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许多官员的共性问题。

近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文剖析云南省文山州原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付永刚严重违纪违法案。

报道中所述这位付局长的一些问题，貌似许多官员的共性问题。

这名正处级领导干部工作能力不足，但“官气”十足。无论场合大小，讲话都要工作人员写稿，在留置期间，审查调查人员让他书写供述等材料，付永刚却无从下手，经常问：“这个材料有没有模板，我照着写。”

如果有可能，付局长的供述材料都会要人帮着写的，只可惜再也没有这样的权力发号施令了。

写供述材料都要问有没有模板，这个看似荒诞，其实也是有些人的工作惯性，凡是套用固定的模板，是一些人的工作方式方法，也是一些能力不足之人仍能游刃有余的秘诀。

这些年，有的地方出现讲话稿张冠李戴的情况，盖因借用“模板”时疏漏了地名的替换。

“无论场合大小，讲话都要工作人员写稿”。付局长恐怕并非个例。一些地方写材料的人忙得没日没夜，一个材料接着一个材料，间接反映出讲话稿之多。

有的地方、有的部门一个会接着一会，地方主官、部门负责人都要讲一讲，如果不是工作人员写稿，领导自己写，仅从时间上看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为了讲得精彩、留下金句，为了体现水平，有的人就依靠写材料的人制造经典，摆出姿态、开会强调是最为重要的，至于是否有助于工作的推动那倒是次要的。

深海官察多次建议，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首先从领导自己动手写讲话稿开始。

应该看到，身居领导岗位的绝大多数是有水平的。其中有不少就是写材料起家的。只是公务繁忙之后，没有精力自己写稿了。当然，也有人认为讲话稿有人帮着写是一种权力，有一帮人侍候，才是当官的感觉。

前不久，江苏徐州一位女局长的忏悔书惊动了上层。说实话，这忏悔书写得确实蛮有水平，框架设计新颖、语言对仗工整、忏悔情感真切，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经典忏悔书模板，能够达到警示教育、发人深省的目的。

现在不少反腐教育的场合，告诫干部要算好这七笔账。

付局长被查后，当地纪委监委审查调查组走访州、县林业系统干部职工时，提到付永刚的工作能力和成绩，大家都是“摇头”，有的觉得他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还听不得不同意见；有的觉得他绩不配位，不思工作，只考虑如何以权谋私、以权获利。

如果付局长还在位，有关部门去走访调查，或许听不到这样的声音，听到的大都是由衷的赞美。权力的威严有时会遮蔽一些真实的声音。

报道指出，付永刚在文山州林业系统大搞“家长制”“一言堂”，把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之上，工作中听他的就是“他的人”，就会有“好日子”过，不听他的就不是他的人，也就意味着“苦日子”开始了。

执行上级命令是官场的基本行为准则。在领导与组织有时难以分清、且不知道上级是否会“上去”还是“进去”的情况下，大多人的选择就是听令、顺从，以过“好日子”。不听他的人只是事后看来是对的，在当时势必会有“苦日子”。

如果弱化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这样的现象也许还将上演。

付局长在与朋友、商人老板相处过程中，总让人感觉高高在上，目中无人。

这就像“五假干部”卢恩光所说，“觉得干什么事儿都没有当官有身份”。

有的人当官就是为了要成为“人上人”，就是要高人一等，组织理想只是他们通向个人理想的“入场券”“口头禅”。

报道指出，付永刚在担任麻栗坡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期间，曾干预县公安局办理“麻栗坡县新寨乡村民打人致1人死亡案”。

其在忏悔录中表示，“当时我考虑的就是打招呼的是领导，自己如果不办就会得罪领导，担心会影响今后自己的提拔使用，没有考虑受害者家属的冷暖和疾苦。”

怕得罪领导，是许多官员的共性心理。

为迎合领导，而牺牲公平正义，这就丧失了为官的基本遵循。

好在现在已经明令禁止官员干预司法案件，打招呼的都要记录在案。

当然，如果有的地方有的部门提拔使用干部的权利是少数人说了算，“怕得罪领导”的心理恐怕一时难以消除。

像付局长这样的官员，毕竟只是极少数。其走向坠落完全是个人咎由自取。他的教训是深刻的，警醒在位的官员时刻检视自己，以免重蹈覆辙。

在反腐利剑高悬、人民至上高举的当下，我们的官员变得越来越清廉、越来越勤政、越来越为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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