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世宁 ｜ 命悬一线，我不放手

本文摘自：《命悬一线我不放手》 作者: 薄世宁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出版

导读

几乎全天下的医生都知道一句话：“有时治愈，常常缓解，总是安慰。”

在照顾过更多的患者、见过更多的生死后，慢慢地，我懂了，“安慰”这两个字的含义远比字面上的深刻。

cinian

薄世宁

北京大学临床医学博士

现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危重医学科主任医师

中国医师协会心脏重症委员会全国委员

▲图片来源：Akira Kusaka

“薄医生，你给我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她白细胞总数又高了1000（/μL）多，现在到9700（/μL）了。”

“是不是感染重了？有没有肺炎？抗生素需要升级吗？是不是护士没有好好吸痰？会不会是尿路感染了？你要不要请个懂感染的专家来给会诊看看？”

“我朋友说往病人鼻子里滴香油能让昏迷的人早点醒，你给她用用好不好？”

我皱着眉头、假装耐心地听他滔滔不绝地把这几句话说完，心想：“你恐怕不知道我主攻的研究方向就是重症感染吧？就白细胞数值升高这么简单的情况我需要找人会诊吗？”但我忍了忍没说出来。

“老先生，我不是跟您说过无数次了吗，不要盯着某一个具体指标，要从全局看。”我的语气里也有了一丝掩饰不住的不悦，“我是医生还是您是医生？您不要总是指挥我好不好，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再说了，滴香油这种伪科学您也信？”

他听我这么说，脸一沉，扭头走了。

“总之没坏处吧？没坏处为什么不给病人试试？为什么要这么教条？”他边走边愤愤地嘀咕着。

他走到4床——他老伴儿的病床边，我知道接下来他又要从床下拿出脸盆接水给患者擦身子了。

这几乎是他这半年来的常规动作：每天下午探视时，先找护士问他老伴儿头一天夜里的指标有什么新变化，把这些出现变化的指标统统记在他的小本上，然后再去找医生对治疗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最后再接水给病人擦洗。

半年了，一天没落下，我的耐心早被他磨得消失殆尽。

这位老先生是我从医以来遇到过的最难缠的患者家属……

01

难缠的家属

▲图片来源：Akira Kusaka

2005年初，ICU还没搬到现在的外科大楼里，还在老内科楼的四层。

那年，我还很年轻，刚晋升了主治医师，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有激情的时候。我有着良好的记忆，熟悉ICU领域各种诊疗指南上的每个知识点：脓毒症救治指南、ICU营养支持指南、镇静镇痛指南、血糖管理指南……

我对每个患者的每个监测指标、每条化验结果都牢记于心：患者的APACHE-II评分是多少？白细胞数值升了还是降了？血小板为什么会低下来，是出血了、栓塞了，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患者的中心静脉压是多少？用了多大剂量的升压药？

我站在护士站，隔着玻璃窗能看到每个患者监护仪上的数据，监测着他们每小时、每分钟生命体征的细微变化。我踌躇满志，渴望救治生命。

但对这位老先生的老伴儿，我却没抱太大希望。

为什么？

她缺氧太久了。半年前她刚从急诊转来的时候，急诊科的同事也一再说：“太晚了，瞳孔都散大了。”

那天晚上，这位74岁的老人在睡觉时突然憋醒了，在推醒老伴儿正要起身拿药的时候，一头栽在地板上，然后就再也没醒过来。

根据她住院后的心电图、心肌酶、心脏超声检查结果，还有她老伴儿对她发病时症状的描述，以及患者的既往病史，我们推测那天晚上大概率是因为冠心病、心肌梗死引起了恶性心律失常，最终导致了心脏骤停。冠心病、心肌梗死是引起老年人心脏骤停的最常见原因。

这种情况下的正确做法是马上给患者做心肺复苏，同时拨打急救电话。

而这位老先生呢？他慌了，又掐人中又大喊，“三妹，三妹，你醒醒。”当他看到老伴儿脸色越来越青紫时，又慌里慌张地给在美国的儿子打电话，拨了几遍没打通，又去敲邻居家的门。等邻居帮他拨了急救电话，急救车到了时，时间已过去二十多分钟了。

急救医生立刻给患者做胸外按压、气管插管，又给了肾上腺素，随后将患者送到了医院。虽然在急救车上，患者的心跳恢复了，但她却陷入了深昏迷。她的GCS评分是“1+T+1”，这个评分的值是说她处于最重度的昏迷中，她没有自主睁眼、气管插了管（无法正常发声）、对刺激无任何反应。

在ICU收治的患者中，经常会有心脏骤停后恢复了自主心跳来继续救治的。这类患者虽然恢复了心跳，但意识尚未恢复，需要进一步提供生命支持给患者醒来创造条件。这包括：降低体温和颅脑温度来减少氧耗、减轻神经细胞炎症反应；使用呼吸机维持呼吸，满足人体正常的氧合；用药物控制患者血压；提供营养支持，维持机体的营养需求；纠正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等等。

这些治疗是ICU常用的生命支持手段，但是决定这类深昏迷患者能否醒来最关键的因素只有两个字：时间——从心跳停止到恢复自主心跳的时间。

心脏骤停后，大脑细胞能耐受完全缺血、缺氧的时间通常在4~6分钟，超过这个时间，脑细胞将会进入难以逆转的死亡过程。

院外发生心跳停止的患者，能被成功救治的概率是很低的。我国每年发生心源性猝死的患者约为104万，而院外心源性猝死急救存活率只有不足1%。为什么？通常是因为现场救治没做好，患者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机。

研究表明，旁观者或120调度员对心脏骤停患者第一时间识别并施救对决定患者预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包括：

❍ 旁观者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得到专业的电话急救指导；

❍ 旁观者一旦识别心脏骤停患者，能在急救人员到达前开始实施心肺复苏；

❍ 120调度员安排更快出车，缩短急救反应时间，必要时通知急救医生做好准备工作。

患者为青壮年（18~40岁）、在公共场所发生心脏骤停、发生于白天（8~18时段）等情况下更易实施旁观者心肺复苏。

很遗憾，所有上面提到的情况，这位老人都不符合，再加上老年人急救知识匮乏造成时间延迟，让这位老人错过了最佳救治时机。

人体绝大多数细胞损伤后还有再生机会，比如皮肤细胞、血细胞、肝脏细胞、消化道黏膜细胞，这些细胞在损伤、死亡后会有新生细胞替代。但脑细胞不能，脑细胞中的神经元细胞对缺氧十分敏感，且一旦缺氧死亡就无法再生。

这位老人刚送到ICU的时候血压很低，我给她用去甲肾上腺素维持血压。去甲肾上腺素是ICU最常用的一种升压药，它通过收缩外周血管起到提升血压的作用。

她没有自主呼吸，只能用呼吸机把氧气打到她的肺里维持氧合。

我给她戴上了冰帽，降低颅内温度，又给她用上保护脑细胞的药。

我从她鼻腔里插入一根营养管，一直到她胃里，通过这根营养管给她注射进去维系生命的营养液。

但我知道，尽管我们可以用药物、用机器维持她的生命体征，让她的心率、血压、血氧、血液中的各项指标尽量接近正常，但这位老人能否醒来，预后会怎么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大脑的缺氧时间到底有多久。

▲图片来源：Akira Kusaka

半年来，除了刚入ICU时患者出现过几次心律失常，经过积极的治疗之后，她的生命体征逐步稳定下来。我给她做了气管切开，气管切开后更方便口腔护理，并且通过气管切开管可以更彻底地吸痰，从而降低她肺部感染的风险；我也给她请过几次神经内科会诊，请更专业的医生评估了她的大脑功能，但很遗憾，她的GCS评分始终是最差的1+T+1，瞳孔散大没有光反射——所有的临床表现都表明这位老人的脑功能受到了严重损害，逆转的希望微乎其微。

半年了，患者的老伴儿一天都没落下来探视。最开始，我感动于他的耐心、细致和对患者的爱，每次我给他解释病情也非常细致，我不厌其烦地对他讲述每一个指标的临床意义，为什么会出现变化，我怎么考虑，接下来如何处理，等等。

他每次都从兜里掏出来一个牛皮纸封皮的小本，戴上老花镜，然后把这些指标仔仔细细地记录下来。

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患者一点醒来的迹象都没有，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所以，当他那天下午又一次质问我为什么白细胞又升高了，要不要请个“懂感染的专家”来会诊的时候，我的语气很显然也不耐烦了。

“折腾半年了，每次都这么问来问去。”我心想。

“病人一点转机都没有，怎么还是想不开？每次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对比每个指标，拿着各种不靠谱的偏方、秘方和医生争，一点都不讲科学，还大学教授呢。”

我看着他向老伴儿躺着的4床走去。4床就在护士站东边的第一张床，我站在护士站，根本不用看，就能准确地知道他接下来要做什么了。

果然，他和护士打了声招呼，然后弯下身从床下拿出来脸盆，在护士站边上的水管里接了半盆水，他用手试了试水温，又加了些热水。他把毛巾浸透了拧干，可能是热水加太多了，毛巾有点烫，他不停地用手抖着毛巾，然后左手撩起老伴儿的头发，右手拿着毛巾给她一点一点地蘸着擦。

“你们也要注意水温，她怕冷，末梢循环不好，到冬天脚是凉的。你们多注意啊。”他对护士说。

“放心吧，爷爷。”“您注意点贴着的胶布，对，别把胶布擦湿了。”护士们赶紧回复他，她们不怕他嘱咐做什么事，最怕他盯着问问题。

“我老伴儿心率为啥快了十次？这呼吸机的PEEP为啥高了两个？”

“你们给她降温，冰袋夹胳膊下会不会冻伤？”

他随身拿着小本，把每一个指标每天的变化，还有大家的解释统统记下来。密密麻麻的小字，我看着都眼晕。有时候不同的护士、不同的值班医生解释不一致的时候，他就会反反复复地追问，还会去护士长那儿投诉。护士们胆小，怕被他抓住把柄，每次他问问题，大家都心惊胆战的。

有人私下说：“就怕这种学究式的家属。”

02

愧疚

▲图片来源：Akira Kusaka

今天，我再回想起这个病例，老先生的模样在我脑海里非常清晰。他个子不高，不到一米七，常穿一件洗得发白了的蓝衬衫，衬衫扎进腰里，他皮肤黑黑的，两边的颧骨上是两片高原红，鼻子上架一副老花镜，一看就是在高原地区长期生活过。他操着浓浓的南方口音，应该是湖北或湖南的，我分不太清。

除了他的模样，更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他最常问我的一句话：“薄医生，你给我说说，我老伴儿什么时候能醒？”

我总是回答他说：“老先生，她缺氧太久，能醒来的机会太小了。”

每次听我这么说，他立刻就把脸拉下来：“我老伴儿以前身体很好的，你不要这么说，你再给请个专家会会诊，我们俩都有退休金，一定要用最贵的好药。”

他虽然对我说希望小不高兴，但过不了几天又会找我问同样的问题：“（我老伴儿）什么时候醒啊，你别放弃，我家有钱。”

他每次给患者擦完了身子，就趴在她耳边跟她说话，嘴巴几乎贴到了她耳朵上。

“三妹，三妹，你醒醒，儿子今天打电话了，最近他回不来。孙子上小学了，就在他们家附近，你放心吧。”

每次他声音太大的时候，护士会冲他做一个嘘的动作。他四处看看，然后不好意思地笑笑，立刻把声音压低了下来。

那半年里，老人的儿子来过两次。他个子高高的，戴着眼镜，条纹衬衣扎在牛仔裤里，举手投足都看得出很儒雅。每次见到我，他都说：“一切都听您的。我父亲不懂，您别介意。他在单位也这性格，爱较真、倔，一辈子没求过人，怎么治我们都配合。”

“我父亲和母亲都是老大学生，后来经过动员去了外地，老了老了才回来，两人风里雨里也五十年了。”

老人的儿子在国外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做技术工作，每次回来都匆匆忙忙的。他说在国外请假不容易，一次不能请太久。他说：“我回去上一段时间班就立刻赶回来看我母亲。”

▲图片来源：Akira Kusaka

我们医院的患者中有很多是附近高校的老师，因为距离近，周围清华、北大、北师大、农大的很多老教授会来我们医院看病。这些教授为国家做过很大贡献，他们也把孩子培养得很优秀。那些年流行出国，这些老人的孩子们往往不在身边，很多家庭不是老两口相互扶持着过日子，就是一个人过日子。他们有能力培养出最优秀的孩子，但晚年生活却很孤独。

在看过太多的生离死别后，我越来越觉得，对父母而言，是培养出志在四方的优秀的孩子，还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地过着平凡朴实的日子，到底哪种更有成就感、更幸福，还真的说不好。

对于恢复希望渺茫的患者，我遇到的更多的患者家属会随着救治时间的延长，慢慢认清现实，有的果断放弃激进的治疗措施；有的不忍心放弃，就维持着现有治疗，等患者平静离去；还有的，受限于各种现实条件，会把患者拉回家或者停止一切治疗。

但这位老人，尽管每个医生都对他说“患者缺氧太久，希望渺茫”，但半年了，他还是保持着如患者第一天进到ICU时的“斗志昂扬”。

我当时也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明知希望渺茫，这个老人始终坚持，不愿放手？

首先是愧疚。他虽然不说，但我能感觉到他很后悔，那天晚上如果能抓紧时间，结局可能会完全不同。其实不仅他，几乎多数患者的家属会在患者生病后产生愧疚感，无论什么样的家庭条件、教育背景，也不论患者得的什么病、治疗过程如何、他们做过什么样的努力、花费多么大。患者的家属常会把愧疚的话挂在嘴边或者暗自思忖——

“如果我能这么做，结局会不会不同？”

“如果我能早点关心他，或许可以早点发现。”

“对于他，我是不是还有些应该去做的事没有做？”

“他生病前我还用不耐烦的口气和他说话。”

“如果我当时给他选择了另外一种疗法或者换一家医院，那现在会不会不一样？”

有时可能患者家属确有不足，但多数时候，愧疚情绪可能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疾病的发生往往是无法预测和防止的。因为愧疚，患者家属会把患者生病、病危甚至病故归咎于自己，因而更加不舍，不忍放手。

其次，人容易活在记忆里，把对过去的美好记忆看作对未来的希望。回忆可以帮助人们重拾愉快的时光，因而对美好回忆产生强烈的情感联系，记忆也让人们不愿接受现实，不愿意面对患者病情的严重性和可能的后果。

人们会清晰地记得患者健康时候的模样、当时的一言一行和愿望，他们不愿意相信疾病已经改变了一切，这个人可能永远也回不到过去了。人活在回忆里，更让遗憾难以弥补，情感难以平复。

他不放手，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爱。大家凑在一起聊起这个病例的时候，都说老先生的爱让所有的青春浪漫剧逊色。

那到底什么是爱？爱不是肤浅的卿卿我我和随口的海誓山盟。爱是不论经历什么都不离弃彼此，爱是两个生命已经融合在一起、交织在一起。就像这位老人，如果失去了老伴儿，他也将失去自己。程乃珊的一篇散文《老伴》这样形容老夫妻之间的感情：

“恰如《战争与和平》中的比埃尔对妻子娜塔莎所说：你说我爱我的手指吗？或许我不会每天感受到我对它的爱，因为，它已成为组成‘我’身体的一部分，一旦我缺了这根手指，那就远不只是悲伤和痛苦，因为‘我’已是残缺不全了。”

03

香山红叶

▲图片来源： Ryo Takemasa

天冷了，北京的秋天来了。

这位老人的病情每况愈下，她依旧处于深昏迷状态，GCS评分还是最差的1+T+1，瞳孔还是没有一丝光反射，自主呼吸还是没能出现，但她的血压开始越来越难维持了，升压药的量一直在加大。

她的肺部感染了耐药的绿脓杆菌，我换了一轮又一轮的抗生素，效果都不理想。在ICU，耐药菌的出现很常见，病危患者之所以发生耐药菌感染，首先是因为患者的免疫机能衰退，同时ICU的各种治疗手段，包括中心静脉置管、气管插管、置入胃管、尿管等，在让患者的生命体征更好维持的同时，也打破了患者的免疫屏障，让患者暴露于更高的细菌感染的风险之下；

其次，患者不停地感染，医生只能不停地应用抗生素，当细菌对一种抗生素发生耐药时还要更换抗生素，在一轮一轮不同种类的抗生素的选择压力下，细菌终将耐药，甚至会对几乎所有常用的抗生素全部耐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耐药菌的出现，让她醒来的概率又进一步降低了。

患者的老伴儿还是每天都来探视，还会在他的小本上继续记录各种数据、指标、病情变化，写满的页数越来越厚，只是话越来越少。或许他感觉到了我语气里的不耐烦，或许他意识到了他老伴儿的无力回天。

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开医嘱，护士长急匆匆地推门进来了。

“你赶紧去看看，爷爷来给送礼了。”

“送礼？几床？”我问。

“4床病人的老伴儿给大家拿了一兜子的礼物。”她说。

我跟着护士长到了护士站，看着他正在和主管护士推搡。

“爷爷，我们不要，我们做的都是应该的，您可别买东西。”

“应该的，应该的，半年了连点儿褥疮都没有，我心里都明白。”他使劲地把一个深蓝色的布兜子往护士怀里塞。看我走过来，他停止了推搡，对我说：“你让大家收了吧，不值钱。”他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说：“这是什么呀？”

“红叶，今年的香山红叶，特别红。”他说。他把布兜子放在护士站的桌子上，两只手因为紧张，哆哆嗦嗦地撕扯布兜子上面打的结。他解了快有半分钟，终于解开了。他提着兜子底儿，呼啦一下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在桌子上。

一堆红叶，足足有几十枚，北京最好季节里最好看的红叶，红彤彤的像烧着了的火，每片叶子都被塑封了起来，边上还打了眼儿系了红线，很精致。

我说：“都拿了吧，一人一张当书签用。”

他笑了：“谢谢，谢谢薄医生。”

然后他拉着我的袖子，对我说：“我跟你去办公室，再问你几句病情。”

他跟在我后面来到了办公室，然后往后看了一眼，看四处没人，便迅速地从怀里掏出来一本黄色封皮的书递到我手里，我接过来的时候甚至能感觉到书上的体温。

“你拿着，这是最新的《热病》，好书，我只给你买了，你自己看。”

▲ 戴维·N·吉尔伯特

《热病：桑福德抗微生物治疗指南》

《热病——桑福德抗微生物治疗指南》是美国历届感染性疾病学会主席及著名的感染科专家编写的权威书，每年都有更新，这是当时乃至今天全世界医生常用的、最流行、最权威的抗感染的指南书。这本书里囊括了各系统、各器官、各种感染疾病的常见病原体、传播途径、诊断要点、推荐治疗药物等。

“你按照书里说的给我老伴儿用用药。为啥就治不好她的感染呢？”他叮嘱道。

04

她听到了

▲图片来源：Akira Kusaka

有一天探视，他没有向我和护士们问问题，但依旧拿出小本把所有的指标记了下来，密密麻麻的，已经记了大半本。记完以后，他把小本揣在了兜里，又拿出脸盆接了水，一点一点地给老伴儿擦脸、擦身子。

过了一会儿他来找我，我以为他又想到新问题了。

“薄医生，今天是我老伴儿生日，我想给她唱首歌，我不会吵着别的病人。”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行啊，”我说，“当然没问题。”

我突然发现，那天他刻意打扮了一番，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衣，但明显熨烫过，衬衣扎在裤腰里，干净而整齐。他还专门打了发油，头发打理得一丝不乱。

“爷爷您今天真精神。”护士说。

“嘿嘿。”他羞涩地一笑。

我说：“咱们一起祝奶奶生日快乐。”我叫了几个护士，我们围在床边。见人多，他反而更局促不安了，双手不知所措，不知道摆在哪里好，索性垂在身体两边，拘谨得像被老师叫起来提问的小学生。

他对患者说：“三妹，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祝你生日快乐！”

“你看咱们年轻时在高原上，一件衣服你给我缝啊补啊，日子苦，可多快乐。”

“老了老了终于回北京了，你又变成这样，都怪我，都怪我啊！”

“对不起！”

他说完这些，ICU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我只听到呼吸机打气发出的缓慢的呼哧呼哧声，还有监护仪发出的清脆的嘀嘀嘀的心率的声音，像优雅的伴奏曲。

他往前走了一步，离病床更近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给你唱那首你喜欢听的歌。”

然后他扯开嗓子唱了起来，是一首走了调的老歌，他认真得像个小学生，盯着老伴儿，眼里是爱怜。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围了过来。

他边唱边去拉老伴儿的手。

突然，我听到监护仪心跳节律的声响变了，是在明显加快，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我抬头看到监护仪里患者的心率从刚才的70多次加快、加快、加快，80次，90次，然后快到了130多次，心电监护仪开始发出心动过速的警报音。

此时，有两滴泪水从患者的眼角慢慢地滑了下来。

“你们看，她哭了，她听到了！”他喊起来，声音颤抖着。

“三妹，你睁睁眼，你睁睁眼！”

紧接着，“吱——”，心电监护仪发出持续高调的警报音。

“心跳停了！”有护士喊。

我冲上去，按压，按压，按压……我大喊着：

“给药！快，给药！”

汗水夹着泪水流到了我的嘴里，我不停地按压。

“给药，快给药！”“给药，快！”

……

05

安慰

▲图片来源：Akira Kusaka

几天后，他儿子从国外赶了回来。在办理完母亲的后事后，他专门过来为大家这么久的照护表示感谢。

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父亲母亲的这段故事，他来的那天我交给了他，他拿着我写的文章在ICU长长的走廊里长跪不起。

他对我说，他父母都是搞勘探的，年轻时走遍了最荒芜的沙漠、山区、冰川，分析岩石、矿产、水文、地貌资料，日子清苦但彼此陪伴，甜蜜而美好，他们把一生最好的时光都留在了高原上。他说，父母感情很好，母亲一定是不忍心再拖累父亲，所以她走了……

十八年了，每次我想到这位老人，我都会很内疚，我恨我当时太年轻，还是个只会用书本、用指南、用冰冷的理论解释一切的年轻人，我不懂悲悯、态度生硬，漠视患者家属的伤痕。

医生这个高度专业并不断进步的职业，很容易让从业者在年轻时滋生傲慢，而这种傲慢给我带来了许多视觉死角：

我不懂，他为什么明知希望渺茫依旧不离不弃，风里雨里一天都没落下？

我不懂，为什么他每次听我说没希望都会愤怒不已，过几天又会找我问同一个问题，他难道不知道大脑重度缺氧的人恢复过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我不懂，一个老科学家为什么总是拿着各种小报上看到的各种偏方、秘方来问我会不会真的管用？

我不懂，他为什么会放下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尊严颤颤巍巍地给大家“送礼”，为什么会选红叶和一本书……

我原以为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因为愧疚、不舍，因为爱。但经过了十八年不断的思考，在我吃过了生活的甜、咽下了生活的苦、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之后，这些问题的答案也日渐清晰。

明知希望渺茫，很多患者家属不离弃、不放手，还有一个更深层面的原因，就是——安慰。这其实是关于医学能为我们做什么的一个很深邃的话题。

▲图片来源：Akira Kusaka

医学能为我们做什么？医学能治愈所有疾病吗？

几乎全天下的医生都知道一句话：“有时治愈，常常缓解，总是安慰。”在以前我认为提出这句话的医生讲“偶尔”治愈是因为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技术，今天越来越多的病可以治愈了；而且，“安慰”这个词我是不喜欢的，我认为医生讲安慰是在困难面前的妥协，是对怠惰的开脱，医生应该不停地精进、追求治愈。

但在照顾过更多的患者、见过更多的生死后，慢慢地，我懂了，“安慰”这两个字的含义远比字面上的深刻。

安慰首先是对患者家属。只有坚持过，不放手，患者家属内心的愧疚和对于患者的不舍才会平复，未来他们才可以更坚定地活下去。

当然了，安慰更多的是给患者。医学的起源太久远了，以至于没有明确的时间点可以具体地界定医学的诞生，但有一点却很清楚，那就是医学的初衷源于人类的自我救赎和相互救助。

一个人来过，他为这个世界、这个家，还有身边他深爱过的人爱过、奋斗过、努力过，在他生病时、挣扎时、不忍离去时，所有人不放手，这是对他“生而为人”的安慰。

治愈是一种安慰；当患者深受疾病带来的痛苦时，缓解他的痛苦也是一种安慰；治疗的过程更是安慰。然而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次“不可治愈”，在不可治愈时的不放手何尝不是人类对人类的一种终极安慰。这种安慰让将死之人可以安详地死，让活着的人可以更坦然地活。

我想，医学能做的最伟大的事，恐怕就是让人类的情感得以沉淀，让一个人无论从出生到生病再到离开这个世界，都有他的同类、他的亲人在救助他，这就是人类能够获得的最大安慰吧。

十八年了，我再也没见过那个老人，很多记忆模糊在时间的长河里，但我永远记得他追着我、拿着小本，说：“你再想想办法，再想想办法。”他送我的那本《热病》，后来因为ICU搬到新楼，被我不小心弄丢了，一起弄丢了的还有书里夹着的几片血红色的红叶。

为什么他会送给医生、护士们红叶呢？

随着我的年龄增长，在我的阅历越来越丰富之后，我慢慢想清楚了原因：他想和医生、护士搞好关系，这样他们会更好地照顾他的老伴儿，于是他想到了送礼，而书和红叶，是这个既忐忑又矜持的老知识分子，在为老伴儿看病已经花费了许多之后，能送出的既不失他的尊严又最得体的礼。

如果一切能重来，我想，这个病例的结局还是不会变，那个奶奶还是会躺在病床上持续深昏迷，她的生命体征还是会越来越微弱，并最终在不舍中离去；这个老人一定也不会变，肯定还会追着我——

“你给我说说为什么我老伴儿的白细胞总数会增加？你给她找个懂感染的专家吧。”

“注意水温，她末梢循环不好。”

“我给你买的那本《热病》你看了吗？你给她好好治，我有退休金。”

“今天是她的生日，我能给她唱首歌吗？”

这些都不会变，只是我会变。

我会对他说：“对不起，请原谅我的傲慢、轻狂和无知。”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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