友觉得我现在讲的话太无聊了，然后又触动了他的一些底线，他就直接辱骂我。我感到就很生气，就不顾一切下去跟他发生了口角并厮打了起来。这样的一个过程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当然它也充满了因果关系，这样的过程我们可以用科学的因果关系来解释：我发出了这样一个声波，这个声波引起了台下这位同学耳膜的震动，然后产生电流到达他的大脑中，大脑经历了一系列化学分泌后将信号传播到他的嘴巴发出声波，那这个声波传到我这儿等等。最后，我发出了一个物理性的动作作为回应，从而跟他厮打起来。确实一切都是科学的因果关系。但它足以解释我们的社会现象吗？至少法律上也很难做这样一个解释（法律本来也是一个属于意义化空间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把打那个人的原因说成是因为他说的话触动了我的脑电波，不能说是因为他喉咙发出的共振引起我耳膜的共振，以至于我打了他。这不构成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因果性。社会上的因果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你说出了这句话，这句话在被使用的过程中包含着一种意义，而这种意义是由我们这群懂这门语言的人共享的。比如，我们都知道你说我上课很无聊是贬义的，这是因为我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意义空间里。在此意义空间中，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一定的，这构成了人才有的一种新的因果关系，即意义关系。很多朋友都对人文科学有兴趣，事实上，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恰恰不是自然科学的因果关系，而是人类独有的意义关系。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件事情。我想讲的第三件事情涉及一种植物，这就是西红柿。关于西红柿我们今天经常有争论：西红柿是一种水果还是一种蔬菜？确实不同人有不同的观点。在这里我想做一个延伸性的补充，跟维特根斯坦理论有一定的关系。其实西红柿是水果还是蔬菜在美国是有定义的，美国法律规定西红柿是一种蔬菜。为什么呢，因为水果收的关税比蔬菜收的关税低，将西红柿定义为蔬菜有利于美国海关收取更多英国西红柿商的关税。所以说西红柿的定义背后是有一套社会运作机制的。这也是一种语言游戏，但已经不是那种简单的语言游戏了，它背后蕴含着权力关系。它是有人的这样一种参与在里面，这可能是维特根斯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维特根斯坦受到了实用主义的影响，就是因为他有这样一种语用学的思考。楼巍：关于定义呢，确实是这样，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语言是准确的，总是希望我们的语言是有清晰界限的定义，或者有一个界限。但实际上在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语言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或者说没有一个本质性的定义。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词语的使用，换言之我们对词语的使用可以说是动荡不安的，一个词它的用法并没有被严格的规则所规定。我可以给大家一个例子，我可以问大家什么是“时间”？其实没有人可以回答出来，因为你可以指着钟表，钟表也不是时间，对不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时间这个词或者这个概念的使用，比方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上床睡觉”或者说“时间一直在流逝”。我们一直在说这样的话，但是如果要你给出一个时间的定义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前期的哲学或者是理想语言，或是更偏向理想语言和科学分析的哲学家，他们认为我们的语言也是像一套完善的规则在控制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想法是这么来的，就是我们会发现语言本质上是符号，这一点我们刚已经说过了，但是你会发现用语言可以去刻画世界中的情况。世界中的情况比方说“那个椅子是红色的”，当我刻画出这句话之后你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就是在语言和世界中的事实之间是有一种投影关系的。你可以把语言理解成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五线谱对不对，我们假设它是语言，假设琴弹出来的声音是实在或者是一种现实的东西。但很快我们就发现五线谱和弹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谱是谱，声音是声音，一个是现实的东西，一个只是符号。这个时候我们会说我们是借助某种规则从五线谱中推导出或得出、弹出钢琴的声音，因为它们很不一样，那我们把这套逻辑放在语言上也会发现是这样子。语言和现实是很不一样的，“番茄”这两个词和番茄这个东西是很不一样的，“我吃番茄”这个词和我正在吃番茄这件现实中的事也不一样。所以早期的哲学家，有一些哲学家，早期维特根斯坦也是这样，他认为我们应该把语言中的某种像五线谱一样的东西借助某种规则得出现实中我正在吃番茄这个东西。怎么得出来呢，我们需要某种规则，就像我们从五线谱当中推导出钢琴的声音一样，我们需要某种规则从符号来得出现实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在哪里呢，这些规则在哪里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人都理解语言，当我说“我吃番茄”的时候你们也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他认为这些规则……也不是说是先天的，只要你学会语言以后（这是前期的看法），这些界限分明的规则就已经在你的思维中、在你的大脑中，或者在你的心灵中，取决于你如何去使用这个词。所以以这样的方式我们能够熟练地使用语言，那是因为我们心灵中已经有一套完善的规则在那里。但是我们都知道后期维特根斯坦他已经放弃了这种规则，就是好像我们心中有这些规则我们才能使用语言。因为我刚才也说假设我问你什么是我们使用“时间”这个词的规则，或者说什么是“时间”这个词的界限、它的定义，这就是我们使用它的规则。因为我们说什么是时间，只有你知道了什么时间你才能够使用它对不对，什么是时间这相当于它的规则，那你会发现你给不出这个规则。就像爱因斯坦说时间就是对时间的测量，假如他说过这句话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循环的定义，如果你不知道时间你怎么去测量时间，很难把它当成是完善的定义，因为定义是不能循环定义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所有的词在归根结底来说建基在也好或者都是落在没有被定义的词上，比方像时间这样的词我们没办法定义，但是我们会使用它。我们可以用时间来定义其他的东西，比方说“相对时间”“绝对时间”，但是时间这个词没办法定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语言的基础是什么呢，基础是一些没有被定义的词。但是哲学家不理解这一点，他们认为怎么可能是这样呢，怎么可能有一些词不能被定义呢，我一定要把它定义出来，但实际上他就是得不到这种最终的定义。如果循环定义不可能的话，我们也不能找到作为奠基性的那种词语、它是可以被定义的那种，只能说我们的语言是奠基在那些没有被定义的词，但是我们能够去使用它，这就够了，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如果你觉得很奇怪的话，我可以问你什么是“你和我”的“和”这个词的定义？“和”这个词很难把它定义出来，你说和就是“与”，这样是不对的。和就是“在一起”，也不行，对不对？很难把它定义出来。但是会使用它，甚至像“因为、所以”这些词都很难定义，“不但、而且”也一样。你很难去定义它，但是你会使用它就够了，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后期哲学里谈到这一点，就是它没办法定义但是你会使用它。黄玮杰：楼老师的这个解读非常深刻。我刚才楼老师也提到了，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包含着自己独特的一种方法论。维特根斯坦的方法论很有趣，它不同于一般的人文科学研究方法。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很特殊，我们往往无法直接用经验和实证的方式找到其中的因果关系。它不能用研究自然的方法来研究，因为我们无法做到控制变量，历史它就是历史，它只发生一次。那怎么研究呢？事实上，人文科学也会运用建模的方式，设定一个理想状态，在理想状态下考察规律是如何发生的。这一点可能跟大家熟悉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有点相似。尽管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承认牛顿力学定律的科学性，但大家谁都没有在生活中直接见过牛顿力学定律的发生。因为牛顿力学定律预设了一个理想状态，这个理想状态就是世界没有摩擦力，没有空气阻力。我们看不到牛顿力学的世界发生，但这不妨碍它的科学性，它只是悬置了干扰项。我之所以抛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有一段话令我印象很深。这段话大概说的是，为了科学研究，人们创造了一个光滑而无摩擦力的理想世界。但是在一个离开了摩擦力的世界里，我们只会寸步难行。我们之所以可以前进，是因为我们有摩擦力。所以，我们研究语言、研究生活方式恰恰要回到生活形式和语言最世俗、最平凡的用法上，来看看它是如何被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使用的。所以维特根斯坦说，现在是时候让我们回到粗糙的表面，让我们拥抱摩擦力，拥抱空气阻力。今天，维特根斯坦的这种“回归平凡日常生活”的方法论恰恰发人深省。楼巍：那其实就是说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因为在光滑的地面上我们寸步难行，这句话好像很适合用来做结尾。但是我不想用它来做结尾，我想用这个谈一些其他的事儿吧，当我们进入先锋书店时，就能看到一句话，“大地上的异乡人”，我不知道大家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我的理解可能是错的，你们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大地上的异乡人”并不是我们最终想要追求的东西，这只是第二阶段，还有一个第三阶段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这个第三阶段就是我们不再成为大地上的异乡人，而是跟大地真正在一起。这是什么感觉呢，也不是说回到摩擦，就是说跟它融合也好、相处也好，而不是异乡人，异乡人其实是一种被放逐的状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黑塞的书，没看过没关系，黑塞的书很好。他曾经写过我们人有三个状态或者阶段吧，他说人开始于一个无罪的、美好的童年，每个人都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没有人会让我们去负责任，对不对？也没必要去接受社会上这么多的伦理关系，什么看到红灯要停下来，或者见到老师要向他问好……很多伦理上的这种关系没必要去接受，就是一个无罪的、幸福的童年。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要去处理人和社会的这些要求，要求我们做很多事情，要求我们去遵循伦理规范。然后很多人就陷在这个伦理规范里面，然后一辈子就在这里。但是，黑塞说这其实并不是终点，终点是我们要重新脱离出这些社会性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这些伦理规范，重新做一个孤独的、幸福的、不背负任何责任的个体。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最后这一点，大家可能会说一个人怎么能不背负责任呢？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只要你把自己关起来，然后给自己很多书就可以。实际上做个孤独的、幸福的，又不背负任何责任的个体，我觉得是可以实现的。所以黑塞他认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在一个乡村里面住着，然后写作、画画，那个地方好像叫堤契诺吧，他认为这才是最幸福的。那么他经历了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我之所以说这个就是因为我认为大地上的异乡人只是第二阶段，就是我们好像被大地放逐出来了一样，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去。至于怎么回去我也不知道，有的人说你像李子柒一样回去吗，我说这个也不是。李子柒也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体，对不对？她也是在各个平台上出现，这个是一种非常难的课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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